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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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小說所說的一種白色新型大琉璃燈。
所不同處，隻是隋代還當成宮中奇寶，宋代則已為商店中招徕主顧之物。
《隋書·何稠傳》稱，曾發明綠瓷，曆來學者多據這點文獻材料，說綠瓷成于何稠。
如以近年出土文物判斷，則綠釉瓷北方早可到東漢永元，唯白瓷倒隻在隋代初次出現，透明綠琉璃也在這一曆史階段達成熟期。
唐代由于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琉璃制作也有了新的發展。
廟宇殿堂雕塑裝飾更擴大了彩色琉璃的需要，根據《唐會要》和《唐六典》記載，除由政府專設“冶局”主持全國廟宇裝飾佛像的琉璃生産外，日用器物中琉璃的使用，也日益增多。
唐詩人如李白等，每用豪邁愉快感情歌頌現實生活時，提及西涼葡萄酒必兼及夜光杯或琉璃鐘，此外琉璃窗、琉璃扉也常出現于詩文中。
唯多近于從《藝文類聚》中掇拾《西京雜記》等文作辭章形容，不是事實。
因直到晚唐蘇鹗《杜陽雜編》記元載家紅琉璃盤，還認為是重要實物，可知珠玑易燒，大件瓶、盤還不多見。
又《唐六典》卷四說： 平民嫁女頭上金銀钗許用琉璃塗飾。
《唐六典》完成于天寶時代，可知當時一般小件琉璃應用的普遍程度。
不過作器物的特種彩色琉璃，依舊似乎不怎麼多。
直到宋代，真臘貯猛火油和其他外來薔薇露，還特别記載是用玻璃瓶貯藏，記大食傳入中國貢品時，也曾提及許多種玻璃器。
可知中國工人還不熟悉掌握這種燒造技術。
這問題如孤立地從技術發展上來認識，是不易理解的，甚至于因此會使人對于戰國、漢代以來琉璃生産的成就産生懷疑。
但是如聯系其他部門生産情形看，就可知道這種情況倒十分自然的事。
唐代瓷器的燒造，品質已十分精美。
河北邢州的白質瓷器和江南越州的綠釉瓷器生産品，不僅具全國性，并且有大量成品向海外各國輸出。
又中國絲綢錦緞，原來就有一個更久遠的優秀傳統。
發展到唐代，薄質紗羅由漢代的方孔紗到唐代的輕容、鲛绡，更有高度的進步。
生産的發展和社會多數應用的要求有密切關系，玻璃和陶器比較，技術處理遠比陶器困難，應用價值卻又不如陶器高，這是當時透明琉璃不容易向應用器物發展的原因。
玻璃和薄質紗羅、和紡織物比較，也是如此。
薄紗中“輕容”，詩文中形容或稱“霧縠”，顯示質地細薄，已非一般人工可比。
由于這類輕紗薄絹的生産，既結實又細緻，甚至于影響到中國造紙工業的進展。
例如五代以來雖有澄心堂紙的生産，在繪畫應用上，卻始終不能全代替細絹的地位。
一般做燈籠，糊窗槅子，用紗羅早成社會習慣，而且在使用時具有種種便利條件，價值更遠比玻璃低賤，這是使平闆玻璃在唐代不容易得到發展的又一原因。
因此直到晚唐《邺侯家乘》稱代宗時嶺南進九寸琉璃盤，又權臣元載家有徑尺紅琉璃盤，都認為是難得寶物。
唐代重燈節，每到正月元宵，全國舉行燈節。
當時政府所在地的長安燈節，更是輝煌壯觀。
據《朝野佥載》叙述，睿宗和武則天時，燈有高及十丈延續百丈的。
這種成組列的燈彩，個體多作圓形或多面球形的骨架，用薄紗糊就，畫上種種花紋，燈旁四角還點綴種種彩色流蘇珠翠。
琉璃的使用，是作為燈旁裝飾，燈的主要部分還是用紗。
借此可知某一部門的生産，常常和其他部門生産相互制約，有些還出于經濟原因。
唐代鏡子工藝可說是青銅工藝的尾聲，然而也是壓軸戲，許多作品真可說近于神工鬼斧，達到金屬工藝浮雕技術最高水平。
并且已經大量使用金銀薄片鑲嵌在鏡子背面，制作了許多華麗秀美的高級藝術品外，還曾用彩色琉璃鑲到鏡子背上，得到非凡成功。
可是卻沒有工人會想到把這種琉璃磨光，設法塗上磨鏡藥，即可創造出玻璃鏡子。
這種玻璃鏡子直到一千年後才能産生出來，結束了青銅鏡子延長約兩千三百年的曆史使命。
仔細分析，還是受條件制約限制，即當時鑄鏡工藝優秀傳統，已成習慣，而且十分經濟，才不會考慮到還有其他更便宜的材料可以代替。
中國馬具及對金銅漆鑲嵌工藝的影響(1) 這是一個唐代金銀錯的馬镫複原圖。
圖案組織在唐代應屬于“鵲含瑞草”一格，常反映于唐代一般工藝品的裝飾中。
原物于一九三八年在南西伯利亞哈喀斯自治共和國境内發現，蘇聯專家葉甫鸠霍娃（吉謝列夫夫人）曾作文介紹于蘇聯《物質文化史研究所簡報》第二十三期一冊内。
從馬镫形式和圖案處理看來，是唐代的标準式樣，和我國西北各地發現的唐代文物，及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近年來在西北武威發現的平脫馬鞍、平脫飯碗，共同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唐代物質文化影響的廣泛性，以及和西域各地區民族的相互密切關系。
當時這種出自人民的精美工藝品，不僅豐富了中國物質文化的内容，也提高了中國邊沿地區各個兄弟民族物質文化的享受，和許多重要發明一樣，更影響到世界各國文化的發展。
唐代文化一部分，實吸收了西域文化，并印度、波斯文化，例如音樂就是一個好例。
即婦女騎馬，也顯然是由于西北人民生活習慣影響中原。
但是中原物質文化成就和生活習慣，卻有更多方面影響到西域。
這從近五十年來高昌、樓蘭、交河城、武威、敦煌各地洞窟遺址和墳墓大量古文物的發現，及南疆石窟有純粹中原式樣的唐代建築彩繪可知。
世界許多國家，如印度、埃及、土耳其都發現過大量唐代越州系青瓷，有的直接生産于浙江，有的又産于福建、廣東，更可知祖國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對世界所做的偉大貢獻，和自古以來東方諸文明古國的友誼長存。
會銀平脫工藝，在唐代本屬于國家官工業生産。
照《唐六典》記載，國家官工業本源于漢少府監，到唐代更分門别類，組織龐大。
少府監工人有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監工人有一萬五千人，還僅指經常宮廷消費和賞賜官僚宗親物品生産而言。
至于特别興造，如龍門石窟，即另外設官使監督，征調人工常以十萬計！工人學習掌握業務技術，各有不同年限。
好些種一兩年可學成，鑲嵌刻镂必四年才滿師。
