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織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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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記載中，唯《蜀典》引曹丕批評，所說金薄、蜀薄指的近于後來織金，且和曹操《上雜物疏》文中一再提起的“金銀參帶”漆器相關聯。
文中還提起許多漆器是用金銀繪畫的。
另外，東晉時也用泥金，王隐《晉書》稱，江東賜在涼州的張駿以金印大袍。
如金印大袍指一物，用金印必泥金方成功。
又《北史·李光傳》，說賜光金縷繡命服一襲。
還是像撚金繡，不是織金。
就情形說來，織金法大緻至遲在東漢已經使用。
川蜀機織工人所作金薄，必和所做金銀扣漆器一樣，當時實在具有全國性，既可得極高利潤，自然會繼續生産。
到三國時，由于中原長年戰争，影響到銷路，也必然影響到生産。
這時生産技術雖保留，品質已退步，不如本來。
至于用撚金刺繡和撚金法，技術上有可能是從西方傳來的。
魚豢《魏略》即稱大秦能織金縷繡。
至于在中國和泥金塗畫，三種加金同時用到，當在晉六朝之際。
以北方用它多些。
原因除奢侈享樂，還有宗教迷信，谄媚土木偶像（《洛陽伽藍記》提金銀着佛像極多）。
不久南北同風，南方用于婦女衣裙，且特别顯著。
隋代用泥金銀即極多。
到唐代，貞觀時先還儉樸，及開元、天寶之際，社會風氣日變，一般器物多用金銀，或金銀裝飾，如漆器中的平脫鏡子、桌兒、馬鞍（姚汝能《安祿山事迹》還提到金銀杓甕笊籬）。
加之外來技術交流，一般金細工都有長足發展，從現存實物可以明白。
絲織物加金技術，也必然于此時得到提高。
撚金織物于是同樣得到發展機會。
不過從唐人詩詞描述中看來，用于女子歌衫舞裙中的，還不外兩種方法：一即銷金法的泥金銀繪畫或印花，一即撚金線縷金片的織繡。
以泥金銀繪和撚金刺繡具普遍性，織金範圍還極窄。
“銀泥衫穩越娃裁”，“不見銀泥故衫時”，“羅衣隐約金泥畫”，“羅裙拂地縷黃金”，即多用于女人衣裙的形容，也間或用到男子身上。
《雞跖集》稱： 唐永壽中，敕賜嶽牧金銀字袍。
又：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時，武後賜以紫袍龜帶，自制金字十二以旌其忠。
這可見男子特種衣袍上加金銀文字，從晉以來就是一種政治上權威象征，不會随便使用的。
又《唐書》稱： 禁中有金烏錦袍二，元宗幸溫泉，與貴妃衣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元宗賜安祿山衣物中，也有“金鸾紫羅”“绯羅”“立馬”“寶雞袍”。
指的都是當時特種統治身份才能用這種加金絲織物衣服。
又《唐語林》稱，貴妃一人有繡工七百餘人。
為了滿足當時楊家姐妹的窮奢極欲的享樂，衣裙中用金處必然極多。
至于如何使用它，從敦煌唐代女子服裝可以見出當時花朵的布置方法，主要多是散裝小簇，即宋時金人說的“散答花”。
串枝連理則多用于衣緣、斜領和披肩、勒帛。
花式大都和現存唐鏡花式相通（特别是男子官服中的本色花绫，如雁銜绶帶、鵲銜瑞草、鶴銜方勝、地黃交枝等等，反映到遺物和鏡文中，都極具體分明）。
它的特征是設計即或用折枝散裝花鳥，要求的還是圖案效果。
做法則刺繡和銷金銀具比較普遍性，也有可能在彩色夾缬印花絲織物上，再加泥金銀繪的。
《新唐書·肅宗紀》： 禁珠玉寶钿平脫、金泥刺繡。
正反映元宗時金泥刺繡必十分流行，經安史之亂後，才用法令加以禁止。
但唐代特種絲織物，高級錦類，一般生産我們卻推想是不用織金，也不必用金的。
韋端符記李衛公故物中有錦绫袍，陸龜蒙記所見雲鶴古錦裙，說的都是唐代講究珍貴彩色绫錦，文字叙述非常詳細，均沒有提起錦上用金。
兩種織物照記載分析，都近于後來缂絲。
日本正倉院收藏唐代绫錦許多種，就隻著明有四種唐代特種加金絲織物。
唯用金到衣服上，且确有織金，和許多不同方法加金，開元天寶間《唐六典》已提到，用金計共有如下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縷金、撚金、戗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此為明楊慎所引，今六典無）。
唐人記閻立本畫，用泥銀打底，是和泥金一樣把金銀做成細粉敷上去的。
若用于衣裙帳幔，大緻不外是印花和畫花。
撚金是縷金再纏在絲線上成線，也可織，也可繡。
一般說來，繡的技術上處理比較容易，用處也比較多。
