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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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工藝問題
中國文化發展史，漆工藝占了個特别位置，重要處不下于絲和陶瓷，卻比絲和陶瓷應用廣泛而久遠。
且在文化史分期過程中，作過種種不同光榮的貢獻。
史前石器時代，文化中的蒙昧期，動物或植物的油脂，照需要推測，很可能就要用到簡單武器的纏縛和其他生産工具實用與裝飾上。
到彩陶文化占優勢時，這些大瓶小甕的敷彩過程，在紅黑彩色是否加過樹脂，專家吳金鼎先生的意見，一定相當可靠。
吳先生不幸早死，有關這一點我們淺學實不容易探讨。
山東龍山鎮發現的黑陶片上，有刻劃古文字明白清楚：“網獲六魚一小龜”。
時間稍晚，安陽殷墟商代王公古墓中，又有無數刻字龜甲，雖不聞同時有成形漆器或漆書發現，唯伴随青銅器發現的車飾、箭镞，當時在應用上，必然都得用漆塗飾。
使用範圍既廣，消費量自然就已增多。
當時生産方式及征集處理這種生産品情形，雖少文獻可以征引，但漆的文化價值，卻能估計得出。
到文字由獸骨龜甲的刻镂，轉而在竹木簡劄上作曆史文件叙錄時，漆墨首先即當作主要材料，和古代史不可分，直到紙絹能完全代替竹木簡劄的後漢，方告一個段落。
然即此以後兩千年，墨的制造就依然離不了漆。
其他方面且因社會文化一般發達，在日用器物上，生和死兩件大事，杯碗和棺木，都少不了漆。
武器中的弓箭馬鞍，全需要漆。
所以說，一部漆的應用小史，也可說恰好即是一部社會發展簡史。
它的意義當然不隻是認識過去，還能啟發将來。
據個人愚見，漆工藝在新的社會中，實有個極光輝的前途，不論在繪畫美術上，在日常器物上，它是最能把勞動和藝術結合到應用方面一種，比瓷器更容易見地方性和創造性的，在更便利條件下能産生的。
《尚書·禹貢》稱： 濟河唯兖州……厥貢漆絲。
荊河唯豫州……厥貢漆枲絺纻。
可知當時中原和山東均出漆。
《韓非子·十過》篇說： 堯禅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财之。
削鋸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以為食器。
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禅天下，而傳之于禹，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畫其内……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殷人受之……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古史傳喜稱“堯舜”。
商以前事本難征信，不盡可靠，唯漆器物的使用在遠古，卻是事實。
人類文明越進步，漆的用處就越加多。
《周禮·夏官·職方氏》記河南之利為林漆絲枲。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或納貢，或賦稅，大緻在周初，國家有關禮、樂、兵、刑器物，已無不需要用漆調朱墨作彩繪，原料生産且補助過國家經濟。
不過世人習慣漆的故事，或者倒是《史記》所記趙襄子漆智伯頭做飲器雪恨，及豫讓報仇，漆身為癞等等，因為是故事，容易記憶。
戰國時有名思想家莊周，嘗為漆園吏，專管漆的生産。
《續述征記》稱古之漆園在中牟。
《史記·貨殖列傳》稱： 陳夏千畝漆……皆與千戶侯等。
又： 通邑大都……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記載雖極簡單，已可見出當時漆樹種植之富和制器之多。
《考工記》記百工，均分門各世其業，更可知運用這種生産的漆工藝，早已成為專家的工作。
生産原料和制作成品，多到一個相當數目的人，都可得官，或者說經濟地位近于那種官。
更可知在當時漆器加工和銅、鐵的比價，實在相當高。
有千件漆器，不封侯也等于封侯。
漆工藝彩繪上特别進步，當在戰圍時。
封建主各自割據一方，思想上既泛濫無際，諸子競能，奇技淫巧亦必因之而大有發展。
漆工藝的加工，大緻出于這個時期。
這從現存壽州楚漆闆片及長沙出土漆器，也可推想一般狀況。
且可明白漢漆器的精美，是繼承，非獨創。
桓寬《鹽鐵論》叙漢人用漆器事說： 今富者銀口黃耳……中者舒玉纻器，金錯蜀杯。
叙述價值是漆與銅比一抵十。
出處多在西川。
這事在揚雄《蜀都賦》中也早已說過。
二十年來日本人發掘朝鮮漢墓，更證實了那個記載。
所謂“雕镂扣器，百技千工”，照漆器銘文記載，每一件器物，的的确确是用個分工合作方式集合多人産生的。
目前所知，有銘文器物時代，最早的是漢昭帝始元二年，約公元前八十五年。
當時即已分木胎和夾纻底子，除朱墨繪畫外，還有金、銀、銅、貝作鑲嵌裝飾。
彩繪顔色多紅黑對照，所作人物雲獸紋飾，設計奇巧，活潑生動，都不是後來手藝所能及。
《中國繪畫史》讨論六法中“氣韻生動”一章時，多以畫證畫，因此總說不透徹。
如果從漆畫，從玉上刻镂花紋，從銅器上一部分紋飾來作解釋，似乎就方便多了。
漆器銘文中又常有“造乘輿髹……”字樣，或可當作皇家禦樣漆器解。
大緻當時銅器因為與兵器有關，制造上多出尚方專利。
漆器則必須就地取材，卻得法令認可，所以有“乘輿髹”字樣。
制造工官位職都不太小，事實上器物在技術方面的進步，也必然和這個有關，當時還有大器，即彩漆棺木。
照漢代制度看來，比較重要的大官，死後即嘗得這種賞賜。
《後漢書》記載： （梁竦）改殡，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梁商）及薨……賜以東園朱壽器、銀縷、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
袁逢卒，賜以朱畫特诏秘器。
漆工藝的堕落，和其他工藝堕落，大約相同，當在封建政治解體，世家子、地主、土豪、群雄競起争天下的三國時代。
漢代蜀錦本名聞國内外，有關當時西蜀經濟收入，是國家财政一環。
《左慈傳》曾稱，曹操派人入蜀市錦，因慈釣于堂前銅盤中一舉得鲈魚，拟入蜀購紫芽姜，并托多購錦二匹。
曹丕文中卻以為蜀錦虛有其名。
諸葛亮教令，提及普通刀斧軍器不中用，一砍即壞，由“作部”定造，毛病方較少。
