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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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展，似在宋、明間，特别是明代約三百年，江南工人貢獻大而多。
這個工藝進展若從分期說，應說是第三期。
清初百年宜包括在内。
螺甸工藝的全盛期 宋代生産上的進展，影響到工藝普遍進展。
許多日用工藝品不一定比唐代精，可是卻明顯比唐代普遍，陶瓷是個顯著的例子。
其次是絲繡。
再其次就是漆工藝。
唐代漆藝以襄州所産“庫路真”為著名，照《唐六典》記載，有“花紋”和“碎石紋”兩種。
“庫路真”，究竟是某種器物名稱，如鞍具或奁具，還是漆器中某種花紋（如犀皮中剔犀或斑犀，或如東鄰學者推測，與狩獵紋有關），是個千年來未解決的問題。
但唐人筆記同時還說到，襄樣漆器天下效法。
既然天下效法，可見後來已具普遍性，技術加工和藝術風格，總還可從稍後材料中有些線索可尋。
敦煌唐畫有作婦女捧剔犀漆畫雕劍環如意雲的，是否即其中之一種？又傳世畫宋人《會樂圖》，從裝束、眉眼、服裝看來為唐元和時裝，筵席間也有近似玳瑁斑漆器。
從各方面材料加以分析，庫路真器有可能和犀皮漆、描金漆兩種關系較深。
宋代臨安漆器行中即有金漆行與犀皮行，可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分行生産，反映生産上的專業化。
二是産量必相當多，在當時已具有普及性，不是特種工藝。
至于螺甸，則大緻還屬于特種産品。
兩宋人筆記和其他文獻記漆事的甚多，有三個記載特别重要： 一是《大金吊伐錄》中幾個文件，有個關于金軍圍城向宋政府需索犒軍金銀，宋政府回答，宮中金銀用器已聚斂盡罄，所用多漆器。
說明當時宮廷中除金銀器外，必大量使用漆器。
另一文件是賄賂金兵統帥禮物的，中有珍珠嵌百戲彈弓一具。
證明正倉院藏唐代百戲彈弓，宋代還有制作，并且是用珍珠鑲嵌而成。
二是《武林舊事》記南宋紹興年間高宗到張俊家中時，張家進獻禮物節略，較重要的除織金錦明明為特種高級紡織物，還有兩個螺甸盒子，用錦緞承墊。
其所以重要，或不僅是螺甸器，可能盒中還貯藏珠玉寶物。
但特别指出螺甸，可見必然做得十分精工。
三是南宋末賈似道生日，谄佞者進獻螺甸屏風和桌面，上作賈似道政績十事，得知當時壽屏已有用本人故事作題材應用的。
詳細内容、藝術安排雖不得而知，但從宋時屏風式樣、唐代金銀平脫琴、螺甸鏡人物故事處理方法，和元明間螺甸漆門、幾案、插屏櫃等布置人物故事方法，及宋、元人物故事繪畫習慣，總還可得到一種相對知識。
至于唐、宋以來螺甸重新得到擡頭機會，重新在美學上産生意義，另外有個原因，即由于珍珠在這個時期已成藝術中重要材料。
宋代宮廷從外貿和南海聚斂中收藏了大量珍珠。
照《宋史·輿服志》記載，除珠翠做鳳冠首飾，椅披到踏腳墊子也用珍珠繡件。
有個時期将多餘珠子出售于北方時，數量竟達一千多萬粒。
珍珠袍服、衣裙、馬具也常見于記載。
直到元代，貴族還常賜珠衣。
珍珠既代表珍貴和尊貴，在美學上占有個特别位置，螺甸因之也重新在工藝品中得到位置，而且應用日益廣闊。
元明間人，談漆藝較具體的為《辍耕錄》。
《辍耕錄》叙漆器做法，計四部分，黑光、朱紅、鳗水、戗金銀諸法，而不及螺甸。
《髹飾錄·坤集》“填嵌”第七中，即将“螺钿”列一專目，稱一名“蜔嵌”，一名“陷蚌”，一名“坎螺”。
又有“襯色蜔嵌”。
“雕镂”第十，又另有“镌蜔”，既屬雕镂，則可知還是從唐代做法而來。
又“斒斓”第十二，子目中還有綜合做法，如“描金加蜔”，“描金加蜔錯彩”，“描金錯灑金加蜔”，“描漆錯蜔”，“金理鈎描漆加蜔”，“金雙鈎螺钿”，“填漆加蜔”，“填漆加蜔金銀片”，“螺钿加金銀片”等等不同做法。
《天水冰山錄》所載漆家具器物中屬于螺甸的有“螺甸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螺甸大理石床”，“堆漆螺甸描金床”，“嵌螺甸有架亭床”。
僅僅床榻大器即有這麼許多種，其他可知。
通俗讀物《碎金》，也記載有許多名目，不及螺甸。
《格古要論》裡也說及一些問題。
作者曹昭雖在明初，補充者王佐時代實較晚。
王佐曾官雲南，因之有關雲南剔紅漆藝較熟悉。
談螺甸品種較詳細的還是《髹飾錄》裡“坤集”中部分記載。
由此得知，明代實螺甸漆制作全盛期。
但現在部分時代不甚明确遺物，卻明顯有些實由宋元傳來。
明人筆記稱，元末明初南京豪富沈萬三家中抄沒時，有許多大件螺甸漆器，多分散于各官司裡，大案、大櫃的制作，不計工本時日，所以都特别精美。
又《天水冰山錄》記權臣嚴嵩被抄家時，家具文物清單中，也有許多螺甸屏風、床榻。
當時實物雖難具體掌握，但從現存故宮一個大床和幾個大案，曆史博物館幾個大櫃和長案、木器等看來，還可知道，明代螺甸家具藝術上基本風格，技術上加工不外兩式：有用大片蚌片嵌大叢牡丹花樹的，多不加金銀，通稱硬螺甸，曆史博物館所藏的幾個大黑漆木箱，可以作為代表。
黑漆不退光，暗沉沉的，花朵布置也比較犷野，裝飾氣魄和元明間青花瓷圖案還相近，制作時代可能亦相去不多遠。
數量不怎麼多，生産地有說出于山西绛州，無正面可靠證據，但也缺少反面否定證據。
另有一式即曆博所藏大櫃、大案，和故宮在新中國成立後接收的一架大床，和另外收購幾個長案，多用金銀嵌細螺甸法，通稱軟螺甸，作人物故事，樓台花鳥，精工至極。
部分且用飄霞屑金蚌末技法，并用大金片做人物身體。
構圖布置謹嚴細緻，活潑典雅。
八尺立櫃，丈餘長案，人物不過寸許，不僅富麗堂皇，也異常秀美精工，可稱一時綜合工藝登峰造極之作。
唯時代過久，因之部分金片多已脫落，修補複原不免相當困難。
傳世江千裡金銀嵌軟螺甸，做小插屏匣盒及茶托酒盞，加工技法或即從之而出，時代則明顯較晚。
這些大件器物的其中一部分，是否即明人所說元明間沈萬三家中物？或同樣出于江西工人所作，原屬嚴家器物？實有待進一步從器物中花紋圖案，特别是人物故事題材設計，加以分析比較。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這類工藝進展，顯然和南方工藝不可分。
因為《髹飾錄》作者生長地嘉興西塘楊彙，是南方漆工藝集中處，工匠手藝多世傳其業，這個書的寫成，“乾集”部分内容雖可能本于宋人朱遵度《漆經》，“坤集”做法品種實反映元、明成就。