唐官工部分采用應差輪番制，從全國各處挑來的，多“技能工巧”，不得濫竽充數，到一定時期又可返籍就業，金銀平脫技術，也因此在長安以外得普遍流傳。
在制作上，它的全盛時期，必在開元、天寶之際。
姚汝能著《安祿山事迹》卷上，即載有金銀平脫器物許多種，例如—— 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金銀平脫帳、金平脫五鬥飯罂、銀平脫五鬥陶飯魁、裝金平脫函、金平脫匣、銀平脫胡平床子、金平脫酒海、金平脫杓、金平脫大盞、金平脫大腦盤、 金平脫裝具、金平脫合子、金平脫鐵面碗。
照唐人筆記叙述，這些東西都是當時特别為安祿山而作的，和當時長安新造的房子一道，經玄宗囑咐過，“彼胡人眼孔大，不必惜費”而完成的。
這些器物雖然已經不存在，我們從近年出土現藏曆史博物館幾面有代表性大鏡子，及肅宗時流傳日本，現在還保存得上好的幾面金銀平脫大花鳥鏡子、七弦琴和天雞壺及其他漆嵌螺甸樂器、家具等等實物，并近年長安一帶唐墓中出土平脫貼銀鏡子、西北發現馬鞍等物看來，還可知道它在工藝上所達到的高度藝術水平。
“安史之亂”，中原重要生産和文化成就都遭受嚴重破壞。
事平以後，肅宗即一再下令禁止，如《唐書·肅宗紀》，至德二年十二月戊午诏： 禁珠玉寶钿平脫，金泥刺繡。
但從禁令中卻反映出，政府雖一時不會大量制造，各個地區還是能夠制造。
到各地生産稍稍恢複，藩鎮軍閥勢力擡頭時，這部門工藝，也自然和音樂歌舞相似，在各個地區，特别是南方各州郡，都逐漸得到發展的機會。
《唐書·文宗紀》，即位就停貢“雕镂金筐，寶飾床榻”，可知還有這類器物繼續在生産，在進貢。
《唐書·齊映傳》，貞元七年任職江西觀察使，希複相位，因刺史作六尺銀瓶，映乃作八尺銀瓶呈貢。
王播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進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
到唐末五代時，西蜀、南唐、吳越、荊楚、嶺南一些割據軍閥，除大量制造金銀器物、金銀棱瓷器和精美絲綢錦繡，作為彼此間結好的禮物外，西蜀統治者甚至于用七寶鑲嵌溺器。
這種精美尿壺雖不可得見，王建墓中平脫寶函的制作制度，卻還留給我們一個印象。
嶺南劉鋠則用珍珠絡結馬鞍。
天寶時，楊氏姐妹好騎馬，并競選俊秀黃門作導從，馬和馬具都特别精美。
世傳《虢國夫人出行圖》中騎乘，和《唐人遊騎圖》，及五代趙岩繪《遊騎圖》《楊妃上馬圖稿》等，猶可見騎乘鞍具規模。
至于一般乘騎用的金銀裝鞍镫馬具的制作，本于上行下效的風氣，自然越來越普遍。
這事情從稍後一時統一中國的北宋，把騎乘鞍具當成一種官品制度來加以限制處理，就可以明白。
法令的限制，恰恰反映出濫用金銀裝鞍具，必在稍前一時唐末五代軍閥各自稱王作霸的時期。
又《唐六典·卷三》稱，襄州貢物有“漆隐起庫路真”，又有“烏漆碎石文漆器”。
《文獻通考》則改稱“十盛花庫路真二具”，“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學者多不明白意思何在。
史傳又有“襄州漆器天下仿效”名“襄樣漆器”，值得仿效必有原因。
但是“庫路真”是什麼意義？卻難于索解。
《南史·卷七十·侯景傳》，其部從勇力兼人的名“庫真部督”，庫真似和武勇相關。
東鄰學者曾就“庫路真”一名辭作比較探讨，推測有“狩獵人”含義，以為它或和金銀平脫螺甸作狩獵紋裝飾，及犀毗漆制鞍具有關。
解釋似相當正确。
因為鞍具在前橋上作狩獵紋裝飾，有武威出土唐代馬鞍可證！其實這種裝飾圖案，還源遠流長，有可能從西漢以來就已經使用，反映到工藝各部門，一直延續發展下來的。
“隐起”屬于技術範圍，必和同時代的金銀帶銙“識文隐起”技術處理同式。
照宋李誡《營造法式》“雕琢篇”說明，則為淺浮雕法，從明黃大成《髹飾錄》解釋，又近于淺“剔紅”作法。
瓷器花紋中和臨汝青瓷的雕法相近。
若這類材料值得引證，那“隐起”就正是通考說的“花庫路真”！可證剔紅法實出于唐代。
至于“烏漆碎石文漆器”，明顯和“斑犀”相近。
一般說“剔紅”和“犀毗”起于宋代的，由此卻為我們提出了一點新線索，證明《因話錄》一書中提起犀皮，系唐代以來馬鞍鞯塗漆磨成花紋，并非完全無因。
這種做法并且可以由唐代再上溯到更早一些時期。
不過通考明說“五盛”“十盛”，一盛是否指一具還是一層？若從唐代實用器物注意，唯兩種東西相近： 一即魏晉以來墓中常見的分格陶器（這種陶器本系仿漆器而作，近江蘇已發現一實物，晉人稱九子方樏、十二子方樏或即指此物。
即元、明之細點盒。
清康熙改圓式，内多改成小瓷碟）。
一即由筒狀奁具演進的蔗段式套盒，因此“五盛十盛庫路真”，如不是馬鞍，或許指的正是平脫漆作狩獵紋裝飾和犀毗漆作碎石紋的槅子食盒或分層套奁！ 唐代襄州漆器，至今雖然還少實物出土，唯從敦煌壁畫供養人，和《張議潮出行圖》侍從行列手中捧的器物看來，還可明白一點規模。
或如首飾巾箱，亦即魏武《上雜物疏》中所說的嚴具，或如捧盒、拜帖匣子，或如花式五撞七撞套奁（如上博元漆奁），胎榡則包括有絲綢、竹、木、革、紙。
如系泥金銀彩繪，也必然和同時一般器物裝飾圖案相差不遠。
如系斑犀漆，則和唐釉陶中的“絞釉”“暈釉”“三彩斑紋釉”，及絲綢中的各種染缬花紋發生聯系。
這也就是說，從同時期工藝生産花紋上注意，我們還有希望明白理解一些過去不易理解的問題。
漆器值得全國仿效，又必然還有發展，宋代器物中也還留下許多和犀毗漆接近的幾種瓷器花紋，例如臨汝青瓷，水和鎮紫褐地黃花，或鐵鏽黃地黑花瓷，建陽窯“鼈甲”“玳瑁”“銀星”諸斑茶盞，可供參考。
這些深色釉有花陶瓷，和當時的漆器及紡織物印染圖案，必然都有密切聯系。
正如同漆器中的“刷絲”一格，本源于宋代歙州“刷絲硯”而起，宋代刷絲漆已不易得，我們從歙硯譜幾十種刷絲硯材說明中，依然還可以明白《髹飾錄》中提起的“羅紋刷絲”“绮紋刷絲”種種不同刷絲漆的色澤和基本紋樣。
故宮清初漆器還有此一格，有人亦以為犀皮，其實應為“刷絲”，多色的則應當叫作“绮紋刷絲”。
唐代的馬具裝飾紋樣和使用材料，既不會是孤立忽然産生，實上有所承，下還有發展，我們值得從中國車馬應用的曆史，看一看裝具上的曆史發展，對于新的文史研究，應當還有一點用處。
服牛乘馬，照史傳叙述，中國人在史前就已發明。
不過從出土實物考查，馬具的裝備，最先是為駕車而作的。