大約戰争連年，蜀之工藝均已堕落，中原佳好漆器更難得，所以曹操當時啟奏中，常常提及獻納漆器事情，鄭重其事地把一兩件皮制漆枕或畫案，呈獻漢末二帝。
謝承《後漢書》稱，郭泰（林宗）拔申屠子陵（蟠）于漆工之中，欣賞的可能隻是這個人的才能器識，未必是他的手工藝。
到晉代後，加工漆器似乎已成特别奢侈品，也成為禁品。
有兩份文件涉及這個問題。
晉令曰： 欲作漆器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
皆當淳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可知已恢複了漢代舊規矩，做漆器要負責任，亂來不得。
又《晉陽秋》說： 武帝時，禦府令（又作魏府丞）蕭譚承、徐循儀疏：“作漆畫銀槃（一作漆畫銀帶粉碗）”，诏殺之。
不得許可作來竟至死罪。
《東宮舊事》載漆器數十種，就中有“漆酒台二，金塗镮甸”，可知漢銀扣器制式尚留存。
又《續齊諧記》稱： 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
可知彩漆不止朱墨（綠沉另有解）。
《世說》稱： 王大将軍（敦）如廁，既還，婢擎金漆盤盛水，玻璃碗盛澡豆。
可知當時金漆實相當貴重。
弘君舉食檄有“羅甸碗子”，可知漆嵌螺甸還本漢制。
《東宮舊事》又載有“漆貊炙大函一具”。
《釋名》稱： 貊炙，全體炙之，各自刀割，出于胡貊之所為也。
可知當時仿胡食燒烤時髦餐具，也有用漆造的。
《邺中記》則記石虎有漆器精品： 石虎正會，上禦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盞，雕飾并同。
其參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發，近看乃得見。
遊槃則圓轉也。
正和韓非《外儲說左上》所稱戰國時人為周王畫策記載相合。
若将古代碾玉、冶金技術進步比證，這種精美漆畫是可能的。
漆工藝入晉代日益地衰落，或和社會嗜好有關。
晉人尚語文簡淨，影響到各方面，漆器由彩飾華美轉而作質素單色，亦十分自然。
世傳顧恺之《女史箴圖》，一修儀理發人面前漆奁，邊緣裝飾尚保留漢代規式，已不着花紋。
《東宮舊事》所提若幹種漆器，都不涉及花樣。
又南方青瓷和白瓯，當時已日有進步，生産上或比較便宜，性質上且具新意味，上層社會用瓷代漆，事極可能。
王恺、石崇争奢鬥富，酒宴上用具，金玉外玻璃、琉璃，嘗見記載，唯當時較摩登的，或反而是山陰缥青瓷和南海白瓯。
尤其是從當時人贈送禮物上，可見出白瓯名貴。
從史傳上，一回著名宴會，可以推測得出所用酒器大緻還是漆器，他物不易代替，即晉永和九年三月，王羲之邀集好友，于山陰會稽蘭亭賦詩那次大集會。
仿照周公營洛邑既成羽觞随波應節令故事，水邊臨流用的酒器，大有可能還是和漢墓中發現的漆耳杯相差不多。
這種酒器就目前發現已知道有銅、瓷、瓦、玉、鉛、漆，各種多由于仿蚌杯而來。
唯漆制的特别精美，紋樣繁多。
晉六朝應用漆器名目雖多，已不易從實物得一印象。
隻從記載上知道佛像已能用夾纻法制造，約在第四世紀時，當時最知名的雕刻家戴逵，即在招隐寺手造五夾纻像。
随後第六世紀，從梁簡文帝文章中，又可見曾令人造過丈八夾纻金薄像。
這種造像法，唐代猶保存，直延長到元朝大雕塑家劉元，還會仿造。
當時名叫“抟換脫活”，即抟泥做成佛像坯子，用粗麻布和油灰粘上，外面用漆漆過若幹次後，再把泥沙掏空即成。
後來俗名又叫“幹漆作法”，在佛像美術中稱珍品。
至于殉葬器物，則因漢末掘墓和薄葬思想相互有關，一般墓葬，已不會有漢樂浪王盱、王光墓中大量漆器出現。
在南方紹興，古墳已多的是青質陶瓷，在北方，最近發現的景縣封氏墓，也還是瓷器一堆。
所以說陶瓷代替了戰國時銅器、漢時漆器，成為殉葬主要物品不為過分。
但是到唐朝，漆器又有了種新發展，即在漆器上鑲嵌像生金銀珠貝花飾，名“平脫”。
方法舊，作風新。
這從日本正倉院和其他方面收藏的唐代樂器、鏡奁、盒子等等器物可以知道。
唐代藝術上的精巧、溫雅、秀麗、調和，都反映到漆工藝中，得到了高度發展。
唯生産這些精美藝術品的工師姓名，在曆史上還是埋沒無聞。
到宋代，方又一變而為剔紅、堆朱、攢犀，等等。
唯當時上層社會極奢侈，國家财富多聚蓄于上層社會，日用器物多金銀，所以代表上層統治者宴客取樂的開封樊樓（豐樂樓），普通銀器竟過萬件，足供千人使用。
不曾提漆器。
加之當時開封、定州、汝州，瓷器制作，由國家提倡，社會愛好，官窯器已進入曆史上的全盛時代，精美結實都稀有少見，從工藝美術言來，漆器雖因加工生産過程煩瑣，依然為上層社會重視，就一般社會說來，似乎已大不如當時官窯青瓷和白定瓷有普遍重要意義了。
所以到北宋末年，徽宗知玩藝術而不知處理政治，為修壽山艮嶽，一座獨夫個人享受的大園子，浪費無數人力物力，花石綱弄得個天怒人怨，金人乘隙而入，兵逼汴京，迫作城下之盟，需索勞軍物品時，公庫皇室所有金銀繳光後，還從人民斂聚金銀器物，一再補充。
《大金吊伐錄》一書，曾有許多往來文件記載。
當時除金、玉、珠寶、書籍外，錦緞、茶葉、生姜都用得着。
唯瓷漆器和字畫不在數内。
宋朝政府有個答複文件，且說到一切東西都已斂盡繳光，朝廷宴飲隻剩漆器，民間用器隻餘陶瓷。
一可見出當時漆器多集中于政府，二可明白到南宋，北方漆瓷工藝必然衰落。
到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國時，兩種工藝必更衰落無疑。
從史志記載得知，北宋漆工藝生産在定州，南宋則移至嘉興及杭州。
《武林舊事》稱臨安各行業時，即有金漆行一業。
元代雖有塑像國手劉元，還能做脫活漆像，本人且活到七十多歲，據虞集作的《劉正奉塑像記》，當時卻被禁止随便為人造作。
漆的應用，到宋代已有過一千五百年曆史，試就曆代藝文志推究，或可在子部中的小說與農家中早有過記載，唯直到宋代，才有朱遵度作一部《漆經》。
書到後來依然散佚不存。
僅從現存宋代剔紅堆朱器物，還可看出這一代器物特點和優點。
元、明二代漆藝高手集中嘉興西塘楊彙地方，多世擅其業。
個人且漸知名，如張成、楊茂、楊埙，或善剔紅，或善戗金，知名一時。
僅存器物亦多精堅華美，在設計上見新意，自成一格。
楊埙因從倭漆取法，遂有“楊倭漆”之名，明、清以來退光描金作小花朵器物，霏金飄霞做法，似即從楊傳入而加以變化。
張成有兒子張德剛，于明成祖時供奉果園廠，做剔紅官器，另外有個包亮還能與之争功。
明代漆器的發展水準，因之多用果園廠器物代表。
個人著名的應當數黃大成，平沙人，世人因此叫他做“黃平沙”。