從加工技術說，剔紅、斑犀、刷絲、戗金、雕填、螺甸，各有不同特征，比較上金銀嵌軟螺甸工藝特别複雜，因此傳世遺物也較少。
唯從藝術成就而言，則比明代宮廷特别重視的果園廠剔紅成就似乎還高一些。
十八九世紀的商品生産 到十七八世紀由康熙到乾隆的百年時間，漆工藝普遍得到進展，唯重點或在四個部門：剔紅、泥金銀繪、五彩戗金雕填和剔灰。
主要是宮廷中的剔紅器，料精工細，成就就格外顯著。
大件器物且有高及丈餘的屏風，和長榻大案。
其次是描金和雕填，大如屏風，小如首飾箱、鏡匣、盤盒，也無不做得異常精美。
特别是泥金用“識文隐起”法制作的盤盒類，達到高度藝術水平。
花紋圖案和器形結合，成就格外突出，為曆史所僅見。
第三即犀皮類多色“斑犀”和“绮紋刷絲”，和雕填描金相似，舉凡《髹飾錄·坤集》中所提到的各種綜合加工品目，差不多都在試制中留下些精美遺産，現在大部分還收藏于故宮。
第四是産生于明清之際一種“剔灰”漆，以大件屏風和條案占多數，中型圈椅、交椅、香幾，則多反映于明清之際畫像中。
一般多黑漆剔出白地，主題部分山水、人物、花鳥為常見，也作博古圖，邊沿則用小花草相襯。
北京、山西均有制作。
技術流傳到如今還有生産，多供外銷。
至于螺甸漆，在和明代或清初成品比較下，工藝成就不免有些下降，并未突破江千裡式紀錄。
但有了一點新的發展，為其他漆工藝所不及，即和其他新的工藝結合，以新的商品附件而出現，生産數量日有增加，生産品種也随之越來越多。
并由此應用風氣，重新擴大到家具方面，成為十九世紀高級家具主流。
例如由于玻璃鏡子的出現，結束了使用過兩千多年圓形銅鏡的曆史使命，出現了一二尺長方挂式銀光閃閃的玻璃鏡，和七八尺高屏風式大穿衣鏡。
較早還隻限于貢谀宮廷而特制，過不多久，即成高級商品。
這類新産品的鏡框座架，一般多用紫檀、?鶒、花梨、紅木等鑲螺甸做成。
自鳴鐘來自海外，不多久廣州、蘇州均能仿造，外邊框盒部分，除鎏金和廣琺琅裝飾，也流行用螺甸裝飾。
此外用平闆玻璃作材料，在反面用粉彩畫人像或山水花鳥畫，以及時間稍晚，用“百鳥朝鳳”作主題畫的廣東繡雙座案頭插屏，和其他陳設品，幾乎無不使用硬木螺甸框架。
總之，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凡是帶一點新式仿洋貨的工藝品和高級用品，用得着附件時，即有螺甸出現。
即通常日用品如筷子、羹匙，也有螺甸、漆木制成的。
從數量、品種說，實達到了空前需要。
至于裝飾花紋，廣式串枝花為常見，附于貴重器物上為宮廷特别制作的，間或還具清初工藝規格，用金銀嵌軟螺甸法。
至于一般性商品制作，即不免結構散亂，花葉不分，開光折枝藝術性也不怎麼高，有的且相當庸俗。
主題畫面采用明、清戲文故事版畫反映的，由茶盤發展而成煙盤，工藝精粗不一，章法布局已不及明、清間同樣主題畫精細周到。
這也正是一切特種工藝轉成商品後的必然情形。
道光以後，這部門工藝又發展到一般中上層家庭使用成堂、成套硬木家具上，成為達官貴人家中一時時髦事物。
這類硬木家具，多用灰白大理雲石或豆沙色雲石作主要部分鑲嵌，邊沿則從上到下滿嵌螺甸，大如架子床、帶玻璃鏡衣櫥、條案、八仙桌、楊妃榻、炕床、梳妝台、獨腿圓桌、兩拼圓桌、骨牌凳、太師椅、雙座假沙發，無不使用到。
北京頤和園和曆史博物館，就還各自留下許多這類家具器物，代表這一時代工藝成就。
且有為當時新式特别會客廳專用高及一丈五尺、寬過二丈開外鏡櫥，除八面方圓鏡子，其餘全部鑲嵌螺甸花鳥草蟲的。
此外即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意毒化全中國人民，鴉片煙在中國流行後，約半世紀中，在貴族客廳，達官衙署和有帝國主義借通商為名強占的租界區内，新式旅館和大商号中，社會風氣無不用鴉片煙款待客人，邀請客人上炕靠燈，幾乎和新中國成立前敬奉客人煙茶情形相似。
吸煙必有一份煙具，除槍燈外，即擱置備用煙鬥高二三寸、長約尺餘的鬥座，和承受一切煙具的長方煙盤，比較講究的，也無不用硬木螺甸器做成…… 由于生産各部門對于螺甸器的需要，因此這部門工藝，在十九世紀中國逐漸進入半殖民地化過程中，百業凋敝不堪情況下，反而得到廣大市場，呈曆史空前繁榮。
部分關心特種工藝的朋友，談及螺甸工藝進展時，常以為進入十八世紀，這部門生産即因原料供應不及而衰落，若所指僅限于明代特種高級工藝品江千裡式金銀嵌軟螺甸器，是不怎麼錯的，若泛指一切螺甸器，卻大都是把這種種全忽略過去了。
事實上三千年來螺甸應用上的廣泛，和數量上增多，十九世紀的生産，可說是空前無比的！這是螺甸工藝的尾聲，也反映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打進中國大門以後，中國特種工藝生産所受影響格外顯著的一個部門。
它的真正衰落與結束則和延長數千年的封建腐朽政權一道，于太平天國反帝反封建革命到辛亥革命三四十年中。
螺蚌類在其他方面的應用 螺蛳、蚌殼和貝類，在螺甸鑲嵌工藝以外，作為珍貴難得的材料加以利用，曆史上比較著名的一件事情，是《逸周書》中提起過的“車輪大蚌殼”和有朱鬣的白馬，同認為天下難得之物，當時作為賄賂，把周文王救了出來，免遭纣王毒手，在政治史上起過一定作用。
商代遺物中，則經常發現有一兩寸徑花蚌蛤，上面用棕紅粉白顔料，繪畫些齒紋、水紋圖案，這些東西在當時是純粹玩具，還是一種内貯油脂類化妝品用具，已不得而知。
《周禮》稱，古代貴族埋墳，必用蜃粉封閉，即燒制大蛤作灰而使用。
實際材料似乎還少發現。
唯近年來出土楚墓多有在棺椁外用一厚層白膏泥作封土的，隔絕了内外空氣和其他有機物侵蝕，墓中許多文物因之而保存下來，或即循古禮制一種代替材料做法。
漢代人則用“車渠”琢成各種器物。
車渠是一種甲殼極厚的大蚌，琢成器物多作啞白色，切割得法打磨光瑩也有閃珍珠光澤的。
直到明、清，還流行用來制作帶鈎和帽頂，并且清代還成為一種制度，官僚中較低品級必戴車渠頂。
唐代人喜歡飲酒，又好奇，因此重視海南出産紅螺杯、鹦鹉螺杯，詩人即常加以贊美。
明、清到近代還繼續使用，唯一般多改作水盂和煙灰碟，再也想不到這東西過去就是詩人所贊美的貴重酒器了。
又本于印度佛教習慣，舉行宗教儀式，常用大玉螺作為樂器，通稱“法螺”。
敦煌唐代壁畫即有反映。
後來喇嘛教沿襲使用，且成為重要法器，明、清以來制作精美的，邊沿還多包金嵌寶。
左旋螺則因稀有難得而格外貴重。
由于宗教迷信，和其他幾種器物并提，通稱“八吉祥”或“八寶”。
除實物在宗教界看得十分重要，還反映到千百種工藝品裝飾紋樣中。