織金通常卻用兩種方法：一則縷切金銀絲上機，是三國以來金薄法，唐、宋、明金法，明、清片金法；一作撚金線織，撚金法有可能從西域傳來。
早可到三國時，由大秦來。
晚則唐代由波斯通過西域高昌、龜茲諸地區兄弟民族，轉成中原織工技術。
北宋末文獻記錄已有撚金青紅錦五六種。
但直到明代，織金錦中用到撚金的，占織金類比例分量還是極少。
清代方大用，是因細撚金線技術有了特别進步，才把這種撚金範圍擴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應數清華大學藏乾隆兩軸缂絲加金佛說法圖，徑幅大到一丈六尺以上。
原藏熱河行宮，共十六幅，辛亥以後取回北京，存古物陳列所，日本投降後，不知為何被人偷出售于清華。
還有一種細拉金絲織成的純金紗，明代已見于著錄，北大博物館曾藏一背心，似清代剪改舊料做成）。
唐代宗時禁令中稱：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大裥錦、竭鑿錦（即鑿六破錦，龜子紋發展而成的）、獨窠、連窠、文長四尺幅獨窠吳绫、獨窠司馬绫……及常行文字绫錦，及花紋中盤龍、對風、麒麟、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均宜禁斷。
禁斷諸绫錦名目，如瑞錦、大裥、麒麟等錦，有一部分還可從正倉院藏绫錦中發現。
這些錦樣的設計，多出于唐初窦師綸。
張彥遠在《曆代名畫記》說得極清楚： 窦師綸，敕兼官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
凡創瑞錦宮绫，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内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遊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
張彥遠見多識廣，筆下極有分寸，說的“章彩奇麗”，必然是在講究色彩的唐代，也非常華麗。
這些錦樣真實情形，已不容易完全明白，但從正倉院藏琵琶錦袋（似織成錦），和時代雖晚至北宋，花式尚從唐代傳來的紫鸾鵲譜缂絲，内容我們還可仿佛得到一二。
這種華麗色調，在宋錦中已有了變化發展，但反映于這片缂絲，還十分動人。
一切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此外我們也還可以從同時流行反映于敦煌洞窟天井牆壁間彩畫團窠方勝諸錦紋，及銅鏡、金銀器上的花紋圖案，得到唐代絲織物花紋基本特征。
因此我們明白，唐代絲織物工藝上的重要貢獻，還是以花紋色調組合為主，即部分加金，也是從增加裝飾效果出發，如正倉院藏加金錦，和元明以來之納石失、遍地金、庫金、克金，以撚金或片金為主要的絲織物，是截然不相同的。
絲織物加金有了進一步發展，大緻是在唐末五代之際。
絲織物花紋由圖案式的布列，發展為寫生折枝，也是這個時期。
其時中原區域連年兵亂，已破敗不堪。
前後割據于四川的孟昶，江南的李煜，吳越的錢俶，政治上還能穩定，聚斂積蓄日多，中原畫家和第一流技術工人，能逃亡的大緻多向這些地方逃去。
幾個封建統治者，都恰是花花公子出身，身邊又各有一群官僚文人附庸風雅，金銀一部分用于建築裝飾和日用器物，一部分自然都靡費于婦女彩飾衣裙中。
這些地方又是絲織物生産地，織繡工和當時花鳥繪畫發生新的聯系，大緻也是在這個時期。
唯關于這個時代的絲織物，除詩詞反映，實在遺物反不如唐代具體（僅近年熱河遼驸馬墓出一件撚金織雲鳳類大袍或被面）。
詩詞中叙女子服飾用金極普遍。
在瓷器上加金銀邊緣裝飾，也是這個時代，從吳越創始各種“金銀棱器”。
到宋統一諸國時，從西蜀吳越得來錦緞數百萬匹，除部分犒軍耗費，大部分是不動用的。
北宋初年，宮廷儉樸和社會風俗淳厚，都極著名。
舊有的還不大用，新生産也不會在這個時間特别發展。
直到真宗時，社會風氣才有了變化。
由于政治上的新中央集權制，一面是從諸國投降得來無數金銀寶貨，一面是從各州府财政收入統屬中央，且集中京師，就有了個可以奢侈浪費的物質基礎。
其時正和占據北方的契丹結盟議和，權臣王曾、丁謂輩，貢谀争寵，企圖用宗教迷信結合政治，内騙人民，外哄契丹，因之宮中忽有天書出現，随即勞役數十萬人民，修建玉清昭應宮，存放天書。
把全國最好的工人，最精美的材料，都集中汴梁，來進行這種土木興建工程。
并集天下有名畫師，用分隊比賽方法，日夜趕工作壁畫。
一千多間房子的工程全部完成時，君臣還俨然鄭重其事，把天書送到廟裡去，大大地犒賞了參加這個工程的官吏和工人一番，絲織物用金的風氣，也因之日有增加。
宋王栐著《燕翼诒謀錄》，記述這個用金風氣的發展，便認為實起于粉飾太平，上行下效，不僅士大夫家奢侈，市井間也以華美相勝。