作品足比果園廠官器。
且著有《髹飾錄》二卷，為中國現存僅有關于漆工藝生産制造過程專書。
明末揚州有個周某，發明雜寶玉石象牙鑲嵌，影響到清乾隆一代，産生應用器物插屏、立屏、挂幅作風。
清初有盧葵生，工制果盒、沙硯，精堅樸厚，足稱名家…… 就發展大略作個總結，可知一部有計劃的漆工藝史，實待海内學者通人來完成。
這種書的編制，必注意兩點方有意義：一是它的生産應用實貫穿中國文化史全時期；并且接觸每一時代若幹重要部門問題，由磨石頭的彩陶時代開始，到現代原子能應用為止，直接影響如繪畫雕刻，間接影響如社會經濟。
我們實需要那麼一本有充分教育價值和啟示性的著述，作一般讀物和中級以上教育用書。
可是到目前為止，它的産生似乎還極渺茫。
原因是：從史學研究傳統習慣上說來，曆史變與常的重點，還停滞在軍事政治制度原則的變更上，美術史中心，也尚未脫離文人書畫發展與影響。
換言之，即依然是以書證書，從不以物證書。
漆之為物，在文化史或工藝美術史方面的重要貢獻，一般學者即缺少較深刻認識，求作有計劃有步驟研究，當然無可希望。
我們從古漆器可學些什麼 近十年來，出土文物古代工藝品中，使我們視野開闊，計五個部門，即金屬加工、陶瓷、漆器、絲綢和雕玉。
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繪，豐富了我許多知識，除明白它的工藝圖案藝術特征外，還借此明白它和在發展中的社會曆史的密切關系。
北京榮寶齋新記，新近用彩色套印木刻法，試印行了十種漆器圖案，在美協會場随同其他木刻畫展出。
凡看過的人都同聲贊美，對于兩千二三百年前楚漆工的優秀成就，感到驚奇愛好外，還對于現代木刻表現的高度藝術水平表示尊重和欽佩。
這些漆器大部分是從“楚文物展”和“全國出土文物展”中的漆器選印的。
數量雖然不算多，卻可以代表近年來中國古代漆器的新發現。
特别重要的是長沙楚墓出土的戰國漆器。
把這類漆器的花紋，用現代彩色木刻套印，在國内還算是首次，是唯有政權在人民手中的今天，政府和人民，才會同樣重視這種古代文化優秀遺産，把它來當作研究、學習和鑒賞對象的。
楚漆器的出土，最重要是三個地方，即安徽壽縣、湖南長沙和河南信陽。
開始于一九三三年前後，安徽壽縣“李三孤堆”楚王墳的盜掘，除發現近千件青銅器外，還得到一片有彩繪雲紋的殘漆棺。
這片殘棺是後來去作調查的李景聃先生，在附近一個農民人家豬圈邊偶然看到，知道是從墓中取出，才花了點錢買回的。
漆棺壯麗華美的花紋，讓我們首次對于戰國時代的漆畫，得到一種嶄新深刻的印象。
上面裝飾圖案所表現的自由活潑的情感，是和戰國時代的社會文化發展情形完全一緻的。
但是注意它的人可并不多，因為一般學者還是隻知道從帶銘文青銅器證文獻，一片孤立棺闆引不起什麼興趣。
兩漢書常提起少府監所屬東園匠工官，當時專造“東園秘器”，供應宮廷需要及賜贈王公大臣死後殓身殉葬。
共計事物約二十八種，中有“東園朱壽之器”，或“砂畫雲氣棺”，同指彩繪花紋漆棺。
舊俄時代“科斯洛夫考察團”，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音烏拉漢代古墓中發現的彩繪雲氣紋殘棺，上面保存的雲中鴻雁花紋，是目前有代表性和說明性的重要遺物，沒有它，東園匠所造“朱壽之器”制度是不得明白的。
因楚漆棺的出土，和科學院後來在河南輝縣發掘，得到一片作黼繡紋圖案的殘棺，我們才借此明白，漢代流行的喪葬制度，原來多是根據周代舊制加以發展的結果，并非憑空産生。
即朱繪棺木，也并非從漢創始。
輝縣棺上彩繪的花紋，更為我們提出黼繡紋一項重要參考材料，修正了漢代以來說的“兩弓相背”的注疏附會，得出了它的本來面目。
長沙楚墓漆器的發現，比壽縣器物出土稍晚一些，在抗日戰争初期，因商承祚、陳夢家二先生的介紹，才引起部分學者的注意。
舊中央博物館籌備處方面，才當買古董一樣收集了幾件漆杯案。
但是對于它的曆史問題和比較知識，還是知道不多。
出土有用材料多分散各地私人手中，由于保存不善，大都逐漸幹毀。
大批特别精美的器物，并且早被美帝國主義者的文化間諜，用種種狡詐無恥的方法，盜運出國。
因此國内多數曆史學者和美術史專家，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還很少有人知道楚漆器的發現，在新的學術研究方面，具有何等新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于人民政府保護文物政策法令的實施，一方面把國内私人重要收藏，陸續購歸國有；另一方面又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在全國工業建設地區，經常配合一個文物工作組，清理出土墓葬遺址文物。
材料日益增多後，戰國時期楚文化的面貌，就越加明确，自從前年楚文物在北京曆史博物館舉行展出後，許多人才認識到楚文化形象和色彩，實在豐富驚人。
反映于文學作品中，曾産生愛國詩人屈原的詩歌，反映于工藝美術，還有當時楚國金工所鑄造的青銅鏡子，青銅加工兵器，木工作的大型彩繪雕花錯金棺闆，弓工作的便于遠射魚、鳥的弓弩和矰繳，以及漆工所做的各種色彩華美、造型完整的漆器，特别具有代表性。
文學和這些工藝品本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成就，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熱情充沛，而色彩鮮明”。
其實我們應當說，愛國詩人屈原的文學作品的背景，計包括三種成分：一個是土地山河自然景物的愛好，另一個是社會政治在劇烈變化中人民苦難的現實，第三個是勞動人民在物質文化方面創造的輝煌成就。
屈原文學作品的風格，是綜合了這一切的忠實反映。
又漢文化受楚文化影響極深，文學上的關系，比較顯著，前人已經常有論述。
至于工藝生産方面的影響，由于這些新的發現，才進一步給我們許多啟發。
楚漆器加工部分，大約可以分作四類： 一、多色彩繪，如漆盾和人物奁具。
二、朱墨單色繪，如羽觞和圓盤。
三、素漆針刻細花，如大小奁具。
四、浮雕罩漆，如大小劍匣。
楚漆器花紋特征，從總的方面來說，是主題明确，用色單純，組織圖案活潑而富于變化。
表現技術從不墨守成規，即或一個漆羽觞的耳部裝飾，也各有匠心獨運處。
在器物整體中，又極善于利用回旋紋飾，形成一種韻律節奏感。
例如龍鳳雲紋漆盾和鳳紋羽觞，都得到同樣高度藝術成就。
