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織錦
關燈
小
中
大
奴統治者的禮物，其他贈予還不在此數内。
張骞探索西域交通歸來時，得知川蜀方面早已有布匹運往印度諸國，此後長安也有大量錦繡和生絲，由西北運往大秦（古羅馬）、波斯和印度，開辟了“絲路”。
同時大秦、印度所織的縷金繡、胡绫，及各色毛巾，和中國西北部諸族所特産的毛織品，也到了長安（見《魏略》）。
促進了中國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中原地區和邊沿地區的物質交流，原來首先就是這些出自多數勞動人民生産的成就。
近半世紀來，科學考古工作者，在中國西北部發掘古墓和居住遺址中，不斷發現公元前一二世紀精美絲織物，有些錦繡出土後還色彩鮮豔如新。
死屍還有用錦繡纏裹一身的。
至于這種特種絲繡價值，有個經濟史料名《範子計然》，曾道及當時山東生産的錦繡價值： 齊細繡文，上等匹值二萬，中值一萬，下值五千。
至于普通綢絹每匹價不過六七百錢，比較說來，錦繡約高過一般綢價二十五倍。
刺繡紋樣作不規則雲紋和規矩花紋部分還和公元前三四世紀工藝圖案相近。
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諾因烏拉古墓中發現之錦繡，和在新疆沙漠中出土之錦繡和在關内懷安發現的刺繡圖案風格基本上都相同。
又在諾因烏拉古墓中發現之毛織物，上有三個匈奴騎士繡像，騎士所披衣衫花紋圖案，也是公元前三四世紀金銀錯圖案。
公元後二世紀到六世紀，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南北分裂政治紛亂的時期，黃淮以北各地區，由于長期戰争，生産破壞極大，絲綢的生産已失去漢代的獨占性，長江上遊的四川蜀錦，因之後來居上，著名全國。
又由于提花技術的改進，彩錦種類日益增多，從晉人陸翙著《邺中記》，記載石虎時在邺中織造諸錦名目和衣飾用繡，和新發現漢代錦繡比較，才知道大部分花樣還是漢代本有的。
從晉人著《東宮舊事》，循複《山陵故事》及其他文獻記載，又得知一般提花織物，種類已有增加，刺繡在應用上也得到新發現，顯著特征有二類：一即寫生花鳥圖案，逐漸被采用。
其次，即這時期佛教在中國各地流行，由于宗教信仰，産生了許多以佛教故事作題材的大型繡件，精美的還用珍珠繡成，有高及六七公尺的。
當時的洛陽和金陵（今南京），都各有數百座大廟宇，也和宮廷一樣，使用大量錦繡作為裝飾，豪華程度為後世少見。
青年男女戀愛，用錦繡互相贈予之事常見于詩人歌詠中。
實物遺存雖然不多，反映于雲岡、龍門各地重要洞窟石刻裝飾部分，卻十分豐富。
特别重要是在甘肅敦煌壁畫中屬于藻井、天蓋、帷帳及衣飾部分，充分反映出這一時期（約三個世紀）刺繡圖案組織壯麗和彩色華美。
公元後七世紀的隋代，重新建立了統一的帝國，到第二王朝即非常奢侈，音樂歌舞廣泛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成就，及中印度成就，大朝會日曾集中音樂舞部兩萬八千人于洛陽，歌舞連月，并懸錦繡于市，炫耀胡商蕃客。
又使用人力過百萬，建造了貫通南北大運河，乘坐特制大型龍舟由北向南，船上所用帆纜，多用彩色錦繡做成，連樯十裡，耀日增輝。
隋政權不久即為農民革命所傾覆。
接着唐大帝國的建立，從各方面都反映出這個時代文化特色，是健康飽滿，鮮明華麗，充滿青春氣息。
當時不僅代表宮廷皇權的服裝儀仗，大量使用色彩壯麗的錦繡，即一般民間，對于刺繡需要也極廣泛。
當時錦類配色已極華美，各地生産的花绫品種更多。
婦女在花素衣裙上加工的，約可分作四類： 一、印染。
二、金銀粉繪畫。
三、彩繪。
四、刺繡。
普通衣裙刺繡小簇花是常用格式，串枝寫生花式也日漸流行，花中還雜有常見到的形态特别輕盈活潑的蜂蝶雀鳥。
這種配合使用又多和青年男女愛情喻義有關。
政治或宗教上用到的刺繡，有大及十公尺以上的。
歌舞上畫繡服裝更是色彩富麗，排場壯大。
有一個宮廷藝術家李可及布置一次“歎百年舞”的舞蹈場面，背景和地面耗費綢絹竟到數千匹。
唐代曆上一個著名奢侈皇妃楊玉環，個人平時即用繡工八百人，其姐妹共用繡工千人，相習成為風氣，反映刺繡在社會上的普遍應用情況。
十九世紀末，在中國西北部甘肅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中世紀古文物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精美絲織品，包括佛幡和佛像等物。
當時帝王為壯觀瞻，六軍衛士衣甲鮮明，部分多用繡畫，男子的衣飾雖然隻能照品級着本色花鳥綢緞，但當時男女均習慣騎馬，馬身裝具障泥，必用錦繡做成。
