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織錦
關燈
小
中
大
談錦
中國織錦，從比較可靠的文獻——《詩經》《左傳》《國語》等稱述，至少已有了約兩千五六百年的曆史。
古代所謂貝錦、重錦、純錦，雖為兩千年來經、史學者時常稱引疏解，實物究竟應當是個什麼樣子，卻少有人具體提出。
即或比較後來一些記叙，由于近半世紀的出土實物日益增多，把文獻和實物相互印證，工作上得到許多便利，有種種可能，過去學者通人如漢代鄭玄釋《三禮》，晉代郭璞注《爾雅》，唐代顔師古注《急就章》，及明、清以來如顧炎武、趙翼等，孤立引書、證書，即再博學多通，不易弄得清楚明白的問題，也可開始從文物互證得到許多新的認識、新的理解。
例如對于《急就章》中涉及絲綢部分，前人以為屬于色澤形容的，新的發現已明白大部分實為花紋形象。
但從整個情形說來，這部門生産成就及其在發展中如彼如此原因，問題還可以說是一片空白，不僅僅是漢代的知道的不夠多，即近五百年生産，也還是所知有限。
既未在藝術史研究工作範圍之内，也不曾在國内幾個有條件大博物館，成為一個專題研究課目，布置一點人力，來開始認真作些初步探索工作。
因此文化史或藝術史涉及這部門藝術成就時，多缺少應有理解，隻能空泛交代幾句不着邊際的說明，居多完全觸不着本題。
一面涉及百十萬勞動人民，累代連續生産了大幾千年，還留下實物以十萬計的藝術品，我們對之還十分陌生；另一面是明、清以來，少數文人、畫家，在筆墨藝術風格上，略有突破，直到如今，還在藝術上占用若幹篇幅，作詳盡分析，而在藝術出版物上，也一再重印，還在國内作各種不同規模的展出。
從這一點上，讓我們感覺到，若對于“民族優秀遺産”的“古為今用”要求落實時，發生困難是意中事。
特别是關于絲織物這一部分在藝術上的偉大成就，所抱的輕視、忽視态度，是不大合理的，有負于古人的。
因不揣鄙陋，試從常識出發，作些探索工作。
抛磚引玉，實有待國内專家學者共同努力。
唐有“雙矩錦”“盤縧绫”，和其他花紋一樣，内容似還少人分析過。
比較說來，這類絲綢花紋，實同源異流，同出于古代竹篾編織物，由之影響發展而成，且可代表較原始提花織物紋樣。
時期早可以到三千年前的商代，晚也必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即已成熟。
古人所謂“純錦”“重錦”，或陳留出的“美錦”，這種矩紋錦即或不占主要地位，也必然有一定地位。
雙矩錦得名雖出于唐代，敦煌唐代壁畫服飾部門和邊沿彩繪部門，均少有反映。
恰說明唐代裝飾藝術在絲綢上的要求，已将重點放在團窠圖案一類以寶相、牡丹、地黃、交枝小簇花為主的植物紋樣，和鴛鴦、鸾風和其他鳥鵲含绶穿花等動物圖案相互交錯處理上，較古式的矩紋圖案已不再占重要位置。
但是它的繼續生産還是事實。
而且還在發展中，千年來依舊生産，且演進變化成種種不同花式。
在稍後的宋代及近三百年，在錦類生産中，還續有發展，做出百十個新花樣。
矩紋錦在唐代，似隻在張萱《搗練圖》卷中一個骨牌凳墊子上繪出過。
從比較得知它和青綠簟紋錦、金銀錠式錦均同屬一格。
傳世實物雖不多，唯《營造法式》彩繪部門，卻還保留下好些種不同格式。
明、清仿宋錦實物，以康熙有代表性，大緻還可找出三十種不同樣子，可以證實它原來的式樣和演變的過程。
由此明白它在提花彩錦中出現，可能比龜子錦還早些。
錦紋基本既從竹篾編織物而出，至少商代已可能有這種花紋産生，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卻逐漸成熟，發展成各種相似而不同的圖案。
盡管到目前為止，還未發現過這種錦緞，另外一時必将從新的發現實物中得到證實。
因為一切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又必然和其他事物有一定聯系，且在不斷發展中的。
我們無妨從“聯系和發展”來作些初步探索： 一、商代白陶器上有相同連續矩紋圖案。
二、同時或早些青銅器上也有相同矩紋圖案（方鼎上反映特别具體）。
三、安陽出土一個白石雕刻人像，衣服上即使用這種矩紋圖案，而且反映得十分清楚明白。
特别重要便是白石刻人像上的花紋，雖間接卻具體。
且不僅商代各物上存在種種相同花紋圖案，此後也還并未絕迹失蹤，還繼續反映到工藝品中，成為裝飾圖案一部門。
一、春秋戰國中原地區各處出土青銅車軸頭上還有這種連續矩紋，地子或作芝麻點，或作羽狀卷雲紋。
時間比楚式鏡子上反映當略早些。
二、楚式青銅鏡子上，主要花紋圖案之一種，且形成種種不同變格式樣，地子或作整齊細緻羽狀卷雲，或作不規則螺旋雲紋。