用金情形，則可從反複禁令中充分反映出來。
其實，當時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
例如：汴梁城中二十餘酒樓，特别著名的樊樓，樓上待客用的大小金銀器具，就有兩萬件。
三兩個人吃喝，擱在桌面的銀器也過百兩。
即小酒攤吃過路酒的，也必用銀碗。
大中祥符八年诏令，提起衣服用金事，名目即有十八種之多。
計有銷金、縷金、間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 除部分是用于直接機織，其餘大都和刺繡、印畫、纏裹相關，即從用金方法上看，也可以想見這個中世紀統治階級，是在如何逐漸腐敗堕落，此後花石綱的轉運花石，壽山艮嶽的修造，都是從這個風氣下發展而來的。
不過，現存宋錦或宋式錦，都很少見有加金的。
說宋錦加金，且和一般習慣印象不相合。
這有兩個原因做成： 一、照習慣，鑒賞家對于錦類知識，除從《辍耕錄》《格古要論》《博物要覽》諸書知道一些名目，居多隻是把畫卷上引首錦特别精美的龜子紋、盤縧瑣子紋、八達暈等幾何紋式彩錦，就叫作宋錦。
即名目也并不具體清楚明白。
因此不聞宋錦有織金。
二、宋人重生色花，即寫生折枝，這些花也反映到錦的生産中，打破唐以來的習慣。
這種生色花，而且部分加金，或全面用金。
明代把這些花錦，斜紋織缪絲地的叫“錦”，平織光地的叫“緞”，福建漳州織薄錦叫“改機”（弘治間織工林宏發明），凡彩色平織，帶金的叫作“妝花緞”或“織金緞”，不作為錦。
因此，即遇到這種宋錦或宋式錦，也大都忽略過了。
其實宋錦和社會上的一般認識，是不大相合的。
折枝寫生花部分加金和全面用金，在宋錦中是不少的。
文獻中提起的近百種錦名，大部分還可從明錦中發現。
宋錦加金至少有兩種方法，我們已經知道。
一即古代之金薄法，宋代稱為明金。
《洛陽花木記》稱，牡丹中有“蹙金球”，以為色類“間金”而葉杪皺蹙，間有黃棱斷續于其間，因此得名。
又記“蹙金樓子”，情形也相差不多。
宋人喜歡把本色花鳥反映到各種工藝品上去，若反映于絲織物上時，自然即和建築中的彩繪勾金，及現在所見織金妝花緞用金情形大體相合。
宋錦中是有這種格式的。
加金有多少不同，在宋人通呼為“明金”。
記載這種絲織物名目，花紋和用處較詳的，以《大金集禮》提起的比較多而具體。
說的雖是南宋時女真人官服，我們卻因此明白許多問題。
因為這種服制花式，大多是抄襲遼和宋代的。
也有撚金錦，如明、清撚金或庫金。
文獻上提起撚金錦的，多在南北宋之際。
《大金吊伐錄》記靖康圍城時，宋政府和金禮物中即有金錦一百五十匹。
周必大《親征錄》稱南宋使金禮物中，即有撚金絲織物兩百匹。
周輝《清波雜志》卷六，載給北使禮物，也提起過青紅撚金錦兩百匹。
又周密記南宋初年高宗趙構到張浚家中時，張是當時有四萬頃田著名大地主，獻錦數百匹，其中也有撚金錦五十匹。
可知這種撚金錦在當時實在是有代表性的高級絲織物。
同時也說明這種金錦，至遲在北宋中葉已能生産，但始終不會太多。
《大金集禮》又叫作“撚金番緞”，說明從金人眼目中它既不是中國織法，也不是金人所能織，顯然是西域金绮織工做的。
又叫作撚金绮，和錦的區别或在它的織法上。
關于這種織工，南宋初洪皓著《松漠紀聞》說得極詳細： 回鹘自唐末浸微。
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
甘、涼、瓜、沙。
舊皆有族帳，後悉羁縻于西夏。
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
其人卷發深目，眉修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
帛有兜羅綿、毛罽、絨錦、注絲、熟绫、斜褐。
又善結金線。
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克絲，甚華麗。
又善撚金線，别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惟以打換達靼。
辛酉歲，金人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者。
這個記載極其重要。
我們知道，唐代工藝生産中若幹部門，是和印度、波斯、阿拉伯，或西域回鹘技工關系密切的。
絲織物加金工藝，在唐代得到高度發展，由金薄進而為撚金，和這個盛于唐、到宋代入居秦川為熟戶的回鹘，必有聯系。
金人稱“撚金番緞”，也是這個原因。
金錦中明金和撚金花緞，說得比較具體的，是《大金集禮》提起金人服制中的種種。
可知道明金還是用處多。
時代稍後記錄中，元人費著作的《蜀錦譜》隻提及一種，可推測得出紋樣的，即“簇四金雕錦”。