中等社會婦女衣裙，刺繡花鳥更是一般風氣，在繪畫中和詩人作品中都反映得十分具體。
當時服裝部分采用受波斯影響甚多的西域式樣，衣多作方斜領沿，上繡彩色花鳥，後來明、清領沿裝飾，就是從這個習慣發展而成。
唐代以來，在社會各階層間——特别是上層社會，繡花已被當成一種文化娛樂，畫家作的《纨扇仕女圖》（《倦繡圖》），反映的就是這種生活。
十世紀的北宋刺繡，在題材上進一步的新發展，最顯著的是把著名畫家花鳥反映于各種繡件中，使花鳥更趨于寫實。
其次是技術上的新發展，介于刺繡和編織物的缂絲，反映當時著名的繪畫和墨迹，也在社會上當作純工藝品，而創造得到社會的重視。
宋代皇帝為增加政治上的排場，曾組織兩萬八千人的一個儀仗隊，穿着五色錦繡花衣，扛着各種武器、樂器和五色彩繡的旗幟，在皇帝出行時排隊護衛，名叫“繡衣鹵簿”。
某種品級職務的穿某種顔色錦繡，扛某種錦繡旗幟，記載得極其清楚明白。
高級文官和武将，于大朝會日，必須穿上政府每年賜予的錦袍，這些華美袍服是各按官品等級作不同花紋的。
婦女衣繡更普遍，流行的繡領、冠帻、抹額，有各種不同花樣。
講究的還用珍珠絡結。
宮廷坐具椅子和繡墩以及踏腳的小榻也用珍珠絡結。
金線繡也極流行。
當時在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城中以建築壁畫著名的廟宇大相國寺兩廊，售賣繡貨的聚集成市，最受歡迎的是庵堂中女尼繡的服飾用品。
皇後的衣服上的成雙雉鳥，照規矩是五彩線繡成的。
坐的椅子靠背，是用彩色絲線和小珍珠繡成的。
平民也喜愛刺繡。
逢年過節，做母親的多把小孩子穿戴繡花衣帽，裝扮得極其華美。
刺繡技法上精細至極的綜繡——發繡，雖傳說創于唐代盧媚娘，能于方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其實這種細繡技法如聯系其他工藝圖案分析，到宋代才有可能産生。
北宋末又還流行一種本色繡，現稱一色繡，曾見于詩人陸遊《老學庵筆記》中。
宮廷繡雖向纖細精工方面發展，民間繡則布色圖案比較健康壯美，這是從同時期陶瓷器銅鏡子花紋和其他工藝的花紋反映可以推測的。
宋代民間瓷中的“紅彩”就是根據刺繡需要發展而成的。
這時期由于撚金線技術的進展，織金錦類和金線繡也都盛行，據王栐著《燕翼诒謀錄》所記載，當時在婦女衣裙上使用金銀加工技術，即已達到十八種。
和北宋時占據中國東北部的契丹“遼”政權，就用法令制定金線繡鵝、鴨、水鳥定官職尊卑。
占據西北的黨項“西夏”政權，統治者不論男女，也多服繡衣。
十一世紀後在中國華北建立“金”政權女真族統治者，本于遊牧民族習慣愛好，男女仍多喜愛錦繡衣服。
當時在北京建都，為裝飾一宮殿即用織繡工人兩千，經時兩年，始告完成。
撚金織繡素來為回鹘工人所擅長，十二世紀在繼續發展。
到十三世紀蒙古族統治中國政權百年中，因官制中重要朝會，皇族貴戚及大官吏，都必須衣着金色煌煌的“納石失”金錦帽，和用金錦織繡做衣領邊沿等的袍服，因之這部門技術更有顯著進展，幾乎絲織物中的紗、羅、綢、緞，都有加金的，金代即已如此。
蒙古遊牧民族長住沙漠中，喜歡穿強烈的色彩，也影響到一般工藝品的色彩風格，錦繡更加顯著。
花紋圖案一般說來遠比宋代強烈粗豪。
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還繼續受這個風格的影響極其深切，表現于一般刺繡和缂絲，用色華麗而沉着。
但從十一世紀北宋末期以來，北方定州、汴梁等處高級手工藝技術工人多逃往長江以南，雕漆、缂絲很顯然對于南方工藝都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雕漆工人在嘉興寄居後，元、明以來即出了幾個名家高手。
張成、楊茂和漆工藝專門著作《髹飾錄》作者黃成，都是嘉興漆工。
缂絲工南宋以來也出了幾個名手，朱克柔、沈子蕃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人。
此外還有吳煦等許多人。
缂絲得到社會重視後，技術傳授日益普遍，因此到明代中期，蘇州愛美婦女，有費時經年作一衣裙穿着的。
中國在長江下遊地區大量種棉于公元十二三世紀，棉布生産當成商品普遍流行國内，始于十四五世紀。
民間染坊在棉布上印花技術的發展，和民間挑花技術在棉布上的應用，大都也在這個曆史階段中。
時間近，文獻記載也比較詳盡。
更重要還是十五世紀一個著名權臣嚴嵩，因貪污，全部家産被沒收時，曾留下個産業清冊，記載下數以萬計的貴重字畫、金銀器和工藝品的名目。
工藝品部分拍賣時，還有折價銀數。
其中錦繡絲織物也達數千種。
根據這個重要文獻，讓我們對于當時錦繡絲綢有了初步認識。
