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織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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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字畫包首，冊頁扉面，和其他宋、元舊器襯墊絲織物，同樣可希望這種發現。
其次，即明《大藏經》使用的經面、經套，其中織金部分，或出于納石失式樣，或即是本來的納石失。
前一部分，北京廟宇裡的東西，剩下的也已經不會怎麼多。
因為元、明以來密宗佛像，近數十年被帝國主義豪奪巧取，盜出國外的不下萬千件。
稍好的就不容易保全。
但是，即就北京市目前能得到的而言，如果能集中一處，斷缣敗素中還是可希望有重要發現（有小部分可能是宋錦，大部分卻是明織金錦緞，紋樣還是極有價值的）。
西北區大廟宇，由于宗教傳統的尊重，不受社會變亂影響，就必然還有許多十分重要的材料。
故宮收藏則從中得到的明、清仿宋彩錦，或多于元納石失金錦。
至于明《大藏經》封面，就個人認識說來，即這份材料，不僅可作納石失金錦研究資料，好些種金錦本名或者就應當叫作納石失，并且還是當時的納石失。
我們說明代加金絲織物，大都是元代納石失發展而來，從《野獲編》記錄洪武初年，向北方也先聘使禮物中的織金名目，也可見出。
五彩織金花錦由一寸大散答花朵到徑尺大的大串枝蓮、大折枝牡丹，和三五寸花頭的蜀葵、石榴、雲鳳、雲龍、雲鶴，不宜于衣着，可能作帳幔簾幕、被褥的材料，和其他文獻記錄比較，我們就會具有一種新的認識和信念，納石失金錦問題，雖在多數學者印象中，還十分生疏，卻是一個可以逐漸明白的題目。
明織金是一個關鍵，必須給以應有的重視。
其次，即現存故宮部分充滿西域或波斯風的小簇花織金錦，通名“回回錦”，在乾隆用物帷帳和蒙古包帳檐中都使用到。
整件材料，部分還附有乾隆時回王某某進貢的黃字條，可知這類金錦至晚是乾隆時或較前物品。
這類回回錦特别值得注意處，即花紋還充分具有波斯風，和唐代小簇花裝飾圖案近似。
在有關帖木兒繪畫人物服裝和元帝後像領沿間用金錦花紋，也十分相似，元代納石失也許僅指這類花紋金錦而言，還須進一步研讨。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為中國絲織物加金曆史發展問題，試重複一下，提出如下意見，供國内專家學者商讨： 用金做裝飾的絲織物，在戰國有可能已産生，漢代以後得到繼續發展。
但真正的盛行，實隻是元、明、清三代。
開始應用雖可早到兩千二三百年前，作用不會太大，用處也不會如何多。
但至遲在東漢時，明金做法已能正确使用。
六朝到唐末，是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時期中，或因佛像中的金襕，影響到封建統治階級婦女的裝飾，衣裙領袖間除彩色描繪外，用金已比較多。
特别是當時貴族婦女，需要用金表示豪富甚過于用色彩表示藝術時，金的使用範圍必然日漸增加。
但是，金銀在絲織物中的地位，始終還是并沒有超過具有複雜色彩的傳統刺繡和織錦重要。
在裝飾價值上，則隻有小部分的泥金縷繡的歌衫舞裙，有從彩色刺繡取而代之的趨勢。
到唐代，特别是開元、天寶時代，因王鉷、楊國忠等人的聚斂搜刮，楊氏姐妹的奢侈靡費，和外來的歌舞，西域阿拉伯回鹘的金绮織工，以及谄佞佛道的風氣，五者彙合而為一，織金絲織物需要範圍就日廣，生産也必然增多。
到這個時代，用金技術已經綽有餘裕。
但用金事實，還是在社會各種制約中，不可能有何特别發展。
到宋代，因承受唐末五代西蜀、江南奢靡習慣，用金技術更加提高，織金、撚金和其他用金方法已到十八種。
但使用還是有個限度。
譬如說，封建帝王親戚服制上常用，一般中等官吏衣服即不會濫用。
婦女衣裙上局部用，全部還是不用。
宣和時，更有兩種原因，使絲織物加金受了限制，不至于大行于時： 一、衣着中因為寫生花鳥畫的發展，把絲織物上裝飾紋樣，已推進了一步。
刺繡和缂絲，都重視生色花，能接近寫生為第一等。
即染織花紋，也開始打破了唐代以來平列圖案布置的效果，而成迎風浥露折枝花的趨勢。
換言之，即黃筌、徐熙、崔白、趙昌等畫稿上了瓷器，上了建築彩繪，上了金銀器，這個風氣也影響到絲織物的裝飾花紋。
所以從唐代團窠瑞錦發展而成的八搭暈錦，鑿六破錦發展而成的球路等彩錦，幾何圖案中都加入了小朵折枝花。
色調配置且由濃麗轉入素樸淡雅，基本上有了改變，金銀雖貴重，到此實無用武之地。
二、當時藝術風氣鑒賞水準已極高。