安陽出土甲骨文甯，關于馬具的名目，雖不怎麼多，但出土青銅馬具實物，卻相當完備。
馬絡頭已用許多青銅圓泡密密固定在皮條上，馬頸項已懸有小小青銅串鈴。
雖還未使用銜口銅嚼環，嘴邊排沫用青銅镳飾，也有了各種不同式樣。
控制輪軸的青銅軎、轄，控制馬匹行止的辔靷、遊環，及人字形車轭，除調節馬車行走步驟節奏的銮鈴素樸無華，大都印鑄有殷商時代流行的精美花紋。
馬具且有鑲嵌孔雀綠石的。
算算時間，至少已在三千一百年前！ 又因科學考古的工作日益謹慎周密，比較材料也日益豐富，我們還得以逐漸明白了這些器物的位置和作用，可把它和《考工記》叙車制，古詩文中形容駕馭車馬的“兩骖如舞”“六辔沃若”文字相互印證。
自漢代以來，曆史學者從文字注疏中鑽研，始終難于索解的，出土實物已為我們提出豐富材料，幫助說明。
戰國時人批評統治者的奢侈時，常說用“珠玉飾狗馬”。
其實這種風氣早從商代就已開始。
根據安陽發掘報告，當時殉葬小狗，就有用精美青銅和美玉什件裝飾頭臉的。
并且古代狗的品種，也有了比較具體知識。
例如春秋時趙盾故事中所提起的“君之獒不如臣之獒”的短嘴大狗，和秦代李斯和他兒子出獵所牽的“細腰黃犬”，都已經從出土漢代明器中得到證實。
從統計字數上考查，還可知道全舊漢墓葬狗形象，大部分屬于豎耳卷尾狗。
可知這是漢代一種普通狗種。
至于供狩獵用的細腰黃犬，唯輝縣漢墓發現過一群，此外即山東嘉樣刻石、洛陽空心磚上反映較多。
西周以來，随同封建社會政治組織，車馬服章無不有一定制度。
車飾什件用銅，木制輪、輿、轅、衡必塗漆繪朱，車蓋用帛，并各随爵位等級大小高卑不同。
雖然至今還少見完整成分實物發現，但考古所在河南濬縣（今浚縣）發掘得到的材料，和其他比較材料，已經可幫助我們證明這個時代車乘裝飾的特征。
西周青銅器中的大卷雲紋和魚鱗紋，就在車器上得到同樣反映。
車上繪飾，也可從青銅器和漆陶雜器物紋飾，體會出一些基本規律。
這階段社會分散成好幾百諸侯封地小單位，各自占有一套工奴，一片封地，近于在自給自足情形中，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生産發展比較遲緩。
從青銅器花紋的少變化和金屬貨币的數量稀少，也同樣可以看出問題。
春秋戰國時期，在若幹諸侯領域中，由于鐵的發現，生産工具有了基本改變，生産上有了進一步發展。
生産品增多後，交換需要也增多了。
周王朝政權日益衰弱，在諸侯競争霸權掠奪資源大小兼并過程時，技術工人一再集中，社會享樂要求也增多了，對于交通和戰事所不可少的車馬具和兵器的改進，都明顯起着極大影響。
諸侯會盟，就常在車馬、衣服、器仗上比賽。
齊國新興商業都市臨淄，市民階級平時還以兩車相撞“擊毂”為樂。
諸侯好馬，則“食上大夫之祿”。
相馬有專書，制車有專工，“千金買馬骨”更成曆史有名故事。
車馬具的種類和式樣，顯然都因之豐富和提高。
在這時期古墓出土物中，除各式青制镳及車軸外，還新發現了青銅馬嚼環和羊角形镂刻彩繪的骨镳，及種種形式不同花紋美麗的青制當顱，和其他車飾。
如河南信陽墓中發現套在辔引上的薄銀管。
更出現了青銅金銀加工的馬具。
主要還是駕車馬身和車身的各種附件。
詩史中提起的“約軝 鑿衡”“金鋄镂錫”，無一不有制作精美的實物出土，可以和文獻相互印證。
戰車的裝備，也從出土實物和其他青銅器上刻镂車子、陶俑車子，發現了好些不同式樣。
至于這種加金钿工技術上的發展，如聯系其他器物裝飾圖案比較，以個人私見，有可能是由于長江流域的生産發展，由吳越金工促進的。
因為銀子單獨的提煉，和南中國的豐富原料發現必有關系。
兵器的制作，吳越工曾著名一時。
近世出土特别精美的青銅鑲嵌金銀戈劍，就常有吳工造作文甯。
又從圖案花紋分析，凡屬金銀加工車馬具，也明顯和南方的荊楚漆工藝活潑流利的裝飾紋樣比較接近，卻和同時在淮河以北黃渭流域及燕晉各地流行，用密集式半浮雕，或透雕蟠虬、蟠螭為主紋的青銅器裝飾有相當距離。
金銀加工技術出于南方，這種說法雖還缺少具體證實，我們至少可以那麼提出，就是這種新興的鑲嵌藝術，正和同時新起的青銅鏡子一樣，技術上的提高，和花紋圖案的多樣化，南方吳越、荊楚金工有特别貢獻。
它的圖案組織比較接近于當時的繪畫和刺繡，卻和傳統的青銅雕刻作風不大相同。
（雖然一般青銅車馬具的花紋，基本上還是商周以來銅器紋樣！） 這種金銀加工青銅車馬器，近三十年來出土實物具代表性的，除過去洛陽金村發現一部分，及其他出土地不明白，現藏故宮博物院和曆史博物館的器物以外，應數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數年前在河南輝縣的發掘品特别重要。
其中如轅首部分的龍頭，和其他管狀、片狀大小附件，用金銀線、片、點鑲嵌而成的渦雲龍風紋圖案，組織上融合秀美與壯麗而為一的藝術作風，充分表現出這部門工藝的高度成就。
花紋奔放而自由，更反映在這個曆史階段上，造型藝術各部門，從傳統形式束縛求解放的精神。
藝術中最先得到解放的是彩繪。
彩繪漆和金銀錯工藝本屬于同一系列，因此反映得也格外明白清楚。
中國人騎馬始于晚周，最先從趙武靈王試用于對抵抗遊牧民族内侵的軍事上。
但在中原和長城邊沿地帶，至今還未聞有戰國時騎乘用青銅馬鞍镫發現。
照《鹽鐵論》和《急就章》叙述，早期騎乘馬具，多用青銅和皮革做成，金銀裝高橋鞍和繡錦障泥掩汗，似到漢代中期才使用。
金屬馬镫的發明，也不可能早于加金鞍具。
現存一個戰國晚期錯金銅鏡子，上面有個刺虎騎士形象，就像是有鞍鞁而無馬镫。
漢初古墓出土物中，也未聞有金屬馬镫出土。
鏡子上騎士雖有鞍鞯，漢石刻中更有許多騎從，鞍鞯形制分明，殉葬明器中又有種種銅、陶、玉、木、馬匹出土，去年長安并且出了一個三四寸大青銅騎士，不過除四川漢墓出土那一個殘陶馬鞍，我們對于漢代馬鞍實際知識還是不多。
至于馬镫有無，卻可從四方面推測得出，至晚在西漢中葉已經應用。
一從洛陽出土一般大型空心花磚上騎士形象，其次是一般漢代釉陶奁壺狩獵圖案，其三是遼陽漢墓彩畫騎從，其四是四川漢墓方磚上浮雕騎從。
這些騎士的馳驟形象，多兩腳向上挾舉，必足部有所踏蹬，才能夠做成這種姿勢。
若從那面錯金鏡子注意，騎士雖系跪于馬背，表示十分緊張，障泥前那個環狀帶穗東西，比例上雖小了些，卻有可能就是最早踏镫式樣。
騎馬習慣雖從西域傳來，禦馬附件卻為中原人民的發明。
較早馬镫或者隻是一個皮圈套，屬于鞍鞯一部分，正和鞍鞯一樣，實用必重于裝飾。