構圖設計，還似乎未完全成熟，卻充滿了一種生命活躍自由大膽的創造情感，處處在沖破商周以來造型藝術舊傳統的束縛，從其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新的發展。
最明顯的是用三分法處理的圓式圖案，本出于殷商青銅和白陶器中的“巴紋”，當時在彩繪木雕上鑲嵌的圓泡狀的蚌片，也有同樣花紋。
春秋戰國時新流行的“玉具劍”的柄端，也常使用這個圓式圖案：或錯金，或嵌松綠石，或嵌一片白玉，多用三分法加工。
但是因為面積小，變化就不怎麼多。
在楚漆器中，奁具和盤子類需要範圍極廣，每一個套奁裡外，常用到五六種不同裝飾圖案，繪畫的表現又比雕刻鑲嵌簡便，因此這種圖案，竟達到豐富驚人的美術效果。
經過漢代再加以發展，如在他處發現之三辟邪奁裡裝飾和三熊盤，設計妥帖周到處，在中國工藝圖案史的成就上，也應當占有一個特别地位。
楚漆器的花紋，大部分是用龍鳳雲紋綜合組成，卻并不像銅器花紋的凝固。
從個别優點而言，如漆豆的漆案，因為平面空間比較大，紅黑二色對照調子鮮明，即或隻用幾道帶子式花紋作間隔裝飾，經常也作得特别美觀。
羽觞造型不必受定型限制，材料處理伸縮性大，能把完整造型秀美花紋結合成為一體，更容易見出古代楚漆工的大膽和巧思。
彩繪大漆盾同墓出土共四件，現存比較完全的計二件，雖大小形式相同，可是每一盾上的裝飾圖案，都表現出不同風格和性格，圖案的綜合變化，真是無比巧思。
狩獵雲紋漆奁花紋，和戰國以來一般金銀錯器花紋，顯然一脈相通，也就為我們初步提供了許多物證，明白同式圖案的發展，長江流域荊、楚、吳、越工人實有大貢獻。
這時期金銀錯和刺繡花紋，其實都是由漆器花紋發展而出。
這些東西值得我們重視，不僅因為它是“戰國漆器”，更重要還是“戰國時代裝飾藝術的作風”。
種種花紋圖案當時無疑還曾反映到造型藝術各部門，特别是建築彩繪裝飾上，具有那個時代風格的特征。
漢代漆器在材料應用和圖案設計兩個方面，都進一步有了新的成就。
首先是特種漆器的制造，已成國家特種手工業生産一個重要部門，除政府所在地的長安、洛陽，少府監所屬工官東園匠，經常大量生産各種“乘輿髹器”，此外西蜀的廣漢和武都各地，也特别設立工官，監造各種精美漆器，并把成品分布到國内各個地區去。
這些金銀加工漆器，通名“金銀文畫扣器”或“參帶金銀扣器”，藝術價值既高，同時也是當時貨币價值極高的特種工藝品。
這種金銀加工漆器，在器材應用上的新發展，是用麻布、絲絹作胎的夾纻器，多加上金銀及銅鎏金附件，通例是平面部分用柿蒂放射式圖案（多如水仙花式），腰沿部分則作叁帶式，另加三小熊作腳。
這麼一來，既增加了器物的堅固結實，同時又增加了華美。
圖案沿用舊形式部分，也有了充實和變化，如圓式圖案利用三分法表現，因為需要範圍日益廣大，就創造了許許多多種好看新樣子。
又從魏武《上雜物疏》和《東宮舊事》記載，結合漢墓出土陶漆器看來，得知漢代以來當時還盛行徑尺大小長方形“巾箱”“嚴具”“方盝”和收藏文具、藥物的筐匣，都需要用長方式和帶子式裝飾。
圓筒形的奁具，邊沿也需要帶子式裝飾，因此更促進了這一式圖案的多樣化，打破了戰國以來龍鳳雲紋反複連續的規律，并打破了圖案組成的習慣，代替以種種不同的新畫面。
一個時代的藝術，内容必然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社會思想，漢代統治者重儒術，企圖利用孝道來鞏固政權，孝子傳故事就成了漆器中的主題畫。
漢代現實生活喜騎射遊獵，狩獵圖反映到各種工藝品裝飾圖案中，漆器也有份。
漢代宮廷方士巫觋最善于附會神仙傳說，影響政治文化各方面，到東漢夾書律廢除解禁後，這類信仰并且逐漸由宮廷流行到廣大民間。
例如雲氣紋中的四神及其他雜鳥獸作主題的裝飾，一切工藝品上無不加以反映，彩繪漆更做成多種多樣的發展，雲氣紋中還常有羽人仙真夾雜其間。
傳說中最普遍的西王母，在造型藝術青銅、磚石各部門都有表現，在漆器上無例外也占了一個特别位置。
由于造型藝術上的西王母形象普遍反映是在東漢，我們就有可能把幾個過去認為是六朝人僞托的漢代小說，産生時代提早一些，因為兩者都不會是孤立産生的。
漢代由于鐵冶生産發展，提高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産，加以文景兩朝數十年間，政治上對于人民壓迫比較緩和，知道節用惜物，在這個勞動人民生産物質積累基礎上，帝國大一統的局面，到武帝劉徹時代才逐漸完成。
這時期國境四方的軍事活動，郊天封禅儀式的舉行，都不惜大規模使用人力物力，表示統治者政治上的大排場和成功的誇侈。
更因神仙傳說的浸潤，長安宮廷園囿中，根據《史記》《漢書》《三輔黃圖》《漢舊儀》等記載，向上拔舉的土木建築，多已高達數十丈，神明台還相傳高達百丈，雲雨多出其下。
每年祀太乙歲星時，還必用太祝率領三百名八歲大童男女，各穿錦繡衣裳，在台上歌舞娛神！為仿效方士傳述的海上三神山景象，在長安挖掘了個昆明池，池中做成蓬萊、方丈、瀛洲三山，上面還放下各處送來的黃鹄白鹿、奇花異草，建築更極華麗無比。
氣魄雄偉正是這個時代的特征，這點特征也反映到漆工藝的裝飾設計上。
這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紋樣，多是山雲華藻起伏綿延中，有羽人仙真往來其間，鴻雁麋鹿，虎豹熊罴，青?白兔，野彘奔兕馳驟前後。
圖案來源或從兩個矛盾部分綜合而成：一個是純粹社會現實享樂生活的寫照，另一個卻是對于神話傳說的向往。
漢代宮廷文人司馬相如等，曾分别用富麗文辭來形容鋪叙的場面，在日用漆器上，常常結合成為一個畫面，而加以動人表現。
漢代金銀加工的特種漆器，文獻上如《漢書·貢禹傳》的《奏議》、《鹽鐵論》的《散不足篇》、《潛夫論》的《浮侈篇》，早都提起過，近三十年全國範圍内漢墓均有精美實物出土，已證明曆史文獻記載的完全正确。
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出土有銘刻文字的漢代漆器，更得知當時生産分工已經極細，一件小小羽觞，由作胎榡到完成，計達七八種不同分工。
繪畫向例由專工主持，這種畫工必須具體掌握生物形象的知識，能夠加以簡要而準确的表現，還必須打破一切定型的拘束，作自由适當的安排，不論畫的是什麼，總之，都要使它在一種韻律節奏中具有生動感。
齊梁時人謝赫，談論畫中六法時，認為畫的成功作品因素之一，是“氣韻生動”。
過去我們多以為這一條法則，僅适宜于作人物畫好壞的評判。
如試從漢代一般造型藝術加以分析，才會明白，照古人說來，“氣韻生動”要求原本是整個的，貫穿于繪畫各部門——甚至于工藝裝飾各部門的。