又兄弟民族中也有把這種法螺代替号角，用于軍事上和歌舞中的，如唐代白居易詩記骠國樂，樂隊中就有吹玉螺的。
貝類商周除天然産外，還有骨、玉、銅和包金的種種。
或作為商品交換中最早的錢币，或用于死亡者口中含殓，或作為其他人身裝飾品和器物鑲嵌使用。
古詩中有“貝胄朱綅”語，則顯然在周代還有用紅絲繩串連裝飾在武将甲胄上，表示美觀、象征權威尊嚴的。
從近年發現雲南滇人遺留文物中大量貝類的發現，又得知，西南地區到西漢時還用它作為貨币使用。
直到晚清，南方小孩子所戴風帽，用貝作為墜子，也還常見。
蒙、藏婦女，則至今還有把小貝成串編排于辮發上，當成難得裝飾品的。
漢代又流行一種貝制卧鹿形玩具，用大瑪瑙貝作鹿身，用青銅作鹿頭、腳，大耳長頸，屈足平卧，背部圓潤瑩潔，且有點點天然花斑，十分秀美。
《史記·封禅書》說，漢代方士喜宣傳海上三山，上有白色鳥獸，長生不死。
樂府詩亦有仙人騎白鹿語。
金銀錯器上還有仙人駕雙鹿雲車反映。
這類用大貝做的鹿形工藝品，可能也即産生于武帝時代，由于仙人坐騎傳說而成。
三國時，曹植和其他文人均作有《車渠碗賦》，文字形容顯得光澤明瑩，紋理細密，和纏絲瑪瑙極相近。
近年山東魚山曹植墓出土文物中除一個金博山冠飾外，還有一套玉佩，一個青精石器，和一個小小圓盞式瑪瑙佩飾，和文章形容極相合。
可證明前人說車渠為寶石之一種，還有一定道理。
用海蚌類作車渠時代必比較晚些。
玻璃工藝的曆史探讨 中國玻璃或玻璃生産，最早出現的年代，目前我們還缺少完全正确具體的知識。
但知道從周代以來，在詩文傳志中，就經常用到如下一些名詞：“璆琳”“球琳”“璿珠”“珂珬”“火齊”“琉璃”“琅玕”“明月珠”和晉六朝記載中的“玻璃”“瑟瑟”，後人注解雖然多認為是不同種類的玉石，如聯系近十年古代墓葬中出土的豐富實物分析，這些東西事實上大部分是和人造珠玉發生關系的。
這種單色或複色、透明或半透明的早期人造珠玉，後來通稱為“料器”。
古代多混合珠玉雜寶石作婦女頸部或頭上貴重裝飾品，有時還和其他細金工鑲嵌綜合使用。
如同戰國時的雲乳紋璧，漢代玉具劍上的浮雕子母辟邪、璏和珥、雲乳紋镡首等。
也有仿玉作殓身含口用白琉璃做成蟬形的。
漢代且更進一步比較大量燒成大小一般藍、綠諸色珠子，用作帳子類邊沿璎珞裝飾。
武帝的甲乙帳，部分或即由這種人造珠玉做成。
到唐代才大量普遍應用到泥塑佛菩薩身體上，以及多數人民日用首飾上，和部分日用品方面。
至于名稱依舊沒有嚴格區分。
大緻珠子或器物類半透明的，通稱“琉璃”，透明的才叫“玻璃”。
事實上還常常是用同類材料做成的。
又宋代以後，還有“藥玉”“罐子玉”或“硝子”“料器”等名稱，也同指各色仿玉玻璃而言。
外來物，僅大食貢物即有“玻璃器”“玻璃瓶”“玻璃甕”“碧白琉璃酒器”等名目。
而彩釉陶磚瓦，這時也已經正式叫作琉璃磚瓦。
《營造法式》一書中，且有專章記載它的燒造配料種種方法。
在中國西部掘的四千年前到六千年間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中，已發現過各種琢磨光滑的小粒鑽孔玉石，常混合花紋細緻的穿孔蚌貝，白色的獸牙，編成組列作頸串裝飾物。
在中國河南發掘的約三千兩百年前青銅器時代墓葬中，除發現大量精美無匹的青銅器和雕琢細緻的玉器，鑲嵌松綠石和玉蚌的青銅斧、钺、戈、矛、兵器，同時并發現許多釉澤明瑩的硬質陶器。
到西周，敷蝦青釉的硬質陶，南北均有發現。
這時期由于冶金技術的進展，已能有計劃地提煉青銅、黃金和鉛，并學會用松綠石鑲嵌，用朱砂做彩繪。
由于裝飾品應用的要求，對玉石的愛好，和矽化物燒造技術的正确掌握，從技術發展來看，這時期中國工人就有可能燒造近于玻璃的珠子。
至晚到約兩千八九百年前的西周中期，有可能在婦女頸串裝飾品中發現這種人造雜色玉石。
唯西周重農耕，尚儉樸，這種生産品不切于實用，因而在農奴制社會中要求不廣，生産品即使有也不會多。
到兩千四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之際，由于鐵的發現和鐵工具的廣泛使用，生産有了多方面的進步，物質文化各部門也随同發展。
襄邑出多色彩錦，齊魯出薄質羅纨，绮缟細繡紋已全國著名。
銀的提煉成功和鎏金、鎏銀技術的掌握，使得細金工鑲嵌和雕玉藝術都達到了高度水平。
金銀彩繪漆器的大量應用，更豐富了這一曆史階段工藝的特色。
在這時期的墓葬中，才發現各種品質純潔、花紋精美的珠子式和管狀式單色和彩色玻璃生産。
重要出土地計有西安、洛陽、輝縣、壽縣、長沙等處。
就目前知識說來，内容大緻可以分成三大類： 一、單色的：計有豆綠、明藍、乳白、水青各式。
二、複色的：計有藍白、綠白、綠黃、黑白兩色并合及多色并合各式，近于取法纏絲瑪瑙和犀毗漆而作。
特别重要的是一種在綠、藍、白本色球體上另加其他複色花紋鑲嵌各式。
這一品種中又可分平嵌和凸起不同的技術處理。
三、棕色陶制球上加塗彩釉，再繪粉藍、銀白淺彩的。
這一類也有許多種不同式樣。
這些色彩華美鮮明的工藝品，有圓球形或多面球形，又有管子式和棗核式，圓球形直徑大過五公分的，多屬第三類彩釉陶球，上面常用粉彩做成種種斜方格子花紋圖案，本質實不屬于玻璃。
一般成品多在直徑二三公分左右。
其中，第二類加工極複雜，品質也特别精美，常和金銀細工結合，于金銀錯酒器或其他器物上，如青銅鏡子，做主要部分鑲嵌使用。
或和雕玉共同鑲嵌于金銀帶鈎上，或單獨鑲嵌于鎏金帶鈎上。
也有用在參帶式漆器鎏金銅足上的。
但以和金玉結合作綜合處理的金村式大罍和鏡子，藝術成就特别高。
從比較材料研究，它在當時生産量還不怎麼多。
另有一種模仿“羊脂玉”做成的璧璜，和當時流行的珍貴青銅玉具劍的劍柄及漆鞘中部的裝飾品，時代可能還要晚一些；早可到戰國，晚則到西漢前期。
品質特别精美純粹，則應數在河南和長沙古墓出土的藍料喇叭花式管狀裝飾品。
過去以為這是鼻塞或耳珰，現已證明還是串珠的一部分。
時間多屬西漢。
又長沙曾出土一純藍玻璃矛頭，還是戰國矛頭式樣。
廣東漢墓又發現兩個藍料碗和整份成串純淨藍色珠子，其中還有些黃金質镂空小球。
年來這部門知識日益豐富，兩千年前漢人墓葬遺物中玻璃裝飾品的出土範圍越加普遍。
除中原各地，即西南的成都、南方的廣州、東南的浙江以及中國東北和西北邊遠的内蒙古、新疆、甘肅各個地區，都有品質大同小異的實物出土。
小如米粒的料珠，也以這個階段中墳墓中出土的比較多。
唯第二類複色的彩料珠，這時期已很少見。
至于彩釉陶球則更少。
原來這時節中國釉陶用器已全國使用，如陝、洛、河北、山東之翠綠釉，廣東、湖南之青黃釉，長江中部各地之蝦背青釉，以及長江下遊江浙之早期缥青釉都達到成熟時期。
