第三章 織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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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通俗吉祥主題有關。
又十八九世紀以來，婦女衣裙上繡工加多，即夏天紗衣，也有加工極細上繡團花作麻姑獻壽、漁樵耕讀、西湖十景，或《西廂》《三國》戲劇小說故事、人物生活形象。
雖人物大小不到三寸，也繡得眉目如生，針線一絲不苟。
唯這種種多從服裝裝飾效果出發，極少從人物本身寫真藝術出發，因此中國傳統的寫影法，雖流傳千年不廢，十五六世紀以來，還留下許多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人物畫像，卻極少是刺繡表現的。
直到十九世紀末，時正流行照相放大炭畫法，餘沈壽才用人像作題材，繡成幾幅重要人像，這種繡像送到國際展出時得到成功後，餘沈壽之名才為世人知道。
但由于攝影藝術的進展極速，先是在放大照相上加色技術不斷進展，其次是天然色彩的發明，同時油畫作人像法流行，繡人像藝術，因之近半世紀以來并無發展，餘氏繡法也少後繼者。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近五年來，才又有上海王氏五姐妹用剪絨繡法作人像，得到新的成功。
就題材說為舊傳統，就技術說則為新創造。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時，中國沿海和内地幾個地區的刺繡生産，大部分都被破壞。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對于工藝美術的發展，給予特别的重視。
刺繡、地毯、燒瓷、景泰藍、雕漆和刻玉、雕牙等，對外文化交流發生良好作用的手工藝的發展和提高，都十分關心。
由調查作有計劃的改進工作，近來并且進一步組織工藝研究所來促進這部門工作。
就中生産地區分布特别廣，種類特别複雜，從業人員數特别多，應數刺繡一項。
據手工業管理處和美術服務社初步估計，僅從幾個大區初步調查，直接或間接參加生産的婦女，已達十萬人。
因此企業的發展和生産存在的各種問題，也就格外值得重視。
近數年來，由于國内外需要量日益增加，地區部門生産，因之形成一種新的高潮。
而生産什麼？生産設計部門如何提高？也就是在各方面都成為一個問題。
政府在國務院行政系統下特設立一全國手工業管理局，和中央美術學院工藝系擴大為工藝學院，又另設一工藝研究所，就是企圖來解決手工藝各部門的問題，而刺繡無疑是一個更加值得重視的問題。
如何從現有人力技術基礎上，和傳統優秀藝術基礎上，好好結合起來，組織這部門生産，改進這部門生産，來供應國内外需要，很明顯是各方面都十分關心的。
新的改進工作，有明顯進步的，是現代花鳥畫家的作品，已在各地區由有經驗工人試驗中用缂絲法、結子、瑣絲法、鋪絨通繡法，制作出許多新作品，在國際展出中得到世界萬千觀衆的好評。
又把這些多樣繡法作日用品刺繡生産，更獲得廣大人民的愛好。
又流行于民間的各種繡法，特别各地挑花繡技法和精美圖案，也有一部分開始試用到新的生産上來，供應市場各方面需要。
這部分無疑還在日益擴大它生産的範圍。
總的說來，新的刺繡企業的前途發展是充滿希望的。
除企業性的刺繡外，還有長江流域及西南兄弟民族廣大地區流行的日用刺繡，一般都是婦女工餘的非商品性生産，其中一小部分，雖然也在鄉鎮市集中出售，依然近于交換生活資料形式，和大都市中集中千百工人在一定計劃中進行的定量生産情形完全不同。
至于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後，這些剩餘勞動力的生産，是否在短時期内能組織起來，投入有計劃生産，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部分居住比較集中的地區，大緻是做得到的。
這種新的組織，無疑将可以增加大量生産，但同時也無疑是一個相當煩瑣的工作。
待從部分重點地區作些試驗，來慢慢推動，不宜于過分冒進。
談染缬 絲綢印花古代名叫“染缬”，加工技術種類多，各有不同名稱，後來發展成藍底白印花布的一種，宋、元時就材料說名“藥斑布”；就染法說名“漿水缬”。
轉用到棉布印染，成一般性流行商品時，必然是在明代松江棉布大量生産以後，但其發轫也許會早至公元前，可聯系到西南地區織作的白疊、欄杆布上頭去。
白疊布用木棉織成，欄杆斑布似有織有染，在漢代和西北生産的細毛織物“罽”及“氍毹”“毾?”同樣受人重視。
印花絲綢現存較早材料是長沙戰國楚墓一件被面，花紋不詳悉。
其次是西北出土的一片晉代成品，上印重疊斑花，如照唐、宋名稱，應名“瑪瑙缬”。
晉缥青瓷作褐斑花的，即和當時染缬紋相通。
近于仿染缬而成。
染缬的緣起，《二儀實錄》以為： 秦漢間始有，陳梁間貴賤通服之。
隋文帝宮中者，多與流俗不同。
次有文缬小花，以為衫子。
炀帝诏内外官親侍者許服之。