用它來結合現有數以萬計的明代錦繡殘餘遺物研究，明代錦繡問題，因之更加明确具體。
特别官服衣料應用灑線繡法是過去人從文獻難得其解，唯有接觸實物才明白的。
現存材料最完整而重要的，是山東曲阜孔子家中收藏的部分材料，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曆史博物館藏材料。
明代是個都市市民階層擡頭的時代，蘇州缂絲部分改進發展到婦女費時經年來做衣裙，刺繡自然也日益向普遍方向上發展。
除一般衣物用絲繡外，還有兩種近于新起的風格産生，在社會上得到一時重視，一種是用細如胎發的材料，如白描畫法一般繡故事人物。
它出現也不是突然的，産生有個曆史淵源的。
是由唐、宋以來吳道子、李公麟的白描畫，發展到十三世紀的元代王振鵬，明代的丁雲鵬、尤求，在繪畫技法上就自成一格。
這種白描畫更因木刻版畫直接受它的影響，産生過千百種通俗小說和戲劇精美的插圖。
又由于制墨需要，産生制墨名家程君房、方于魯等，作品中千百種精美墨範，在中國版刻史上就占有一個特别的地位（多安徽刻工）。
在刺繡部分則産生發繡，當純美術品而創造。
其次是當時文人畫中正流行一種重韻味的簡單水彩畫，如董其昌、陳道複等所繪的條幅，蘇州繡工常用來作刺繡底稿，一般多在白绫地上面用錯針法或鋪絨法繡成，在明代刺繡上也自成一種風格。
第二種是明末上海顧氏露香園繡，彩繡寫生花鳥屏條冊頁，有些據宋、元花卉草蟲冊頁畫卷，有些用明代畫家陸包山等花鳥畫稿，間或也有用徐青藤水墨花卉作底本的。
用針逼真細密，配色華美而又準确，發展了刺繡中精細逼真特長，在作品中充滿生意。
本屬于一種藝術上的提高，後因愛好的多，于是當成一種高級美術商品而流行，彼此模仿，不免真僞難分。
這種刺繡比發繡和仿文人畫的水墨繡，更加容易為群衆接受，因此特别得到發展，并影響到十八、十九世紀和後來一部分蘇州繡法。
刺繡本屬于中國社會婦女日常課藝，除專工制作的高級美術品和部分美術商品，大多數生産，是處于婦女處理家事之外，或生産工作餘暇，自作自用。
有些地方，照社會風氣，親友結婚，即常邀約親友鄰伴，置辦嫁妝，參加工作的，照習慣也不受物質報酬。
作品雖有精粗，都不屬于商品性質。
例如日用品之一，收藏青銅鏡子的鏡套，就有各式各樣具備，多産生于社會各階層婦女手中，是美術品而非商品。
這種圓形繡花鏡套，到十八世紀玻璃鏡子流行後，就再無使用的。
十七世紀遺物還留下很多精美作品，特别重要是從這部分作品可以明白明代刺繡種種不同古代技法。
十七世紀末，中國政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李自成、張獻忠等為首的巨大農民革命，雖推翻了腐朽的明代統治政權，居住東北的滿族卻得到漢族中大地主官僚幫助，統治了全中國。
到十八世紀初，社會生産不斷發展，刺繡因配合政治制度和社會習慣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社會中層以上，官制中大量使用刺繡。
宮廷中的儀仗、車轎、馬具，凡利用紡織物部分，都需用刺繡。
生活起居日用器物，由床榻、座椅、桌圍、幔帳，到挂屏、槅扇心，大小官吏身邊攜帶的煙荷包、香囊、扇套、眼鏡盒子、名片盒……更無一不利用刺繡。
即一般農村婦女，也無不在工作餘暇，制作各種刺繡。
工作時最重要的當胸圍裙，就各有不同風格的彩繡或挑花繡，此外頭巾、手帕、衣袖、褲腳，以至于鞋面，無一處不加上種種花繡。
由于民間刺繡花樣需要廣泛，間接且刺激了民間剪紙的生産，成為鄉村手工藝一部門。
雖參加這部門生産的人數并不多，卻自成一個單獨行業，為中國農村中巧手藝人所獨占，作品豐富了廣大農村人民的生活，花樣豐富并且充滿地方風格，特别是中國西南地區的成就，更加顯得豐富多彩。
直到現代，還留下萬千種顔色華美的圖案，通過八十歲白發如銀老祖母的記憶，傳給十二三歲初學針線的年少女子。
這個曆史階段由于戲劇的發展，除全國各都市保有不同數量的劇團，即鄉村也常有流動劇團，來往各處，對于戲衣需要的旗幟、衣甲、帷帳道具，數量也相當大，因之又刺激了戲衣刺繡業的發展。
北京和蘇州是兩個主要生産區，西南的成都和廣州，也有這個企業的存在。
就總的方面說來，全國刺繡需要量之大，在曆史上也是空前的。
土制印花布的普遍流行，和有花絲綢後起的漳絨大量生産，刺繡在人民生活的需要量，還是無比龐大。
除吸收了家庭婦女業餘勞動大部分，都市中則為适應這個需要，生産機構還分門别類，例如衣服和佩帶繡件，就各自成一種行業，各有專店出售。
純粹作觀賞用的美術刺繡，由露香園顧氏繡創始，到十八世紀乾隆時期，有了新的發展。
精美的花鳥刺繡，多用當時寫生花鳥畫家蔣廷錫等畫幅作底稿，色彩華美，構圖典雅，具有濃厚裝飾性。
花朵一部分或鳥身某部分，還穿綴小粒珍珠和珊瑚珠子，增加裝飾效果。