并且有了複色彩釉陶，如陝西鬥雞台出黃釉上加綠彩。
出土料珠一般常是綠藍水青單色的。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應數長沙和洛陽出土，長度約三公分小喇叭式的藍色料器和一九五四年在廣州出土的大串藍料珠子。
湖南出土的品質透明純淨玻璃矛頭和廣東出土的二玻璃碗，格外重要。
因為可證明這時期工人已能突破過去限制，在料珠以外能燒成較大件兵器和飲食器。
由于海外文化交流的發展，漢代或更早一些時期，西北陸路已經常有大量中國生産的蠶絲和精美錦繡，外輸羅馬、波斯和中近東其他文明古國，并吸收外來物質文化和生産技術。
這種玻璃生産品，除中國自造外，技術進展自然也有可能是由于外來文化交流的結果。
并且還有可能一部分成品是從南海方面其他文明古國直接運來的。
因《漢書·地理志》載黃支調斯諸國事時，就提起過武帝時曾使人“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又《西域傳》也有罽賓國出“璧琉璃”語，《魏略》則稱“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缥、绀、紅、紫十種琉璃”。
但從出土器物形式，如作雲乳紋的璧，白料蟬、浮雕子母辟邪的劍飾、戰國式的矛頭等看來，可以說這部分實物，是隻有在國内才能生産的。
晉南北朝以來翻譯印度佛經，更喜歡用“琉璃”“玻璃”等字句。
因此，過去中國曆史學者受“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影響，多以為中國琉璃和陶器上釉的技術，都是外來物，而且時間還晚到漢魏時代。
近年來新的殷周有釉陶器的發現，和晚周及漢代大量精美玻璃實物的出土，和數以萬計墓葬材料的陸續出土，已證明舊說見解實不正确。
現在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中國工人制造玻璃的技術，由顆粒裝飾品發展而成小件雕刻品，至晚在兩千兩百年前的戰國末期已經完成。
再進一步發展成日用飲食器物，兩千年前的西漢也已經成功。
戰國古墓中，已發現有玉色琉璃璧和玉具劍柄，以及劍鞘上特有的玻璃裝飾物品。
漢代墓中并有了死者口中含着的白琉璃蟬，廣東漢墓并且已經發現琉璃碗。
魏晉時人作的《西京雜記》《漢武故事》《飛燕外傳》和《三國志·胡綜别傳》，如記載還有一部分可靠性，則早到西漢，晚到三國時期，還使用過大片闆狀琉璃做成的屏風。
雖然這時期小屏風做蔽燈用的還不過二尺見方（見《列女仁智圖》），用于個人獨坐的，也不過現在的三尺大小（見彩筐冢所得彩漆筐上繪孝子傳故事）。
然而還是可以說明闆玻璃已能有計劃燒出。
換言之，即中國闆玻璃的應用，時間有可能也早過兩千年前。
三國以後詩人著作中，已經常提起琉璃器物，如著名叙事詩《孔雀東南飛》就說及琉璃榻，傅鹹文中曾歌詠琉璃酒卮，其他還有琉璃枕、琉璃硯匣、筆、床各物。
又著名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内容多是輯錄魏晉人雜傳記而成，其中記“滿奮畏風，在晉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實密似疏，奮有寒色”。
又記王濟事，稱濟為人豪侈，飲馔多貯琉璃碗器中。
石崇、王恺鬥富為人所共知，如為三尺高珊瑚和數十重錦步幛，其實也談起琉璃碗事。
可知西晉以來已經有相當多的産量。
唯記載未說明出處，是來自南海或得自西域，抑或即本國工人燒造，未可得知。
西晉末年，因西北羌胡諸遊牧氏族侵入中國漢族文化中心的長安、洛陽，戰事并繼續發展，中國國土因此暫時以長江為界，分裂成兩個部分，即曆史中的南北朝時期。
在長江以北，遊牧民族軍事統治者長時期的劇烈鬥争，使重要的生産文化成就，多遭受嚴重破壞。
琉璃制造技術，也因此失傳。
直到北魏跖跋氏統一北方後，才又恢複生産，《北史》稱： 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指洛陽），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
于是采山中，于京師鑄之。
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
乃诏為行殿，容百餘人。
光色映澈。
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
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複珍之。
由此可知，彩色琉璃的燒造技術在北方确曾一度失傳。
到此又能大量燒造平闆器物，直接使用到可容百人行動的大建築物中。
這類活動建築物雖然已無遺迹可尋，但在同時期墓葬中，卻有重要實物發現。
新中國成立後，河北景縣封姓五座古墓掘中，除得到大量具有時代特征的青釉陶瓷外，還得到兩個玻璃碗，一個藍色，一個淺綠色，現陳列于北京中國曆史博物館。
這種碗當時似為服長生藥所用，晉代人有稱它作“雲母碗”的。
這時期南中國生産已有進一步發展，綠釉瓷的燒造也達到了完全成熟期。
薄質絲綢和新興造紙，更開始著聞全國。
文獻記載中雖叙述過用琉璃做種種器物（如庾翼在廣州贈人白，似即白色料器），由于制作技術究竟比較複雜，并且燒造技術僅掌握在少數工人手裡，成品雖美觀，還是遠不如當時在江浙能大量生産的缥青色釉薄質瓷器切合實用。
又因政治上經過劇烈變化，正和其他文化成就一樣，玻璃無法進一步發展，關于實物品質形式的知識我們也知道不多。
唯這個時期正是中國佛教迷信極盛時期，統治者企圖借宗教來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識，大修廟宇，照史書記載，北朝統治者曾派白整督工七十萬人修造洛陽伊阙佛寺。
南朝的首都金陵相傳也有五百座大廟，北朝的廟宇則有一千三百多個。
此外還有雲岡、敦煌、麥積山、天龍山、洛陽、青州、鞏縣（今鞏義市）等石窟建築群。
這時期的佛像以土木雕塑而成，而且都經常使用各色珠玉寶石、琉璃作璎珞裝飾物。
試從現存洞窟壁畫雕塑裝飾，如敦煌壁畫近于鬥帳的華蓋、藻井部分邊沿的流蘇來看，還可想象得出當時彩琉璃珠的基本式樣及其應用情形。
隋代政府收藏的書畫卷軸，照史志記載，也有用各色琉璃作軸頭的。