由于過去對于它的來源成因不明白，或稱“山”字鏡，或稱“T”字鏡，或稱“矩形”鏡，或稱“規矩”鏡，可極少注意到它和紡織物紋樣的關系。
并且它既和“山”字可能有一定聯系，也和禮制玉中的“蒲紋”不可分割。
三、戰國或秦漢之際大型空心磚邊沿有這種連續矩紋。
從類似磚上使用紋已确知為絲綢中的绫紋，則磚上連續矩紋，更必然是一種織物花紋。
四、戰國玉璧上有這種連續矩紋，此外玉羽觞、玉具劍上之玉璏上，也使用過這種連續矩紋。
這個一般可說是一種雲紋的變格，事實上卻更近于連續矩紋的縮小。
（周代禮制玉說的蒲紋，如非指這類紋樣，即應當是另外一種青蒼玉大璧上所反映的一種直格紋和縱橫交錯的條紋。
至于《三禮圖》所繪在璧上作小簇寫生蒲紋，則隻是宋人以意為之，完全不符實際。
因直到目前為止，出土周代大小玉璧千百件，還從無作《三禮圖》上那種寫生般蒲紋的。
） 五、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彩繪俑，有些衣沿作這種連續矩紋。
如結合史志上說的“衣作繡，錦為沿”的記載，則無疑這種花紋，事實上即當時一種錦紋。
最具說服力也是這個俑上衣沿的反映，和商代那個白石刻人像花紋一樣，是直接出現于衣服上的。
六、山西侯馬近年出土大量鑄銅用陶範，有幾個約四寸長人形陶範，有着矩紋短短花衣的，也有着條子式三角回旋雲紋花衣的。
這個材料且進一步為我們說明，既有全身矩紋圖案，又有間隔條子式花紋圖案，白陶早已發現過這種條子式作方折回旋雲紋，彩陶則間隔條子也常有發現。
白陶上矩紋且和人形泥範上衣着花紋完全一緻。
由此可知，當時生産這種花紋紡織物，至少已有幾種不同方式，幅面較窄隻堪作衣沿或腰帶用的，或和目前還在西南苗族、西北回族用粗毛編織的帶子式材料技術相差不多，是屬于原始腰機地機，用手指憑操作習慣理經提花，而用一種木石璋式刀具或牛肋骨作工具，代筘壓線進行的。
這雖是種原始提花機，而直到如今，卻還在邊遠地區繼續使用。
十八世紀海南島黎族使用的工具全份，還陳列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運用這些工具進行織作方法，則在雲南石砦山出土銅器上，還有極典型形象保存，陳列于北京曆史博物館。
這還是一千九百年前時留下來的。
（至于西藏式織氆氇工具，卻已有了進一步改進。
）同一時期也正是中原地區如陳留襄邑使用新式提花機織出“登高望四海”“長生無極”“韓仁”諸彩錦時！從這些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假定，即由商代到東周，這種矩紋彩色提花紡織物至少有兩種不同幅度：一種不過三五寸寬，楚俑所用衣邊，是不用剪裁照原來幅度綴上的。
商白石人像和侯馬泥範人形所穿花衣材料，卻是照古代二尺幅筘立式提花機做成的。
矩紋錦在漢代已少見，同式花紋反映到其他裝飾圖案也少見。
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由于生産發展，織機改進，這類近似幾何規矩圖案已不能滿足生活要求。
因此漢代彩色花錦出土不下數十種，基本紋樣多是雲山中鳥獸奔馳為主題，打破了傳統束縛，自出新意。
圖案來源不外從兩個方面：即反映現實主義的遊樂狩獵生活，反映于文字則産生《羽獵賦》《上林賦》等叙述，其次反映浪漫主義的對于神仙方士長生不死的迷信情形，反映于文字，則有如《史記·封禅書》《漢書·武帝紀》有關海上三山等叙述，及樂府詩關于博山爐形容。
這兩種思想，影響到工藝裝飾圖案各部門，産生冠飾上的盾形金博山，和陶井欄青銅燈上的金博山形裝飾。
産生五鹿充墓出土的錯金戈戟附件上的花紋，上作仙人駕鹿車在雲中馳逐，各種鳥獸駭躍騰骧于山雲間。
産生朝鮮漢代古墓出土的同式錯金銀附件花紋，上作騎士射虎，及孔雀、鴻雁、麋鹿、野豕于山雲中奔走馳逐。
影響到翠綠釉陶和栗黃釉陶鼎或尊蓋部博山，産生千百種各具巧思的金銅博山爐。
反映于絲織物，則成各種大同而小異的錦紋，而以較著名的“韓仁”錦和“登高望四海”“新神靈廣”“明光”諸錦最有代表性。
事實上這種錦紋也可以說是立體博山爐的平面化，圖案來源是共通的，都出于海上三神山的傳說。
這種錦紋的成熟，如據上面文字分析，早或在秦始皇，晚亦不會到武帝以後，因為“登高望四海”必然和當時封建統治者大奴隸主妄想長生不死上泰山封禅有密切關系。
錦上字體也具秦刻石風格。
有些也可能早到戰國中晚期，因為花紋作式雲紋，正和戰國楚式銅鏡花紋及彩繪漆盾花紋有共通點。
古代有關絲綢名目的“”和“绮”，可能和這個花紋有關。
“長樂”“明光”則系秦漢宮殿名目。