宮廷用三藍繡配色法，也從這時期确定影響到應用刺繡一般色調和風格約兩個世紀。
大件如宮殿中的三五丈大毛織物龍鳳繡毯，小的如洋绉綢汗巾上繡的小朵折枝花，都采用過這個以三藍為主調的配色法。
彩繡中組織規模宏大可稱近三世紀代表傑作的，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大幅缂絲加繡《無量壽尊佛像軸》，寬達307公分，長達620公分。
設計之精巧，布色之華美壯麗，都達到了近十世紀以來織繡藝術最高水平。
這種織繡品的制作，必須使用大量人工物力，費時數年才能完成。
又有在二丈大織金錦上，用珍珠珊瑚等繡成種種圖案，作為廟宇塑像披肩的。
這時期帝王日常穿着朝服，取材也極精美，刺繡花紋更加華麗炫目。
有用孔雀翎毛撚線織成袍服，上綴大小珍珠作雲龍花鳥的，可作一時代表。
至于美術缂絲繡，則長幅山水卷子的制作，是新發展。
到十九世紀晚期，流行通身一枝花婦女長袍料時，也有用刻金銀繡法做成的。
二十世紀初，人民革命結束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政權，衣服制度一改，因之近三世紀以來的這個龐大刺繡業，自然即衰落下來，全國各地積累下來的萬萬千千精美絲繡，不是當成廢物毀去，也就是當成廢物處理，或改作其他用途。
最多的是把乾隆以來流行兩百年的婦女寬大衣袖部分和裙上裝飾集中部分，改成小件方幅，向海外輸出。
在當時商人眼光看來，即是廢物利用一個最有效方法，因此近半世紀中，前三十年，北京手工藝美術品輸出品種中，這種改造加工絲繡品，曆來都占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還為此産生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改制加工行業，專做這一部門的刺繡輸出貿易。
一般歐洲人對于中國刺繡的印象，是從這部分作品開始的。
在這個時期，京、蘇刺繡業和成都、廣州及其他省市刺繡業，僅戲衣刺繡業還保留一部分生産外，其餘當成商品生産的日用刺繡，由于需要不多，不免一落千丈。
加之外來機制印花标布的推銷，不僅妨礙中國紡織工業的生産，同時還把大都市僅存的刺繡行業，也大部分打垮了。
大都市刺繡業雖一蹶不振，唯因外銷刺激，南方又還有千萬海外華僑需要，因之廣東新刺繡，在出口日用美術手工藝品部門中，還占相當大比例。
蘇州、上海地區生産刺繡日用品，占相當大比重。
枕套和觀賞品鏡屏類，供新家庭采購作禮品的，在國内逐漸回到一定市場。
廣東汕頭、山東煙台的麻布繭綢單色繡和彩色挑花、貼花等餐巾、台布、睡衣等，由于物美價廉，輸出生産數字，因之在逐年上升中。
湘繡雖屬後起，系從十九世紀末國際展出中引起注意，逐年發展，生産被面和花鳥挂屏，在國内曾有大量供銷。
廣繡本來有個較早的傳統，十九世紀以來成品習于用百花雜鳥同置一繡件中，布置設計和中國畫傳統要求不同，然而用針繡細密而色彩華豔，另具一種風格。
到二十世紀後，這個傳統風格已失去，新的外銷多種多樣，有一種在黑白綢地上用紅色線繡小折枝滿地花的，多供外銷做披肩桌毯，繡法也受外來影響較大，和傳統廣繡風格少相似處。
湘繡較先本從寫生花鳥着手，唯底稿多取材于一般流行畫幅，受晚清上海畫派影響相當大。
用色較重，針線較粗，寫生中有寫意底子，花色本宜于觀賞挂屏的，多用于日用品中之枕套、被面上，這些都指的是經常有數以千計的繡工在生産有商品性的刺繡而言。
至于以新的技法，創造新的美術刺繡，個人中在這時期特别有成就的，應數十九世紀末江南女子餘沈壽作的絲繡人像和其他寫生花。
繡像法本來傳說公元前三世紀即已使用到，在蒙古漢代匈奴族貴族古墓中，曾發現在公元前一二世紀絲毛繡人像數種，就中有作三匈奴騎士形的，針線雖簡單，神氣卻極生動。
公元三世紀後的晉南北朝時，多用于佛像。
《洛陽伽藍記》曾叙述過這種用珠繡和織成佛像。
八世紀後有作四天王等大繡像的。
公元後十世紀以來，又有在大和尚所着扁衫上繡作千佛諸神，作法事的，披上表示宗教莊嚴的。
這種方法且沿襲下來，直到十九世紀不廢。
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佛教密宗教佛像盛行，布色濃厚，組織綿密，用刺繡法表現，效果有極好的。
十四世紀以來流行的八仙和南極壽星湊成的“八仙慶壽”因道教流行，也得社會愛好，把八仙繡像繡于帳子類作祝壽禮物的，已成為社會習慣，流行直到十九世紀，且使用種種不同繡法來表現。
繡法中的堆绫貼絹法，七八世紀的唐代即已盛行，是把雜色绫絹剪成所需要的人物鳥獸花枝形象，下填絮錦，釘繡于紅白絲綢底子上，形成一種彩色浮雕的效果。
這種繡法用于明、清兩代的，多和人像發生關系，和麻姑獻壽、八仙或和合二仙等民