此書記載史事常多以意附會，不可盡信，唯談及染缬在六朝流行，隋代宮中受重視，還不太荒謬。
《搜神後記》曾提及染缬事。
唐人記載稱代宗寶應二年，啟吳皇後墓，有缯彩如撮染成作花鳥之狀。
小說則以為，玄宗柳婕妤妹，性巧，因發明花缬。
《雲仙散錄》記： 郭元振落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缬群（裙），參一曲。
白居易詩“黃夾缬林寒有葉”，又說“成都新夾缬”，就實物和文字聯系分析，可知染缬盛行于唐代，技術也成熟于唐代。
唐代絲織物加工，已使用過種種不同的複雜技術，大緻可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包括色彩複雜的文錦和兩色花或本色花的绮、縠、绫、羅以及花紋突起的“剪絨”，薄如煙霧的“輕容”“鲛绡”紗。
這些絲織物除剪絨外，其餘加工方法，都是在織機提花過程中一氣呵成。
第二類包括各種不同的“刺繡”和“貼絹”“堆绫”“泥金銀繪畫”“染缬”等等。
加工方法都是在絲織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過複雜手續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婦女的衣裙和家庭日用屏風、幛幔，多應用染缬。
現存材料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應數甘肅敦煌和新疆發現品，以及日本正倉院部分藏品。
從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種染缬技術普遍流行，即蠟缬、夾缬和絞缬。
一、“蠟缬”，就是我們常說的“蠟染”。
它又分單色染和複色染兩種。
複色染有套色到四五種的。
因不同顔色容易相互浸潤，花頭多比較大，無論是串枝花或團科花，構圖飽滿，特别宜于作幛子簾幕。
元、明時流行的通俗讀物《碎金》中記過九種染缬名目，有檀缬、蜀缬、撮缬（即撮暈缬）、錦缬（當指方勝格子式，如旅大所藏殘佛幡，現在曆史博物館陳列）、蠒兒缬、漿水缬、三套缬、哲缬、鹿胎斑（即宋之鹿胎）。
内中說的“三套缬”，大緻就指這種生産品，名目似乎也是民間通稱，因為根據元、明文獻記載和明初絲織物分析，元、明人實在已不生産這種高級印染絲綢。
近來常聽人說現代西南蠟染從唐代蠟缬發展而出，事實或者正相反。
西南蠟染原有個更久遠的傳統，應從木棉織物的欄杆斑布算起。
唐代蠟染技術上的成就，絕非某人發明，很可能是從西南兄弟民族方面傳入中原加以發展的結果。
到宋代中原蠟染技術在應用上已日趨衰退時，西南民間卻依舊流行蠟染，名“點蠟幔”，和廣西黎、瑤族精美提花棉布“黎單”同為人民愛好。
又朝鮮在唐代從中國傳去的染缬法，北宋時也還流行，應用到普通幛子類。
《高麗圖經》二十八： 缬幕，非古也，先儒謂系缯染為文者謂之缬。
麗俗今治缬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即黃白相間，燦然可觀。
其花上為火珠，四垂寶網，下有蓮台花座，如釋氏所謂浮屠狀。
然猶非貴人所用，惟江亭客館于屬官位設之。
染缬由于技術條件限制，圖案紋樣和錦緞多不相同，即同一種圖案，和色效果也不一樣。
唐代蠟染的圖案式樣，除實物外，在繪圖中還有些線索可尋，例如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中，有兩三位婦女衣裙，就屬于染缬中的蠟缬或夾缬。
《虢國夫人遊春圖》中，也有幾個騎馬人衣服是蠟缬，不是錦繡。
史傳稱：開元天寶之際，楊氏一門得寵，小器易盈，争學奢侈，貴妃用刺繡工七百人，楊氏諸姨則用金、玉、錦、绮工達千人。
記載雖容易誇張失實，但由于當時統治階級的奢侈靡費，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染缬的花樣翻新，可能和這個時期關系格外密切。
此外唐陶俑表現着染缬的也相當多，唐三彩常用的花斑和宋人所說的“瑪瑙缬”，技術處理實有相通處。
敦煌壁畫中佛菩薩的穿着、經變故事和供養人的部分穿着，以及藻井、屏風、幛幔上都還保留下許多重要參考材料，值得我們注意。
唐代不僅婦女衣裙用染缬，男子身上的袍襖同樣有使用它的，如《張議潮出行圖》中的兵衛、儀從、騎士，身上穿紅着綠，染缬就占相當重要分量。
北宋帝王出行，身前有兩萬多禦前步騎隊伍護衛，照《宋史·輿服志》和周必大《繡衣鹵簿圖》記載，其中一部分就必須着某種花鳥獸染缬團衫。
這種染缬團花小袖齊膝襖子以及花缬帽，還是根據唐“開元禮”制度而來的，可知開元時就有用染缬做軍服的制度。
又敦煌晚唐《勞度義鬥聖圖》中幾個舉袖迎風的婦女和另外坐在一旁幾個披袈裟的羅漢僧徒，也同樣有着染缬的。
女的身上所着名叫“團窠”缬；羅漢身上披的袈裟，作水田方罫山水绉折紋的，照唐、宋習慣應當叫作“山水衲缬”。
水田衣的使用，當時算是一種時髦。
二、“夾缬”的制法，是用镂空花闆把絲綢夾住，再塗上一種漿粉混合物（一般用豆漿和石灰做成），待幹後投入染缸加染，染後晾幹，刮去漿粉，花紋就明白現出，宋人筆記說的“藥斑布”，《碎金》說的“漿水缬”就指這一種。