這種花紋錦緞，直到晉代還繼續生産。
《邺中記》所說“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及《南史》稱“仙人鳥獸雲氣異樣花紋”，和米芾所見晉永和時“仙人鳥獸雲氣織成錦”必然有密切聯系。
或簡直就是同一織物。
到北朝晚期或唐代初期，錦類才有進一步變化，龜子紋錦或屬固有格式，連珠團花、對羊、對靈鹫、對天王狩獵、野豬頭等圖案，則有可能來自西域，或更遠一些地區。
根據見多識廣的張彥遠記載，說窦師綸在成都做行台官時，出樣制作的瑞錦，遊龍翔鳳諸花樣。
既稱章彩奇麗，流行百年不廢，可知花紋圖案組織及和色方面成就，均必有過人處。
從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實物及敦煌唐代彩繪壁畫種種壯麗絲織圖案還可窺見大略。
韋端符《李衛公故物記》和《唐六典》羅列了部分绫錦名目，并特别對于一近似織成錦式缂絲衣袍花紋加以贊美。
陸龜蒙《古錦裙記》則記述所見特種錦裙，雖說或陳、隋間物，其實以鳥銜花使用習慣而言，則大緻成于唐初。
雙矩紋绫錦見于《唐六典》諸道貢賦，盤縧绫錦則著錄于較晚的大曆禁織绫錦紋樣诏令中，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谏織缭绫奏議”也提起過。
唐代以來，大撮暈彩錦類，雖已達到和色極高藝術效果，唯在應用方面似以本色花绫和染缬比較廣泛。
紅紫使用有一定限度，唯青碧色不受何等拘束。
彩錦類在曆史各階段中如玄宗開元初年和肅宗時，常因政治上原因，一再明令禁止。
矩紋和盤縧在織法上比較簡單，且切合新流行于上中層社會坐具墊子類需要，從而得到發展是意中事。
但從“谏織盤縧缭绫奏議”中，可見比一般本色花绫還是華美難織，貨币價值也必然較高。
直到宋代，社會生産有進一步發展後，錦緞花紋也因提花技術有了提高，更重要是絲綢生産數量的擴大和品種的加大，彼此競新立異，因此由比較簡單的龜貝錦發展而成的八答暈錦，由團窠錦發展而成的大寶照錦，由一般花紋比較疏朗的素地串枝牡丹錦發展而成的滿地金，或間金紅地藏根滿地花加金錦。
燈籠式也由北宋成都開始織造金線蓮花燈籠錦而發展成各種各樣不同式樣。
梭子杏仁式樗蒲绫，也由唐代遂州所織，到宋代發展而成許多相似不同花紋，有對鳳、遊龍、聚寶盆、牡丹等等，就織法說則有羅、紗、緞，就材料說有織金，有間金，有裝花，有本色花等等。
從簟紋發展而出的矩紋錦，這時節由于應用面的擴大，也得到進展，從《蜀錦譜》和後來些《博物要覽》所記宋代幾十種绫錦名目中試加分析，即可知至少有×種和簟紋有關。
或由之發展而成。
即明代普遍流行，清代又在南京、蘇州大量織成的萬字地大小折枝串枝花式，明人所謂“落花流水”錦，不下百種式樣，也無一不是由之發展而來。
這類宋錦實物雖保存已不多，但《營造法式》彩繪部門若幹種花式，基本上即是錦緞式樣，可以用來和現有明、清同式錦緞互證，給我們對于它有進一步認識。
織金錦 中國絲織物加金，從什麼時候開始，到如今還是一個問題，沒有人注意過。
比較正确的回答，要等待地下新材料的發現。
以目前知識說來，如把它和同時期大量用金銀裝飾器物聯系看，或在戰國前後。
因為這個時代，正是金銀錯器反映到兵器、車器和飲食種種用器的時代，是漆器上開始發現用金銀粉末繪飾時期，是用金捶成薄片，上印龍紋作為衣上裝飾時期。
但是文獻上提及錦繡時，是和金銀聯系不上的。
春秋以來隻說陳留襄邑出美錦、文錦、重錦、純錦。
“錦”字得名也隻說“和金等價”，不說加金。
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過這時期墓葬中絲織物加金的記錄。
長沙戰國古墓中，得來些有細小花紋絲織物（新近還發現棺木上附着的黼繡被），可不見着金痕迹。
陝西寶雞縣（今寶雞市陳倉區）鬥雞台，發掘過西漢末墳墓，雖得到些鳥獸形薄金片，或是平脫漆上鑲嵌的東西，可不像是衣服上的裝飾。
西北樓蘭及交河城廢墟中，掘出的小件絲繡品，其中有些金屑存在，絲織物還極完整，不見剝損痕迹，當時是用金箔粘貼，還是泥金塗繪，又或隻是其他東西上殘餘金屑，不得而知。
東漢以來，封建帝王親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賜東園秘器，有用朱砂畫雲氣的棺木、珠襦玉柙。
這種玉柙，照《後漢書·輿服志》解釋，是把玉片如魚鱗重疊，用金銀絲縷穿綴起來裹在身上的。
一般圖錄中還沒有提起過這種實物式樣。