張骞探索西域交通歸來時，得知川蜀方面早已有布匹運往印度諸國，此後長安也有大量錦繡和生絲，由西北運往大秦（古羅馬）、波斯和印度，開辟了“絲路”。
同時大秦、印度所織的縷金繡、胡绫，及各色毛巾，和中國西北部諸族所特産的毛織品，也到了長安（見《魏略》）。
促進了中國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中原地區和邊沿地區的物質交流，原來首先就是這些出自多數勞動人民生産的成就。
近半世紀來，科學考古工作者，在中國西北部發掘古墓和居住遺址中，不斷發現公元前一二世紀精美絲織物，有些錦繡出土後還色彩鮮豔如新。
死屍還有用錦繡纏裹一身的。
至于這種特種絲繡價值，有個經濟史料名《範子計然》，曾道及當時山東生産的錦繡價值： 齊細繡文，上等匹值二萬，中值一萬，下值五千。
至于普通綢絹每匹價不過六七百錢，比較說來，錦繡約高過一般綢價二十五倍。
刺繡紋樣作不規則雲紋和規矩花紋部分還和公元前三四世紀工藝圖案相近。
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諾因烏拉古墓中發現之錦繡，和在新疆沙漠中出土之錦繡和在關内懷安發現的刺繡圖案風格基本上都相同。
又在諾因烏拉古墓中發現之毛織物，上有三個匈奴騎士繡像，騎士所披衣衫花紋圖案，也是公元前三四世紀金銀錯圖案。
公元後二世紀到六世紀，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南北分裂政治紛亂的時期，黃淮以北各地區，由于長期戰争，生産破壞極大，絲綢的生産已失去漢代的獨占性，長江上遊的四川蜀錦，因之後來居上，著名全國。
又由于提花技術的改進，彩錦種類日益增多，從晉人陸翙著《邺中記》，記載石虎時在邺中織造諸錦名目和衣飾用繡，和新發現漢代錦繡比較，才知道大部分花樣還是漢代本有的。
從晉人著《東宮舊事》，循複《山陵故事》及其他文獻記載，又得知一般提花織物，種類已有增加，刺繡在應用上也得到新發現，顯著特征有二類：一即寫生花鳥圖案，逐漸被采用。
其次，即這時期佛教在中國各地流行，由于宗教信仰，産生了許多以佛教故事作題材的大型繡件，精美的還用珍珠繡成，有高及六七公尺的。
當時的洛陽和金陵（今南京），都各有數百座大廟宇，也和宮廷一樣，使用大量錦繡作為裝飾，豪華程度為後世少見。
青年男女戀愛，用錦繡互相贈予之事常見于詩人歌詠中。
實物遺存雖然不多，反映于雲岡、龍門各地重要洞窟石刻裝飾部分，卻十分豐富。
特别重要是在甘肅敦煌壁畫中屬于藻井、天蓋、帷帳及衣飾部分，充分反映出這一時期（約三個世紀）刺繡圖案組織壯麗和彩色華美。
公元後七世紀的隋代，重新建立了統一的帝國，到第二王朝即非常奢侈，音樂歌舞廣泛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成就，及中印度成就，大朝會日曾集中音樂舞部兩萬八千人于洛陽，歌舞連月，并懸錦繡于市，炫耀胡商蕃客。
又使用人力過百萬，建造了貫通南北大運河，乘坐特制大型龍舟由北向南，船上所用帆纜，多用彩色錦繡做成，連樯十裡，耀日增輝。
隋政權不久即為農民革命所傾覆。
接着唐大帝國的建立，從各方面都反映出這個時代文化特色，是健康飽滿，鮮明華麗，充滿青春氣息。
當時不僅代表宮廷皇權的服裝儀仗，大量使用色彩壯麗的錦繡，即一般民間，對于刺繡需要也極廣泛。
當時錦類配色已極華美，各地生産的花绫品種更多。
婦女在花素衣裙上加工的，約可分作四類： 一、印染。
二、金銀粉繪畫。
三、彩繪。
四、刺繡。
普通衣裙刺繡小簇花是常用格式，串枝寫生花式也日漸流行，花中還雜有常見到的形态特别輕盈活潑的蜂蝶雀鳥。
這種配合使用又多和青年男女愛情喻義有關。
政治或宗教上用到的刺繡，有大及十公尺以上的。
歌舞上畫繡服裝更是色彩富麗，排場壯大。
有一個宮廷藝術家李可及布置一次“歎百年舞”的舞蹈場面，背景和地面耗費綢絹竟到數千匹。
唐代曆上一個著名奢侈皇妃楊玉環，個人平時即用繡工八百人，其姐妹共用繡工千人，相習成為風氣，反映刺繡在社會上的普遍應用情況。
十九世紀末，在中國西北部甘肅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中世紀古文物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精美絲織品，包括佛幡和佛像等物。
當時帝王為壯觀瞻，六軍衛士衣甲鮮明，部分多用繡畫，男子的衣飾雖然隻能照品級着本色花鳥綢緞，但當時男女均習慣騎馬，馬身裝具障泥，必用錦繡做成。
中等社會婦女衣裙，刺繡花鳥更是一般風氣，在繪畫中和詩人作品中都反映得十分具體。