如簇四和營造法式彩繪簇四金錠相通，金雕即盤縧，則這種錦必然是撚金，不是明金。
因為這種錦正如同瑣子一樣，撚金可織，片金織不出。
至于陶宗儀《辍耕錄》說的一種“七寶金龍”宋錦，卻有可能是片金兼撚金兩種織法，明織金中還保留這種錦類式樣。
更詳細地叙述這種宋代金錦花紋色澤的，隻能靠時代晚後三百年《天水冰山錄》記嚴嵩家中收藏的宋錦名目得知。
記錄中明說是宋錦的，計有大紅、沉香、蔥白、玉色種種。
其中有三種織金錦，名目是：青織金仙鶴宋錦，青織金穿花鳳宋錦，青織金麒麟宋錦。
這個文獻對于明代錦緞名目，記得非常清楚，當時說宋錦，必有不同于明錦的地方，如不是宋代舊織，也必然是宋式錦。
但宋織錦和明織錦根本不同之處在什麼地方？如不能從用金方法上區别，問題就必然是在配色藝術和組織技術上有個區别。
從宋代種種工藝來比較，我們都可知道宋錦不可及處，即打樣設計時，布置色澤，組織紋樣都當成一件大事，而用金從藝術上說來，卻不怎麼重要。
這三種青地織金錦，有可能是部分明金，不是全部用金的。
宋範成大《攬辔錄》記南宋乾道六年使金時，在路上見聞和京師印象： 民亦久習胡态度，嗜好與之俱化。
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
自過淮以北皆然。
而京師尤甚。
惟婦女衣服不甚改。
秦樓有胡婦，衣金縷鵝紅大袖袍，金縷紫勒帛，掀簾吳語，雲是宗室郡守家也。
根據這個記載可知，開封被金人占據後，中國淮河以北人民的服裝，即多在壓迫中改作金制，唯婦女不大變（這裡所記某婦人穿的金縷鵝紅或系鵝黃，是小鵝毛色。
如鵝紅，即隻能是鵝頂鵝掌紅色了）。
金人服制各以官品大小定衣服花頭大小，文獻上記載得極詳細。
照《大金集禮》記載，且知道官吏衣服上的花紋用牡丹、寶相、蓮荷甚多。
有官品的通是串枝花。
這是沿襲唐碑墓志、敦煌彩繪、《營造法式》、遼陵墓志等等花式而來的。
這些花還繼續發展到元代“納石失”金錦紋樣中，也反映到明代織金中。
史傳記載，金兵破汴梁後，除織工外，婦女多擄去刺繡。
《金史·張汝霖傳》稱章宗時為改造殿廷陳設，織錦工用到一千二百人，花費兩年時間才完工畢事。
後來更加奢侈。
這種織工自然大部分即得于汴梁和定州一帶，有北宋初年由川蜀、吳越、江南來的頭等錦工，也有唐以來即在西北，宋代成為秦川熟戶的西域金绮織工。
這種織錦工人和中國絲織物史發展，還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即元代納石失金錦的生産，實由之而來。
《元史·鎮海傳》說： 先時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宏州（山西大同附近）。
既而得西域織金绮紋工三百餘戶，及汴京織毛褐工三百戶，皆分隸宏州，命鎮海世掌焉。
這裡所謂“西域人”，顯然即是洪皓《松漠紀聞》說起過的先“居秦川為熟戶”，後為金人遷徙于燕山及西北甘肅一帶，為人卷發深目，眉修而濃，眼睫以下多虬髯，善撚金線，又會缂絲織作的回鹘族織工！ 鎮海管理的絲毛織物生産，即元代著名的納石失，名義上雖還叫作波斯金錦，其實生産者卻有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和同化後的金绮工。
《元典章》五十八，關于它的使用記載得極詳盡。
《輿服志》稱天子質孫冬服即分十一等，用納石失做衣帽的就有好幾種。
百官冬服分九等，也有很多得用納石失。
《元典章》“織造納石失”條例，許多文件反複說到應如何做，不許如何做。
對于偷工減料的低劣貨色，禁止格外嚴，也可反映當時生産量之大。
在當時，不僅絲織多加金，毛織物也用金，叫作毛緞子。
不僅統治者百官衣服上用織金，三品以上官吏帳幕也用織金（蕭洵記元故宮殿廷時曾描述）。
國家生産納石失，不僅宏州設局，另外還設有許多專局，同屬工部管轄監督。
如撒答剌欺提舉司，即有别失八裡局。
又織染提舉司，也有專織納石失局。
《元典章》提起納石失或織金緞時，雖一再傳達诏令，說某某種龍形的不許織造應市，卻又說織造合格的即允許市面流行。
這種特殊絲織物随蒙古族政權織造了将近一百年，曾經反映到遊曆家馬可波羅眼目中，因之也反映入世界各國人民眼目中。
但是這種絲織物，竟和元代政權一樣，已完全消滅，明代即少有人提起，這是和曆史現實發展不大符合的。
絲織物雖然是一種極易朽敗的東西，一世紀的大生産，總還應當有些殘餘物品留下來，可供研究參考。
從圖畫中可見的，如元帝後妃像中幾個後妃緣領花紋裝飾，可推測必然是納石失。
元著名武将畫像披肩，可能是納石失。
《明實錄》記洪武初年賜親王、功臣錦绮織金，必然還是元代庫中舊存舊樣絲織品。
明初畫像服飾材料，因之也必然有部分反映。