中國曆史博物館中有份劉安意墓中出土遺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猶可看出用金縷的方法，還是用細金絲把玉片釘固到絲織物上。
當時這種金絲有一部分必然外露，但決不會特别顯著。
《史記》《漢書》都稱西北匈奴、胡人不重珠玉，喜歡錦繡。
漢代以來中國每年必賜匈奴酋長許多錦繡。
中國向大宛、樓蘭諸國換馬和玉，也用的是錦繡和其他絲織物。
這種絲織物中，是有加金的，如《鹽鐵論》說的中等富人的服飾，即有“罽衣金縷，燕貉代黃”。
說的金縷也可能指的是大夏、大秦外來物。
《晉書·大秦國傳》稱： 大秦能刺金縷繡。
西北匈奴羌胡民族，既喜歡錦和金銀，就有可能從大秦得到金縷繡。
近半世紀西北發掘的文物，證實了史傳所稱西北民族愛好錦繡的習慣。
在蒙古和新疆沙漠中，得到的漢代絲織物，如帶文字的“韓仁”錦、“長生無極”錦、“宜子孫”錦、“群鹄”錦、“新神靈廣”錦、“長樂明光”錦，和不帶文字的若幹種绫錦繡件，截至目前，還是中國古代絲織物中一份最有代表性的、珍貴的遺物。
它的紋樣和古樂浪漢墓出土的絲織物大同小異，恰是漢代中原絲繡的标準紋樣（正和《鹽鐵論》說起過的，兩地當時受中原墓葬影響情形相合）。
中國科學院黃文弼先生，在他作的《羅布淖爾考古記》中說： 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繡彩，甚為麗都，雖黃發小兒，亦皆被服之。
遺物中有一片近乎織成缂絲的織物，上面做的是一匹球尾馬拉一輛車子，文獻和其他報告圖錄中，還從來沒有提起過。
但似乎沒有見過刺金縷繡。
其中一個青紅錦拼合成的錦囊，記錄上雖說是從魏晉之際古墓中得來，其實是正格漢式錦，一作龍紋，或即《西京雜記》所謂蛟龍錦，有無極字樣。
一作對立小鴛鴦花紋，有一“宜”字，似宜子孫錦，已啟唐代作風。
這些絲織物據朱桂莘先生說，當時或着金。
但從提花緯線考察，不像加過金。
在北蒙古古墳中，曾得到一小片桃紅色有串枝花的毛織物。
花紋和一般絲織物截然不同，和漢末鏡緣裝飾倒相近。
如非當時西北著名的細罽，從花紋看，有可能來自大秦或西方其他國家，時代當在魏晉之際。
因《西域傳》記載，中國絲織物加金技術上的發展，一部分學者即以為實來自西方。
但是，一切生産都必然和原料發生聯系。
錦緞類特種絲織物生産，除古代的陳留襄邑、山東臨淄，漢以來即應當數西蜀。
金子生産于西南，漢代西蜀出的金銀知漆器，在國内就首屈一指。
因此，中國絲織物加金的技術，說它創始于西南，或比較還符合事實。
最早用到的，可能是金薄法，即後來唐、宋的明金縷金法，明、清的片金法。
絲織物紋樣既和同時金銀錯紋樣相通，加金部分也必然和金銀錯大同小異。
張澍《蜀典》引魏文帝曹丕《典論》，批評三國時絲織物說： 金薄蜀薄不佳，鮮卑亦不受。
如意虎頭連璧錦，來自洛邑，亦皆下惡，虛有其名。
循譯本文的意思，即川蜀織的金錦和彩錦，送給鮮卑民族，也不受歡迎！洛陽有名的出産，品質并不高。
《諸葛亮文集》則稱： 蜀中軍需惟依賴錦。
可知當時蜀錦生産還是軍需主要來源。
川蜀是金子重要生産地，捶金箔技術，于蜀中得到發展，是極自然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會的需要。
《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稱：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将軍以上，皆得服绫、錦、羅、绮、纨、素、金銀餙镂之物。
說的即明指各種絲織物衣服上加金銀裝飾。
或刺繡，或織成，則不得而知（用金銀縷刺繡作政治上權威象征，從此一直在曆史發展中繼續下來，到以後還越來越廣泛）。
喜歡用金銀表示豪奢，在西北羌胡民族中，最著名的是石虎。
陸翙著《邺中記》稱，石虎尚方錦署織錦種類極多，可沒有提過金錦。
其中有“大明光”“小明光”諸名目，這種錦在漢墓中即已發現，還是韓仁錦類漢式錦。
但這時節印度佛教大團花已見于石刻，反映于絲織物，很可能就有了後來唐代的暈錦類大花錦，宋時的大寶照錦，用虹彩法暈色套彩，技術上比韓仁錦已大有進步，可不一定加金。
至于當時的織成，則近于宋以來缂絲。
有幾種明白稱金縷和金薄，說明小件絲繡用金的事實。
《邺中記》又稱： 石虎獵則穿金縷織成合歡禱。
可見當時也用到比較大件衣着上。
所說金縷即唐宋的撚金，金薄即後來的明金和片金（但唐人說縷金，卻有時指明金，有時指撚金。
撚金又可分後來克金式的和一般庫金式的）。
《西京雜記》也記了許多特别絲織物，曾說“蟻文萬金錦”，這個著作說的雖是漢代故事，反映的卻多是魏晉六朝時物質，蟻文萬金似乎隻是奇異貴重的形容，花紋正如西域所得錦緞，并非用金織就。