當時服裝部分采用受波斯影響甚多的西域式樣，衣多作方斜領沿，上繡彩色花鳥，後來明、清領沿裝飾，就是從這個習慣發展而成。
唐代以來，在社會各階層間——特别是上層社會，繡花已被當成一種文化娛樂，畫家作的《纨扇仕女圖》（《倦繡圖》），反映的就是這種生活。
十世紀的北宋刺繡，在題材上進一步的新發展，最顯著的是把著名畫家花鳥反映于各種繡件中，使花鳥更趨于寫實。
其次是技術上的新發展，介于刺繡和編織物的缂絲，反映當時著名的繪畫和墨迹，也在社會上當作純工藝品，而創造得到社會的重視。
宋代皇帝為增加政治上的排場，曾組織兩萬八千人的一個儀仗隊，穿着五色錦繡花衣，扛着各種武器、樂器和五色彩繡的旗幟，在皇帝出行時排隊護衛，名叫“繡衣鹵簿”。
某種品級職務的穿某種顔色錦繡，扛某種錦繡旗幟，記載得極其清楚明白。
高級文官和武将，于大朝會日，必須穿上政府每年賜予的錦袍，這些華美袍服是各按官品等級作不同花紋的。
婦女衣繡更普遍，流行的繡領、冠帻、抹額，有各種不同花樣。
講究的還用珍珠絡結。
宮廷坐具椅子和繡墩以及踏腳的小榻也用珍珠絡結。
金線繡也極流行。
當時在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城中以建築壁畫著名的廟宇大相國寺兩廊，售賣繡貨的聚集成市，最受歡迎的是庵堂中女尼繡的服飾用品。
皇後的衣服上的成雙雉鳥，照規矩是五彩線繡成的。
坐的椅子靠背，是用彩色絲線和小珍珠繡成的。
平民也喜愛刺繡。
逢年過節，做母親的多把小孩子穿戴繡花衣帽，裝扮得極其華美。
刺繡技法上精細至極的綜繡——發繡，雖傳說創于唐代盧媚娘，能于方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其實這種細繡技法如聯系其他工藝圖案分析，到宋代才有可能産生。
北宋末又還流行一種本色繡，現稱一色繡，曾見于詩人陸遊《老學庵筆記》中。
宮廷繡雖向纖細精工方面發展，民間繡則布色圖案比較健康壯美，這是從同時期陶瓷器銅鏡子花紋和其他工藝的花紋反映可以推測的。
宋代民間瓷中的“紅彩”就是根據刺繡需要發展而成的。
這時期由于撚金線技術的進展，織金錦類和金線繡也都盛行，據王栐著《燕翼诒謀錄》所記載，當時在婦女衣裙上使用金銀加工技術，即已達到十八種。
和北宋時占據中國東北部的契丹“遼”政權，就用法令制定金線繡鵝、鴨、水鳥定官職尊卑。
占據西北的黨項“西夏”政權，統治者不論男女，也多服繡衣。
十一世紀後在中國華北建立“金”政權女真族統治者，本于遊牧民族習慣愛好，男女仍多喜愛錦繡衣服。
當時在北京建都，為裝飾一宮殿即用織繡工人兩千，經時兩年，始告完成。
撚金織繡素來為回鹘工人所擅長，十二世紀在繼續發展。
到十三世紀蒙古族統治中國政權百年中，因官制中重要朝會，皇族貴戚及大官吏，都必須衣着金色煌煌的“納石失”金錦帽，和用金錦織繡做衣領邊沿等的袍服，因之這部門技術更有顯著進展，幾乎絲織物中的紗、羅、綢、緞，都有加金的，金代即已如此。
蒙古遊牧民族長住沙漠中，喜歡穿強烈的色彩，也影響到一般工藝品的色彩風格，錦繡更加顯著。
花紋圖案一般說來遠比宋代強烈粗豪。
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還繼續受這個風格的影響極其深切，表現于一般刺繡和缂絲，用色華麗而沉着。
但從十一世紀北宋末期以來，北方定州、汴梁等處高級手工藝技術工人多逃往長江以南，雕漆、缂絲很顯然對于南方工藝都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雕漆工人在嘉興寄居後，元、明以來即出了幾個名家高手。
張成、楊茂和漆工藝專門著作《髹飾錄》作者黃成，都是嘉興漆工。
缂絲工南宋以來也出了幾個名手，朱克柔、沈子蕃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人。
此外還有吳煦等許多人。
缂絲得到社會重視後，技術傳授日益普遍，因此到明代中期，蘇州愛美婦女，有費時經年作一衣裙穿着的。
中國在長江下遊地區大量種棉于公元十二三世紀，棉布生産當成商品普遍流行國内，始于十四五世紀。
民間染坊在棉布上印花技術的發展，和民間挑花技術在棉布上的應用，大都也在這個曆史階段中。
時間近，文獻記載也比較詳盡。
更重要還是十五世紀一個著名權臣嚴嵩，因貪污，全部家産被沒收時，曾留下個産業清冊，記載下數以萬計的貴重字畫、金銀器和工藝品的名目。
工藝品部分拍賣時，還有折價銀數。
其中錦繡絲織物也達數千種。
根據這個重要文獻，讓我們對于當時錦繡絲綢有了初步認識。
用它來結合現有數以萬計的明代錦繡殘餘遺物研究，明代錦繡問題，因之更加明确具體。
特别官服衣料應用灑線繡法是過去人從文獻難得其解，唯有接觸實物才明白的。