特别是徽宗一代由于畫院人才的培養，和文繡院技術上的高度集中，錦類重設計配色，要求非常嚴格。
金銀在錦中正如金碧山水在畫中一樣，雖有一定地位，不可能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徽宗宣和時，庭園布置已注意到水木蕭瑟景緻，桫椤木堂的建造，一點彩色都不用，隻用木的本色，白粉牆上卻畫的是淺淡水墨畫，和傳世王诜的漁村小雪，趙佶自作的雪江圖近似，在這種宮廷藝術空氣下，絲織物加金，不能成為一個主要生産品，更極明顯。
屬于金工技術發展，和社會發展似乎稍有參差。
關于金薄、縷金、撚金技術的進展，照近三十年考古材料發現說來，商代即已經能夠捶打極薄金片。
春秋戰國之際，在青銅兵器和用器上，都用到這種薄金片和細金絲鑲嵌，就處理技術上的精工和細緻而言，是早超過縷金絲作衣飾程度的。
洛陽金村發現的一組佩玉，是用細金鈕鍊貫串的。
壽縣和河南出土，捶有精細夔龍紋的金質片，可作戰國時期金工高度技術的證明。
特别是三年前在河南輝縣發現的金銀錯鑲松石珠玉彩琉璃帶鈎，和信陽長台關戰國楚墓出土的鐵錯金銀加玉帶鈎，實可作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細金工藝最高紀錄的證明。
這個時期的巧工，文獻上雖少提及出處，一部分來自楚民族和西蜀，可能性極大。
到漢代，技術上有了新的展開，用金風氣發展，仿雲物山林鳥獸縷金錯銀法，已打破了戰國以來幾何紋圖樣，漆器上的金銀扣和參帶法，且使用相當普遍，中等漢墓裡即常有發現。
講究處則如《禹貢文奏》和《鹽鐵論·散不足篇》所叙述，許多日用小件器物都用金銀文畫裝飾。
鎏金法應用更加廣泛，且使用到徑尺大酒樽和别的用具上。
但從用金藝術說，比起戰國時實在已稍差了些。
這個時期蜀工已明顯擡頭。
西北和樂浪所發現的漆器中，都具有文字銘刻。
蜀工之巧在漢金銀扣器中已充分反映出來。
随同絲織物生産的發展，西蜀絲織物加金的技術，必然和扣器有同樣成就，到漢末才逐漸衰落，但生産還是能供應全國需要。
晉人奢侈而好奇，王恺、石崇輩當時争富鬥闊，多不提金銀珠玉，隻說南方海外事物中珊瑚犀象，和新興的琉璃。
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會以金銀裝飾為重。
北魏羌胡貴族多信佛，用金銀做佛像和建築裝飾，均常見于史傳。
但做衣服似和社會要求不大相合。
石虎是極講究用金銀鋪排場面的一個胡人，算是極突出的，史傳才特别反映。
西域金工做的撚金絲織物，亦必然在這個時期才比較多。
南朝似乎猶保留了漢以來金銀鑲嵌工藝傳統，常見于詩文歌詠中。
但這個時代正是越州系缥青瓷在社會上普遍受尊重的時代，金銀器在社會上能代替富貴，卻不能代表藝術，即衣裙上用金，詩人形于歌詠，也着重在豪華，和服飾藝術關系就并不多。
到唐代，豪華和藝術才正式結合起來，這從現存金銀平脫和金銀酒食用具在工藝上達到的藝術标準可見。
但絲織物加金還不是工藝中唯一的重點。
因為唐人重色彩濃麗，單純用金是達不到這個要求的。
金的裝飾作用，已在絲繡織物上加多，還不至于大用。
有撚金、織金等十四種方法，一般使用的是女人服飾上的泥金銀繪畫。
宋代絲織物用金方法已加多，但工藝重點則在瓷器、繪畫和缂絲織錦。
瓷器裝飾金銀，雖從五代吳越開始，并無什麼美術價值。
宋代定州瓷器，雖還用到這個傳統，用金銀緣邊，分量已減少成薄薄一線。
繪畫用大小李将軍作金碧山水法的趙千裡，在宋人畫中，即隻代表一格，并非第一流。
缂絲重生色花，不重加金。
克金還未發現。
錦緞則如前叙述，要求藝術高點在色彩配合，不在金銀。
宮廷中織金絲織物，或有相當需要量，一般社會對錦緞要求，必不在加金。
因此加金絲織物，不可能在北宋早期有極多生産。
文彥博在成都為貢谀宮廷織造的金線蓮花燈籠錦，近于突出的作品。
南宋撚金錦已當作給金人的重要禮物，在南方大緻還是發展有限。
因織金固需要一套極複雜的生産過程，更重要的還是極大的消費。
南宋時經濟情形，是不可能如元、明以來那麼大量消費金銀到絲織品上去的。
《夢粱錄》雖提起過這個偏安江南的小朝廷，由于上下因循苟安心理的浸潤，和加重稅收聚斂，經濟集中，社會得來的假繁榮，都市中上層社會，靡費金銀的風氣，因之日有所增。
一個臨安就有許多銷金行，專做婦女種種泥金、印金小件用品，但是撚金、明金，由于技術煩瑣，在當時使用還是不會太多。
織金的進一步發展，和女真人占據北中國有密切關系。
至于女真人對于絲織物加金的愛好，則和它的民族文化程度有關。
金人興起于東北，最先鐵兵器還不多，用武力滅遼後，民族性還是嗜殺好酒。