隋仁壽時李靜訓墓中幾件水綠色玻璃器，是目前為止出土文物中最能說明當時生産水平的幾件實物。
《隋遺錄》是記載中提及的宮中明月珠，有可能即為如宋人筆
這個工藝進展若從分期說，應說是第三期。
清初百年宜包括在内。
螺甸工藝的全盛期 宋代生産上的進展，影響到工藝普遍進展。
許多日用工藝品不一定比唐代精，可是卻明顯比唐代普遍，陶瓷是個顯著的例子。
其次是絲繡。
再其次就是漆工藝。
唐代漆藝以襄州所産“庫路真”為著名，照《唐六典》記載，有“花紋”和“碎石紋”兩種。
“庫路真”，究竟是某種器物名稱，如鞍具或奁具，還是漆器中某種花紋（如犀皮中剔犀或斑犀，或如東鄰學者推測，與狩獵紋有關），是個千年來未解決的問題。
但唐人筆記同時還說到，襄樣漆器天下效法。
既然天下效法，可見後來已具普遍性，技術加工和藝術風格，總還可從稍後材料中有些線索可尋。
敦煌唐畫有作婦女捧剔犀漆畫雕劍環如意雲的，是否即其中之一種？又傳世畫宋人《會樂圖》，從裝束、眉眼、服裝看來為唐元和時裝，筵席間也有近似玳瑁斑漆器。
從各方面材料加以分析，庫路真器有可能和犀皮漆、描金漆兩種關系較深。
宋代臨安漆器行中即有金漆行與犀皮行，可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分行生産，反映生産上的專業化。
二是産量必相當多，在當時已具有普及性，不是特種工藝。
至于螺甸，則大緻還屬于特種産品。
兩宋人筆記和其他文獻記漆事的甚多，有三個記載特别重要： 一是《大金吊伐錄》中幾個文件，有個關于金軍圍城向宋政府需索犒軍金銀，宋政府回答，宮中金銀用器已聚斂盡罄，所用多漆器。
說明當時宮廷中除金銀器外，必大量使用漆器。
另一文件是賄賂金兵統帥禮物的，中有珍珠嵌百戲彈弓一具。
證明正倉院藏唐代百戲彈弓，宋代還有制作，并且是用珍珠鑲嵌而成。
二是《武林舊事》記南宋紹興年間高宗到張俊家中時，張家進獻禮物節略，較重要的除織金錦明明為特種高級紡織物，還有兩個螺甸盒子，用錦緞承墊。
其所以重要，或不僅是螺甸器，可能盒中還貯藏珠玉寶物。
但特别指出螺甸，可見必然做得十分精工。
三是南宋末賈似道生日，谄佞者進獻螺甸屏風和桌面，上作賈似道政績十事，得知當時壽屏已有用本人故事作題材應用的。
詳細内容、藝術安排雖不得而知，但從宋時屏風式樣、唐代金銀平脫琴、螺甸鏡人物故事處理方法，和元明間螺甸漆門、幾案、插屏櫃等布置人物故事方法，及宋、元人物故事繪畫習慣，總還可得到一種相對知識。
至于唐、宋以來螺甸重新得到擡頭機會，重新在美學上産生意義，另外有個原因，即由于珍珠在這個時期已成藝術中重要材料。
宋代宮廷從外貿和南海聚斂中收藏了大量珍珠。
照《宋史·輿服志》記載，除珠翠做鳳冠首飾，椅披到踏腳墊子也用珍珠繡件。
有個時期将多餘珠子出售于北方時，數量竟達一千多萬粒。
珍珠袍服、衣裙、馬具也常見于記載。
直到元代，貴族還常賜珠衣。
珍珠既代表珍貴和尊貴，在美學上占有個特别位置，螺甸因之也重新在工藝品中得到位置，而且應用日益廣闊。
元明間人，談漆藝較具體的為《辍耕錄》。
《辍耕錄》叙漆器做法，計四部分，黑光、朱紅、鳗水、戗金銀諸法，而不及螺甸。
《髹飾錄·坤集》“填嵌”第七中，即将“螺钿”列一專目，稱一名“蜔嵌”，一名“陷蚌”，一名“坎螺”。
又有“襯色蜔嵌”。
“雕镂”第十，又另有“镌蜔”，既屬雕镂，則可知還是從唐代做法而來。
又“斒斓”第十二，子目中還有綜合做法，如“描金加蜔”，“描金加蜔錯彩”，“描金錯灑金加蜔”，“描漆錯蜔”，“金理鈎描漆加蜔”，“金雙鈎螺钿”，“填漆加蜔”，“填漆加蜔金銀片”，“螺钿加金銀片”等等不同做法。
《天水冰山錄》所載漆家具器物中屬于螺甸的有“螺甸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螺甸大理石床”，“堆漆螺甸描金床”，“嵌螺甸有架亭床”。
僅僅床榻大器即有這麼許多種，其他可知。
通俗讀物《碎金》，也記載有許多名目，不及螺甸。
《格古要論》裡也說及一些問題。
作者曹昭雖在明初，補充者王佐時代實較晚。
王佐曾官雲南，因之有關雲南剔紅漆藝較熟悉。
談螺甸品種較詳細的還是《髹飾錄》裡“坤集”中部分記載。
由此得知，明代實螺甸漆制作全盛期。
但現在部分時代不甚明确遺物，卻明顯有些實由宋元傳來。
明人筆記稱，元末明初南京豪富沈萬三家中抄沒時，有許多大件螺甸漆器，多分散于各官司裡，大案、大櫃的制作，不計工本時日，所以都特别精美。
又《天水冰山錄》記權臣嚴嵩被抄家時，家具文物清單中，也有許多螺甸屏風、床榻。
當時實物雖難具體掌握，但從現存故宮一個大床和幾個大案，曆史博物館幾個大櫃和長案、木器等看來，還可知道，明代螺甸家具藝術上基本風格，技術上加工不外兩式：有用大片蚌片嵌大叢牡丹花樹的，多不加金銀，通稱硬螺甸，曆史博物館所藏的幾個大黑漆木箱，可以作為代表。
黑漆不退光，暗沉沉的，花朵布置也比較犷野，裝飾氣魄和元明間青花瓷圖案還相近，制作時代可能亦相去不多遠。
數量不怎麼多，生産地有說出于山西绛州，無正面可靠證據，但也缺少反面否定證據。
另有一式即曆博所藏大櫃、大案，和故宮在新中國成立後接收的一架大床，和另外收購幾個長案，多用金銀嵌細螺甸法，通稱軟螺甸，作人物故事，樓台花鳥，精工至極。
部分且用飄霞屑金蚌末技法，并用大金片做人物身體。
構圖布置謹嚴細緻，活潑典雅。
八尺立櫃，丈餘長案，人物不過寸許，不僅富麗堂皇，也異常秀美精工，可稱一時綜合工藝登峰造極之作。
唯時代過久，因之部分金片多已脫落，修補複原不免相當困難。
傳世江千裡金銀嵌軟螺甸，做小插屏匣盒及茶托酒盞，加工技法或即從之而出，時代則明顯較晚。
這些大件器物的其中一部分，是否即明人所說元明間沈萬三家中物？或同樣出于江西工人所作，原屬嚴家器物？實有待進一步從器物中花紋圖案，特别是人物故事題材設計，加以分析比較。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這類工藝進展，顯然和南方工藝不可分。
因為《髹飾錄》作者生長地嘉興西塘楊彙，是南方漆工藝集中處，工匠手藝多世傳其業，這個書的寫成，“乾集”部分内容雖可能本于宋人朱遵度《漆經》，“坤集”做法品種實反映元、明成就。
從加工技術說，剔紅、斑犀、刷絲、戗金、雕填、螺甸，各有不同特征，比較上金銀嵌軟螺甸工藝特别複雜，因此傳世遺物也較少。
唯從藝術成就而言，則比明代宮廷特别重視的果園廠剔紅成就似乎還高一些。
十八九世紀的商品生産 到十七八世紀由康熙到乾隆的百年時間，漆工藝普遍得到進展，唯重點或在四個部門：剔紅、泥金銀繪、五彩戗金雕填和剔灰。