現存材料最完整而重要的，是山東曲阜孔子家中收藏的部分材料，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曆史博物館藏材料。
明代是個都市市民階層擡頭的時代，蘇州缂絲部分改進發展到婦女費時經年來做衣裙，刺繡自然也日益向普遍方向上發展。
除一般衣物用絲繡外，還有兩種近于新起的風格産生，在社會上得到一時重視，一種是用細如胎發的材料，如白描畫法一般繡故事人物。
它出現也不是突然的，産生有個曆史淵源的。
是由唐、宋以來吳道子、李公麟的白描畫，發展到十三世紀的元代王振鵬，明代的丁雲鵬、尤求，在繪畫技法上就自成一格。
這種白描畫更因木刻版畫直接受它的影響，産生過千百種通俗小說和戲劇精美的插圖。
又由于制墨需要，産生制墨名家程君房、方于魯等，作品中千百種精美墨範，在中國版刻史上就占有一個特别的地位（多安徽刻工）。
在刺繡部分則産生發繡，當純美術品而創造。
其次是當時文人畫中正流行一種重韻味的簡單水彩畫，如董其昌、陳道複等所繪的條幅，蘇州繡工常用來作刺繡底稿，一般多在白绫地上面用錯針法或鋪絨法繡成，在明代刺繡上也自成一種風格。
第二種是明末上海顧氏露香園繡，彩繡寫生花鳥屏條冊頁，有些據宋、元花卉草蟲冊頁畫卷，有些用明代畫家陸包山等花鳥畫稿，間或也有用徐青藤水墨花卉作底本的。
用針逼真細密，配色華美而又準确，發展了刺繡中精細逼真特長，在作品中充滿生意。
本屬于一種藝術上的提高，後因愛好的多，于是當成一種高級美術商品而流行，彼此模仿，不免真僞難分。
這種刺繡比發繡和仿文人畫的水墨繡，更加容易為群衆接受，因此特别得到發展，并影響到十八、十九世紀和後來一部分蘇州繡法。
刺繡本屬于中國社會婦女日常課藝，除專工制作的高級美術品和部分美術商品，大多數生産，是處于婦女處理家事之外，或生産工作餘暇，自作自用。
有些地方，照社會風氣，親友結婚，即常邀約親友鄰伴，置辦嫁妝，參加工作的，照習慣也不受物質報酬。
作品雖有精粗，都不屬于商品性質。
例如日用品之一，收藏青銅鏡子的鏡套，就有各式各樣具備，多産生于社會各階層婦女手中，是美術品而非商品。
這種圓形繡花鏡套，到十八世紀玻璃鏡子流行後，就再無使用的。
十七世紀遺物還留下很多精美作品，特别重要是從這部分作品可以明白明代刺繡種種不同古代技法。
十七世紀末，中國政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李自成、張獻忠等為首的巨大農民革命，雖推翻了腐朽的明代統治政權，居住東北的滿族卻得到漢族中大地主官僚幫助，統治了全中國。
到十八世紀初，社會生産不斷發展，刺繡因配合政治制度和社會習慣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社會中層以上，官制中大量使用刺繡。
宮廷中的儀仗、車轎、馬具，凡利用紡織物部分，都需用刺繡。
生活起居日用器物，由床榻、座椅、桌圍、幔帳，到挂屏、槅扇心，大小官吏身邊攜帶的煙荷包、香囊、扇套、眼鏡盒子、名片盒……更無一不利用刺繡。
即一般農村婦女，也無不在工作餘暇，制作各種刺繡。
工作時最重要的當胸圍裙，就各有不同風格的彩繡或挑花繡，此外頭巾、手帕、衣袖、褲腳，以至于鞋面，無一處不加上種種花繡。
由于民間刺繡花樣需要廣泛，間接且刺激了民間剪紙的生産，成為鄉村手工藝一部門。
雖參加這部門生産的人數并不多，卻自成一個單獨行業，為中國農村中巧手藝人所獨占，作品豐富了廣大農村人民的生活，花樣豐富并且充滿地方風格，特别是中國西南地區的成就，更加顯得豐富多彩。
直到現代，還留下萬千種顔色華美的圖案，通過八十歲白發如銀老祖母的記憶，傳給十二三歲初學針線的年少女子。
這個曆史階段由于戲劇的發展，除全國各都市保有不同數量的劇團，即鄉村也常有流動劇團，來往各處，對于戲衣需要的旗幟、衣甲、帷帳道具，數量也相當大，因之又刺激了戲衣刺繡業的發展。
北京和蘇州是兩個主要生産區，西南的成都和廣州，也有這個企業的存在。
就總的方面說來，全國刺繡需要量之大，在曆史上也是空前的。
土制印花布的普遍流行，和有花絲綢後起的漳絨大量生産，刺繡在人民生活的需要量，還是無比龐大。
除吸收了家庭婦女業餘勞動大部分，都市中則為适應這個需要，生産機構還分門别類，例如衣服和佩帶繡件，就各自成一種行業，各有專店出售。
純粹作觀賞用的美術刺繡，由露香園顧氏繡創始，到十八世紀乾隆時期，有了新的發展。
精美的花鳥刺繡，多用當時寫生花鳥畫家蔣廷錫等畫幅作底稿，色彩華美，構圖典雅，具有濃厚裝飾性。
花朵一部分或鳥身某部分，還穿綴小粒珍珠和珊瑚珠子，增加裝飾效果。
宮廷用三藍繡配色法，也從這時期确定影響到應用刺繡一般色調和風格約兩個世紀。