一幅大型壁畫的人物形象，可以用它來作鑒賞标準，一個純粹用靜物組成的工藝圖案，同樣也應當符合這種标準。
最值得注意一點，即大多數工藝圖案，幾乎都能達到這
且在文化史分期過程中，作過種種不同光榮的貢獻。
史前石器時代，文化中的蒙昧期，動物或植物的油脂，照需要推測，很可能就要用到簡單武器的纏縛和其他生産工具實用與裝飾上。
到彩陶文化占優勢時，這些大瓶小甕的敷彩過程，在紅黑彩色是否加過樹脂，專家吳金鼎先生的意見，一定相當可靠。
吳先生不幸早死，有關這一點我們淺學實不容易探讨。
山東龍山鎮發現的黑陶片上，有刻劃古文字明白清楚：“網獲六魚一小龜”。
時間稍晚，安陽殷墟商代王公古墓中，又有無數刻字龜甲，雖不聞同時有成形漆器或漆書發現，唯伴随青銅器發現的車飾、箭镞，當時在應用上，必然都得用漆塗飾。
使用範圍既廣，消費量自然就已增多。
當時生産方式及征集處理這種生産品情形，雖少文獻可以征引，但漆的文化價值，卻能估計得出。
到文字由獸骨龜甲的刻镂，轉而在竹木簡劄上作曆史文件叙錄時，漆墨首先即當作主要材料，和古代史不可分，直到紙絹能完全代替竹木簡劄的後漢，方告一個段落。
然即此以後兩千年，墨的制造就依然離不了漆。
其他方面且因社會文化一般發達，在日用器物上，生和死兩件大事，杯碗和棺木，都少不了漆。
武器中的弓箭馬鞍，全需要漆。
所以說，一部漆的應用小史，也可說恰好即是一部社會發展簡史。
它的意義當然不隻是認識過去，還能啟發将來。
據個人愚見，漆工藝在新的社會中，實有個極光輝的前途，不論在繪畫美術上，在日常器物上，它是最能把勞動和藝術結合到應用方面一種，比瓷器更容易見地方性和創造性的，在更便利條件下能産生的。
《尚書·禹貢》稱： 濟河唯兖州……厥貢漆絲。
荊河唯豫州……厥貢漆枲絺纻。
可知當時中原和山東均出漆。
《韓非子·十過》篇說： 堯禅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财之。
削鋸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以為食器。
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禅天下，而傳之于禹，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畫其内……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殷人受之……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古史傳喜稱“堯舜”。
商以前事本難征信，不盡可靠，唯漆器物的使用在遠古，卻是事實。
人類文明越進步，漆的用處就越加多。
《周禮·夏官·職方氏》記河南之利為林漆絲枲。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或納貢，或賦稅，大緻在周初，國家有關禮、樂、兵、刑器物，已無不需要用漆調朱墨作彩繪，原料生産且補助過國家經濟。
不過世人習慣漆的故事，或者倒是《史記》所記趙襄子漆智伯頭做飲器雪恨，及豫讓報仇，漆身為癞等等，因為是故事，容易記憶。
戰國時有名思想家莊周，嘗為漆園吏，專管漆的生産。
《續述征記》稱古之漆園在中牟。
《史記·貨殖列傳》稱： 陳夏千畝漆……皆與千戶侯等。
又： 通邑大都……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記載雖極簡單，已可見出當時漆樹種植之富和制器之多。
《考工記》記百工，均分門各世其業，更可知運用這種生産的漆工藝，早已成為專家的工作。
生産原料和制作成品，多到一個相當數目的人，都可得官，或者說經濟地位近于那種官。
更可知在當時漆器加工和銅、鐵的比價，實在相當高。
有千件漆器，不封侯也等于封侯。
漆工藝彩繪上特别進步，當在戰圍時。
封建主各自割據一方，思想上既泛濫無際，諸子競能，奇技淫巧亦必因之而大有發展。
漆工藝的加工，大緻出于這個時期。
這從現存壽州楚漆闆片及長沙出土漆器，也可推想一般狀況。
且可明白漢漆器的精美，是繼承，非獨創。
桓寬《鹽鐵論》叙漢人用漆器事說： 今富者銀口黃耳……中者舒玉纻器，金錯蜀杯。
叙述價值是漆與銅比一抵十。
出處多在西川。
這事在揚雄《蜀都賦》中也早已說過。
二十年來日本人發掘朝鮮漢墓，更證實了那個記載。
所謂“雕镂扣器，百技千工”，照漆器銘文記載，每一件器物，的的确确是用個分工合作方式集合多人産生的。
目前所知，有銘文器物時代，最早的是漢昭帝始元二年，約公元前八十五年。
當時即已分木胎和夾纻底子，除朱墨繪畫外，還有金、銀、銅、貝作鑲嵌裝飾。
彩繪顔色多紅黑對照，所作人物雲獸紋飾，設計奇巧，活潑生動，都不是後來手藝所能及。
《中國繪畫史》讨論六法中“氣韻生動”一章時，多以畫證畫，因此總說不透徹。
如果從漆畫，從玉上刻镂花紋，從銅器上一部分紋飾來作解釋，似乎就方便多了。
漆器銘文中又常有“造乘輿髹……”字樣，或可當作皇家禦樣漆器解。
大緻當時銅器因為與兵器有關，制造上多出尚方專利。
漆器則必須就地取材，卻得法令認可，所以有“乘輿髹”字樣。
制造工官位職都不太小，事實上器物在技術方面的進步，也必然和這個有關，當時還有大器，即彩漆棺木。
照漢代制度看來，比較重要的大官，死後即嘗得這種賞賜。
《後漢書》記載： （梁竦）改殡，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梁商）及薨……賜以東園朱壽器、銀縷、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
袁逢卒，賜以朱畫特诏秘器。
漆工藝的堕落，和其他工藝堕落，大約相同，當在封建政治解體，世家子、地主、土豪、群雄競起争天下的三國時代。
漢代蜀錦本名聞國内外，有關當時西蜀經濟收入，是國家财政一環。
《左慈傳》曾稱，曹操派人入蜀市錦，因慈釣于堂前銅盤中一舉得鲈魚，拟入蜀購紫芽姜，并托多購錦二匹。
曹丕文中卻以為蜀錦虛有其名。
諸葛亮教令，提及普通刀斧軍器不中用，一砍即壞，由“作部”定造，毛病方較少。
大約戰争連年，蜀之工藝均已堕落，中原佳好漆器更難得，所以曹操當時啟奏中，常常提及獻納漆器事情，鄭重其事地把一兩件皮制漆枕或畫案，呈獻漢末二帝。
謝承《後漢書》稱，郭泰（林宗）拔申屠子陵（蟠）于漆工之中，欣賞的可能隻是這個人的才能器識，未必是他的手工藝。