古代所謂貝錦、重錦、純錦，雖為兩千年來經、史學者時常稱引疏解，實物究竟應當是個什麼樣子，卻少有人具體提出。
即或比較後來一些記叙，由于近半世紀的出土實物日益增多，把文獻和實物相互印證，工作上得到許多便利，有種種可能，過去學者通人如漢代鄭玄釋《三禮》，晉代郭璞注《爾雅》，唐代顔師古注《急就章》，及明、清以來如顧炎武、趙翼等，孤立引書、證書，即再博學多通，不易弄得清楚明白的問題，也可開始從文物互證得到許多新的認識、新的理解。
例如對于《急就章》中涉及絲綢部分，前人以為屬于色澤形容的，新的發現已明白大部分實為花紋形象。
但從整個情形說來，這部門生産成就及其在發展中如彼如此原因，問題還可以說是一片空白，不僅僅是漢代的知道的不夠多，即近五百年生産，也還是所知有限。
既未在藝術史研究工作範圍之内，也不曾在國内幾個有條件大博物館，成為一個專題研究課目，布置一點人力，來開始認真作些初步探索工作。
因此文化史或藝術史涉及這部門藝術成就時，多缺少應有理解，隻能空泛交代幾句不着邊際的說明，居多完全觸不着本題。
一面涉及百十萬勞動人民，累代連續生産了大幾千年，還留下實物以十萬計的藝術品，我們對之還十分陌生；另一面是明、清以來，少數文人、畫家，在筆墨藝術風格上，略有突破，直到如今，還在藝術上占用若幹篇幅，作詳盡分析，而在藝術出版物上，也一再重印，還在國内作各種不同規模的展出。
從這一點上，讓我們感覺到，若對于“民族優秀遺産”的“古為今用”要求落實時，發生困難是意中事。
特别是關于絲織物這一部分在藝術上的偉大成就，所抱的輕視、忽視态度，是不大合理的，有負于古人的。
因不揣鄙陋，試從常識出發，作些探索工作。
抛磚引玉，實有待國内專家學者共同努力。
唐有“雙矩錦”“盤縧绫”，和其他花紋一樣，内容似還少人分析過。
比較說來，這類絲綢花紋，實同源異流，同出于古代竹篾編織物，由之影響發展而成，且可代表較原始提花織物紋樣。
時期早可以到三千年前的商代，晚也必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即已成熟。
古人所謂“純錦”“重錦”，或陳留出的“美錦”，這種矩紋錦即或不占主要地位，也必然有一定地位。
雙矩錦得名雖出于唐代，敦煌唐代壁畫服飾部門和邊沿彩繪部門，均少有反映。
恰說明唐代裝飾藝術在絲綢上的要求，已将重點放在團窠圖案一類以寶相、牡丹、地黃、交枝小簇花為主的植物紋樣，和鴛鴦、鸾風和其他鳥鵲含绶穿花等動物圖案相互交錯處理上，較古式的矩紋圖案已不再占重要位置。
但是它的繼續生産還是事實。
而且還在發展中，千年來依舊生産，且演進變化成種種不同花式。
在稍後的宋代及近三百年，在錦類生産中，還續有發展，做出百十個新花樣。
矩紋錦在唐代，似隻在張萱《搗練圖》卷中一個骨牌凳墊子上繪出過。
從比較得知它和青綠簟紋錦、金銀錠式錦均同屬一格。
傳世實物雖不多，唯《營造法式》彩繪部門，卻還保留下好些種不同格式。
明、清仿宋錦實物，以康熙有代表性，大緻還可找出三十種不同樣子，可以證實它原來的式樣和演變的過程。
由此明白它在提花彩錦中出現，可能比龜子錦還早些。
錦紋基本既從竹篾編織物而出，至少商代已可能有這種花紋産生，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卻逐漸成熟，發展成各種相似而不同的圖案。
盡管到目前為止，還未發現過這種錦緞，另外一時必将從新的發現實物中得到證實。
因為一切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又必然和其他事物有一定聯系，且在不斷發展中的。
我們無妨從“聯系和發展”來作些初步探索： 一、商代白陶器上有相同連續矩紋圖案。
二、同時或早些青銅器上也有相同矩紋圖案（方鼎上反映特别具體）。
三、安陽出土一個白石雕刻人像，衣服上即使用這種矩紋圖案，而且反映得十分清楚明白。
特别重要便是白石刻人像上的花紋，雖間接卻具體。
且不僅商代各物上存在種種相同花紋圖案，此後也還并未絕迹失蹤，還繼續反映到工藝品中，成為裝飾圖案一部門。
一、春秋戰國中原地區各處出土青銅車軸頭上還有這種連續矩紋，地子或作芝麻點，或作羽狀卷雲紋。
時間比楚式鏡子上反映當略早些。
二、楚式青銅鏡子上，主要花紋圖案之一種，且形成種種不同變格式樣，地子或作整齊細緻羽狀卷雲，或作不規則螺旋雲紋。
由于過去對于它的來源成因不明白，或稱“山”字鏡，或稱“T”字鏡，或稱“矩形”鏡，或稱“規矩”鏡，可極少注意到它和紡織物紋樣的關系。