說它是藍底白印花布的前輩，大緻是不錯的。
這樣做成的染缬，花色必淺于其他部分；如用花闆夾住，直接于镂空處用顔色刷染，花色就深于其他部分。
後者雖也叫染缬，但材料可并不曾入過染缸（三套缬中可能也有用刷染法加工的）。
這種染缬必用花闆，較早的記載有北宋張齊賢著《洛陽缙紳舊聞記》稱： 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缬，衆謂之李裝花。
其次是《宋史·輿服志》載政和二年诏令： 後苑造缬帛，蓋自元豐初置為行軍之号，又為衛士之衣，以辨奸詐，遂禁止民間打造。
令開封府申嚴其禁，客旅不許興販缬闆。
到南宋後已解禁，所以朱熹文集中攻彈唐仲友文即說到假公濟私，用公家缬闆染私人彩帛事。
又《夢粱錄》談臨安市容時，說到許多彩帛鋪，所謂彩帛，部分即印花缬帛。
用此法印到布上的名“藥斑布”，相傳出于宋嘉定中歸姓，《圖書集成》引舊記稱： 藥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鎮，宋嘉定中歸姓者創為之。
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候幹，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衾幔之用。
（《圖書集成》卷六八一，蘇州紡織物名目） 這種印花布，明清之際又名“澆花布”，同書松江條稱： 藥斑布俗名澆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又夾缬和蠟缬用同一技術加工的，有《嶺外代答》所記“傜斑布”： 傜人以染藍布為斑，其紋極細。
其法以木闆二片镂成細花，用以夾布，而熔蠟灌于镂中，而後乃釋闆取布投諸藍中。
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燦然可觀。
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
傜人……或斑布袍褲。
婦人上衫下裙，斑斓勃蔚，惟其上衣斑紋極細，俗所尚也。
三、“絞缬”，是把成匹絲綢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線縛着、縫着或做成一定襞折，用線釘固，染後曬幹，再剪去線結，就自然形成一定圖案，有蝴蝶、海棠、蠟梅、水仙等等簡單小簇花樣。
最簡便的是唐人所謂“魚子缬”，比較複雜的則為“撮暈缬”。
宋人筆記所謂“撮暈花樣”“瑪瑙缬”，《碎金》中提起的“鹿胎缬”，大都和這種染缬分不開。
一般說來，絞缬做法比較簡便，并且能随心所欲做成個人愛好的花樣，不受缬闆限制，因此在當時人應用上也就相當普遍。
不過既然非商品生産，容許個人匠心獨運，出奇制勝，又必然有人會逐漸把它作得極其精美。
絞缬和其他染缬一樣，也可使用套色加工。
“撮暈”和“鹿胎”在北宋都特别提出加以法律禁止，反映出這類高級染缬，加工技術必相當煩瑣不下于套色蠟染。
“鹿胎”似以川中生産特别講究，觀史傳禁令可知。
《宋史·食貨志》： 诏川陝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用布帛，其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龜殼等段匹，不須買織。
又仁宗天聖時，诏減兩蜀歲輸錦、绮、鹿胎、透背……景祐初……其後歲辄增益梓路紅錦、鹿胎。
慶曆四年複減半。
撮暈雖已知為染缬類，“鹿胎”一名過去卻少有人明白是什麼。
從比較材料分析，可推測屬于染缬，花紋屬于梅花斑，以紫紅為主。
《洛陽牡丹記》稱： 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
故蘇相禹圭宅有之。
可知鹿胎為紫地白花。
《牡丹記》又稱： 鹿胎紅者，……色微紅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
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
可知也有紅地白斑的。
又宋人著《洛陽花木記》，說芍藥中有“黃缬子、紅缬子、紫缬子、白缬子”四種。
可知有用芍藥花樣的，至少且有黃、紅、紫三色。
至于白缬，注明為千葉白花，又可知花是本色，底子染綠。
又“一撚紅”，系“淺紅中有深紅一點，易作缬”。
《芍藥譜》說，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缬，得知湖缬系深淺紅相雜。
宋代工藝圖案重寫實，從這些花的著錄中也可得到缬和鹿胎基本紋樣若幹種面貌。
又鹿胎紫的花紋，實創于六朝。
相傳陶潛著的《搜神後記》，就提到這種花缬： 淮南陳氏于田種豆，忽見二美女著紫缬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
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視之，乃二鹿也。