圍攻汴梁時，種種曆史文件記載，說的都是搜刮金銀、擄掠婦女為主要對象，雖随後把戶籍、圖書、天文儀器和壽山艮嶽一部分石頭，也搬往燕京（這些石頭最先在北海，明代遷南海瀛台）。
作設都北京經營中國的準備。
金章宗還愛好字畫，和一群附庸風雅的投降官僚文人，商讨文學藝術，其實隻是近于籠絡臣下的一種手段。
整個上層統治心理狀态，金帛聚斂和種族壓迫實勝過一切。
八百年前的金代宮室布置，真實情況已不得而知。
唯從《張汝霖傳》稱用一千二百織錦工人，工作兩年的情形看來，卻可以想見，當時土木被文繡的奢侈光景。
金人始終猶保持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除服飾外，帷帳簾幕使用格外多，建築中許多彩畫部分，在這時節是用絲織物蒙被的。
大串枝花絲織物的發展，必然在這個時期。
《大金集禮》載文武官服制度，和其他使用織金絲織物記載，都叙述過。
元官服制度多據金制，《辍耕錄》記載可知。
元代的納石失金錦，就由于承襲了這個用金風氣習慣而來。
《馬可波羅遊記》說的，用織金作軍中營帳，延長數裡，應是事實。
絲織物加金盛于元代，比金人有更多方面的發展，由許多原因做成。
這和當時蒙古民族的文化水準、裝飾愛好、藝術理解都有關系。
更重要還是當時國力擴張，及一種新的經濟策略，用大量紙币吸收黃金方式，統治者因而占有了大量黃金的事實分不開。
如沒有從女真、西夏和南宋三方面政府和所有中國人民手中及海外貿易，得來的無數黃金，元代納石失金錦的大量生産，還是不可能的。
錦類的紋樣發展，春秋以來常提起的襄邑美錦、重錦、貝錦，雖不得而知，唯必然和同時期的銅玉漆繪花紋有個相通處。
到漢代，群鹄、遊獵、雲獸、文錦和同時金銀錯器、漆器花紋就有密切聯系，已從實物上得到證明。
傳玄為馬鈞作傳，稱改造錦機，化繁為簡，提花方法已近于後來織機。
《西京雜記》記陳寶光家織散花绫，由于提花法進步，色澤也複雜得不可思議。
唐初窦師綸在成都設計的錦绫樣子，和文獻上常提及的幾種绫錦，從正倉院藏中國唐錦中，猶可見到對雉、鬥羊、遊鱗、翔鳳諸式樣。
餘如盤縧、柿蒂、樗蒲也已經陸續從明錦中發現。
從這個發現比證中，得知道它和漢代已有了不同進展，顔色則由比較單純趨于複雜，經緯錯綜所形成的藝術效果，實兼有華麗和秀雅兩種長處。
到宋代，因寫生花鳥畫的進步，更新的大折枝、大串枝和加金染色藝術配合起來，達到的最高水準，正如同那個時代的瓷器和缂絲一樣，是由于種種條件湊合而成，可以說是空前的。
時代一變，自然難以為繼。
在金元之際，絲織物的生産，由色彩綜合為主的要求，轉而為用金來作主體表現，正反映一種曆史現實，即民族鬥争曆史中，文化落後的遊牧民族武力一時勝利時，就會形成一種“文化後退”現象。
這種文化後退或衰落現象，是全面的，特别屬于物質文化和人民生活密切關聯的工藝，每一部門都有影響的。
也隻有從全面看，才容易明白它的後退事實。
若單純從絲織物加金工藝史發展而言，則元代納石失金錦，依然可以說是進展的，有記錄性的，同時還是空前絕後的。
因為如非這個時代，是不可想象能容許把黃金和人力來如此浪費，生産這種絲織品，使用到生活各方面去，成為一部分人最高美的對象的！ 談刺繡 刺繡出于繪畫的加工，使用到紡織物方面，和多數人民生活發生密切的聯系。
它雖起源于紡織物提花技術發明以前，卻在紡織物高度發展後，還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為多數人所愛好。
就中國現存有花紋紡織物殘餘材料分析，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絲綢提花技術已有相當成熟。
刺繡應用到服飾及儀仗中旗幟和其他方面，時間顯然還應當早些。
根據中國古文獻《尚書·益稷》中記載說來，刺繡和氏族社會結合在政治上的應用，是屬于半傳說中的著名帝王大舜，囑咐治洪水的大禹，為在衣服上繪繡十二種圖案開始的。
十二種圖案是“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彜、藻、火、粉米、黼、黻”，通稱“十二章”（前六種圖案是手繪的，用于上衣；後六種圖案是刺繡的，用于下裳。
當時衣裳的圖案花紋，手繪與刺繡并存）。
這種用在古帝王衣服上裝飾圖案，花紋色彩真實情況雖難于考究，唯公元前十二三世紀以來，青銅器和玉、石、牙、骨等雕刻圖案，多還保存下來，許多花紋圖案都做得十分精美，彼此之間的關系又極明顯。
刺繡雖因所用材料性質不盡相同，圖案花紋和這些古代工藝品卻必然有一定的聯系。
從當時工藝圖案中去探讨古代刺繡十二種裝飾圖案，總還有些線索可尋。
《尚書》在公元前二世紀的西漢，就被當成古代重要曆史文獻而流傳，因此“十二章”舊說，兩千年來深入一般學者心中。