大件如宮殿中的三五丈大毛織物龍鳳繡毯，小的如洋绉綢汗巾上繡的小朵折枝花，都采用過這個以三藍為主調的配色法。
彩繡中組織規模宏大可稱近三世紀代表傑作的，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大幅缂絲加繡《無量壽尊佛像軸》，寬達307公分，長達620公分。
設計之精巧，布色之華美壯麗，都達到了近十世紀以來織繡藝術最高水平。
這種織繡品的制作，必須使用大量人工物力，費時數年才能完成。
又有在二丈大織金錦上，用珍珠珊瑚等繡成種種圖案，作為廟宇塑像披肩的。
這時期帝王日常穿着朝服，取材也極精美，刺繡花紋更加華麗炫目。
有用孔雀翎毛撚線織成袍服，上綴大小珍珠作雲龍花鳥的，可作一時代表。
至于美術缂絲繡，則長幅山水卷子的制作，是新發展。
到十九世紀晚期，流行通身一枝花婦女長袍料時，也有用刻金銀繡法做成的。
二十世紀初，人民革命結束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政權，衣服制度一改，因之近三世紀以來的這個龐大刺繡業，自然即衰落下來，全國各地積累下來的萬萬千千精美絲繡，不是當成廢物毀去，也就是當成廢物處理，或改作其他用途。
最多的是把乾隆以來流行兩百年的婦女寬大衣袖部分和裙上裝飾集中部分，改成小件方幅，向海外輸出。
在當時商人眼光看來，即是廢物利用一個最有效方法，因此近半世紀中，前三十年，北京手工藝美術品輸出品種中，這種改造加工絲繡品，曆來都占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還為此産生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改制加工行業，專做這一部門的刺繡輸出貿易。
一般歐洲人對于中國刺繡的印象，是從這部分作品開始的。
在這個時期，京、蘇刺繡業和成都、廣州及其他省市刺繡業，僅戲衣刺繡業還保留一部分生産外，其餘當成商品生産的日用刺繡，由于需要不多，不免一落千丈。
加之外來機制印花标布的推銷，不僅妨礙中國紡織工業的生産，同時還把大都市僅存的刺繡行業，也大部分打垮了。
大都市刺繡業雖一蹶不振，唯因外銷刺激，南方又還有千萬海外華僑需要，因之廣東新刺繡，在出口日用美術手工藝品部門中，還占相當大比例。
蘇州、上海地區生産刺繡日用品，占相當大比重。
枕套和觀賞品鏡屏類，供新家庭采購作禮品的，在國内逐漸回到一定市場。
廣東汕頭、山東煙台的麻布繭綢單色繡和彩色挑花、貼花等餐巾、台布、睡衣等，由于物美價廉，輸出生産數字，因之在逐年上升中。
湘繡雖屬後起，系從十九世紀末國際展出中引起注意，逐年發展，生産被面和花鳥挂屏，在國内曾有大量供銷。
廣繡本來有個較早的傳統，十九世紀以來成品習于用百花雜鳥同置一繡件中，布置設計和中國畫傳統要求不同，然而用針繡細密而色彩華豔，另具一種風格。
到二十世紀後，這個傳統風格已失去，新的外銷多種多樣，有一種在黑白綢地上用紅色線繡小折枝滿地花的，多供外銷做披肩桌毯，繡法也受外來影響較大，和傳統廣繡風格少相似處。
湘繡較先本從寫生花鳥着手，唯底稿多取材于一般流行畫幅，受晚清上海畫派影響相當大。
用色較重，針線較粗，寫生中有寫意底子，花色本宜于觀賞挂屏的，多用于日用品中之枕套、被面上，這些都指的是經常有數以千計的繡工在生産有商品性的刺繡而言。
至于以新的技法，創造新的美術刺繡，個人中在這時期特别有成就的，應數十九世紀末江南女子餘沈壽作的絲繡人像和其他寫生花。
繡像法本來傳說公元前三世紀即已使用到，在蒙古漢代匈奴族貴族古墓中，曾發現在公元前一二世紀絲毛繡人像數種，就中有作三匈奴騎士形的，針線雖簡單，神氣卻極生動。
公元三世紀後的晉南北朝時，多用于佛像。
《洛陽伽藍記》曾叙述過這種用珠繡和織成佛像。
八世紀後有作四天王等大繡像的。
公元後十世紀以來，又有在大和尚所着扁衫上繡作千佛諸神，作法事的，披上表示宗教莊嚴的。
這種方法且沿襲下來，直到十九世紀不廢。
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佛教密宗教佛像盛行，布色濃厚，組織綿密，用刺繡法表現，效果有極好的。
十四世紀以來流行的八仙和南極壽星湊成的“八仙慶壽”因道教流行，也得社會愛好，把八仙繡像繡于帳子類作祝壽禮物的，已成為社會習慣，流行直到十九世紀，且使用種種不同繡法來表現。
繡法中的堆绫貼絹法，七八世紀的唐代即已盛行，是把雜色绫絹剪成所需要的人物鳥獸花枝形象，下填絮錦，釘繡于紅白絲綢底子上，形成一種彩色浮雕的效果。
這種繡法用于明、清兩代的，多和人像發生關系，和麻姑獻壽、八仙或和合二仙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