實物發現最有希望的地方，是故宮和中國北京和西北各地大喇嘛廟裡，保存得完完整整的成匹成幅的直接材料，因明、清二代的興替，宮廷中或已無多存餘。
至于零碎間接的經墊、佛披、幡信、袈裟和其他器物及密宗佛像邊緣裝飾上的，卻必然還有不少可以發現。
在故宮庫藏裡
文中還提起許多漆器是用金銀繪畫的。
另外，東晉時也用泥金，王隐《晉書》稱，江東賜在涼州的張駿以金印大袍。
如金印大袍指一物，用金印必泥金方成功。
又《北史·李光傳》，說賜光金縷繡命服一襲。
還是像撚金繡，不是織金。
就情形說來，織金法大緻至遲在東漢已經使用。
川蜀機織工人所作金薄，必和所做金銀扣漆器一樣，當時實在具有全國性，既可得極高利潤，自然會繼續生産。
到三國時，由于中原長年戰争，影響到銷路，也必然影響到生産。
這時生産技術雖保留，品質已退步，不如本來。
至于用撚金刺繡和撚金法，技術上有可能是從西方傳來的。
魚豢《魏略》即稱大秦能織金縷繡。
至于在中國和泥金塗畫，三種加金同時用到，當在晉六朝之際。
以北方用它多些。
原因除奢侈享樂，還有宗教迷信，谄媚土木偶像（《洛陽伽藍記》提金銀着佛像極多）。
不久南北同風，南方用于婦女衣裙，且特别顯著。
隋代用泥金銀即極多。
到唐代，貞觀時先還儉樸，及開元、天寶之際，社會風氣日變，一般器物多用金銀，或金銀裝飾，如漆器中的平脫鏡子、桌兒、馬鞍（姚汝能《安祿山事迹》還提到金銀杓甕笊籬）。
加之外來技術交流，一般金細工都有長足發展，從現存實物可以明白。
絲織物加金技術，也必然于此時得到提高。
撚金織物于是同樣得到發展機會。
不過從唐人詩詞描述中看來，用于女子歌衫舞裙中的，還不外兩種方法：一即銷金法的泥金銀繪畫或印花，一即撚金線縷金片的織繡。
以泥金銀繪和撚金刺繡具普遍性，織金範圍還極窄。
“銀泥衫穩越娃裁”，“不見銀泥故衫時”，“羅衣隐約金泥畫”，“羅裙拂地縷黃金”，即多用于女人衣裙的形容，也間或用到男子身上。
《雞跖集》稱： 唐永壽中，敕賜嶽牧金銀字袍。
又：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時，武後賜以紫袍龜帶，自制金字十二以旌其忠。
這可見男子特種衣袍上加金銀文字，從晉以來就是一種政治上權威象征，不會随便使用的。
又《唐書》稱： 禁中有金烏錦袍二，元宗幸溫泉，與貴妃衣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元宗賜安祿山衣物中，也有“金鸾紫羅”“绯羅”“立馬”“寶雞袍”。
指的都是當時特種統治身份才能用這種加金絲織物衣服。
又《唐語林》稱，貴妃一人有繡工七百餘人。
為了滿足當時楊家姐妹的窮奢極欲的享樂，衣裙中用金處必然極多。
至于如何使用它，從敦煌唐代女子服裝可以見出當時花朵的布置方法，主要多是散裝小簇，即宋時金人說的“散答花”。
串枝連理則多用于衣緣、斜領和披肩、勒帛。
花式大都和現存唐鏡花式相通（特别是男子官服中的本色花绫，如雁銜绶帶、鵲銜瑞草、鶴銜方勝、地黃交枝等等，反映到遺物和鏡文中，都極具體分明）。
它的特征是設計即或用折枝散裝花鳥，要求的還是圖案效果。
做法則刺繡和銷金銀具比較普遍性，也有可能在彩色夾缬印花絲織物上，再加泥金銀繪的。
《新唐書·肅宗紀》： 禁珠玉寶钿平脫、金泥刺繡。
正反映元宗時金泥刺繡必十分流行，經安史之亂後，才用法令加以禁止。
但唐代特種絲織物，高級錦類，一般生産我們卻推想是不用織金，也不必用金的。
韋端符記李衛公故物中有錦绫袍，陸龜蒙記所見雲鶴古錦裙，說的都是唐代講究珍貴彩色绫錦，文字叙述非常詳細，均沒有提起錦上用金。
兩種織物照記載分析，都近于後來缂絲。
日本正倉院收藏唐代绫錦許多種，就隻著明有四種唐代特種加金絲織物。
唯用金到衣服上，且确有織金，和許多不同方法加金，開元天寶間《唐六典》已提到，用金計共有如下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縷金、撚金、戗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此為明楊慎所引，今六典無）。
唐人記閻立本畫，用泥銀打底，是和泥金一樣把金銀做成細粉敷上去的。
若用于衣裙帳幔，大緻不外是印花和畫花。
撚金是縷金再纏在絲線上成線，也可織，也可繡。
一般說來，繡的技術上處理比較容易，用處也比較多。
織金通常卻用兩種方法：一則縷切金銀絲上機，是三國以來金薄法，唐、宋、明金法，明、清片金法；一作撚金線織，撚金法有可能從西域傳來。
早可到三國時，由大秦來。
晚則唐代由波斯通過西域高昌、龜茲諸地區兄弟民族，轉成中原織工技術。
北宋末文獻記錄已有撚金青紅錦五六種。
但直到明代，織金錦中用到撚金的，占織金類比例分量還是極少。