但究竟是什麼樣子？卻少具體說明。
漢代部分錦繡圖案，就由于反映這個傳統而形成。
但是極明顯，曆史既在不斷發展中，新的創作和古代花紋是有距離的。
公元前一世紀的時期，有個宮廷官吏史遊，貫串前人舊作，用三七言韻語寫了個通俗讀物《急就章》，曾提起些絲綢錦繡花紋。
雖隻兩千年前事情，經後來學者研究注釋，由于孤立地引書、注書，不結合實物分析，還是不容易明白。
直到近半世紀，在西北地區發現許多漢代錦繡後，這部門知識，才比較具體。
用它和同時期工藝紋樣相互比較，又才深一層明白它的成因，大約可分作三部分：一屬周代以來舊有樣式，二受當時儒家傳說影響，三受漢代流行神仙思想影響。
至于公元三世紀後帝王服飾種種及十二章圖案，卻近于二世紀以來學者附會舊說而成，《帝王圖》前後延續千餘年，累代各有增飾。
例如唐人作帝王圖所見，除肩部圖案日中三足烏、月中蟾蜍，系本于漢代傳述舊樣，其餘花紋多去古日遠。
至宋《三禮圖》所見十二章，則和六朝以來又隔一層了。
明程君房《程氏墨苑》玄工卷一下《有虞十二章圖》則本于宋《三禮圖》。
還有個曆史文獻《禹貢》，曾提起中國古代九州物産，若幹地區養蠶和生産起花絲織物，每年納貢。
文獻産生時代雖可疑，唯說及絲綢主要生産在山東、河南一帶，卻和公元前三世紀文獻說的“錦出陳留，繡出齊魯”情形相合。
中國古代文獻記載錦繡比較具體可靠的是公元前四、五、六世紀的《詩經》《左傳》《國語》《禮記》《考工記》《墨子》《晏子春秋》……或用詩歌描寫當時人衣服裝飾應用錦繡的情況，或記載當時諸邦國外交聘問用錦繡作禮物的情形。
《禮記·月令》曾叙述及周代蠶織染事和有關法令，得知政府曾設官監督生産。
又說“畫繡共職”，可知自古以來就重視設計。
戰國以來，由于鐵工具在若幹地區的普遍使用，生産各部門都有了提高，商品貿易的流動，刺激了影響多數人生活的絲綢生産，錦繡在高級商品中，因此占了個特别位置。
文學作品中，對于貴族婦女、歌舞使用繡文華美的形容，也日益加多。
這時期的實物，雖因年代過久，不易保存本來色澤，卻可從其他工藝圖案的反映，得到重要啟發。
特别是這時期流行的青銅鑲嵌金銀器物的裝飾圖案，彩色華美的漆器圖案，和精美無匹的雕玉圖案，都必然和同時的錦繡裝飾圖案有密切的關系。
加之近二十年來，湖南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大量彩繪木俑和漆器，信陽長台關出土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還有一部分提花紡織物發現，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相比較，豐富了我們許多知識。
比如照《禮記》所說，天子諸侯棺木必加黼繡蓋覆，河南輝縣出土彩繪朱漆棺，上面圖案就是記載中的黼紋形象。
另一出土漆鑒花紋，則在公元前二世紀出土錦繡中，還有相似圖案發現。
燕下都出土花磚的圖案，更是标準黼繡紋樣。
漢儒注黼紋為“兩弓相背”，從當時實物比較，才知道原來是兩龍紋。
公元前三世紀末，漢統一大帝國建立後，絲織物統由國家設官監督生産，齊國臨淄和陝西長安，都各有千百男女工人，參加特種錦繡和精細絲織生産，供應政府需要，工藝上的成就，并且和國家政治經濟都發生密切關系。
西漢初年就采用儒家建議，重視政治制度排場，帝王貴族及各級官吏，服飾儀仗，起居服用，各有等級，區别明顯。
例如當時主持司法的禦史官，平時就必須穿繡衣，名“繡衣執法禦史”。
帝王身邊又有一種“虎贲”衛士，也必須穿虎豹紋錦褲。
宮廷土木建築生活起居用錦處甚多，在宮中直宿的高級官僚，照例用錦繡作被面。
著名将軍霍去病死去時，政府給他的殉葬用繡被，就達一百件。
宮廷貴族一般歌妓舞女，服飾更加紋彩炫目。
據《漢舊儀》稱，武帝時于通天台祀太乙歲皇，即用童男女三百人衣繡衣，于高及數十丈的建築物上歌舞，通宵達旦。
逐漸到豪富商人，除身衣錦繡，出入騎馬乘車外，還有用錦繡作帳幔、地衣的，緻政府不能不用法令來禁止，直到豪富大商人，鬻賣奴婢的也有用錦繡做衣邊，腳穿五色絲履的。
正不啻為當時諺語“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作一注解。
所以政府有法令“禁賈人不得衣錦繡乘騎”。
這種種又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即絲綢産量之大，和它在商品市場上所占地位的重要。
特别是對于西北居住各遊牧族和海外各古國，文化交流錦繡就占有個重要地位。
因為好衣着錦繡的風氣，不僅僅是長安和其他大都會貴族和商人的風氣，同時遠住中國西北部的匈奴族和其他部落胡族，也都喜歡衣着錦繡。