主要是宮廷中的剔紅器，料精工細，成就就格外顯著。
大件器物且有高及丈餘的屏風，和長榻大案。
其次是描金和雕填，大如屏風，小如首飾箱、鏡匣、盤盒，也無不做得異常精美。
特别是泥金用“識文隐起”法制作的盤盒類，達到高度藝術水平。
花紋圖案和器形結合，成就格外突出，為曆史所僅見。
第三即犀皮類多色“斑犀”和“绮紋刷絲”，和雕填描金相似，舉凡《髹飾錄·坤集》中所提到的各種綜合加工品目，差不多都在試制中留下些精美遺産，現在大部分還收藏于故宮。
第四是産生于明清之際一種“剔灰”漆，以大件屏風和條案占多數，中型圈椅、交椅、香幾，則多反映于明清之際畫像中。
一般多黑漆剔出白地，主題部分山水、人物、花鳥為常見，也作博古圖，邊沿則用小花草相襯。
北京、山西均有制作。
技術流傳到如今還有生産，多供外銷。
至于螺甸漆，在和明代或清初成品比較下，工藝成就不免有些下降，并未突破江千裡式紀錄。
但有了一點新的發展，為其他漆工藝所不及，即和其他新的工藝結合，以新的商品附件而出現，生産數量日有增加，生産品種也随之越來越多。
并由此應用風氣，重新擴大到家具方面，成為十九世紀高級家具主流。
例如由于玻璃鏡子的出現，結束了使用過兩千多年圓形銅鏡的曆史使命，出現了一二尺長方挂式銀光閃閃的玻璃鏡，和七八尺高屏風式大穿衣鏡。
較早還隻限于貢谀宮廷而特制，過不多久，即成高級商品。
這類新産品的鏡框座架，一般多用紫檀、?鶒、花梨、紅木等鑲螺甸做成。
自鳴鐘來自海外，不多久廣州、蘇州均能仿造，外邊框盒部分，除鎏金和廣琺琅裝飾，也流行用螺甸裝飾。
此外用平闆玻璃作材料，在反面用粉彩畫人像或山水花鳥畫，以及時間稍晚，用“百鳥朝鳳”作主題畫的廣東繡雙座案頭插屏，和其他陳設品，幾乎無不使用硬木螺甸框架。
總之，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凡是帶一點新式仿洋貨的工藝品和高級用品，用得着附件時，即有螺甸出現。
即通常日用品如筷子、羹匙，也有螺甸、漆木制成的。
從數量、品種說，實達到了空前需要。
至于裝飾花紋，廣式串枝花為常見，附于貴重器物上為宮廷特别制作的，間或還具清初工藝規格，用金銀嵌軟螺甸法。
至于一般性商品制作，即不免結構散亂，花葉不分，開光折枝藝術性也不怎麼高，有的且相當庸俗。
主題畫面采用明、清戲文故事版畫反映的，由茶盤發展而成煙盤，工藝精粗不一，章法布局已不及明、清間同樣主題畫精細周到。
這也正是一切特種工藝轉成商品後的必然情形。
道光以後，這部門工藝又發展到一般中上層家庭使用成堂、成套硬木家具上，成為達官貴人家中一時時髦事物。
這類硬木家具，多用灰白大理雲石或豆沙色雲石作主要部分鑲嵌，邊沿則從上到下滿嵌螺甸，大如架子床、帶玻璃鏡衣櫥、條案、八仙桌、楊妃榻、炕床、梳妝台、獨腿圓桌、兩拼圓桌、骨牌凳、太師椅、雙座假沙發，無不使用到。
北京頤和園和曆史博物館，就還各自留下許多這類家具器物，代表這一時代工藝成就。
且有為當時新式特别會客廳專用高及一丈五尺、寬過二丈開外鏡櫥，除八面方圓鏡子，其餘全部鑲嵌螺甸花鳥草蟲的。
此外即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意毒化全中國人民，鴉片煙在中國流行後，約半世紀中，在貴族客廳，達官衙署和有帝國主義借通商為名強占的租界區内，新式旅館和大商号中，社會風氣無不用鴉片煙款待客人，邀請客人上炕靠燈，幾乎和新中國成立前敬奉客人煙茶情形相似。
吸煙必有一份煙具，除槍燈外，即擱置備用煙鬥高二三寸、長約尺餘的鬥座，和承受一切煙具的長方煙盤，比較講究的，也無不用硬木螺甸器做成…… 由于生産各部門對于螺甸器的需要，因此這部門工藝，在十九世紀中國逐漸進入半殖民地化過程中，百業凋敝不堪情況下，反而得到廣大市場，呈曆史空前繁榮。
部分關心特種工藝的朋友，談及螺甸工藝進展時，常以為進入十八世紀，這部門生産即因原料供應不及而衰落，若所指僅限于明代特種高級工藝品江千裡式金銀嵌軟螺甸器，是不怎麼錯的，若泛指一切螺甸器，卻大都是把這種種全忽略過去了。
事實上三千年來螺甸應用上的廣泛，和數量上增多，十九世紀的生産，可說是空前無比的！這是螺甸工藝的尾聲，也反映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打進中國大門以後，中國特種工藝生産所受影響格外顯著的一個部門。
它的真正衰落與結束則和延長數千年的封建腐朽政權一道，于太平天國反帝反封建革命到辛亥革命三四十年中。
螺蚌類在其他方面的應用 螺蛳、蚌殼和貝類，在螺甸鑲嵌工藝以外，作為珍貴難得的材料加以利用，曆史上比較著名的一件事情，是《逸周書》中提起過的“車輪大蚌殼”和有朱鬣的白馬，同認為天下難得之物，當時作為賄賂，把周文王救了出來，免遭纣王毒手，在政治史上起過一定作用。
商代遺物中，則經常發現有一兩寸徑花蚌蛤，上面用棕紅粉白顔料，繪畫些齒紋、水紋圖案，這些東西在當時是純粹玩具，還是一種内貯油脂類化妝品用具，已不得而知。
《周禮》稱，古代貴族埋墳，必用蜃粉封閉，即燒制大蛤作灰而使用。
實際材料似乎還少發現。
唯近年來出土楚墓多有在棺椁外用一厚層白膏泥作封土的，隔絕了内外空氣和其他有機物侵蝕，墓中許多文物因之而保存下來，或即循古禮制一種代替材料做法。
漢代人則用“車渠”琢成各種器物。
車渠是一種甲殼極厚的大蚌，琢成器物多作啞白色，切割得法打磨光瑩也有閃珍珠光澤的。
直到明、清，還流行用來制作帶鈎和帽頂，并且清代還成為一種制度，官僚中較低品級必戴車渠頂。
唐代人喜歡飲酒，又好奇，因此重視海南出産紅螺杯、鹦鹉螺杯，詩人即常加以贊美。
明、清到近代還繼續使用，唯一般多改作水盂和煙灰碟，再也想不到這東西過去就是詩人所贊美的貴重酒器了。
又本于印度佛教習慣，舉行宗教儀式，常用大玉螺作為樂器，通稱“法螺”。
敦煌唐代壁畫即有反映。
後來喇嘛教沿襲使用，且成為重要法器，明、清以來制作精美的，邊沿還多包金嵌寶。
左旋螺則因稀有難得而格外貴重。
由于宗教迷信，和其他幾種器物并提，通稱“八吉祥”或“八寶”。
除實物在宗教界看得十分重要，還反映到千百種工藝品裝飾紋樣中。
又兄弟民族中也有把這種法螺代替号角，用于軍事上和歌舞中的，如唐代白居易詩記骠國樂，樂隊中就有吹玉螺的。
貝類商周除天然産外，還有骨、玉、銅和包金的種種。
或作為商品交換中最早的錢币，或用于死亡者口中含殓，或作為其他人身裝飾品和器物鑲嵌使用。