鏡中是鹿，可知身着紫缬即作梅花斑。
唐代機織工人，已經常能夠織造配色華美、構圖壯麗的錦緞，達到高度藝術水平。
且能織金錦。
用小簇花鳥作主題的本色花绫，又因為和當時官服制度相關，更容易得到全面發展的機會。
染缬和刺繡雖然同屬于絲綢加工，在應用上卻相似而不盡同。
貴族婦女衣裙、歌妓舞女衣裙，凡是代表特種身份或需要增加色彩華麗效果時，服飾加工多利用五色奪目的彩繡、縷金繡和泥金繪畫。
這些大量反映在唐人詩歌中。
從詩歌描寫中考察，我們還可知道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的主題畫案，經常用的是什麼花、什麼鳥和某幾種常見的昆蟲。
這些花鳥昆蟲形象和表現方法，現存實物雖不夠多，可是另外卻留下許多十分可靠的樣稿可以參考，最重要的是大量唐代青銅鏡子上的花烏浮雕。
絞缬法極簡便的是十字紋樣，明、清有的地方性紡織物中，還采取這種絞缬法加工。
圖案充分保留唐代風格的，唯西藏人民織造的五色“氆氇”，特别有代表性。
應用染缬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會不影響到其他工藝部門。
顯而易見的是，它和當時三彩陶器花紋彩色的相互關系。
有些三彩陶的寶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于絲綢染缬，後來才轉用于陶器裝飾的。
正如同一般說的攪釉木紋陶，實出于犀毗漆的模仿。
染缬多宜于用在熟軟薄質絲綢上。
一般染缬多用青碧地，正如《唐史》所稱：“婦人衣青碧缬，平頭小花草履”，是某一時期流行制度。
從出土三彩俑上還可看到一些青碧缬衣裙的基本式樣。
但唐人已習慣用紅色，由退紅（又名“不是紅”，和“肉紅”“杏子紅”相近）到深色胭脂紅，紅色實包括了許多種不同等級。
部分花缬必然是要利用這不同等級的紅色形成美麗效果的。
古代紅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紅花，宋代以後才大量從南海運入蘇木。
紅花出西北，所以北朝以來有“涼州绯色為天下最”的記載。
但到唐代紅花種植已遍全國，四川也有大量生産，所以蜀錦多紅地。
其實唐代不僅蜀錦著名，蜀中染缬也有一定地位。
唐《韋绶傳》就稱：帝嘗過韋绶院，時天寒，绶方寝，帝覆以妃子所着蜀缬袍而去。
白居易詩又有“成都新夾缬”句子贊美蜀缬。
史稱後唐莊宗派宦官白正嗣入蜀監軍，還時得文錦五十萬匹。
後些時期孟昶投降于宋，庫入绫錦彩帛數目加倍多。
這是大量絲織物中的彩帛，照唐代習慣，是所謂染彩為紋的絲織物，也就應當包括有各種時新花紋的染缬。
染缬圖案不斷在發展中，但受材料和技法限制，照例保留下更多更美觀簡便的花樣，到後來繼續流行。
唐、宋過渡期在五代，陶穀《清異錄》稱： 顯德中創尊重缬，淡墨體，花深黃。
二部郎陳昌達，好緣飾，家貧，貨琴劍作缬帳一具。
由于愛好，甚至把窮書生的琴和劍都賣去，換一頂時新染缬帳子。
這一面反映社會風氣的影響，另一面也說明染缬的新花樣。
這種深色的花缬，到北宋時還流行，後來被政府用法令禁止，技術才失傳。
宋錦中有“紫方團白花”“褐方團白花”等等名目。
按錦織不出這種花樣；如從染缬去研究，則還有些線索可尋。
《宋史·輿服志》載天聖三年诏令： 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藍、黃、紫地撮暈花樣。
婦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緞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開封府限十日斷絕。
诏令中舉的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藍、黃、紫地撮暈花樣，都明指染缬。
一種日用生産品由政府用法令禁止，可知成品流行必相當普遍，生産又相當費工。
北宋染缬禁令中，還有禁止“跋遮那缬”一項。
初步研究知道，“跋遮那缬”指的應當是一種加金的印染絲綢。
至于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技術，是否和當時新疆金绮工有關，或者直接和隋代西域名畫家“尉遲跋質那”尉遲甲僧、乙僧之父有關？我們一時還難解決。
這裡已涉及北宋染缬問題。
前邊曾提到北宋在某一時期中，曾禁止民間使用染缬，市上出售裝花缬闆的商人也算犯罪。
這種創于五代，流行宋初，深色地黃白花的染缬，因受禁止而斷絕，我們是否可從别的線索得知它的花紋圖案基本調子？新出土材料特别重要的，是虎丘塔中經函中發現那幾片三鳳團花碧羅缬經袱。
因為一切還具有唐代規格。
以個人意見，直接材料雖不多，間接比較參考材料最重要的還是陶瓷，例如北方山西晉陽窯、南方福建建陽窯、江西吉州窯，幾種深色黑紫釉印花點碗盞，有作銀星斑的，有作黃兔毫斑的，有作玳瑁皮或鹧鸪翅斑的，有作犀皮漆中波羅斑的——特别重要是吉州窯燒造的紫褐釉印黃白花鳥三鳳或方勝如意的茶盞花紋，圖案組織基本上還是唐代式樣，和染缬完全相通。