照漢代社會習慣，爵位品級稍高必坐車，隻有随從才騎馬，即用鞍镫，也不會如何特别講究。
《鹽鐵論》說： 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鞯而已。
今富者耳銀鑷，黃金琅勒，罽繡掩汗。
馬鞍镫具使用金銀加工，表現美術的要求，必然是漢代文景以後，社會生産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會出現。
從政治上分析，到武帝劉徹時代，或者才會更進一步加以制度化。
特别是花紋圖案的定型化。
原因之一是由于封禅郊天，配合政治需要，特别重視儀仗排場，散騎侍從的鞍具，才可能有一定紋樣的金銀裝裹。
原因之二是王公貴族遊獵，騎馬在薮澤中馳驟，追逐飛禽走獸，當成社會上層重要娛樂風氣時，實用以外還要好看，鞍镫才會受特别重視。
原因之三是在西北和其他區域軍事進行中，“樓煩将”和“越騎都尉”一類人的乘騎，也容許把鞍具做得更漂亮一些。
工藝上各部門生産品質的提高，主要都是和社會生産發展相适應，同時又必然和社會背景有一定聯系，鞍具的進步也不能例外。
《西京雜記》有關于精美鞍具的種種描寫，認為是武帝時創始，長安仿效。
這部書的時代雖可懷疑，提出的問題卻和大宛天馬南來，及社會生産發展情形一緻。
金銀裝鞍具，必木漆制作的“高橋鞍”才相宜，制作材料的改變，也必然由于這個時代的應用而開始。
樂府詩起于西漢，盛行于東漢，就常有金銀鞍具的形容。
而且越來越講究。
《三輔決錄》記梁冀曾用一“镂衢鞍”訛詐平陵富人公孫奮錢五千萬。
如不是實物十分精美，是無從用它借口的。
漢代青銅工藝加工技術約計三種，即金銀錯、鎏金和細紋刻镂。
二、三兩種又常似同而不盡同。
鎏金有素的，有加嵌雜寶石的，有加細雲紋刻镂的。
本來多系仿金器而作。
一般青銅細紋刻镂的可不一定鎏金。
詩歌中提起的金銀鞍，加工部分雖僅樂浪漢墓一些镂空銀片實物可證，我們卻可以推測，如不是用“金銀扣參帶”法，把帶式金銀片包裹在木漆制的高橋鞍上，就應當是用“金銀平脫”法，把镂空金銀片鑲嵌在高橋鞍上。
前一種還可能加有朱綠彩繪。
後一種即川金銀片镂花。
漢代西蜀廣漢武都工官作的漆器，全國著名，特種鞍具生産，除長安少府工官，這些地區也可能有一定生産，因為同是産馬地區。
如用金銅馬镫，總不外前述三種青銅技術加工處理。
至于鞍镫的花紋，如和社會信仰聯系，必作羽人雲車種種形象，如陽高古城堡漢墓出土的金銀錯器表現。
如和社會生活聯系，必作騎士山中射獵，虎豹熊罴、鴻雁雀兔駭躍騰骧形象，如朝鮮大同江邊漢墓中發現的金銀錯器表現。
又或者如一般釉陶博山爐花紋，把人間現實遊樂，和神仙不死願望，結合而成一體，加以藝術處理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裝飾風格，反映于各種器物上，在陶、漆、大型空心磚制作上，都可以見到遊獵的圖案，我們說同時期的鞍具使用這種花紋，和實際情形相差應當不會太遠。
這種狩獵紋裝飾圖案的本來，還可說有可能實起源于鞍具。
因為在鞍具上反映畋獵之樂，是比在其他器物上更合主題要求的。
這種金銀加工鞍具，東漢末曹操父子遺文中均提起過。
曹植有《進銀鞍表》，又有《瑪瑙勒》。
又戰國以來，已經發現過在鐵制器物上作金銀加工藝術，到東漢還繼續，曹操《上雜物疏》曾提起過好幾十面金銀花紋鐵鏡，可以和近年出土錯金鐵鏡實物相互印證。
東漢晚期鏡紐多加大，即近于由鐵鏡影響。
有鐵鏡即可能有鐵皮馬鞍。
如《隴上歌》詠陳安事，“鐵鍛鞍”必非自晉創始。
金銀裝鞍具至今少出土實物，試推測原因，當由于東漢以來，一般殉葬日用器物雖還用實物，其他卻多用陶瓦明器，車乘則通用小模型。
附屬騎從馬俑也極少見。
魏晉以來，統治階級除戰争和狩獵用馬，一般代步多用牛車或步辇（即榻式肩輿）。
牛車則如《顔氏家訓》所形容的式樣，名長檐車，出土物有不少反映，石刻也有。
步辇也有三式，《女史箴圖》上一個具代表性。
鞍具在應用上得到更進一步發展，逐漸成為社會上比較多數人使用，實在西晉末羌胡民族内侵期間。
由于戰争需要，鞍具改良，銅鐵質馬镫大量出現，也必然是在此期間中。
羌胡騎馬民族的内侵，曆史進入五胡十六國階段，黃河流域生産和物質文化，大部分都遭受嚴重破壞。
但由于實際需要，漆工藝還是得繼續保存下來。
在曆史文獻上常提起兩部分器物，和金銀加工及漆工藝就關系密切，一是兵器甲仗，二是樂器，都有做得特别講究的。
如“金銀裝鞍镫辔勒”“金銀鎖子甲”“金銀铠”和“明光漆铠”“金銀畫飾矛稍驽弓”。
《世說》稱謝玄： 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貼镫。
可知最講究還有用玉作的。
《北史·張大淵傳》稱： 得賜綠沉漆铠，獸文具裝。
劉義恭啟事稱： 金梁鞍制作精巧。
《南齊書》記廬陵王子卿： 作銀鞍還用純銀作镫。
何承天有“銀裝筝”，褚淵有“金镂銀柱琵世”。
大件器物則數魚宏家“銀镂金花眠床”。
色漆中新起的有“綠沉漆”，漢末已出現。
曹操用綠漆奁具花紋華美。
流行于南方，劉桢元嘉中劾廣州刺史韋朗，就提起他在任内作“綠沉銀泥屏風”。
梁簡文帝又有镂銀、雕花、卷足、綠漆書案。
《邺中記》記石虎時情形，除本人經常一身金光熠耀，還有上千侍從女騎兵，也同樣滿身金彩。
又工人作“彩漆遊盤，金銀參帶，茱萸紋細如破發，上置百二十酒盞”，還可以自由轉動。
又作“五明莫難扇”，捶黃金極薄嵌入，上畫仙人鳥獸。
又有種種彩漆，或木蘭色，或郁金色，或綠沉色。
得知東晉北方彩漆工藝還有極高水平。
不過就社會情形說來，主要生産還是軍事上用的種種器甲鞍具。
至于一般人民生活上應用漆器，金銀彩畫是被嚴格禁止的。
晉令： 欲作漆器賣者，各先移主史者名，乃得作。
皆當淳漆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晉陽秋》記蕭譚因為人私制“銀畫漆粉碗”而被殺。
《南齊書·高祖紀》，也有“禁用金銀文畫飾漆器”記載。
但照《東宮舊事》《南齊書·輿服志》記載說來，卻可明白當時對百姓即嚴禁，宮廷中實有種種金銀裝彩繪漆器，如《東宮舊事》即載有漆四升杯子四十，尺盤三十，漆注八盒，匕五十，碗子一百，畫銀帶唾壺，書台，三十五子方樏二，沓蓋二，馬鑿書簏，金彩裝花簏，又漆注绮織二十枚。
漆要扇……車具輿辇更做得異常精美。