古詩中有“貝胄朱綅”語，則顯然在周代還有用紅絲繩串連裝飾在武将甲胄上，表示美觀、象征權威尊嚴的。
從近年發現雲南滇人遺留文物中大量貝類的發現，又得知，西南地區到西漢時還用它作為貨币使用。
直到晚清，南方小孩子所戴風帽，用貝作為墜子，也還常見。
蒙、藏婦女，則至今還有把小貝成串編排于辮發上，當成難得裝飾品的。
漢代又流行一種貝制卧鹿形玩具，用大瑪瑙貝作鹿身，用青銅作鹿頭、腳，大耳長頸，屈足平卧，背部圓潤瑩潔，且有點點天然花斑，十分秀美。
《史記·封禅書》說，漢代方士喜宣傳海上三山，上有白色鳥獸，長生不死。
樂府詩亦有仙人騎白鹿語。
金銀錯器上還有仙人駕雙鹿雲車反映。
這類用大貝做的鹿形工藝品，可能也即産生于武帝時代，由于仙人坐騎傳說而成。
三國時，曹植和其他文人均作有《車渠碗賦》，文字形容顯得光澤明瑩，紋理細密，和纏絲瑪瑙極相近。
近年山東魚山曹植墓出土文物中除一個金博山冠飾外，還有一套玉佩，一個青精石器，和一個小小圓盞式瑪瑙佩飾，和文章形容極相合。
可證明前人說車渠為寶石之一種，還有一定道理。
用海蚌類作車渠時代必比較晚些。
玻璃工藝的曆史探讨 中國玻璃或玻璃生産，最早出現的年代，目前我們還缺少完全正确具體的知識。
但知道從周代以來，在詩文傳志中，就經常用到如下一些名詞：“璆琳”“球琳”“璿珠”“珂珬”“火齊”“琉璃”“琅玕”“明月珠”和晉六朝記載中的“玻璃”“瑟瑟”，後人注解雖然多認為是不同種類的玉石，如聯系近十年古代墓葬中出土的豐富實物分析，這些東西事實上大部分是和人造珠玉發生關系的。
這種單色或複色、透明或半透明的早期人造珠玉，後來通稱為“料器”。
古代多混合珠玉雜寶石作婦女頸部或頭上貴重裝飾品，有時還和其他細金工鑲嵌綜合使用。
如同戰國時的雲乳紋璧，漢代玉具劍上的浮雕子母辟邪、璏和珥、雲乳紋镡首等。
也有仿玉作殓身含口用白琉璃做成蟬形的。
漢代且更進一步比較大量燒成大小一般藍、綠諸色珠子，用作帳子類邊沿璎珞裝飾。
武帝的甲乙帳，部分或即由這種人造珠玉做成。
到唐代才大量普遍應用到泥塑佛菩薩身體上，以及多數人民日用首飾上，和部分日用品方面。
至于名稱依舊沒有嚴格區分。
大緻珠子或器物類半透明的，通稱“琉璃”，透明的才叫“玻璃”。
事實上還常常是用同類材料做成的。
又宋代以後，還有“藥玉”“罐子玉”或“硝子”“料器”等名稱，也同指各色仿玉玻璃而言。
外來物，僅大食貢物即有“玻璃器”“玻璃瓶”“玻璃甕”“碧白琉璃酒器”等名目。
而彩釉陶磚瓦，這時也已經正式叫作琉璃磚瓦。
《營造法式》一書中，且有專章記載它的燒造配料種種方法。
在中國西部掘的四千年前到六千年間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中，已發現過各種琢磨光滑的小粒鑽孔玉石，常混合花紋細緻的穿孔蚌貝，白色的獸牙，編成組列作頸串裝飾物。
在中國河南發掘的約三千兩百年前青銅器時代墓葬中，除發現大量精美無匹的青銅器和雕琢細緻的玉器，鑲嵌松綠石和玉蚌的青銅斧、钺、戈、矛、兵器，同時并發現許多釉澤明瑩的硬質陶器。
到西周，敷蝦青釉的硬質陶，南北均有發現。
這時期由于冶金技術的進展，已能有計劃地提煉青銅、黃金和鉛，并學會用松綠石鑲嵌，用朱砂做彩繪。
由于裝飾品應用的要求，對玉石的愛好，和矽化物燒造技術的正确掌握，從技術發展來看，這時期中國工人就有可能燒造近于玻璃的珠子。
至晚到約兩千八九百年前的西周中期，有可能在婦女頸串裝飾品中發現這種人造雜色玉石。
唯西周重農耕，尚儉樸，這種生産品不切于實用，因而在農奴制社會中要求不廣，生産品即使有也不會多。
到兩千四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之際，由于鐵的發現和鐵工具的廣泛使用，生産有了多方面的進步，物質文化各部門也随同發展。
襄邑出多色彩錦，齊魯出薄質羅纨，绮缟細繡紋已全國著名。
銀的提煉成功和鎏金、鎏銀技術的掌握，使得細金工鑲嵌和雕玉藝術都達到了高度水平。
金銀彩繪漆器的大量應用，更豐富了這一曆史階段工藝的特色。
在這時期的墓葬中，才發現各種品質純潔、花紋精美的珠子式和管狀式單色和彩色玻璃生産。
重要出土地計有西安、洛陽、輝縣、壽縣、長沙等處。
就目前知識說來，内容大緻可以分成三大類： 一、單色的：計有豆綠、明藍、乳白、水青各式。
二、複色的：計有藍白、綠白、綠黃、黑白兩色并合及多色并合各式，近于取法纏絲瑪瑙和犀毗漆而作。
特别重要的是一種在綠、藍、白本色球體上另加其他複色花紋鑲嵌各式。
這一品種中又可分平嵌和凸起不同的技術處理。
三、棕色陶制球上加塗彩釉，再繪粉藍、銀白淺彩的。
這一類也有許多種不同式樣。
這些色彩華美鮮明的工藝品，有圓球形或多面球形，又有管子式和棗核式，圓球形直徑大過五公分的，多屬第三類彩釉陶球，上面常用粉彩做成種種斜方格子花紋圖案，本質實不屬于玻璃。
一般成品多在直徑二三公分左右。
其中，第二類加工極複雜，品質也特别精美，常和金銀細工結合，于金銀錯酒器或其他器物上，如青銅鏡子，做主要部分鑲嵌使用。
或和雕玉共同鑲嵌于金銀帶鈎上，或單獨鑲嵌于鎏金帶鈎上。
也有用在參帶式漆器鎏金銅足上的。
但以和金玉結合作綜合處理的金村式大罍和鏡子，藝術成就特别高。
從比較材料研究，它在當時生産量還不怎麼多。
另有一種模仿“羊脂玉”做成的璧璜，和當時流行的珍貴青銅玉具劍的劍柄及漆鞘中部的裝飾品，時代可能還要晚一些；早可到戰國，晚則到西漢前期。
品質特别精美純粹，則應數在河南和長沙古墓出土的藍料喇叭花式管狀裝飾品。
過去以為這是鼻塞或耳珰，現已證明還是串珠的一部分。
時間多屬西漢。
又長沙曾出土一純藍玻璃矛頭，還是戰國矛頭式樣。
廣東漢墓又發現兩個藍料碗和整份成串純淨藍色珠子，其中還有些黃金質镂空小球。
年來這部門知識日益豐富，兩千年前漢人墓葬遺物中玻璃裝飾品的出土範圍越加普遍。
除中原各地，即西南的成都、南方的廣州、東南的浙江以及中國東北和西北邊遠的内蒙古、新疆、甘肅各個地區，都有品質大同小異的實物出土。
小如米粒的料珠，也以這個階段中墳墓中出土的比較多。
唯第二類複色的彩料珠，這時期已很少見。
至于彩釉陶球則更少。
原來這時節中國釉陶用器已全國使用，如陝、洛、河北、山東之翠綠釉，廣東、湖南之青黃釉，長江中部各地之蝦背青釉，以及長江下遊江浙之早期缥青釉都達到成熟時期。
并且有了複色彩釉陶，如陝西鬥雞台出黃釉上加綠彩。
出土料珠一般常是綠藍水青單色的。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應數長沙和洛陽出土，長度約三公分小喇叭式的藍色料器和一九五四年在廣州出土的大串藍料珠子。