由此啟示得知當時的确必有這種深色底子黃白花的染織物存在而且流行，才同時或稍後能具體反映到陶瓷制作上。
又十八九世紀以來，婦女衣裙上繡工加多，即夏天紗衣，也有加工極細上繡團花作麻姑獻壽、漁樵耕讀、西湖十景，或《西廂》《三國》戲劇小說故事、人物生活形象。
雖人物大小不到三寸，也繡得眉目如生，針線一絲不苟。
唯這種種多從服裝裝飾效果出發，極少從人物本身寫真藝術出發，因此中國傳統的寫影法，雖流傳千年不廢，十五六世紀以來，還留下許多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人物畫像，卻極少是刺繡表現的。
直到十九世紀末，時正流行照相放大炭畫法，餘沈壽才用人像作題材，繡成幾幅重要人像，這種繡像送到國際展出時得到成功後，餘沈壽之名才為世人知道。
但由于攝影藝術的進展極速，先是在放大照相上加色技術不斷進展，其次是天然色彩的發明，同時油畫作人像法流行，繡人像藝術，因之近半世紀以來并無發展，餘氏繡法也少後繼者。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近五年來，才又有上海王氏五姐妹用剪絨繡法作人像，得到新的成功。
就題材說為舊傳統，就技術說則為新創造。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時，中國沿海和内地幾個地區的刺繡生産，大部分都被破壞。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對于工藝美術的發展，給予特别的重視。
刺繡、地毯、燒瓷、景泰藍、雕漆和刻玉、雕牙等，對外文化交流發生良好作用的手工藝的發展和提高，都十分關心。
由調查作有計劃的改進工作，近來并且進一步組織工藝研究所來促進這部門工作。
就中生産地區分布特别廣，種類特别複雜，從業人員數特别多，應數刺繡一項。
據手工業管理處和美術服務社初步估計，僅從幾個大區初步調查，直接或間接參加生産的婦女，已達十萬人。
因此企業的發展和生産存在的各種問題，也就格外值得重視。
近數年來，由于國内外需要量日益增加，地區部門生産，因之形成一種新的高潮。
而生産什麼？生産設計部門如何提高？也就是在各方面都成為一個問題。
政府在國務院行政系統下特設立一全國手工業管理局，和中央美術學院工藝系擴大為工藝學院，又另設一工藝研究所，就是企圖來解決手工藝各部門的問題，而刺繡無疑是一個更加值得重視的問題。
如何從現有人力技術基礎上，和傳統優秀藝術基礎上，好好結合起來，組織這部門生産，改進這部門生産，來供應國内外需要，很明顯是各方面都十分關心的。
新的改進工作，有明顯進步的，是現代花鳥畫家的作品，已在各地區由有經驗工人試驗中用缂絲法、結子、瑣絲法、鋪絨通繡法，制作出許多新作品，在國際展出中得到世界萬千觀衆的好評。
又把這些多樣繡法作日用品刺繡生産，更獲得廣大人民的愛好。
又流行于民間的各種繡法，特别各地挑花繡技法和精美圖案，也有一部分開始試用到新的生産上來，供應市場各方面需要。
這部分無疑還在日益擴大它生産的範圍。
總的說來，新的刺繡企業的前途發展是充滿希望的。
除企業性的刺繡外，還有長江流域及西南兄弟民族廣大地區流行的日用刺繡，一般都是婦女工餘的非商品性生産，其中一小部分，雖然也在鄉鎮市集中出售，依然近于交換生活資料形式，和大都市中集中千百工人在一定計劃中進行的定量生産情形完全不同。
至于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後，這些剩餘勞動力的生産，是否在短時期内能組織起來，投入有計劃生産，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部分居住比較集中的地區，大緻是做得到的。
這種新的組織，無疑将可以增加大量生産，但同時也無疑是一個相當煩瑣的工作。
待從部分重點地區作些試驗，來慢慢推動，不宜于過分冒進。
談染缬 絲綢印花古代名叫“染缬”，加工技術種類多，各有不同名稱，後來發展成藍底白印花布的一種，宋、元時就材料說名“藥斑布”；就染法說名“漿水缬”。
轉用到棉布印染，成一般性流行商品時，必然是在明代松江棉布大量生産以後，但其發轫也許會早至公元前，可聯系到西南地區織作的白疊、欄杆布上頭去。
白疊布用木棉織成，欄杆斑布似有織有染，在漢代和西北生産的細毛織物“罽”及“氍毹”“毾?”同樣受人重視。
印花絲綢現存較早材料是長沙戰國楚墓一件被面，花紋不詳悉。
其次是西北出土的一片晉代成品，上印重疊斑花，如照唐、宋名稱，應名“瑪瑙缬”。
晉缥青瓷作褐斑花的，即和當時染缬紋相通。
近于仿染缬而成。
染缬的緣起，《二儀實錄》以為： 秦漢間始有，陳梁間貴賤通服之。
隋文帝宮中者，多與流俗不同。
次有文缬小花，以為衫子。
炀帝诏内外官親侍者許服之。
此書記載史事常多以意附會，不可盡信，唯談及染缬在六朝流行，隋代宮中受重視，還不太荒謬。
《搜神後記》曾提及染缬事。
唐人記載稱代宗寶應二年，啟吳皇後墓，有缯彩如撮染成作花鳥之狀。
小說則以為，玄宗柳婕妤妹，性巧，因發明花缬。