清代方大用，是因細撚金線技術有了特别進步，才把這種撚金範圍擴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應數清華大學藏乾隆兩軸缂絲加金佛說法圖，徑幅大到一丈六尺以上。
原藏熱河行宮，共十六幅，辛亥以後取回北京，存古物陳列所，日本投降後，不知為何被人偷出售于清華。
還有一種細拉金絲織成的純金紗，明代已見于著錄，北大博物館曾藏一背心，似清代剪改舊料做成）。
唐代宗時禁令中稱：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大裥錦、竭鑿錦（即鑿六破錦，龜子紋發展而成的）、獨窠、連窠、文長四尺幅獨窠吳绫、獨窠司馬绫……及常行文字绫錦，及花紋中盤龍、對風、麒麟、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均宜禁斷。
禁斷諸绫錦名目，如瑞錦、大裥、麒麟等錦，有一部分還可從正倉院藏绫錦中發現。
這些錦樣的設計，多出于唐初窦師綸。
張彥遠在《曆代名畫記》說得極清楚： 窦師綸，敕兼官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
凡創瑞錦宮绫，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内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遊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
張彥遠見多識廣，筆下極有分寸，說的“章彩奇麗”，必然是在講究色彩的唐代，也非常華麗。
這些錦樣真實情形，已不容易完全明白，但從正倉院藏琵琶錦袋（似織成錦），和時代雖晚至北宋，花式尚從唐代傳來的紫鸾鵲譜缂絲，内容我們還可仿佛得到一二。
這種華麗色調，在宋錦中已有了變化發展，但反映于這片缂絲，還十分動人。
一切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此外我們也還可以從同時流行反映于敦煌洞窟天井牆壁間彩畫團窠方勝諸錦紋，及銅鏡、金銀器上的花紋圖案，得到唐代絲織物花紋基本特征。
因此我們明白，唐代絲織物工藝上的重要貢獻，還是以花紋色調組合為主，即部分加金，也是從增加裝飾效果出發，如正倉院藏加金錦，和元明以來之納石失、遍地金、庫金、克金，以撚金或片金為主要的絲織物，是截然不相同的。
絲織物加金有了進一步發展，大緻是在唐末五代之際。
絲織物花紋由圖案式的布列，發展為寫生折枝，也是這個時期。
其時中原區域連年兵亂，已破敗不堪。
前後割據于四川的孟昶，江南的李煜，吳越的錢俶，政治上還能穩定，聚斂積蓄日多，中原畫家和第一流技術工人，能逃亡的大緻多向這些地方逃去。
幾個封建統治者，都恰是花花公子出身，身邊又各有一群官僚文人附庸風雅，金銀一部分用于建築裝飾和日用器物，一部分自然都靡費于婦女彩飾衣裙中。
這些地方又是絲織物生産地，織繡工和當時花鳥繪畫發生新的聯系，大緻也是在這個時期。
唯關于這個時代的絲織物，除詩詞反映，實在遺物反不如唐代具體（僅近年熱河遼驸馬墓出一件撚金織雲鳳類大袍或被面）。
詩詞中叙女子服飾用金極普遍。
在瓷器上加金銀邊緣裝飾，也是這個時代，從吳越創始各種“金銀棱器”。
到宋統一諸國時，從西蜀吳越得來錦緞數百萬匹，除部分犒軍耗費，大部分是不動用的。
北宋初年，宮廷儉樸和社會風俗淳厚，都極著名。
舊有的還不大用，新生産也不會在這個時間特别發展。
直到真宗時，社會風氣才有了變化。
由于政治上的新中央集權制，一面是從諸國投降得來無數金銀寶貨，一面是從各州府财政收入統屬中央，且集中京師，就有了個可以奢侈浪費的物質基礎。
其時正和占據北方的契丹結盟議和，權臣王曾、丁謂輩，貢谀争寵，企圖用宗教迷信結合政治，内騙人民，外哄契丹，因之宮中忽有天書出現，随即勞役數十萬人民，修建玉清昭應宮，存放天書。
把全國最好的工人，最精美的材料，都集中汴梁，來進行這種土木興建工程。
并集天下有名畫師，用分隊比賽方法，日夜趕工作壁畫。
一千多間房子的工程全部完成時，君臣還俨然鄭重其事，把天書送到廟裡去，大大地犒賞了參加這個工程的官吏和工人一番，絲織物用金的風氣，也因之日有增加。
宋王栐著《燕翼诒謀錄》，記述這個用金風氣的發展，便認為實起于粉飾太平，上行下效，不僅士大夫家奢侈，市井間也以華美相勝。
用金情形，則可從反複禁令中充分反映出來。
其實，當時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
例如：汴梁城中二十餘酒樓，特别著名的樊樓，樓上待客用的大小金銀器具，就有兩萬件。
三兩個人吃喝，擱在桌面的銀器也過百兩。