湖南出土的品質透明純淨玻璃矛頭和廣東出土的二玻璃碗，格外重要。
因為可證明這時期工人已能突破過去限制，在料珠以外能燒成較大件兵器和飲食器。
由于海外文化交流的發展，漢代或更早一些時期，西北陸路已經常有大量中國生産的蠶絲和精美錦繡，外輸羅馬、波斯和中近東其他文明古國，并吸收外來物質文化和生産技術。
這種玻璃生産品，除中國自造外，技術進展自然也有可能是由于外來文化交流的結果。
并且還有可能一部分成品是從南海方面其他文明古國直接運來的。
因《漢書·地理志》載黃支調斯諸國事時，就提起過武帝時曾使人“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又《西域傳》也有罽賓國出“璧琉璃”語，《魏略》則稱“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缥、绀、紅、紫十種琉璃”。
但從出土器物形式，如作雲乳紋的璧，白料蟬、浮雕子母辟邪的劍飾、戰國式的矛頭等看來，可以說這部分實物，是隻有在國内才能生産的。
晉南北朝以來翻譯印度佛經，更喜歡用“琉璃”“玻璃”等字句。
因此，過去中國曆史學者受“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影響，多以為中國琉璃和陶器上釉的技術，都是外來物，而且時間還晚到漢魏時代。
近年來新的殷周有釉陶器的發現，和晚周及漢代大量精美玻璃實物的出土，和數以萬計墓葬材料的陸續出土，已證明舊說見解實不正确。
現在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中國工人制造玻璃的技術，由顆粒裝飾品發展而成小件雕刻品，至晚在兩千兩百年前的戰國末期已經完成。
再進一步發展成日用飲食器物，兩千年前的西漢也已經成功。
戰國古墓中，已發現有玉色琉璃璧和玉具劍柄，以及劍鞘上特有的玻璃裝飾物品。
漢代墓中并有了死者口中含着的白琉璃蟬，廣東漢墓并且已經發現琉璃碗。
魏晉時人作的《西京雜記》《漢武故事》《飛燕外傳》和《三國志·胡綜别傳》，如記載還有一部分可靠性，則早到西漢，晚到三國時期，還使用過大片闆狀琉璃做成的屏風。
雖然這時期小屏風做蔽燈用的還不過二尺見方（見《列女仁智圖》），用于個人獨坐的，也不過現在的三尺大小（見彩筐冢所得彩漆筐上繪孝子傳故事）。
然而還是可以說明闆玻璃已能有計劃燒出。
換言之，即中國闆玻璃的應用，時間有可能也早過兩千年前。
三國以後詩人著作中，已經常提起琉璃器物，如著名叙事詩《孔雀東南飛》就說及琉璃榻，傅鹹文中曾歌詠琉璃酒卮，其他還有琉璃枕、琉璃硯匣、筆、床各物。
又著名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内容多是輯錄魏晉人雜傳記而成，其中記“滿奮畏風，在晉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實密似疏，奮有寒色”。
又記王濟事，稱濟為人豪侈，飲馔多貯琉璃碗器中。
石崇、王恺鬥富為人所共知，如為三尺高珊瑚和數十重錦步幛，其實也談起琉璃碗事。
可知西晉以來已經有相當多的産量。
唯記載未說明出處，是來自南海或得自西域，抑或即本國工人燒造，未可得知。
西晉末年，因西北羌胡諸遊牧氏族侵入中國漢族文化中心的長安、洛陽，戰事并繼續發展，中國國土因此暫時以長江為界，分裂成兩個部分，即曆史中的南北朝時期。
在長江以北，遊牧民族軍事統治者長時期的劇烈鬥争，使重要的生産文化成就，多遭受嚴重破壞。
琉璃制造技術，也因此失傳。
直到北魏跖跋氏統一北方後，才又恢複生産，《北史》稱： 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指洛陽），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
于是采山中，于京師鑄之。
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
乃诏為行殿，容百餘人。
光色映澈。
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
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複珍之。
由此可知，彩色琉璃的燒造技術在北方确曾一度失傳。
到此又能大量燒造平闆器物，直接使用到可容百人行動的大建築物中。
這類活動建築物雖然已無遺迹可尋，但在同時期墓葬中，卻有重要實物發現。
新中國成立後，河北景縣封姓五座古墓掘中，除得到大量具有時代特征的青釉陶瓷外，還得到兩個玻璃碗，一個藍色，一個淺綠色，現陳列于北京中國曆史博物館。
這種碗當時似為服長生藥所用，晉代人有稱它作“雲母碗”的。
這時期南中國生産已有進一步發展，綠釉瓷的燒造也達到了完全成熟期。
薄質絲綢和新興造紙，更開始著聞全國。
文獻記載中雖叙述過用琉璃做種種器物（如庾翼在廣州贈人白，似即白色料器），由于制作技術究竟比較複雜，并且燒造技術僅掌握在少數工人手裡，成品雖美觀，還是遠不如當時在江浙能大量生産的缥青色釉薄質瓷器切合實用。
又因政治上經過劇烈變化，正和其他文化成就一樣，玻璃無法進一步發展，關于實物品質形式的知識我們也知道不多。
唯這個時期正是中國佛教迷信極盛時期，統治者企圖借宗教來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識，大修廟宇，照史書記載，北朝統治者曾派白整督工七十萬人修造洛陽伊阙佛寺。
南朝的首都金陵相傳也有五百座大廟，北朝的廟宇則有一千三百多個。
此外還有雲岡、敦煌、麥積山、天龍山、洛陽、青州、鞏縣（今鞏義市）等石窟建築群。
這時期的佛像以土木雕塑而成，而且都經常使用各色珠玉寶石、琉璃作璎珞裝飾物。
試從現存洞窟壁畫雕塑裝飾，如敦煌壁畫近于鬥帳的華蓋、藻井部分邊沿的流蘇來看，還可想象得出當時彩琉璃珠的基本式樣及其應用情形。
隋代政府收藏的書畫卷軸，照史志記載，也有用各色琉璃作軸頭的。
隋仁壽時李靜訓墓中幾件水綠色玻璃器，是目前為止出土文物中最能說明當時生産水平的幾件實物。
《隋遺錄》是記載中提及的宮中明月珠，有可能即為如宋人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