到晉代後，加工漆器似乎已成特别奢侈品，也成為禁品。
有兩份文件涉及這個問題。
晉令曰： 欲作漆器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
皆當淳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可知已恢複了漢代舊規矩，做漆器要負責任，亂來不得。
又《晉陽秋》說： 武帝時，禦府令（又作魏府丞）蕭譚承、徐循儀疏：“作漆畫銀槃（一作漆畫銀帶粉碗）”，诏殺之。
不得許可作來竟至死罪。
《東宮舊事》載漆器數十種，就中有“漆酒台二，金塗镮甸”，可知漢銀扣器制式尚留存。
又《續齊諧記》稱： 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
可知彩漆不止朱墨（綠沉另有解）。
《世說》稱： 王大将軍（敦）如廁，既還，婢擎金漆盤盛水，玻璃碗盛澡豆。
可知當時金漆實相當貴重。
弘君舉食檄有“羅甸碗子”，可知漆嵌螺甸還本漢制。
《東宮舊事》又載有“漆貊炙大函一具”。
《釋名》稱： 貊炙，全體炙之，各自刀割，出于胡貊之所為也。
可知當時仿胡食燒烤時髦餐具，也有用漆造的。
《邺中記》則記石虎有漆器精品： 石虎正會，上禦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盞，雕飾并同。
其參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發，近看乃得見。
遊槃則圓轉也。
正和韓非《外儲說左上》所稱戰國時人為周王畫策記載相合。
若将古代碾玉、冶金技術進步比證，這種精美漆畫是可能的。
漆工藝入晉代日益地衰落，或和社會嗜好有關。
晉人尚語文簡淨，影響到各方面，漆器由彩飾華美轉而作質素單色，亦十分自然。
世傳顧恺之《女史箴圖》，一修儀理發人面前漆奁，邊緣裝飾尚保留漢代規式，已不着花紋。
《東宮舊事》所提若幹種漆器，都不涉及花樣。
又南方青瓷和白瓯，當時已日有進步，生産上或比較便宜，性質上且具新意味，上層社會用瓷代漆，事極可能。
王恺、石崇争奢鬥富，酒宴上用具，金玉外玻璃、琉璃，嘗見記載，唯當時較摩登的，或反而是山陰缥青瓷和南海白瓯。
尤其是從當時人贈送禮物上，可見出白瓯名貴。
從史傳上，一回著名宴會，可以推測得出所用酒器大緻還是漆器，他物不易代替，即晉永和九年三月，王羲之邀集好友，于山陰會稽蘭亭賦詩那次大集會。
仿照周公營洛邑既成羽觞随波應節令故事，水邊臨流用的酒器，大有可能還是和漢墓中發現的漆耳杯相差不多。
這種酒器就目前發現已知道有銅、瓷、瓦、玉、鉛、漆，各種多由于仿蚌杯而來。
唯漆制的特别精美，紋樣繁多。
晉六朝應用漆器名目雖多，已不易從實物得一印象。
隻從記載上知道佛像已能用夾纻法制造，約在第四世紀時，當時最知名的雕刻家戴逵，即在招隐寺手造五夾纻像。
随後第六世紀，從梁簡文帝文章中，又可見曾令人造過丈八夾纻金薄像。
這種造像法，唐代猶保存，直延長到元朝大雕塑家劉元，還會仿造。
當時名叫“抟換脫活”，即抟泥做成佛像坯子，用粗麻布和油灰粘上，外面用漆漆過若幹次後，再把泥沙掏空即成。
後來俗名又叫“幹漆作法”，在佛像美術中稱珍品。
至于殉葬器物，則因漢末掘墓和薄葬思想相互有關，一般墓葬，已不會有漢樂浪王盱、王光墓中大量漆器出現。
在南方紹興，古墳已多的是青質陶瓷，在北方，最近發現的景縣封氏墓，也還是瓷器一堆。
所以說陶瓷代替了戰國時銅器、漢時漆器，成為殉葬主要物品不為過分。
但是到唐朝，漆器又有了種新發展，即在漆器上鑲嵌像生金銀珠貝花飾，名“平脫”。
方法舊，作風新。
這從日本正倉院和其他方面收藏的唐代樂器、鏡奁、盒子等等器物可以知道。
唐代藝術上的精巧、溫雅、秀麗、調和，都反映到漆工藝中，得到了高度發展。
唯生産這些精美藝術品的工師姓名，在曆史上還是埋沒無聞。
到宋代，方又一變而為剔紅、堆朱、攢犀，等等。
唯當時上層社會極奢侈，國家财富多聚蓄于上層社會，日用器物多金銀，所以代表上層統治者宴客取樂的開封樊樓（豐樂樓），普通銀器竟過萬件，足供千人使用。
不曾提漆器。
加之當時開封、定州、汝州，瓷器制作，由國家提倡，社會愛好，官窯器已進入曆史上的全盛時代，精美結實都稀有少見，從工藝美術言來，漆器雖因加工生産過程煩瑣，依然為上層社會重視，就一般社會說來，似乎已大不如當時官窯青瓷和白定瓷有普遍重要意義了。
所以到北宋末年，徽宗知玩藝術而不知處理政治，為修壽山艮嶽，一座獨夫個人享受的大園子，浪費無數人力物力，花石綱弄得個天怒人怨，金人乘隙而入，兵逼汴京，迫作城下之盟，需索勞軍物品時，公庫皇室所有金銀繳光後，還從人民斂聚金銀器物，一再補充。
《大金吊伐錄》一書，曾有許多往來文件記載。
當時除金、玉、珠寶、書籍外，錦緞、茶葉、生姜都用得着。
唯瓷漆器和字畫不在數内。
宋朝政府有個答複文件，且說到一切東西都已斂盡繳光，朝廷宴飲隻剩漆器，民間用器隻餘陶瓷。
一可見出當時漆器多集中于政府，二可明白到南宋，北方漆瓷工藝必然衰落。
到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國時，兩種工藝必更衰落無疑。
從史志記載得知，北宋漆工藝生産在定州，南宋則移至嘉興及杭州。
《武林舊事》稱臨安各行業時，即有金漆行一業。
元代雖有塑像國手劉元，還能做脫活漆像，本人且活到七十多歲，據虞集作的《劉正奉塑像記》，當時卻被禁止随便為人造作。
漆的應用，到宋代已有過一千五百年曆史，試就曆代藝文志推究，或可在子部中的小說與農家中早有過記載，唯直到宋代，才有朱遵度作一部《漆經》。
書到後來依然散佚不存。
僅從現存宋代剔紅堆朱器物，還可看出這一代器物特點和優點。
元、明二代漆藝高手集中嘉興西塘楊彙地方，多世擅其業。
個人且漸知名，如張成、楊茂、楊埙，或善剔紅，或善戗金，知名一時。
僅存器物亦多精堅華美，在設計上見新意，自成一格。
楊埙因從倭漆取法，遂有“楊倭漆”之名，明、清以來退光描金作小花朵器物，霏金飄霞做法，似即從楊傳入而加以變化。
張成有兒子張德剛，于明成祖時供奉果園廠，做剔紅官器，另外有個包亮還能與之争功。
明代漆器的發展水準，因之多用果園廠器物代表。
個人著名的應當數黃大成，平沙人，世人因此叫他做“黃平沙”。
作品足比果園廠官器。
且著有《髹飾錄》二卷，為中國現存僅有關于漆工藝生産制造過程專書。
明末揚州有個周某，發明雜寶玉石象牙鑲嵌，影響到清乾隆一代，産生應用器物插屏、立屏、挂幅作風。
清初有盧葵生，工制果盒、沙硯，精堅樸厚，足稱名家…… 就發展大略作個總結，可知一部有計劃的漆工藝史，實待海内學者通人來完成。