并且它既和“山”字可能有一定聯系，也和禮制玉中的“蒲紋”不可分割。
三、戰國或秦漢之際大型空心磚邊沿有這種連續矩紋。
從類似磚上使用紋已确知為絲綢中的绫紋，則磚上連續矩紋，更必然是一種織物花紋。
四、戰國玉璧上有這種連續矩紋，此外玉羽觞、玉具劍上之玉璏上，也使用過這種連續矩紋。
這個一般可說是一種雲紋的變格，事實上卻更近于連續矩紋的縮小。
（周代禮制玉說的蒲紋，如非指這類紋樣，即應當是另外一種青蒼玉大璧上所反映的一種直格紋和縱橫交錯的條紋。
至于《三禮圖》所繪在璧上作小簇寫生蒲紋，則隻是宋人以意為之，完全不符實際。
因直到目前為止，出土周代大小玉璧千百件，還從無作《三禮圖》上那種寫生般蒲紋的。
） 五、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彩繪俑，有些衣沿作這種連續矩紋。
如結合史志上說的“衣作繡，錦為沿”的記載，則無疑這種花紋，事實上即當時一種錦紋。
最具說服力也是這個俑上衣沿的反映，和商代那個白石刻人像花紋一樣，是直接出現于衣服上的。
六、山西侯馬近年出土大量鑄銅用陶範，有幾個約四寸長人形陶範，有着矩紋短短花衣的，也有着條子式三角回旋雲紋花衣的。
這個材料且進一步為我們說明，既有全身矩紋圖案，又有間隔條子式花紋圖案，白陶早已發現過這種條子式作方折回旋雲紋，彩陶則間隔條子也常有發現。
白陶上矩紋且和人形泥範上衣着花紋完全一緻。
由此可知，當時生産這種花紋紡織物，至少已有幾種不同方式，幅面較窄隻堪作衣沿或腰帶用的，或和目前還在西南苗族、西北回族用粗毛編織的帶子式材料技術相差不多，是屬于原始腰機地機，用手指憑操作習慣理經提花，而用一種木石璋式刀具或牛肋骨作工具，代筘壓線進行的。
這雖是種原始提花機，而直到如今，卻還在邊遠地區繼續使用。
十八世紀海南島黎族使用的工具全份，還陳列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運用這些工具進行織作方法，則在雲南石砦山出土銅器上，還有極典型形象保存，陳列于北京曆史博物館。
這還是一千九百年前時留下來的。
（至于西藏式織氆氇工具，卻已有了進一步改進。
）同一時期也正是中原地區如陳留襄邑使用新式提花機織出“登高望四海”“長生無極”“韓仁”諸彩錦時！從這些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假定，即由商代到東周，這種矩紋彩色提花紡織物至少有兩種不同幅度：一種不過三五寸寬，楚俑所用衣邊，是不用剪裁照原來幅度綴上的。
商白石人像和侯馬泥範人形所穿花衣材料，卻是照古代二尺幅筘立式提花機做成的。
矩紋錦在漢代已少見，同式花紋反映到其他裝飾圖案也少見。
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由于生産發展，織機改進，這類近似幾何規矩圖案已不能滿足生活要求。
因此漢代彩色花錦出土不下數十種，基本紋樣多是雲山中鳥獸奔馳為主題，打破了傳統束縛，自出新意。
圖案來源不外從兩個方面：即反映現實主義的遊樂狩獵生活，反映于文字則産生《羽獵賦》《上林賦》等叙述，其次反映浪漫主義的對于神仙方士長生不死的迷信情形，反映于文字，則有如《史記·封禅書》《漢書·武帝紀》有關海上三山等叙述，及樂府詩關于博山爐形容。
這兩種思想，影響到工藝裝飾圖案各部門，産生冠飾上的盾形金博山，和陶井欄青銅燈上的金博山形裝飾。
産生五鹿充墓出土的錯金戈戟附件上的花紋，上作仙人駕鹿車在雲中馳逐，各種鳥獸駭躍騰骧于山雲間。
産生朝鮮漢代古墓出土的同式錯金銀附件花紋，上作騎士射虎，及孔雀、鴻雁、麋鹿、野豕于山雲中奔走馳逐。
影響到翠綠釉陶和栗黃釉陶鼎或尊蓋部博山，産生千百種各具巧思的金銅博山爐。
反映于絲織物，則成各種大同而小異的錦紋，而以較著名的“韓仁”錦和“登高望四海”“新神靈廣”“明光”諸錦最有代表性。
事實上這種錦紋也可以說是立體博山爐的平面化，圖案來源是共通的，都出于海上三神山的傳說。
這種錦紋的成熟，如據上面文字分析，早或在秦始皇，晚亦不會到武帝以後，因為“登高望四海”必然和當時封建統治者大奴隸主妄想長生不死上泰山封禅有密切關系。
錦上字體也具秦刻石風格。
有些也可能早到戰國中晚期，因為花紋作式雲紋，正和戰國楚式銅鏡花紋及彩繪漆盾花紋有共通點。
古代有關絲綢名目的“”和“绮”，可能和這個花紋有關。
“長樂”“明光”則系秦漢宮殿名目。
這種花紋錦緞，直到晉代還繼續生産。
《邺中記》所說“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及《南史》稱“仙人鳥獸雲氣異樣花紋”，和米芾所見晉永和時“仙人鳥獸雲氣織成錦”必然有密切聯系。