《雲仙散錄》記： 郭元振落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缬群（裙），參一曲。
白居易詩“黃夾缬林寒有葉”，又說“成都新夾缬”，就實物和文字聯系分析，可知染缬盛行于唐代，技術也成熟于唐代。
唐代絲織物加工，已使用過種種不同的複雜技術，大緻可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包括色彩複雜的文錦和兩色花或本色花的绮、縠、绫、羅以及花紋突起的“剪絨”，薄如煙霧的“輕容”“鲛绡”紗。
這些絲織物除剪絨外，其餘加工方法，都是在織機提花過程中一氣呵成。
第二類包括各種不同的“刺繡”和“貼絹”“堆绫”“泥金銀繪畫”“染缬”等等。
加工方法都是在絲織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過複雜手續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婦女的衣裙和家庭日用屏風、幛幔，多應用染缬。
現存材料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應數甘肅敦煌和新疆發現品，以及日本正倉院部分藏品。
從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種染缬技術普遍流行，即蠟缬、夾缬和絞缬。
一、“蠟缬”，就是我們常說的“蠟染”。
它又分單色染和複色染兩種。
複色染有套色到四五種的。
因不同顔色容易相互浸潤，花頭多比較大，無論是串枝花或團科花，構圖飽滿，特别宜于作幛子簾幕。
元、明時流行的通俗讀物《碎金》中記過九種染缬名目，有檀缬、蜀缬、撮缬（即撮暈缬）、錦缬（當指方勝格子式，如旅大所藏殘佛幡，現在曆史博物館陳列）、蠒兒缬、漿水缬、三套缬、哲缬、鹿胎斑（即宋之鹿胎）。
内中說的“三套缬”，大緻就指這種生産品，名目似乎也是民間通稱，因為根據元、明文獻記載和明初絲織物分析，元、明人實在已不生産這種高級印染絲綢。
近來常聽人說現代西南蠟染從唐代蠟缬發展而出，事實或者正相反。
西南蠟染原有個更久遠的傳統，應從木棉織物的欄杆斑布算起。
唐代蠟染技術上的成就，絕非某人發明，很可能是從西南兄弟民族方面傳入中原加以發展的結果。
到宋代中原蠟染技術在應用上已日趨衰退時，西南民間卻依舊流行蠟染，名“點蠟幔”，和廣西黎、瑤族精美提花棉布“黎單”同為人民愛好。
又朝鮮在唐代從中國傳去的染缬法，北宋時也還流行，應用到普通幛子類。
《高麗圖經》二十八： 缬幕，非古也，先儒謂系缯染為文者謂之缬。
麗俗今治缬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即黃白相間，燦然可觀。
其花上為火珠，四垂寶網，下有蓮台花座，如釋氏所謂浮屠狀。
然猶非貴人所用，惟江亭客館于屬官位設之。
染缬由于技術條件限制，圖案紋樣和錦緞多不相同，即同一種圖案，和色效果也不一樣。
唐代蠟染的圖案式樣，除實物外，在繪圖中還有些線索可尋，例如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中，有兩三位婦女衣裙，就屬于染缬中的蠟缬或夾缬。
《虢國夫人遊春圖》中，也有幾個騎馬人衣服是蠟缬，不是錦繡。
史傳稱：開元天寶之際，楊氏一門得寵，小器易盈，争學奢侈，貴妃用刺繡工七百人，楊氏諸姨則用金、玉、錦、绮工達千人。
記載雖容易誇張失實，但由于當時統治階級的奢侈靡費，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染缬的花樣翻新，可能和這個時期關系格外密切。
此外唐陶俑表現着染缬的也相當多，唐三彩常用的花斑和宋人所說的“瑪瑙缬”，技術處理實有相通處。
敦煌壁畫中佛菩薩的穿着、經變故事和供養人的部分穿着，以及藻井、屏風、幛幔上都還保留下許多重要參考材料，值得我們注意。
唐代不僅婦女衣裙用染缬，男子身上的袍襖同樣有使用它的，如《張議潮出行圖》中的兵衛、儀從、騎士，身上穿紅着綠，染缬就占相當重要分量。
北宋帝王出行，身前有兩萬多禦前步騎隊伍護衛，照《宋史·輿服志》和周必大《繡衣鹵簿圖》記載，其中一部分就必須着某種花鳥獸染缬團衫。
這種染缬團花小袖齊膝襖子以及花缬帽，還是根據唐“開元禮”制度而來的，可知開元時就有用染缬做軍服的制度。
又敦煌晚唐《勞度義鬥聖圖》中幾個舉袖迎風的婦女和另外坐在一旁幾個披袈裟的羅漢僧徒，也同樣有着染缬的。
女的身上所着名叫“團窠”缬；羅漢身上披的袈裟，作水田方罫山水绉折紋的，照唐、宋習慣應當叫作“山水衲缬”。
水田衣的使用，當時算是一種時髦。
二、“夾缬”的制法，是用镂空花闆把絲綢夾住，再塗上一種漿粉混合物（一般用豆漿和石灰做成），待幹後投入染缸加染，染後晾幹，刮去漿粉，花紋就明白現出，宋人筆記說的“藥斑布”，《碎金》說的“漿水缬”就指這一種。
說它是藍底白印花布的前輩，大緻是不錯的。
這樣做成的染缬，花色必淺于其他部分；如用花闆夾住，直接于镂空處用顔色刷染，花色就深于其他部分。
後者雖也叫染缬，但材料可并不曾入過染缸（三套缬中可能也有用刷染法加工的）。