這種禁令還一直影響到唐、宋民間漆器的制作制度。
《唐六典》稱： 民間作器物，必著明作者姓名年月，方許出售。
曆史博物館
所不同處，隻是隋代還當成宮中奇寶，宋代則已為商店中招徕主顧之物。
《隋書·何稠傳》稱，曾發明綠瓷，曆來學者多據這點文獻材料，說綠瓷成于何稠。
如以近年出土文物判斷，則綠釉瓷北方早可到東漢永元，唯白瓷倒隻在隋代初次出現，透明綠琉璃也在這一曆史階段達成熟期。
唐代由于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琉璃制作也有了新的發展。
廟宇殿堂雕塑裝飾更擴大了彩色琉璃的需要，根據《唐會要》和《唐六典》記載，除由政府專設“冶局”主持全國廟宇裝飾佛像的琉璃生産外，日用器物中琉璃的使用，也日益增多。
唐詩人如李白等，每用豪邁愉快感情歌頌現實生活時，提及西涼葡萄酒必兼及夜光杯或琉璃鐘，此外琉璃窗、琉璃扉也常出現于詩文中。
唯多近于從《藝文類聚》中掇拾《西京雜記》等文作辭章形容，不是事實。
因直到晚唐蘇鹗《杜陽雜編》記元載家紅琉璃盤，還認為是重要實物，可知珠玑易燒，大件瓶、盤還不多見。
又《唐六典》卷四說： 平民嫁女頭上金銀钗許用琉璃塗飾。
《唐六典》完成于天寶時代，可知當時一般小件琉璃應用的普遍程度。
不過作器物的特種彩色琉璃，依舊似乎不怎麼多。
直到宋代，真臘貯猛火油和其他外來薔薇露，還特别記載是用玻璃瓶貯藏，記大食傳入中國貢品時，也曾提及許多種玻璃器。
可知中國工人還不熟悉掌握這種燒造技術。
這問題如孤立地從技術發展上來認識，是不易理解的，甚至于因此會使人對于戰國、漢代以來琉璃生産的成就産生懷疑。
但是如聯系其他部門生産情形看，就可知道這種情況倒十分自然的事。
唐代瓷器的燒造，品質已十分精美。
河北邢州的白質瓷器和江南越州的綠釉瓷器生産品，不僅具全國性，并且有大量成品向海外各國輸出。
又中國絲綢錦緞，原來就有一個更久遠的優秀傳統。
發展到唐代，薄質紗羅由漢代的方孔紗到唐代的輕容、鲛绡，更有高度的進步。
生産的發展和社會多數應用的要求有密切關系，玻璃和陶器比較，技術處理遠比陶器困難，應用價值卻又不如陶器高，這是當時透明琉璃不容易向應用器物發展的原因。
玻璃和薄質紗羅、和紡織物比較，也是如此。
薄紗中“輕容”，詩文中形容或稱“霧縠”，顯示質地細薄，已非一般人工可比。
由于這類輕紗薄絹的生産，既結實又細緻，甚至于影響到中國造紙工業的進展。
例如五代以來雖有澄心堂紙的生産，在繪畫應用上，卻始終不能全代替細絹的地位。
一般做燈籠，糊窗槅子，用紗羅早成社會習慣，而且在使用時具有種種便利條件，價值更遠比玻璃低賤，這是使平闆玻璃在唐代不容易得到發展的又一原因。
因此直到晚唐《邺侯家乘》稱代宗時嶺南進九寸琉璃盤，又權臣元載家有徑尺紅琉璃盤，都認為是難得寶物。
唐代重燈節，每到正月元宵，全國舉行燈節。
當時政府所在地的長安燈節，更是輝煌壯觀。
據《朝野佥載》叙述，睿宗和武則天時，燈有高及十丈延續百丈的。
這種成組列的燈彩，個體多作圓形或多面球形的骨架，用薄紗糊就，畫上種種花紋，燈旁四角還點綴種種彩色流蘇珠翠。
琉璃的使用，是作為燈旁裝飾，燈的主要部分還是用紗。
借此可知某一部門的生産，常常和其他部門生産相互制約，有些還出于經濟原因。
唐代鏡子工藝可說是青銅工藝的尾聲，然而也是壓軸戲，許多作品真可說近于神工鬼斧，達到金屬工藝浮雕技術最高水平。
并且已經大量使用金銀薄片鑲嵌在鏡子背面，制作了許多華麗秀美的高級藝術品外，還曾用彩色琉璃鑲到鏡子背上，得到非凡成功。
可是卻沒有工人會想到把這種琉璃磨光，設法塗上磨鏡藥，即可創造出玻璃鏡子。
這種玻璃鏡子直到一千年後才能産生出來，結束了青銅鏡子延長約兩千三百年的曆史使命。
仔細分析，還是受條件制約限制，即當時鑄鏡工藝優秀傳統，已成習慣，而且十分經濟，才不會考慮到還有其他更便宜的材料可以代替。
中國馬具及對金銅漆鑲嵌工藝的影響(1) 這是一個唐代金銀錯的馬镫複原圖。
圖案組織在唐代應屬于“鵲含瑞草”一格，常反映于唐代一般工藝品的裝飾中。
原物于一九三八年在南西伯利亞哈喀斯自治共和國境内發現，蘇聯專家葉甫鸠霍娃（吉謝列夫夫人）曾作文介紹于蘇聯《物質文化史研究所簡報》第二十三期一冊内。
從馬镫形式和圖案處理看來，是唐代的标準式樣，和我國西北各地發現的唐代文物，及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近年來在西北武威發現的平脫馬鞍、平脫飯碗，共同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唐代物質文化影響的廣泛性，以及和西域各地區民族的相互密切關系。
當時這種出自人民的精美工藝品，不僅豐富了中國物質文化的内容，也提高了中國邊沿地區各個兄弟民族物質文化的享受，和許多重要發明一樣，更影響到世界各國文化的發展。
唐代文化一部分，實吸收了西域文化，并印度、波斯文化，例如音樂就是一個好例。
即婦女騎馬，也顯然是由于西北人民生活習慣影響中原。
但是中原物質文化成就和生活習慣，卻有更多方面影響到西域。
這從近五十年來高昌、樓蘭、交河城、武威、敦煌各地洞窟遺址和墳墓大量古文物的發現，及南疆石窟有純粹中原式樣的唐代建築彩繪可知。
世界許多國家，如印度、埃及、土耳其都發現過大量唐代越州系青瓷，有的直接生産于浙江，有的又産于福建、廣東，更可知祖國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對世界所做的偉大貢獻，和自古以來東方諸文明古國的友誼長存。
會銀平脫工藝，在唐代本屬于國家官工業生産。
照《唐六典》記載，國家官工業本源于漢少府監，到唐代更分門别類，組織龐大。
少府監工人有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監工人有一萬五千人，還僅指經常宮廷消費和賞賜官僚宗親物品生産而言。
至于特别興造，如龍門石窟，即另外設官使監督，征調人工常以十萬計！工人學習掌握業務技術，各有不同年限。
好些種一兩年可學成，鑲嵌刻镂必四年才滿師。
唐官工部分采用應差輪番制，從全國各處挑來的，多“技能工巧”，不得濫竽充數，到一定時期又可返籍就業，金銀平脫技術，也因此在長安以外得普遍流傳。
在制作上，它的全盛時期，必在開元、天寶之際。