文學家賈誼在他的作品中就說過，每來長安，族長必衣繡，兒童也衣錦。
大曆史學家司馬遷著《史記》，還說起政府每年必從長安運出錦繡八千匹，作為對于匈
其次，即明《大藏經》使用的經面、經套，其中織金部分，或出于納石失式樣，或即是本來的納石失。
前一部分，北京廟宇裡的東西，剩下的也已經不會怎麼多。
因為元、明以來密宗佛像，近數十年被帝國主義豪奪巧取，盜出國外的不下萬千件。
稍好的就不容易保全。
但是，即就北京市目前能得到的而言，如果能集中一處，斷缣敗素中還是可希望有重要發現（有小部分可能是宋錦，大部分卻是明織金錦緞，紋樣還是極有價值的）。
西北區大廟宇，由于宗教傳統的尊重，不受社會變亂影響，就必然還有許多十分重要的材料。
故宮收藏則從中得到的明、清仿宋彩錦，或多于元納石失金錦。
至于明《大藏經》封面，就個人認識說來，即這份材料，不僅可作納石失金錦研究資料，好些種金錦本名或者就應當叫作納石失，并且還是當時的納石失。
我們說明代加金絲織物，大都是元代納石失發展而來，從《野獲編》記錄洪武初年，向北方也先聘使禮物中的織金名目，也可見出。
五彩織金花錦由一寸大散答花朵到徑尺大的大串枝蓮、大折枝牡丹，和三五寸花頭的蜀葵、石榴、雲鳳、雲龍、雲鶴，不宜于衣着，可能作帳幔簾幕、被褥的材料，和其他文獻記錄比較，我們就會具有一種新的認識和信念，納石失金錦問題，雖在多數學者印象中，還十分生疏，卻是一個可以逐漸明白的題目。
明織金是一個關鍵，必須給以應有的重視。
其次，即現存故宮部分充滿西域或波斯風的小簇花織金錦，通名“回回錦”，在乾隆用物帷帳和蒙古包帳檐中都使用到。
整件材料，部分還附有乾隆時回王某某進貢的黃字條，可知這類金錦至晚是乾隆時或較前物品。
這類回回錦特别值得注意處，即花紋還充分具有波斯風，和唐代小簇花裝飾圖案近似。
在有關帖木兒繪畫人物服裝和元帝後像領沿間用金錦花紋，也十分相似，元代納石失也許僅指這類花紋金錦而言，還須進一步研讨。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為中國絲織物加金曆史發展問題，試重複一下，提出如下意見，供國内專家學者商讨： 用金做裝飾的絲織物，在戰國有可能已産生，漢代以後得到繼續發展。
但真正的盛行，實隻是元、明、清三代。
開始應用雖可早到兩千二三百年前，作用不會太大，用處也不會如何多。
但至遲在東漢時，明金做法已能正确使用。
六朝到唐末，是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時期中，或因佛像中的金襕，影響到封建統治階級婦女的裝飾，衣裙領袖間除彩色描繪外，用金已比較多。
特别是當時貴族婦女，需要用金表示豪富甚過于用色彩表示藝術時，金的使用範圍必然日漸增加。
但是，金銀在絲織物中的地位，始終還是并沒有超過具有複雜色彩的傳統刺繡和織錦重要。
在裝飾價值上，則隻有小部分的泥金縷繡的歌衫舞裙，有從彩色刺繡取而代之的趨勢。
到唐代，特别是開元、天寶時代，因王鉷、楊國忠等人的聚斂搜刮，楊氏姐妹的奢侈靡費，和外來的歌舞，西域阿拉伯回鹘的金绮織工，以及谄佞佛道的風氣，五者彙合而為一，織金絲織物需要範圍就日廣，生産也必然增多。
到這個時代，用金技術已經綽有餘裕。
但用金事實，還是在社會各種制約中，不可能有何特别發展。
到宋代，因承受唐末五代西蜀、江南奢靡習慣，用金技術更加提高，織金、撚金和其他用金方法已到十八種。
但使用還是有個限度。
譬如說，封建帝王親戚服制上常用，一般中等官吏衣服即不會濫用。
婦女衣裙上局部用，全部還是不用。
宣和時，更有兩種原因，使絲織物加金受了限制，不至于大行于時： 一、衣着中因為寫生花鳥畫的發展，把絲織物上裝飾紋樣，已推進了一步。
刺繡和缂絲，都重視生色花，能接近寫生為第一等。
即染織花紋，也開始打破了唐代以來平列圖案布置的效果，而成迎風浥露折枝花的趨勢。
換言之，即黃筌、徐熙、崔白、趙昌等畫稿上了瓷器，上了建築彩繪，上了金銀器，這個風氣也影響到絲織物的裝飾花紋。
所以從唐代團窠瑞錦發展而成的八搭暈錦，鑿六破錦發展而成的球路等彩錦，幾何圖案中都加入了小朵折枝花。
色調配置且由濃麗轉入素樸淡雅，基本上有了改變，金銀雖貴重，到此實無用武之地。
二、當時藝術風氣鑒賞水準已極高。
特别是徽宗一代由于畫院人才的培養，和文繡院技術上的高度集中，錦類重設計配色，要求非常嚴格。
金銀在錦中正如金碧山水在畫中一樣，雖有一定地位，不可能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徽宗宣和時，庭園布置已注意到水木蕭瑟景緻，桫椤木堂的建造，一點彩色都不用，隻用木的本色，白粉牆上卻畫的是淺淡水墨畫，和傳世王诜的漁村小雪，趙佶自作的雪江圖近似，在這種宮廷藝術空氣下，絲織物加金，不能成為一個主要生産品，更極明顯。