這種染缬必用花闆，較早的記載有北宋張齊賢著《洛陽缙紳舊聞記》稱： 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缬，衆謂之李裝花。
其次是《宋史·輿服志》載政和二年诏令： 後苑造缬帛，蓋自元豐初置為行軍之号，又為衛士之衣，以辨奸詐，遂禁止民間打造。
令開封府申嚴其禁，客旅不許興販缬闆。
到南宋後已解禁，所以朱熹文集中攻彈唐仲友文即說到假公濟私，用公家缬闆染私人彩帛事。
又《夢粱錄》談臨安市容時，說到許多彩帛鋪，所謂彩帛，部分即印花缬帛。
用此法印到布上的名“藥斑布”，相傳出于宋嘉定中歸姓，《圖書集成》引舊記稱： 藥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鎮，宋嘉定中歸姓者創為之。
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候幹，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衾幔之用。
（《圖書集成》卷六八一，蘇州紡織物名目） 這種印花布，明清之際又名“澆花布”，同書松江條稱： 藥斑布俗名澆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又夾缬和蠟缬用同一技術加工的，有《嶺外代答》所記“傜斑布”： 傜人以染藍布為斑，其紋極細。
其法以木闆二片镂成細花，用以夾布，而熔蠟灌于镂中，而後乃釋闆取布投諸藍中。
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燦然可觀。
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
傜人……或斑布袍褲。
婦人上衫下裙，斑斓勃蔚，惟其上衣斑紋極細，俗所尚也。
三、“絞缬”，是把成匹絲綢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線縛着、縫着或做成一定襞折，用線釘固，染後曬幹，再剪去線結，就自然形成一定圖案，有蝴蝶、海棠、蠟梅、水仙等等簡單小簇花樣。
最簡便的是唐人所謂“魚子缬”，比較複雜的則為“撮暈缬”。
宋人筆記所謂“撮暈花樣”“瑪瑙缬”，《碎金》中提起的“鹿胎缬”，大都和這種染缬分不開。
一般說來，絞缬做法比較簡便，并且能随心所欲做成個人愛好的花樣，不受缬闆限制，因此在當時人應用上也就相當普遍。
不過既然非商品生産，容許個人匠心獨運，出奇制勝，又必然有人會逐漸把它作得極其精美。
絞缬和其他染缬一樣，也可使用套色加工。
“撮暈”和“鹿胎”在北宋都特别提出加以法律禁止，反映出這類高級染缬，加工技術必相當煩瑣不下于套色蠟染。
“鹿胎”似以川中生産特别講究，觀史傳禁令可知。
《宋史·食貨志》： 诏川陝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用布帛，其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龜殼等段匹，不須買織。
又仁宗天聖時，诏減兩蜀歲輸錦、绮、鹿胎、透背……景祐初……其後歲辄增益梓路紅錦、鹿胎。
慶曆四年複減半。
撮暈雖已知為染缬類，“鹿胎”一名過去卻少有人明白是什麼。
從比較材料分析，可推測屬于染缬，花紋屬于梅花斑，以紫紅為主。
《洛陽牡丹記》稱： 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
故蘇相禹圭宅有之。
可知鹿胎為紫地白花。
《牡丹記》又稱： 鹿胎紅者，……色微紅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
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
可知也有紅地白斑的。
又宋人著《洛陽花木記》，說芍藥中有“黃缬子、紅缬子、紫缬子、白缬子”四種。
可知有用芍藥花樣的，至少且有黃、紅、紫三色。
至于白缬，注明為千葉白花，又可知花是本色，底子染綠。
又“一撚紅”，系“淺紅中有深紅一點，易作缬”。
《芍藥譜》說，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缬，得知湖缬系深淺紅相雜。
宋代工藝圖案重寫實，從這些花的著錄中也可得到缬和鹿胎基本紋樣若幹種面貌。
又鹿胎紫的花紋，實創于六朝。
相傳陶潛著的《搜神後記》，就提到這種花缬： 淮南陳氏于田種豆，忽見二美女著紫缬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
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視之，乃二鹿也。
鏡中是鹿，可知身着紫缬即作梅花斑。
唐代機織工人，已經常能夠織造配色華美、構圖壯麗的錦緞，達到高度藝術水平。
且能織金錦。
用小簇花鳥作主題的本色花绫，又因為和當時官服制度相關，更容易得到全面發展的機會。