或簡直就是同一織物。
到北朝晚期或唐代初期，錦類才有進一步變化，龜子紋錦或屬固有格式，連珠團花、對羊、對靈鹫、對天王狩獵、野豬頭等圖案，則有可能來自西域，或更遠一些地區。
根據見多識廣的張彥遠記載，說窦師綸在成都做行台官時，出樣制作的瑞錦，遊龍翔鳳諸花樣。
既稱章彩奇麗，流行百年不廢，可知花紋圖案組織及和色方面成就，均必有過人處。
從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實物及敦煌唐代彩繪壁畫種種壯麗絲織圖案還可窺見大略。
韋端符《李衛公故物記》和《唐六典》羅列了部分绫錦名目，并特别對于一近似織成錦式缂絲衣袍花紋加以贊美。
陸龜蒙《古錦裙記》則記述所見特種錦裙，雖說或陳、隋間物，其實以鳥銜花使用習慣而言，則大緻成于唐初。
雙矩紋绫錦見于《唐六典》諸道貢賦，盤縧绫錦則著錄于較晚的大曆禁織绫錦紋樣诏令中，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谏織缭绫奏議”也提起過。
唐代以來，大撮暈彩錦類，雖已達到和色極高藝術效果，唯在應用方面似以本色花绫和染缬比較廣泛。
紅紫使用有一定限度，唯青碧色不受何等拘束。
彩錦類在曆史各階段中如玄宗開元初年和肅宗時，常因政治上原因，一再明令禁止。
矩紋和盤縧在織法上比較簡單，且切合新流行于上中層社會坐具墊子類需要，從而得到發展是意中事。
但從“谏織盤縧缭绫奏議”中，可見比一般本色花绫還是華美難織，貨币價值也必然較高。
直到宋代，社會生産有進一步發展後，錦緞花紋也因提花技術有了提高，更重要是絲綢生産數量的擴大和品種的加大，彼此競新立異，因此由比較簡單的龜貝錦發展而成的八答暈錦，由團窠錦發展而成的大寶照錦，由一般花紋比較疏朗的素地串枝牡丹錦發展而成的滿地金，或間金紅地藏根滿地花加金錦。
燈籠式也由北宋成都開始織造金線蓮花燈籠錦而發展成各種各樣不同式樣。
梭子杏仁式樗蒲绫，也由唐代遂州所織，到宋代發展而成許多相似不同花紋，有對鳳、遊龍、聚寶盆、牡丹等等，就織法說則有羅、紗、緞，就材料說有織金，有間金，有裝花，有本色花等等。
從簟紋發展而出的矩紋錦，這時節由于應用面的擴大，也得到進展，從《蜀錦譜》和後來些《博物要覽》所記宋代幾十種绫錦名目中試加分析，即可知至少有×種和簟紋有關。
或由之發展而成。
即明代普遍流行，清代又在南京、蘇州大量織成的萬字地大小折枝串枝花式，明人所謂“落花流水”錦，不下百種式樣，也無一不是由之發展而來。
這類宋錦實物雖保存已不多，但《營造法式》彩繪部門若幹種花式，基本上即是錦緞式樣，可以用來和現有明、清同式錦緞互證，給我們對于它有進一步認識。
織金錦 中國絲織物加金，從什麼時候開始，到如今還是一個問題，沒有人注意過。
比較正确的回答，要等待地下新材料的發現。
以目前知識說來，如把它和同時期大量用金銀裝飾器物聯系看，或在戰國前後。
因為這個時代，正是金銀錯器反映到兵器、車器和飲食種種用器的時代，是漆器上開始發現用金銀粉末繪飾時期，是用金捶成薄片，上印龍紋作為衣上裝飾時期。
但是文獻上提及錦繡時，是和金銀聯系不上的。
春秋以來隻說陳留襄邑出美錦、文錦、重錦、純錦。
“錦”字得名也隻說“和金等價”，不說加金。
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過這時期墓葬中絲織物加金的記錄。
長沙戰國古墓中，得來些有細小花紋絲織物（新近還發現棺木上附着的黼繡被），可不見着金痕迹。
陝西寶雞縣（今寶雞市陳倉區）鬥雞台，發掘過西漢末墳墓，雖得到些鳥獸形薄金片，或是平脫漆上鑲嵌的東西，可不像是衣服上的裝飾。
西北樓蘭及交河城廢墟中，掘出的小件絲繡品，其中有些金屑存在，絲織物還極完整，不見剝損痕迹，當時是用金箔粘貼，還是泥金塗繪，又或隻是其他東西上殘餘金屑，不得而知。
東漢以來，封建帝王親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賜東園秘器，有用朱砂畫雲氣的棺木、珠襦玉柙。
這種玉柙，照《後漢書·輿服志》解釋，是把玉片如魚鱗重疊，用金銀絲縷穿綴起來裹在身上的。
一般圖錄中還沒有提起過這種實物式樣。
中國曆史博物館中有份劉安意墓中出土遺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猶可看出用金縷的方法，還是用細金絲把玉片釘固到絲織物上。
當時這種金絲有一部分必然外露，但決不會特别顯著。