即小酒攤吃過路酒的，也必用銀碗。
大中祥符八年诏令，提起衣服用金事，名目即有十八種之多。
計有銷金、縷金、間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 除部分是用于直接機織，其餘大都和刺繡、印畫、纏裹相關，即從用金方法上看，也可以想見這個中世紀統治階級，是在如何逐漸腐敗堕落，此後花石綱的轉運花石，壽山艮嶽的修造，都是從這個風氣下發展而來的。
不過，現存宋錦或宋式錦，都很少見有加金的。
說宋錦加金，且和一般習慣印象不相合。
這有兩個原因做成： 一、照習慣，鑒賞家對于錦類知識，除從《辍耕錄》《格古要論》《博物要覽》諸書知道一些名目，居多隻是把畫卷上引首錦特别精美的龜子紋、盤縧瑣子紋、八達暈等幾何紋式彩錦，就叫作宋錦。
即名目也并不具體清楚明白。
因此不聞宋錦有織金。
二、宋人重生色花，即寫生折枝，這些花也反映到錦的生産中，打破唐以來的習慣。
這種生色花，而且部分加金，或全面用金。
明代把這些花錦，斜紋織缪絲地的叫“錦”，平織光地的叫“緞”，福建漳州織薄錦叫“改機”（弘治間織工林宏發明），凡彩色平織，帶金的叫作“妝花緞”或“織金緞”，不作為錦。
因此，即遇到這種宋錦或宋式錦，也大都忽略過了。
其實宋錦和社會上的一般認識，是不大相合的。
折枝寫生花部分加金和全面用金，在宋錦中是不少的。
文獻中提起的近百種錦名，大部分還可從明錦中發現。
宋錦加金至少有兩種方法，我們已經知道。
一即古代之金薄法，宋代稱為明金。
《洛陽花木記》稱，牡丹中有“蹙金球”，以為色類“間金”而葉杪皺蹙，間有黃棱斷續于其間，因此得名。
又記“蹙金樓子”，情形也相差不多。
宋人喜歡把本色花鳥反映到各種工藝品上去，若反映于絲織物上時，自然即和建築中的彩繪勾金，及現在所見織金妝花緞用金情形大體相合。
宋錦中是有這種格式的。
加金有多少不同，在宋人通呼為“明金”。
記載這種絲織物名目，花紋和用處較詳的，以《大金集禮》提起的比較多而具體。
說的雖是南宋時女真人官服，我們卻因此明白許多問題。
因為這種服制花式，大多是抄襲遼和宋代的。
也有撚金錦，如明、清撚金或庫金。
文獻上提起撚金錦的，多在南北宋之際。
《大金吊伐錄》記靖康圍城時，宋政府和金禮物中即有金錦一百五十匹。
周必大《親征錄》稱南宋使金禮物中，即有撚金絲織物兩百匹。
周輝《清波雜志》卷六，載給北使禮物，也提起過青紅撚金錦兩百匹。
又周密記南宋初年高宗趙構到張浚家中時，張是當時有四萬頃田著名大地主，獻錦數百匹，其中也有撚金錦五十匹。
可知這種撚金錦在當時實在是有代表性的高級絲織物。
同時也說明這種金錦，至遲在北宋中葉已能生産，但始終不會太多。
《大金集禮》又叫作“撚金番緞”，說明從金人眼目中它既不是中國織法，也不是金人所能織，顯然是西域金绮織工做的。
又叫作撚金绮，和錦的區别或在它的織法上。
關于這種織工，南宋初洪皓著《松漠紀聞》說得極詳細： 回鹘自唐末浸微。
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
甘、涼、瓜、沙。
舊皆有族帳，後悉羁縻于西夏。
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
其人卷發深目，眉修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
帛有兜羅綿、毛罽、絨錦、注絲、熟绫、斜褐。
又善結金線。
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克絲，甚華麗。
又善撚金線，别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惟以打換達靼。
辛酉歲，金人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者。
這個記載極其重要。
我們知道，唐代工藝生産中若幹部門，是和印度、波斯、阿拉伯，或西域回鹘技工關系密切的。
絲織物加金工藝，在唐代得到高度發展，由金薄進而為撚金，和這個盛于唐、到宋代入居秦川為熟戶的回鹘，必有聯系。
金人稱“撚金番緞”，也是這個原因。
金錦中明金和撚金花緞，說得比較具體的，是《大金集禮》提起金人服制中的種種。
可知道明金還是用處多。
時代稍後記錄中，元人費著作的《蜀錦譜》隻提及一種，可推測得出紋樣的，即“簇四金雕錦”。
如簇四和營造法式彩繪簇四金錠相通，金雕即盤縧，則這種錦必然是撚金，不是明金。
因為這種錦正如同瑣子一樣，撚金可織，片金織不出。
至于陶宗儀《辍耕錄》說的一種“七寶金龍”宋錦，卻有可能是片金兼撚金兩種織法，明織金中還保留這種錦類式樣。
更詳細地叙述這種宋代金錦花紋色澤的，隻能靠時代晚後三百年《天水冰山錄》記嚴嵩家中收藏的宋錦名目得知。