染缬和刺繡雖然同屬于絲綢加工，在應用上卻相似而不盡同。
貴族婦女衣裙、歌妓舞女衣裙，凡是代表特種身份或需要增加色彩華麗效果時，服飾加工多利用五色奪目的彩繡、縷金繡和泥金繪畫。
這些大量反映在唐人詩歌中。
從詩歌描寫中考察，我們還可知道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的主題畫案，經常用的是什麼花、什麼鳥和某幾種常見的昆蟲。
這些花鳥昆蟲形象和表現方法，現存實物雖不夠多，可是另外卻留下許多十分可靠的樣稿可以參考，最重要的是大量唐代青銅鏡子上的花烏浮雕。
絞缬法極簡便的是十字紋樣，明、清有的地方性紡織物中，還采取這種絞缬法加工。
圖案充分保留唐代風格的，唯西藏人民織造的五色“氆氇”，特别有代表性。
應用染缬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會不影響到其他工藝部門。
顯而易見的是，它和當時三彩陶器花紋彩色的相互關系。
有些三彩陶的寶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于絲綢染缬，後來才轉用于陶器裝飾的。
正如同一般說的攪釉木紋陶，實出于犀毗漆的模仿。
染缬多宜于用在熟軟薄質絲綢上。
一般染缬多用青碧地，正如《唐史》所稱：“婦人衣青碧缬，平頭小花草履”，是某一時期流行制度。
從出土三彩俑上還可看到一些青碧缬衣裙的基本式樣。
但唐人已習慣用紅色，由退紅（又名“不是紅”，和“肉紅”“杏子紅”相近）到深色胭脂紅，紅色實包括了許多種不同等級。
部分花缬必然是要利用這不同等級的紅色形成美麗效果的。
古代紅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紅花，宋代以後才大量從南海運入蘇木。
紅花出西北，所以北朝以來有“涼州绯色為天下最”的記載。
但到唐代紅花種植已遍全國，四川也有大量生産，所以蜀錦多紅地。
其實唐代不僅蜀錦著名，蜀中染缬也有一定地位。
唐《韋绶傳》就稱：帝嘗過韋绶院，時天寒，绶方寝，帝覆以妃子所着蜀缬袍而去。
白居易詩又有“成都新夾缬”句子贊美蜀缬。
史稱後唐莊宗派宦官白正嗣入蜀監軍，還時得文錦五十萬匹。
後些時期孟昶投降于宋，庫入绫錦彩帛數目加倍多。
這是大量絲織物中的彩帛，照唐代習慣，是所謂染彩為紋的絲織物，也就應當包括有各種時新花紋的染缬。
染缬圖案不斷在發展中，但受材料和技法限制，照例保留下更多更美觀簡便的花樣，到後來繼續流行。
唐、宋過渡期在五代，陶穀《清異錄》稱： 顯德中創尊重缬，淡墨體，花深黃。
二部郎陳昌達，好緣飾，家貧，貨琴劍作缬帳一具。
由于愛好，甚至把窮書生的琴和劍都賣去，換一頂時新染缬帳子。
這一面反映社會風氣的影響，另一面也說明染缬的新花樣。
這種深色的花缬，到北宋時還流行，後來被政府用法令禁止，技術才失傳。
宋錦中有“紫方團白花”“褐方團白花”等等名目。
按錦織不出這種花樣；如從染缬去研究，則還有些線索可尋。
《宋史·輿服志》載天聖三年诏令： 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藍、黃、紫地撮暈花樣。
婦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緞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開封府限十日斷絕。
诏令中舉的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藍、黃、紫地撮暈花樣，都明指染缬。
一種日用生産品由政府用法令禁止，可知成品流行必相當普遍，生産又相當費工。
北宋染缬禁令中，還有禁止“跋遮那缬”一項。
初步研究知道，“跋遮那缬”指的應當是一種加金的印染絲綢。
至于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技術，是否和當時新疆金绮工有關，或者直接和隋代西域名畫家“尉遲跋質那”尉遲甲僧、乙僧之父有關？我們一時還難解決。
這裡已涉及北宋染缬問題。
前邊曾提到北宋在某一時期中，曾禁止民間使用染缬，市上出售裝花缬闆的商人也算犯罪。
這種創于五代，流行宋初，深色地黃白花的染缬，因受禁止而斷絕，我們是否可從别的線索得知它的花紋圖案基本調子？新出土材料特别重要的，是虎丘塔中經函中發現那幾片三鳳團花碧羅缬經袱。
因為一切還具有唐代規格。
以個人意見，直接材料雖不多，間接比較參考材料最重要的還是陶瓷，例如北方山西晉陽窯、南方福建建陽窯、江西吉州窯，幾種深色黑紫釉印花點碗盞，有作銀星斑的，有作黃兔毫斑的，有作玳瑁皮或鹧鸪翅斑的，有作犀皮漆中波羅斑的——特别重要是吉州窯燒造的紫褐釉印黃白花鳥三鳳或方勝如意的茶盞花紋，圖案組織基本上還是唐代式樣，和染缬完全相通。
由此啟示得知當時的确必有這種深色底子黃白花的染織物存在而且流行，才同時或稍後能具體反映到陶瓷制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