這種書的編制，必注意兩點方有意義：一是它的生産應用實貫穿中國文化史全時期；并且接觸每一時代若幹重要部門問題，由磨石頭的彩陶時代開始，到現代原子能應用為止，直接影響如繪畫雕刻，間接影響如社會經濟。
我們實需要那麼一本有充分教育價值和啟示性的著述，作一般讀物和中級以上教育用書。
可是到目前為止，它的産生似乎還極渺茫。
原因是：從史學研究傳統習慣上說來，曆史變與常的重點，還停滞在軍事政治制度原則的變更上，美術史中心，也尚未脫離文人書畫發展與影響。
換言之，即依然是以書證書，從不以物證書。
漆之為物，在文化史或工藝美術史方面的重要貢獻，一般學者即缺少較深刻認識，求作有計劃有步驟研究，當然無可希望。
我們從古漆器可學些什麼 近十年來，出土文物古代工藝品中，使我們視野開闊，計五個部門，即金屬加工、陶瓷、漆器、絲綢和雕玉。
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繪，豐富了我許多知識，除明白它的工藝圖案藝術特征外，還借此明白它和在發展中的社會曆史的密切關系。
北京榮寶齋新記，新近用彩色套印木刻法，試印行了十種漆器圖案，在美協會場随同其他木刻畫展出。
凡看過的人都同聲贊美，對于兩千二三百年前楚漆工的優秀成就，感到驚奇愛好外，還對于現代木刻表現的高度藝術水平表示尊重和欽佩。
這些漆器大部分是從“楚文物展”和“全國出土文物展”中的漆器選印的。
數量雖然不算多，卻可以代表近年來中國古代漆器的新發現。
特别重要的是長沙楚墓出土的戰國漆器。
把這類漆器的花紋，用現代彩色木刻套印，在國内還算是首次，是唯有政權在人民手中的今天，政府和人民，才會同樣重視這種古代文化優秀遺産，把它來當作研究、學習和鑒賞對象的。
楚漆器的出土，最重要是三個地方，即安徽壽縣、湖南長沙和河南信陽。
開始于一九三三年前後，安徽壽縣“李三孤堆”楚王墳的盜掘，除發現近千件青銅器外，還得到一片有彩繪雲紋的殘漆棺。
這片殘棺是後來去作調查的李景聃先生，在附近一個農民人家豬圈邊偶然看到，知道是從墓中取出，才花了點錢買回的。
漆棺壯麗華美的花紋，讓我們首次對于戰國時代的漆畫，得到一種嶄新深刻的印象。
上面裝飾圖案所表現的自由活潑的情感，是和戰國時代的社會文化發展情形完全一緻的。
但是注意它的人可并不多，因為一般學者還是隻知道從帶銘文青銅器證文獻，一片孤立棺闆引不起什麼興趣。
兩漢書常提起少府監所屬東園匠工官，當時專造“東園秘器”，供應宮廷需要及賜贈王公大臣死後殓身殉葬。
共計事物約二十八種，中有“東園朱壽之器”，或“砂畫雲氣棺”，同指彩繪花紋漆棺。
舊俄時代“科斯洛夫考察團”，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音烏拉漢代古墓中發現的彩繪雲氣紋殘棺，上面保存的雲中鴻雁花紋，是目前有代表性和說明性的重要遺物，沒有它，東園匠所造“朱壽之器”制度是不得明白的。
因楚漆棺的出土，和科學院後來在河南輝縣發掘，得到一片作黼繡紋圖案的殘棺，我們才借此明白，漢代流行的喪葬制度，原來多是根據周代舊制加以發展的結果，并非憑空産生。
即朱繪棺木，也并非從漢創始。
輝縣棺上彩繪的花紋，更為我們提出黼繡紋一項重要參考材料，修正了漢代以來說的“兩弓相背”的注疏附會，得出了它的本來面目。
長沙楚墓漆器的發現，比壽縣器物出土稍晚一些，在抗日戰争初期，因商承祚、陳夢家二先生的介紹，才引起部分學者的注意。
舊中央博物館籌備處方面，才當買古董一樣收集了幾件漆杯案。
但是對于它的曆史問題和比較知識，還是知道不多。
出土有用材料多分散各地私人手中，由于保存不善，大都逐漸幹毀。
大批特别精美的器物，并且早被美帝國主義者的文化間諜，用種種狡詐無恥的方法，盜運出國。
因此國内多數曆史學者和美術史專家，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還很少有人知道楚漆器的發現，在新的學術研究方面，具有何等新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于人民政府保護文物政策法令的實施，一方面把國内私人重要收藏，陸續購歸國有；另一方面又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在全國工業建設地區，經常配合一個文物工作組，清理出土墓葬遺址文物。
材料日益增多後，戰國時期楚文化的面貌，就越加明确，自從前年楚文物在北京曆史博物館舉行展出後，許多人才認識到楚文化形象和色彩，實在豐富驚人。
反映于文學作品中，曾産生愛國詩人屈原的詩歌，反映于工藝美術，還有當時楚國金工所鑄造的青銅鏡子，青銅加工兵器，木工作的大型彩繪雕花錯金棺闆，弓工作的便于遠射魚、鳥的弓弩和矰繳，以及漆工所做的各種色彩華美、造型完整的漆器，特别具有代表性。
文學和這些工藝品本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成就，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熱情充沛，而色彩鮮明”。
其實我們應當說，愛國詩人屈原的文學作品的背景，計包括三種成分：一個是土地山河自然景物的愛好，另一個是社會政治在劇烈變化中人民苦難的現實，第三個是勞動人民在物質文化方面創造的輝煌成就。
屈原文學作品的風格，是綜合了這一切的忠實反映。
又漢文化受楚文化影響極深，文學上的關系，比較顯著，前人已經常有論述。
至于工藝生産方面的影響，由于這些新的發現，才進一步給我們許多啟發。
楚漆器加工部分，大約可以分作四類： 一、多色彩繪，如漆盾和人物奁具。
二、朱墨單色繪，如羽觞和圓盤。
三、素漆針刻細花，如大小奁具。
四、浮雕罩漆，如大小劍匣。
楚漆器花紋特征，從總的方面來說，是主題明确，用色單純，組織圖案活潑而富于變化。
表現技術從不墨守成規，即或一個漆羽觞的耳部裝飾，也各有匠心獨運處。
在器物整體中，又極善于利用回旋紋飾，形成一種韻律節奏感。
例如龍鳳雲紋漆盾和鳳紋羽觞，都得到同樣高度藝術成就。
構圖設計，還似乎未完全成熟，卻充滿了一種生命活躍自由大膽的創造情感，處處在沖破商周以來造型藝術舊傳統的束縛，從其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新的發展。
最明顯的是用三分法處理的圓式圖案，本出于殷商青銅和白陶器中的“巴紋”，當時在彩繪木雕上鑲嵌的圓泡狀的蚌片，也有同樣花紋。