姚汝能著《安祿山事迹》卷上，即載有金銀平脫器物許多種，例如—— 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金銀平脫帳、金平脫五鬥飯罂、銀平脫五鬥陶飯魁、裝金平脫函、金平脫匣、銀平脫胡平床子、金平脫酒海、金平脫杓、金平脫大盞、金平脫大腦盤、 金平脫裝具、金平脫合子、金平脫鐵面碗。
照唐人筆記叙述，這些東西都是當時特别為安祿山而作的，和當時長安新造的房子一道，經玄宗囑咐過，“彼胡人眼孔大，不必惜費”而完成的。
這些器物雖然已經不存在，我們從近年出土現藏曆史博物館幾面有代表性大鏡子，及肅宗時流傳日本，現在還保存得上好的幾面金銀平脫大花鳥鏡子、七弦琴和天雞壺及其他漆嵌螺甸樂器、家具等等實物，并近年長安一帶唐墓中出土平脫貼銀鏡子、西北發現馬鞍等物看來，還可知道它在工藝上所達到的高度藝術水平。
“安史之亂”，中原重要生産和文化成就都遭受嚴重破壞。
事平以後，肅宗即一再下令禁止，如《唐書·肅宗紀》，至德二年十二月戊午诏： 禁珠玉寶钿平脫，金泥刺繡。
但從禁令中卻反映出，政府雖一時不會大量制造，各個地區還是能夠制造。
到各地生産稍稍恢複，藩鎮軍閥勢力擡頭時，這部門工藝，也自然和音樂歌舞相似，在各個地區，特别是南方各州郡，都逐漸得到發展的機會。
《唐書·文宗紀》，即位就停貢“雕镂金筐，寶飾床榻”，可知還有這類器物繼續在生産，在進貢。
《唐書·齊映傳》，貞元七年任職江西觀察使，希複相位，因刺史作六尺銀瓶，映乃作八尺銀瓶呈貢。
王播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進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
到唐末五代時，西蜀、南唐、吳越、荊楚、嶺南一些割據軍閥，除大量制造金銀器物、金銀棱瓷器和精美絲綢錦繡，作為彼此間結好的禮物外，西蜀統治者甚至于用七寶鑲嵌溺器。
這種精美尿壺雖不可得見，王建墓中平脫寶函的制作制度，卻還留給我們一個印象。
嶺南劉鋠則用珍珠絡結馬鞍。
天寶時，楊氏姐妹好騎馬，并競選俊秀黃門作導從，馬和馬具都特别精美。
世傳《虢國夫人出行圖》中騎乘，和《唐人遊騎圖》，及五代趙岩繪《遊騎圖》《楊妃上馬圖稿》等，猶可見騎乘鞍具規模。
至于一般乘騎用的金銀裝鞍镫馬具的制作，本于上行下效的風氣，自然越來越普遍。
這事情從稍後一時統一中國的北宋，把騎乘鞍具當成一種官品制度來加以限制處理，就可以明白。
法令的限制，恰恰反映出濫用金銀裝鞍具，必在稍前一時唐末五代軍閥各自稱王作霸的時期。
又《唐六典·卷三》稱，襄州貢物有“漆隐起庫路真”，又有“烏漆碎石文漆器”。
《文獻通考》則改稱“十盛花庫路真二具”，“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學者多不明白意思何在。
史傳又有“襄州漆器天下仿效”名“襄樣漆器”，值得仿效必有原因。
但是“庫路真”是什麼意義？卻難于索解。
《南史·卷七十·侯景傳》，其部從勇力兼人的名“庫真部督”，庫真似和武勇相關。
東鄰學者曾就“庫路真”一名辭作比較探讨，推測有“狩獵人”含義，以為它或和金銀平脫螺甸作狩獵紋裝飾，及犀毗漆制鞍具有關。
解釋似相當正确。
因為鞍具在前橋上作狩獵紋裝飾，有武威出土唐代馬鞍可證！其實這種裝飾圖案，還源遠流長，有可能從西漢以來就已經使用，反映到工藝各部門，一直延續發展下來的。
“隐起”屬于技術範圍，必和同時代的金銀帶銙“識文隐起”技術處理同式。
照宋李誡《營造法式》“雕琢篇”說明，則為淺浮雕法，從明黃大成《髹飾錄》解釋，又近于淺“剔紅”作法。
瓷器花紋中和臨汝青瓷的雕法相近。
若這類材料值得引證，那“隐起”就正是通考說的“花庫路真”！可證剔紅法實出于唐代。
至于“烏漆碎石文漆器”，明顯和“斑犀”相近。
一般說“剔紅”和“犀毗”起于宋代的，由此卻為我們提出了一點新線索，證明《因話錄》一書中提起犀皮，系唐代以來馬鞍鞯塗漆磨成花紋，并非完全無因。
這種做法并且可以由唐代再上溯到更早一些時期。
不過通考明說“五盛”“十盛”，一盛是否指一具還是一層？若從唐代實用器物注意，唯兩種東西相近： 一即魏晉以來墓中常見的分格陶器（這種陶器本系仿漆器而作，近江蘇已發現一實物，晉人稱九子方樏、十二子方樏或即指此物。
即元、明之細點盒。
清康熙改圓式，内多改成小瓷碟）。
一即由筒狀奁具演進的蔗段式套盒，因此“五盛十盛庫路真”，如不是馬鞍，或許指的正是平脫漆作狩獵紋裝飾和犀毗漆作碎石紋的槅子食盒或分層套奁！ 唐代襄州漆器，至今雖然還少實物出土，唯從敦煌壁畫供養人，和《張議潮出行圖》侍從行列手中捧的器物看來，還可明白一點規模。
或如首飾巾箱，亦即魏武《上雜物疏》中所說的嚴具，或如捧盒、拜帖匣子，或如花式五撞七撞套奁（如上博元漆奁），胎榡則包括有絲綢、竹、木、革、紙。
如系泥金銀彩繪，也必然和同時一般器物裝飾圖案相差不遠。
如系斑犀漆，則和唐釉陶中的“絞釉”“暈釉”“三彩斑紋釉”，及絲綢中的各種染缬花紋發生聯系。
這也就是說，從同時期工藝生産花紋上注意，我們還有希望明白理解一些過去不易理解的問題。
漆器值得全國仿效，又必然還有發展，宋代器物中也還留下許多和犀毗漆接近的幾種瓷器花紋，例如臨汝青瓷，水和鎮紫褐地黃花，或鐵鏽黃地黑花瓷，建陽窯“鼈甲”“玳瑁”“銀星”諸斑茶盞，可供參考。
這些深色釉有花陶瓷，和當時的漆器及紡織物印染圖案，必然都有密切聯系。
正如同漆器中的“刷絲”一格，本源于宋代歙州“刷絲硯”而起，宋代刷絲漆已不易得，我們從歙硯譜幾十種刷絲硯材說明中，依然還可以明白《髹飾錄》中提起的“羅紋刷絲”“绮紋刷絲”種種不同刷絲漆的色澤和基本紋樣。
故宮清初漆器還有此一格，有人亦以為犀皮，其實應為“刷絲”，多色的則應當叫作“绮紋刷絲”。
唐代的馬具裝飾紋樣和使用材料，既不會是孤立忽然産生，實上有所承，下還有發展，我們值得從中國車馬應用的曆史，看一看裝具上的曆史發展，對于新的文史研究，應當還有一點用處。
服牛乘馬，照史傳叙述，中國人在史前就已發明。
不過從出土實物考查，馬具的裝備，最先是為駕車而作的。
安陽出土甲骨文甯，關于馬具的名目，雖不怎麼多，但出土青銅馬具實物，卻相當完備。
馬絡頭已用許多青銅圓泡密密固定在皮條上，馬頸項已懸有小小青銅串鈴。
雖還未使用銜口銅嚼環，嘴邊排沫用青銅镳飾，也有了各種不同式樣。