屬于金工技術發展，和社會發展似乎稍有參差。
關于金薄、縷金、撚金技術的進展，照近三十年考古材料發現說來，商代即已經能夠捶打極薄金片。
春秋戰國之際，在青銅兵器和用器上，都用到這種薄金片和細金絲鑲嵌，就處理技術上的精工和細緻而言，是早超過縷金絲作衣飾程度的。
洛陽金村發現的一組佩玉，是用細金鈕鍊貫串的。
壽縣和河南出土，捶有精細夔龍紋的金質片，可作戰國時期金工高度技術的證明。
特别是三年前在河南輝縣發現的金銀錯鑲松石珠玉彩琉璃帶鈎，和信陽長台關戰國楚墓出土的鐵錯金銀加玉帶鈎，實可作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細金工藝最高紀錄的證明。
這個時期的巧工，文獻上雖少提及出處，一部分來自楚民族和西蜀，可能性極大。
到漢代，技術上有了新的展開，用金風氣發展，仿雲物山林鳥獸縷金錯銀法，已打破了戰國以來幾何紋圖樣，漆器上的金銀扣和參帶法，且使用相當普遍，中等漢墓裡即常有發現。
講究處則如《禹貢文奏》和《鹽鐵論·散不足篇》所叙述，許多日用小件器物都用金銀文畫裝飾。
鎏金法應用更加廣泛，且使用到徑尺大酒樽和别的用具上。
但從用金藝術說，比起戰國時實在已稍差了些。
這個時期蜀工已明顯擡頭。
西北和樂浪所發現的漆器中，都具有文字銘刻。
蜀工之巧在漢金銀扣器中已充分反映出來。
随同絲織物生産的發展，西蜀絲織物加金的技術，必然和扣器有同樣成就，到漢末才逐漸衰落，但生産還是能供應全國需要。
晉人奢侈而好奇，王恺、石崇輩當時争富鬥闊，多不提金銀珠玉，隻說南方海外事物中珊瑚犀象，和新興的琉璃。
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會以金銀裝飾為重。
北魏羌胡貴族多信佛，用金銀做佛像和建築裝飾，均常見于史傳。
但做衣服似和社會要求不大相合。
石虎是極講究用金銀鋪排場面的一個胡人，算是極突出的，史傳才特别反映。
西域金工做的撚金絲織物，亦必然在這個時期才比較多。
南朝似乎猶保留了漢以來金銀鑲嵌工藝傳統，常見于詩文歌詠中。
但這個時代正是越州系缥青瓷在社會上普遍受尊重的時代，金銀器在社會上能代替富貴，卻不能代表藝術，即衣裙上用金，詩人形于歌詠，也着重在豪華，和服飾藝術關系就并不多。
到唐代，豪華和藝術才正式結合起來，這從現存金銀平脫和金銀酒食用具在工藝上達到的藝術标準可見。
但絲織物加金還不是工藝中唯一的重點。
因為唐人重色彩濃麗，單純用金是達不到這個要求的。
金的裝飾作用，已在絲繡織物上加多，還不至于大用。
有撚金、織金等十四種方法，一般使用的是女人服飾上的泥金銀繪畫。
宋代絲織物用金方法已加多，但工藝重點則在瓷器、繪畫和缂絲織錦。
瓷器裝飾金銀，雖從五代吳越開始，并無什麼美術價值。
宋代定州瓷器，雖還用到這個傳統，用金銀緣邊，分量已減少成薄薄一線。
繪畫用大小李将軍作金碧山水法的趙千裡，在宋人畫中，即隻代表一格，并非第一流。
缂絲重生色花，不重加金。
克金還未發現。
錦緞則如前叙述，要求藝術高點在色彩配合，不在金銀。
宮廷中織金絲織物，或有相當需要量，一般社會對錦緞要求，必不在加金。
因此加金絲織物，不可能在北宋早期有極多生産。
文彥博在成都為貢谀宮廷織造的金線蓮花燈籠錦，近于突出的作品。
南宋撚金錦已當作給金人的重要禮物，在南方大緻還是發展有限。
因織金固需要一套極複雜的生産過程，更重要的還是極大的消費。
南宋時經濟情形，是不可能如元、明以來那麼大量消費金銀到絲織品上去的。
《夢粱錄》雖提起過這個偏安江南的小朝廷，由于上下因循苟安心理的浸潤，和加重稅收聚斂，經濟集中，社會得來的假繁榮，都市中上層社會，靡費金銀的風氣，因之日有所增。
一個臨安就有許多銷金行，專做婦女種種泥金、印金小件用品，但是撚金、明金，由于技術煩瑣，在當時使用還是不會太多。
織金的進一步發展，和女真人占據北中國有密切關系。
至于女真人對于絲織物加金的愛好，則和它的民族文化程度有關。
金人興起于東北，最先鐵兵器還不多，用武力滅遼後，民族性還是嗜殺好酒。
圍攻汴梁時，種種曆史文件記載，說的都是搜刮金銀、擄掠婦女為主要對象，雖随後把戶籍、圖書、天文儀器和壽山艮嶽一部分石頭，也搬往燕京（這些石頭最先在北海，明代遷南海瀛台）。
作設都北京經營中國的準備。
金章宗還愛好字畫，和一群附庸風雅的投降官僚文人，商讨文學藝術，其實隻是近于籠絡臣下的一種手段。
整個上層統治心理狀态，金帛聚斂和種族壓迫實勝過一切。