春秋戰國時新流行的“玉具劍”的柄端，也常使用這個圓式圖案：或錯金，或嵌松綠石，或嵌一片白玉，多用三分法加工。
但是因為面積小，變化就不怎麼多。
在楚漆器中，奁具和盤子類需要範圍極廣，每一個套奁裡外，常用到五六種不同裝飾圖案，繪畫的表現又比雕刻鑲嵌簡便，因此這種圖案，竟達到豐富驚人的美術效果。
經過漢代再加以發展，如在他處發現之三辟邪奁裡裝飾和三熊盤，設計妥帖周到處，在中國工藝圖案史的成就上，也應當占有一個特别地位。
楚漆器的花紋，大部分是用龍鳳雲紋綜合組成，卻并不像銅器花紋的凝固。
從個别優點而言，如漆豆的漆案，因為平面空間比較大，紅黑二色對照調子鮮明，即或隻用幾道帶子式花紋作間隔裝飾，經常也作得特别美觀。
羽觞造型不必受定型限制，材料處理伸縮性大，能把完整造型秀美花紋結合成為一體，更容易見出古代楚漆工的大膽和巧思。
彩繪大漆盾同墓出土共四件，現存比較完全的計二件，雖大小形式相同，可是每一盾上的裝飾圖案，都表現出不同風格和性格，圖案的綜合變化，真是無比巧思。
狩獵雲紋漆奁花紋，和戰國以來一般金銀錯器花紋，顯然一脈相通，也就為我們初步提供了許多物證，明白同式圖案的發展，長江流域荊、楚、吳、越工人實有大貢獻。
這時期金銀錯和刺繡花紋，其實都是由漆器花紋發展而出。
這些東西值得我們重視，不僅因為它是“戰國漆器”，更重要還是“戰國時代裝飾藝術的作風”。
種種花紋圖案當時無疑還曾反映到造型藝術各部門，特别是建築彩繪裝飾上，具有那個時代風格的特征。
漢代漆器在材料應用和圖案設計兩個方面，都進一步有了新的成就。
首先是特種漆器的制造，已成國家特種手工業生産一個重要部門，除政府所在地的長安、洛陽，少府監所屬工官東園匠，經常大量生産各種“乘輿髹器”，此外西蜀的廣漢和武都各地，也特别設立工官，監造各種精美漆器，并把成品分布到國内各個地區去。
這些金銀加工漆器，通名“金銀文畫扣器”或“參帶金銀扣器”，藝術價值既高，同時也是當時貨币價值極高的特種工藝品。
這種金銀加工漆器，在器材應用上的新發展，是用麻布、絲絹作胎的夾纻器，多加上金銀及銅鎏金附件，通例是平面部分用柿蒂放射式圖案（多如水仙花式），腰沿部分則作叁帶式，另加三小熊作腳。
這麼一來，既增加了器物的堅固結實，同時又增加了華美。
圖案沿用舊形式部分，也有了充實和變化，如圓式圖案利用三分法表現，因為需要範圍日益廣大，就創造了許許多多種好看新樣子。
又從魏武《上雜物疏》和《東宮舊事》記載，結合漢墓出土陶漆器看來，得知漢代以來當時還盛行徑尺大小長方形“巾箱”“嚴具”“方盝”和收藏文具、藥物的筐匣，都需要用長方式和帶子式裝飾。
圓筒形的奁具，邊沿也需要帶子式裝飾，因此更促進了這一式圖案的多樣化，打破了戰國以來龍鳳雲紋反複連續的規律，并打破了圖案組成的習慣，代替以種種不同的新畫面。
一個時代的藝術，内容必然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社會思想，漢代統治者重儒術，企圖利用孝道來鞏固政權，孝子傳故事就成了漆器中的主題畫。
漢代現實生活喜騎射遊獵，狩獵圖反映到各種工藝品裝飾圖案中，漆器也有份。
漢代宮廷方士巫觋最善于附會神仙傳說，影響政治文化各方面，到東漢夾書律廢除解禁後，這類信仰并且逐漸由宮廷流行到廣大民間。
例如雲氣紋中的四神及其他雜鳥獸作主題的裝飾，一切工藝品上無不加以反映，彩繪漆更做成多種多樣的發展，雲氣紋中還常有羽人仙真夾雜其間。
傳說中最普遍的西王母，在造型藝術青銅、磚石各部門都有表現，在漆器上無例外也占了一個特别位置。
由于造型藝術上的西王母形象普遍反映是在東漢，我們就有可能把幾個過去認為是六朝人僞托的漢代小說，産生時代提早一些，因為兩者都不會是孤立産生的。
漢代由于鐵冶生産發展，提高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産，加以文景兩朝數十年間，政治上對于人民壓迫比較緩和，知道節用惜物，在這個勞動人民生産物質積累基礎上，帝國大一統的局面，到武帝劉徹時代才逐漸完成。
這時期國境四方的軍事活動，郊天封禅儀式的舉行，都不惜大規模使用人力物力，表示統治者政治上的大排場和成功的誇侈。
更因神仙傳說的浸潤，長安宮廷園囿中，根據《史記》《漢書》《三輔黃圖》《漢舊儀》等記載，向上拔舉的土木建築，多已高達數十丈，神明台還相傳高達百丈，雲雨多出其下。
每年祀太乙歲星時，還必用太祝率領三百名八歲大童男女，各穿錦繡衣裳，在台上歌舞娛神！為仿效方士傳述的海上三神山景象，在長安挖掘了個昆明池，池中做成蓬萊、方丈、瀛洲三山，上面還放下各處送來的黃鹄白鹿、奇花異草，建築更極華麗無比。
氣魄雄偉正是這個時代的特征，這點特征也反映到漆工藝的裝飾設計上。
這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紋樣，多是山雲華藻起伏綿延中，有羽人仙真往來其間，鴻雁麋鹿，虎豹熊罴，青?白兔，野彘奔兕馳驟前後。
圖案來源或從兩個矛盾部分綜合而成：一個是純粹社會現實享樂生活的寫照，另一個卻是對于神話傳說的向往。
漢代宮廷文人司馬相如等，曾分别用富麗文辭來形容鋪叙的場面，在日用漆器上，常常結合成為一個畫面，而加以動人表現。
漢代金銀加工的特種漆器，文獻上如《漢書·貢禹傳》的《奏議》、《鹽鐵論》的《散不足篇》、《潛夫論》的《浮侈篇》，早都提起過，近三十年全國範圍内漢墓均有精美實物出土，已證明曆史文獻記載的完全正确。
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出土有銘刻文字的漢代漆器，更得知當時生産分工已經極細，一件小小羽觞，由作胎榡到完成，計達七八種不同分工。
繪畫向例由專工主持，這種畫工必須具體掌握生物形象的知識，能夠加以簡要而準确的表現，還必須打破一切定型的拘束，作自由适當的安排，不論畫的是什麼，總之，都要使它在一種韻律節奏中具有生動感。
齊梁時人謝赫，談論畫中六法時，認為畫的成功作品因素之一，是“氣韻生動”。
過去我們多以為這一條法則，僅适宜于作人物畫好壞的評判。
如試從漢代一般造型藝術加以分析，才會明白，照古人說來，“氣韻生動”要求原本是整個的，貫穿于繪畫各部門——甚至于工藝裝飾各部門的。
一幅大型壁畫的人物形象，可以用它來作鑒賞标準，一個純粹用靜物組成的工藝圖案，同樣也應當符合這種标準。
最值得注意一點，即大多數工藝圖案，幾乎都能達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