控制輪軸的青銅軎、轄，控制馬匹行止的辔靷、遊環，及人字形車轭，除調節馬車行走步驟節奏的銮鈴素樸無華，大都印鑄有殷商時代流行的精美花紋。
馬具且有鑲嵌孔雀綠石的。
算算時間，至少已在三千一百年前！ 又因科學考古的工作日益謹慎周密，比較材料也日益豐富，我們還得以逐漸明白了這些器物的位置和作用，可把它和《考工記》叙車制，古詩文中形容駕馭車馬的“兩骖如舞”“六辔沃若”文字相互印證。
自漢代以來，曆史學者從文字注疏中鑽研，始終難于索解的，出土實物已為我們提出豐富材料，幫助說明。
戰國時人批評統治者的奢侈時，常說用“珠玉飾狗馬”。
其實這種風氣早從商代就已開始。
根據安陽發掘報告，當時殉葬小狗，就有用精美青銅和美玉什件裝飾頭臉的。
并且古代狗的品種，也有了比較具體知識。
例如春秋時趙盾故事中所提起的“君之獒不如臣之獒”的短嘴大狗，和秦代李斯和他兒子出獵所牽的“細腰黃犬”，都已經從出土漢代明器中得到證實。
從統計字數上考查，還可知道全舊漢墓葬狗形象，大部分屬于豎耳卷尾狗。
可知這是漢代一種普通狗種。
至于供狩獵用的細腰黃犬，唯輝縣漢墓發現過一群，此外即山東嘉樣刻石、洛陽空心磚上反映較多。
西周以來，随同封建社會政治組織，車馬服章無不有一定制度。
車飾什件用銅，木制輪、輿、轅、衡必塗漆繪朱，車蓋用帛，并各随爵位等級大小高卑不同。
雖然至今還少見完整成分實物發現，但考古所在河南濬縣（今浚縣）發掘得到的材料，和其他比較材料，已經可幫助我們證明這個時代車乘裝飾的特征。
西周青銅器中的大卷雲紋和魚鱗紋，就在車器上得到同樣反映。
車上繪飾，也可從青銅器和漆陶雜器物紋飾，體會出一些基本規律。
這階段社會分散成好幾百諸侯封地小單位，各自占有一套工奴，一片封地，近于在自給自足情形中，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生産發展比較遲緩。
從青銅器花紋的少變化和金屬貨币的數量稀少，也同樣可以看出問題。
春秋戰國時期，在若幹諸侯領域中，由于鐵的發現，生産工具有了基本改變，生産上有了進一步發展。
生産品增多後，交換需要也增多了。
周王朝政權日益衰弱，在諸侯競争霸權掠奪資源大小兼并過程時，技術工人一再集中，社會享樂要求也增多了，對于交通和戰事所不可少的車馬具和兵器的改進，都明顯起着極大影響。
諸侯會盟，就常在車馬、衣服、器仗上比賽。
齊國新興商業都市臨淄，市民階級平時還以兩車相撞“擊毂”為樂。
諸侯好馬，則“食上大夫之祿”。
相馬有專書，制車有專工，“千金買馬骨”更成曆史有名故事。
車馬具的種類和式樣，顯然都因之豐富和提高。
在這時期古墓出土物中，除各式青制镳及車軸外，還新發現了青銅馬嚼環和羊角形镂刻彩繪的骨镳，及種種形式不同花紋美麗的青制當顱，和其他車飾。
如河南信陽墓中發現套在辔引上的薄銀管。
更出現了青銅金銀加工的馬具。
主要還是駕車馬身和車身的各種附件。
詩史中提起的“約軝 鑿衡”“金鋄镂錫”，無一不有制作精美的實物出土，可以和文獻相互印證。
戰車的裝備，也從出土實物和其他青銅器上刻镂車子、陶俑車子，發現了好些不同式樣。
至于這種加金钿工技術上的發展，如聯系其他器物裝飾圖案比較，以個人私見，有可能是由于長江流域的生産發展，由吳越金工促進的。
因為銀子單獨的提煉，和南中國的豐富原料發現必有關系。
兵器的制作，吳越工曾著名一時。
近世出土特别精美的青銅鑲嵌金銀戈劍，就常有吳工造作文甯。
又從圖案花紋分析，凡屬金銀加工車馬具，也明顯和南方的荊楚漆工藝活潑流利的裝飾紋樣比較接近，卻和同時在淮河以北黃渭流域及燕晉各地流行，用密集式半浮雕，或透雕蟠虬、蟠螭為主紋的青銅器裝飾有相當距離。
金銀加工技術出于南方，這種說法雖還缺少具體證實，我們至少可以那麼提出，就是這種新興的鑲嵌藝術，正和同時新起的青銅鏡子一樣，技術上的提高，和花紋圖案的多樣化，南方吳越、荊楚金工有特别貢獻。
它的圖案組織比較接近于當時的繪畫和刺繡，卻和傳統的青銅雕刻作風不大相同。
（雖然一般青銅車馬具的花紋，基本上還是商周以來銅器紋樣！） 這種金銀加工青銅車馬器，近三十年來出土實物具代表性的，除過去洛陽金村發現一部分，及其他出土地不明白，現藏故宮博物院和曆史博物館的器物以外，應數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數年前在河南輝縣的發掘品特别重要。
其中如轅首部分的龍頭，和其他管狀、片狀大小附件，用金銀線、片、點鑲嵌而成的渦雲龍風紋圖案，組織上融合秀美與壯麗而為一的藝術作風，充分表現出這部門工藝的高度成就。
花紋奔放而自由，更反映在這個曆史階段上，造型藝術各部門，從傳統形式束縛求解放的精神。
藝術中最先得到解放的是彩繪。
彩繪漆和金銀錯工藝本屬于同一系列，因此反映得也格外明白清楚。
中國人騎馬始于晚周，最先從趙武靈王試用于對抵抗遊牧民族内侵的軍事上。
但在中原和長城邊沿地帶，至今還未聞有戰國時騎乘用青銅馬鞍镫發現。
照《鹽鐵論》和《急就章》叙述，早期騎乘馬具，多用青銅和皮革做成，金銀裝高橋鞍和繡錦障泥掩汗，似到漢代中期才使用。
金屬馬镫的發明，也不可能早于加金鞍具。
現存一個戰國晚期錯金銅鏡子，上面有個刺虎騎士形象，就像是有鞍鞁而無馬镫。
漢初古墓出土物中，也未聞有金屬馬镫出土。
鏡子上騎士雖有鞍鞯，漢石刻中更有許多騎從，鞍鞯形制分明，殉葬明器中又有種種銅、陶、玉、木、馬匹出土，去年長安并且出了一個三四寸大青銅騎士，不過除四川漢墓出土那一個殘陶馬鞍，我們對于漢代馬鞍實際知識還是不多。
至于馬镫有無，卻可從四方面推測得出，至晚在西漢中葉已經應用。
一從洛陽出土一般大型空心花磚上騎士形象，其次是一般漢代釉陶奁壺狩獵圖案，其三是遼陽漢墓彩畫騎從，其四是四川漢墓方磚上浮雕騎從。
這些騎士的馳驟形象，多兩腳向上挾舉，必足部有所踏蹬，才能夠做成這種姿勢。
若從那面錯金鏡子注意，騎士雖系跪于馬背，表示十分緊張，障泥前那個環狀帶穗東西，比例上雖小了些，卻有可能就是最早踏镫式樣。
騎馬習慣雖從西域傳來，禦馬附件卻為中原人民的發明。
較早馬镫或者隻是一個皮圈套，屬于鞍鞯一部分，正和鞍鞯一樣，實用必重于裝飾。
照漢代社會習慣，爵位品級稍高必坐車，隻有随從才騎馬，即用鞍镫，也不會如何特别講究。
《鹽鐵論》說： 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鞯而已。