八百年前的金代宮室布置，真實情況已不得而知。
唯從《張汝霖傳》稱用一千二百織錦工人，工作兩年的情形看來，卻可以想見，當時土木被文繡的奢侈光景。
金人始終猶保持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除服飾外，帷帳簾幕使用格外多，建築中許多彩畫部分，在這時節是用絲織物蒙被的。
大串枝花絲織物的發展，必然在這個時期。
《大金集禮》載文武官服制度，和其他使用織金絲織物記載，都叙述過。
元官服制度多據金制，《辍耕錄》記載可知。
元代的納石失金錦，就由于承襲了這個用金風氣習慣而來。
《馬可波羅遊記》說的，用織金作軍中營帳，延長數裡，應是事實。
絲織物加金盛于元代，比金人有更多方面的發展，由許多原因做成。
這和當時蒙古民族的文化水準、裝飾愛好、藝術理解都有關系。
更重要還是當時國力擴張，及一種新的經濟策略，用大量紙币吸收黃金方式，統治者因而占有了大量黃金的事實分不開。
如沒有從女真、西夏和南宋三方面政府和所有中國人民手中及海外貿易，得來的無數黃金，元代納石失金錦的大量生産，還是不可能的。
錦類的紋樣發展，春秋以來常提起的襄邑美錦、重錦、貝錦，雖不得而知，唯必然和同時期的銅玉漆繪花紋有個相通處。
到漢代，群鹄、遊獵、雲獸、文錦和同時金銀錯器、漆器花紋就有密切聯系，已從實物上得到證明。
傳玄為馬鈞作傳，稱改造錦機，化繁為簡，提花方法已近于後來織機。
《西京雜記》記陳寶光家織散花绫，由于提花法進步，色澤也複雜得不可思議。
唐初窦師綸在成都設計的錦绫樣子，和文獻上常提及的幾種绫錦，從正倉院藏中國唐錦中，猶可見到對雉、鬥羊、遊鱗、翔鳳諸式樣。
餘如盤縧、柿蒂、樗蒲也已經陸續從明錦中發現。
從這個發現比證中，得知道它和漢代已有了不同進展，顔色則由比較單純趨于複雜，經緯錯綜所形成的藝術效果，實兼有華麗和秀雅兩種長處。
到宋代，因寫生花鳥畫的進步，更新的大折枝、大串枝和加金染色藝術配合起來，達到的最高水準，正如同那個時代的瓷器和缂絲一樣，是由于種種條件湊合而成，可以說是空前的。
時代一變，自然難以為繼。
在金元之際，絲織物的生産，由色彩綜合為主的要求，轉而為用金來作主體表現，正反映一種曆史現實，即民族鬥争曆史中，文化落後的遊牧民族武力一時勝利時，就會形成一種“文化後退”現象。
這種文化後退或衰落現象，是全面的，特别屬于物質文化和人民生活密切關聯的工藝，每一部門都有影響的。
也隻有從全面看，才容易明白它的後退事實。
若單純從絲織物加金工藝史發展而言，則元代納石失金錦，依然可以說是進展的，有記錄性的，同時還是空前絕後的。
因為如非這個時代，是不可想象能容許把黃金和人力來如此浪費，生産這種絲織品，使用到生活各方面去，成為一部分人最高美的對象的！ 談刺繡 刺繡出于繪畫的加工，使用到紡織物方面，和多數人民生活發生密切的聯系。
它雖起源于紡織物提花技術發明以前，卻在紡織物高度發展後，還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為多數人所愛好。
就中國現存有花紋紡織物殘餘材料分析，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絲綢提花技術已有相當成熟。
刺繡應用到服飾及儀仗中旗幟和其他方面，時間顯然還應當早些。
根據中國古文獻《尚書·益稷》中記載說來，刺繡和氏族社會結合在政治上的應用，是屬于半傳說中的著名帝王大舜，囑咐治洪水的大禹，為在衣服上繪繡十二種圖案開始的。
十二種圖案是“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彜、藻、火、粉米、黼、黻”，通稱“十二章”（前六種圖案是手繪的，用于上衣；後六種圖案是刺繡的，用于下裳。
當時衣裳的圖案花紋，手繪與刺繡并存）。
這種用在古帝王衣服上裝飾圖案，花紋色彩真實情況雖難于考究，唯公元前十二三世紀以來，青銅器和玉、石、牙、骨等雕刻圖案，多還保存下來，許多花紋圖案都做得十分精美，彼此之間的關系又極明顯。
刺繡雖因所用材料性質不盡相同，圖案花紋和這些古代工藝品卻必然有一定的聯系。
從當時工藝圖案中去探讨古代刺繡十二種裝飾圖案，總還有些線索可尋。
《尚書》在公元前二世紀的西漢，就被當成古代重要曆史文獻而流傳，因此“十二章”舊說，兩千年來深入一般學者心中。
但究竟是什麼樣子？卻少具體說明。
漢代部分錦繡圖案，就由于反映這個傳統而形成。
但是極明顯，曆史既在不斷發展中，新的創作和古代花紋是有距離的。
公元前一世紀的時期，有個宮廷官吏史遊，貫串前人舊作，用三七言韻語寫了個通俗讀物《急就章》，曾提起些絲綢錦繡花紋。