《史記》《漢書》都稱西北匈奴、胡人不重珠玉，喜歡錦繡。
漢代以來中國每年必賜匈奴酋長許多錦繡。
中國向大宛、樓蘭諸國換馬和玉，也用的是錦繡和其他絲織物。
這種絲織物中，是有加金的，如《鹽鐵論》說的中等富人的服飾，即有“罽衣金縷，燕貉代黃”。
說的金縷也可能指的是大夏、大秦外來物。
《晉書·大秦國傳》稱： 大秦能刺金縷繡。
西北匈奴羌胡民族，既喜歡錦和金銀，就有可能從大秦得到金縷繡。
近半世紀西北發掘的文物，證實了史傳所稱西北民族愛好錦繡的習慣。
在蒙古和新疆沙漠中，得到的漢代絲織物，如帶文字的“韓仁”錦、“長生無極”錦、“宜子孫”錦、“群鹄”錦、“新神靈廣”錦、“長樂明光”錦，和不帶文字的若幹種绫錦繡件，截至目前，還是中國古代絲織物中一份最有代表性的、珍貴的遺物。
它的紋樣和古樂浪漢墓出土的絲織物大同小異，恰是漢代中原絲繡的标準紋樣（正和《鹽鐵論》說起過的，兩地當時受中原墓葬影響情形相合）。
中國科學院黃文弼先生，在他作的《羅布淖爾考古記》中說： 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繡彩，甚為麗都，雖黃發小兒，亦皆被服之。
遺物中有一片近乎織成缂絲的織物，上面做的是一匹球尾馬拉一輛車子，文獻和其他報告圖錄中，還從來沒有提起過。
但似乎沒有見過刺金縷繡。
其中一個青紅錦拼合成的錦囊，記錄上雖說是從魏晉之際古墓中得來，其實是正格漢式錦，一作龍紋，或即《西京雜記》所謂蛟龍錦，有無極字樣。
一作對立小鴛鴦花紋，有一“宜”字，似宜子孫錦，已啟唐代作風。
這些絲織物據朱桂莘先生說，當時或着金。
但從提花緯線考察，不像加過金。
在北蒙古古墳中，曾得到一小片桃紅色有串枝花的毛織物。
花紋和一般絲織物截然不同，和漢末鏡緣裝飾倒相近。
如非當時西北著名的細罽，從花紋看，有可能來自大秦或西方其他國家，時代當在魏晉之際。
因《西域傳》記載，中國絲織物加金技術上的發展，一部分學者即以為實來自西方。
但是，一切生産都必然和原料發生聯系。
錦緞類特種絲織物生産，除古代的陳留襄邑、山東臨淄，漢以來即應當數西蜀。
金子生産于西南，漢代西蜀出的金銀知漆器，在國内就首屈一指。
因此，中國絲織物加金的技術，說它創始于西南，或比較還符合事實。
最早用到的，可能是金薄法，即後來唐、宋的明金縷金法，明、清的片金法。
絲織物紋樣既和同時金銀錯紋樣相通，加金部分也必然和金銀錯大同小異。
張澍《蜀典》引魏文帝曹丕《典論》，批評三國時絲織物說： 金薄蜀薄不佳，鮮卑亦不受。
如意虎頭連璧錦，來自洛邑，亦皆下惡，虛有其名。
循譯本文的意思，即川蜀織的金錦和彩錦，送給鮮卑民族，也不受歡迎！洛陽有名的出産，品質并不高。
《諸葛亮文集》則稱： 蜀中軍需惟依賴錦。
可知當時蜀錦生産還是軍需主要來源。
川蜀是金子重要生産地，捶金箔技術，于蜀中得到發展，是極自然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會的需要。
《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稱：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将軍以上，皆得服绫、錦、羅、绮、纨、素、金銀餙镂之物。
說的即明指各種絲織物衣服上加金銀裝飾。
或刺繡，或織成，則不得而知（用金銀縷刺繡作政治上權威象征，從此一直在曆史發展中繼續下來，到以後還越來越廣泛）。
喜歡用金銀表示豪奢，在西北羌胡民族中，最著名的是石虎。
陸翙著《邺中記》稱，石虎尚方錦署織錦種類極多，可沒有提過金錦。
其中有“大明光”“小明光”諸名目，這種錦在漢墓中即已發現，還是韓仁錦類漢式錦。
但這時節印度佛教大團花已見于石刻，反映于絲織物，很可能就有了後來唐代的暈錦類大花錦，宋時的大寶照錦，用虹彩法暈色套彩，技術上比韓仁錦已大有進步，可不一定加金。
至于當時的織成，則近于宋以來缂絲。
有幾種明白稱金縷和金薄，說明小件絲繡用金的事實。
《邺中記》又稱： 石虎獵則穿金縷織成合歡禱。
可見當時也用到比較大件衣着上。
所說金縷即唐宋的撚金，金薄即後來的明金和片金（但唐人說縷金，卻有時指明金，有時指撚金。
撚金又可分後來克金式的和一般庫金式的）。
《西京雜記》也記了許多特别絲織物，曾說“蟻文萬金錦”，這個著作說的雖是漢代故事，反映的卻多是魏晉六朝時物質，蟻文萬金似乎隻是奇異貴重的形容，花紋正如西域所得錦緞，并非用金織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