今富者耳銀鑷，黃金琅勒，罽繡掩汗。
馬鞍镫具使用金銀加工，表現美術的要求，必然是漢代文景以後，社會生産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會出現。
從政治上分析，到武帝劉徹時代，或者才會更進一步加以制度化。
特别是花紋圖案的定型化。
原因之一是由于封禅郊天，配合政治需要，特别重視儀仗排場，散騎侍從的鞍具，才可能有一定紋樣的金銀裝裹。
原因之二是王公貴族遊獵，騎馬在薮澤中馳驟，追逐飛禽走獸，當成社會上層重要娛樂風氣時，實用以外還要好看，鞍镫才會受特别重視。
原因之三是在西北和其他區域軍事進行中，“樓煩将”和“越騎都尉”一類人的乘騎，也容許把鞍具做得更漂亮一些。
工藝上各部門生産品質的提高，主要都是和社會生産發展相适應，同時又必然和社會背景有一定聯系，鞍具的進步也不能例外。
《西京雜記》有關于精美鞍具的種種描寫，認為是武帝時創始，長安仿效。
這部書的時代雖可懷疑，提出的問題卻和大宛天馬南來，及社會生産發展情形一緻。
金銀裝鞍具，必木漆制作的“高橋鞍”才相宜，制作材料的改變，也必然由于這個時代的應用而開始。
樂府詩起于西漢，盛行于東漢，就常有金銀鞍具的形容。
而且越來越講究。
《三輔決錄》記梁冀曾用一“镂衢鞍”訛詐平陵富人公孫奮錢五千萬。
如不是實物十分精美，是無從用它借口的。
漢代青銅工藝加工技術約計三種，即金銀錯、鎏金和細紋刻镂。
二、三兩種又常似同而不盡同。
鎏金有素的，有加嵌雜寶石的，有加細雲紋刻镂的。
本來多系仿金器而作。
一般青銅細紋刻镂的可不一定鎏金。
詩歌中提起的金銀鞍，加工部分雖僅樂浪漢墓一些镂空銀片實物可證，我們卻可以推測，如不是用“金銀扣參帶”法，把帶式金銀片包裹在木漆制的高橋鞍上，就應當是用“金銀平脫”法，把镂空金銀片鑲嵌在高橋鞍上。
前一種還可能加有朱綠彩繪。
後一種即川金銀片镂花。
漢代西蜀廣漢武都工官作的漆器，全國著名，特種鞍具生産，除長安少府工官，這些地區也可能有一定生産，因為同是産馬地區。
如用金銅馬镫，總不外前述三種青銅技術加工處理。
至于鞍镫的花紋，如和社會信仰聯系，必作羽人雲車種種形象，如陽高古城堡漢墓出土的金銀錯器表現。
如和社會生活聯系，必作騎士山中射獵，虎豹熊罴、鴻雁雀兔駭躍騰骧形象，如朝鮮大同江邊漢墓中發現的金銀錯器表現。
又或者如一般釉陶博山爐花紋，把人間現實遊樂，和神仙不死願望，結合而成一體，加以藝術處理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裝飾風格，反映于各種器物上，在陶、漆、大型空心磚制作上，都可以見到遊獵的圖案，我們說同時期的鞍具使用這種花紋，和實際情形相差應當不會太遠。
這種狩獵紋裝飾圖案的本來，還可說有可能實起源于鞍具。
因為在鞍具上反映畋獵之樂，是比在其他器物上更合主題要求的。
這種金銀加工鞍具，東漢末曹操父子遺文中均提起過。
曹植有《進銀鞍表》，又有《瑪瑙勒》。
又戰國以來，已經發現過在鐵制器物上作金銀加工藝術，到東漢還繼續，曹操《上雜物疏》曾提起過好幾十面金銀花紋鐵鏡，可以和近年出土錯金鐵鏡實物相互印證。
東漢晚期鏡紐多加大，即近于由鐵鏡影響。
有鐵鏡即可能有鐵皮馬鞍。
如《隴上歌》詠陳安事，“鐵鍛鞍”必非自晉創始。
金銀裝鞍具至今少出土實物，試推測原因，當由于東漢以來，一般殉葬日用器物雖還用實物，其他卻多用陶瓦明器，車乘則通用小模型。
附屬騎從馬俑也極少見。
魏晉以來，統治階級除戰争和狩獵用馬，一般代步多用牛車或步辇（即榻式肩輿）。
牛車則如《顔氏家訓》所形容的式樣，名長檐車，出土物有不少反映，石刻也有。
步辇也有三式，《女史箴圖》上一個具代表性。
鞍具在應用上得到更進一步發展，逐漸成為社會上比較多數人使用，實在西晉末羌胡民族内侵期間。
由于戰争需要，鞍具改良，銅鐵質馬镫大量出現，也必然是在此期間中。
羌胡騎馬民族的内侵，曆史進入五胡十六國階段，黃河流域生産和物質文化，大部分都遭受嚴重破壞。
但由于實際需要，漆工藝還是得繼續保存下來。
在曆史文獻上常提起兩部分器物，和金銀加工及漆工藝就關系密切，一是兵器甲仗，二是樂器，都有做得特别講究的。
如“金銀裝鞍镫辔勒”“金銀鎖子甲”“金銀铠”和“明光漆铠”“金銀畫飾矛稍驽弓”。
《世說》稱謝玄： 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貼镫。
可知最講究還有用玉作的。
《北史·張大淵傳》稱： 得賜綠沉漆铠，獸文具裝。
劉義恭啟事稱： 金梁鞍制作精巧。
《南齊書》記廬陵王子卿： 作銀鞍還用純銀作镫。
何承天有“銀裝筝”，褚淵有“金镂銀柱琵世”。
大件器物則數魚宏家“銀镂金花眠床”。
色漆中新起的有“綠沉漆”，漢末已出現。
曹操用綠漆奁具花紋華美。
流行于南方，劉桢元嘉中劾廣州刺史韋朗，就提起他在任内作“綠沉銀泥屏風”。
梁簡文帝又有镂銀、雕花、卷足、綠漆書案。
《邺中記》記石虎時情形，除本人經常一身金光熠耀，還有上千侍從女騎兵，也同樣滿身金彩。
又工人作“彩漆遊盤，金銀參帶，茱萸紋細如破發，上置百二十酒盞”，還可以自由轉動。
又作“五明莫難扇”，捶黃金極薄嵌入，上畫仙人鳥獸。
又有種種彩漆，或木蘭色，或郁金色，或綠沉色。
得知東晉北方彩漆工藝還有極高水平。
不過就社會情形說來，主要生産還是軍事上用的種種器甲鞍具。
至于一般人民生活上應用漆器，金銀彩畫是被嚴格禁止的。
晉令： 欲作漆器賣者，各先移主史者名，乃得作。
皆當淳漆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晉陽秋》記蕭譚因為人私制“銀畫漆粉碗”而被殺。
《南齊書·高祖紀》，也有“禁用金銀文畫飾漆器”記載。
但照《東宮舊事》《南齊書·輿服志》記載說來，卻可明白當時對百姓即嚴禁，宮廷中實有種種金銀裝彩繪漆器，如《東宮舊事》即載有漆四升杯子四十，尺盤三十，漆注八盒，匕五十，碗子一百，畫銀帶唾壺，書台，三十五子方樏二，沓蓋二，馬鑿書簏，金彩裝花簏，又漆注绮織二十枚。
漆要扇……車具輿辇更做得異常精美。
這種禁令還一直影響到唐、宋民間漆器的制作制度。
《唐六典》稱： 民間作器物，必著明作者姓名年月，方許出售。
曆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