雖隻兩千年前事情，經後來學者研究注釋，由于孤立地引書、注書，不結合實物分析，還是不容易明白。
直到近半世紀，在西北地區發現許多漢代錦繡後，這部門知識，才比較具體。
用它和同時期工藝紋樣相互比較，又才深一層明白它的成因，大約可分作三部分：一屬周代以來舊有樣式，二受當時儒家傳說影響，三受漢代流行神仙思想影響。
至于公元三世紀後帝王服飾種種及十二章圖案，卻近于二世紀以來學者附會舊說而成，《帝王圖》前後延續千餘年，累代各有增飾。
例如唐人作帝王圖所見，除肩部圖案日中三足烏、月中蟾蜍，系本于漢代傳述舊樣，其餘花紋多去古日遠。
至宋《三禮圖》所見十二章，則和六朝以來又隔一層了。
明程君房《程氏墨苑》玄工卷一下《有虞十二章圖》則本于宋《三禮圖》。
還有個曆史文獻《禹貢》，曾提起中國古代九州物産，若幹地區養蠶和生産起花絲織物，每年納貢。
文獻産生時代雖可疑，唯說及絲綢主要生産在山東、河南一帶，卻和公元前三世紀文獻說的“錦出陳留，繡出齊魯”情形相合。
中國古代文獻記載錦繡比較具體可靠的是公元前四、五、六世紀的《詩經》《左傳》《國語》《禮記》《考工記》《墨子》《晏子春秋》……或用詩歌描寫當時人衣服裝飾應用錦繡的情況，或記載當時諸邦國外交聘問用錦繡作禮物的情形。
《禮記·月令》曾叙述及周代蠶織染事和有關法令，得知政府曾設官監督生産。
又說“畫繡共職”，可知自古以來就重視設計。
戰國以來，由于鐵工具在若幹地區的普遍使用，生産各部門都有了提高，商品貿易的流動，刺激了影響多數人生活的絲綢生産，錦繡在高級商品中，因此占了個特别位置。
文學作品中，對于貴族婦女、歌舞使用繡文華美的形容，也日益加多。
這時期的實物，雖因年代過久，不易保存本來色澤，卻可從其他工藝圖案的反映，得到重要啟發。
特别是這時期流行的青銅鑲嵌金銀器物的裝飾圖案，彩色華美的漆器圖案，和精美無匹的雕玉圖案，都必然和同時的錦繡裝飾圖案有密切的關系。
加之近二十年來，湖南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大量彩繪木俑和漆器，信陽長台關出土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還有一部分提花紡織物發現，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相比較，豐富了我們許多知識。
比如照《禮記》所說，天子諸侯棺木必加黼繡蓋覆，河南輝縣出土彩繪朱漆棺，上面圖案就是記載中的黼紋形象。
另一出土漆鑒花紋，則在公元前二世紀出土錦繡中，還有相似圖案發現。
燕下都出土花磚的圖案，更是标準黼繡紋樣。
漢儒注黼紋為“兩弓相背”，從當時實物比較，才知道原來是兩龍紋。
公元前三世紀末，漢統一大帝國建立後，絲織物統由國家設官監督生産，齊國臨淄和陝西長安，都各有千百男女工人，參加特種錦繡和精細絲織生産，供應政府需要，工藝上的成就，并且和國家政治經濟都發生密切關系。
西漢初年就采用儒家建議，重視政治制度排場，帝王貴族及各級官吏，服飾儀仗，起居服用，各有等級，區别明顯。
例如當時主持司法的禦史官，平時就必須穿繡衣，名“繡衣執法禦史”。
帝王身邊又有一種“虎贲”衛士，也必須穿虎豹紋錦褲。
宮廷土木建築生活起居用錦處甚多，在宮中直宿的高級官僚，照例用錦繡作被面。
著名将軍霍去病死去時，政府給他的殉葬用繡被，就達一百件。
宮廷貴族一般歌妓舞女，服飾更加紋彩炫目。
據《漢舊儀》稱，武帝時于通天台祀太乙歲皇，即用童男女三百人衣繡衣，于高及數十丈的建築物上歌舞，通宵達旦。
逐漸到豪富商人，除身衣錦繡，出入騎馬乘車外，還有用錦繡作帳幔、地衣的，緻政府不能不用法令來禁止，直到豪富大商人，鬻賣奴婢的也有用錦繡做衣邊，腳穿五色絲履的。
正不啻為當時諺語“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作一注解。
所以政府有法令“禁賈人不得衣錦繡乘騎”。
這種種又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即絲綢産量之大，和它在商品市場上所占地位的重要。
特别是對于西北居住各遊牧族和海外各古國，文化交流錦繡就占有個重要地位。
因為好衣着錦繡的風氣，不僅僅是長安和其他大都會貴族和商人的風氣，同時遠住中國西北部的匈奴族和其他部落胡族，也都喜歡衣着錦繡。
文學家賈誼在他的作品中就說過，每來長安，族長必衣繡，兒童也衣錦。
大曆史學家司馬遷著《史記》，還說起政府每年必從長安運出錦繡八千匹，作為對于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