記錄中明說是宋錦的，計有大紅、沉香、蔥白、玉色種種。
其中有三種織金錦，名目是：青織金仙鶴宋錦，青織金穿花鳳宋錦，青織金麒麟宋錦。
這個文獻對于明代錦緞名目，記得非常清楚，當時說宋錦，必有不同于明錦的地方，如不是宋代舊織，也必然是宋式錦。
但宋織錦和明織錦根本不同之處在什麼地方？如不能從用金方法上區别，問題就必然是在配色藝術和組織技術上有個區别。
從宋代種種工藝來比較，我們都可知道宋錦不可及處，即打樣設計時，布置色澤，組織紋樣都當成一件大事，而用金從藝術上說來，卻不怎麼重要。
這三種青地織金錦，有可能是部分明金，不是全部用金的。
宋範成大《攬辔錄》記南宋乾道六年使金時，在路上見聞和京師印象： 民亦久習胡态度，嗜好與之俱化。
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
自過淮以北皆然。
而京師尤甚。
惟婦女衣服不甚改。
秦樓有胡婦，衣金縷鵝紅大袖袍，金縷紫勒帛，掀簾吳語，雲是宗室郡守家也。
根據這個記載可知，開封被金人占據後，中國淮河以北人民的服裝，即多在壓迫中改作金制，唯婦女不大變（這裡所記某婦人穿的金縷鵝紅或系鵝黃，是小鵝毛色。
如鵝紅，即隻能是鵝頂鵝掌紅色了）。
金人服制各以官品大小定衣服花頭大小，文獻上記載得極詳細。
照《大金集禮》記載，且知道官吏衣服上的花紋用牡丹、寶相、蓮荷甚多。
有官品的通是串枝花。
這是沿襲唐碑墓志、敦煌彩繪、《營造法式》、遼陵墓志等等花式而來的。
這些花還繼續發展到元代“納石失”金錦紋樣中，也反映到明代織金中。
史傳記載，金兵破汴梁後，除織工外，婦女多擄去刺繡。
《金史·張汝霖傳》稱章宗時為改造殿廷陳設，織錦工用到一千二百人，花費兩年時間才完工畢事。
後來更加奢侈。
這種織工自然大部分即得于汴梁和定州一帶，有北宋初年由川蜀、吳越、江南來的頭等錦工，也有唐以來即在西北，宋代成為秦川熟戶的西域金绮織工。
這種織錦工人和中國絲織物史發展，還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即元代納石失金錦的生産，實由之而來。
《元史·鎮海傳》說： 先時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宏州（山西大同附近）。
既而得西域織金绮紋工三百餘戶，及汴京織毛褐工三百戶，皆分隸宏州，命鎮海世掌焉。
這裡所謂“西域人”，顯然即是洪皓《松漠紀聞》說起過的先“居秦川為熟戶”，後為金人遷徙于燕山及西北甘肅一帶，為人卷發深目，眉修而濃，眼睫以下多虬髯，善撚金線，又會缂絲織作的回鹘族織工！ 鎮海管理的絲毛織物生産，即元代著名的納石失，名義上雖還叫作波斯金錦，其實生産者卻有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和同化後的金绮工。
《元典章》五十八，關于它的使用記載得極詳盡。
《輿服志》稱天子質孫冬服即分十一等，用納石失做衣帽的就有好幾種。
百官冬服分九等，也有很多得用納石失。
《元典章》“織造納石失”條例，許多文件反複說到應如何做，不許如何做。
對于偷工減料的低劣貨色，禁止格外嚴，也可反映當時生産量之大。
在當時，不僅絲織多加金，毛織物也用金，叫作毛緞子。
不僅統治者百官衣服上用織金，三品以上官吏帳幕也用織金（蕭洵記元故宮殿廷時曾描述）。
國家生産納石失，不僅宏州設局，另外還設有許多專局，同屬工部管轄監督。
如撒答剌欺提舉司，即有别失八裡局。
又織染提舉司，也有專織納石失局。
《元典章》提起納石失或織金緞時，雖一再傳達诏令，說某某種龍形的不許織造應市，卻又說織造合格的即允許市面流行。
這種特殊絲織物随蒙古族政權織造了将近一百年，曾經反映到遊曆家馬可波羅眼目中，因之也反映入世界各國人民眼目中。
但是這種絲織物，竟和元代政權一樣，已完全消滅，明代即少有人提起，這是和曆史現實發展不大符合的。
絲織物雖然是一種極易朽敗的東西，一世紀的大生産，總還應當有些殘餘物品留下來，可供研究參考。
從圖畫中可見的，如元帝後妃像中幾個後妃緣領花紋裝飾，可推測必然是納石失。
元著名武将畫像披肩，可能是納石失。
《明實錄》記洪武初年賜親王、功臣錦绮織金，必然還是元代庫中舊存舊樣絲織品。
明初畫像服飾材料，因之也必然有部分反映。
實物發現最有希望的地方，是故宮和中國北京和西北各地大喇嘛廟裡，保存得完完整整的成匹成幅的直接材料，因明、清二代的興替，宮廷中或已無多存餘。
至于零碎間接的經墊、佛披、幡信、袈裟和其他器物及密宗佛像邊緣裝飾上的，卻必然還有不少可以發現。
在故宮庫藏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