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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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殉葬，表示生死同心，都是必然的發展。
死人複活的傳說，如《孔雀東南飛》詩歌叙述，如幹寶《搜神記》小說記載，也自然會在社會間流傳，特别是社會分崩離析之際。
所以照社會現實推測，“破鏡重圓”希望或傳說，和死人複活的故事相同，至遲應當在魏晉之際發生。
文獻上記載較早的，是舊傳東方朔著《神異經》，就有“夫婦将别，各執半鏡為信相約”故事。
這次在西南區昭化出土二晉墓中，各有破瓦鏡一片，拼合恰成一個整體，為我們證明了晉代以來，民間當真就有了這種風俗，傳說，到陳、隋之際，才有樂昌公主和陳德言“破鏡重圓”故事産生。
“破鏡重圓”和死人複活一樣，對古人說來，本隻是生死者間一種無可奈何的希望。
樂昌公主以才色著名，在兵事亂離中和丈夫相約，各執半鏡，約作将來見面機會。
國亡被擄後，進入當時炙手可熱的越國公楊素府中。
後來還因破鏡前約，找着了丈夫陳德言，夫婦恢複同居。
又因陳德言寄詩有“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
無複姮娥影，空餘明月輝”，樂昌公主臨去被迫作詩有“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之句，載于《兩京新記》《本事詩》《太平廣記》和《古今詩話》中，當成“佳話”流傳。
後來教文學史的就把“破鏡重圓”事當作起于陳、隋，本來的出處倒忘記了。
曆史和文物的結合，可以為我們啟發出許多新問題，并解決許多舊問題，這兩面平平常常破瓦鏡，就是一個好例。
漢魏以來鐵器已普遍使用，因此也有了“鐵鏡”。
并且還有“錯金銀鐵鏡”和“漆背貼金銀花紋鐵鏡”。
曹操文集中《上雜物疏》曾提起過許多種。
這次展覽也有一方素鐵鏡子。
收藏鏡子一般用的是奁具，随身使用卻放在鏡囊中。
“鏡囊”通名“鏡套”，是用錦緞或刺繡做成的。
古代的不易保存，目前常見的多是明、清兩代以來遺物。
明、清銅鏡在藝術上已不足言，但鏡套卻有繡得極精美的。
鏡子使用時或拿在手上，或挂在架子上，在漢代石刻中，我們已看見過它的式樣。
至于使用情形，全靠鏡後紐部那個穿孔，貫上絲繩，手拿，或挂在一定架子上。
挂鏡子的器具名叫“鏡架”或“鏡台”，講究貴重的多用玉石、玳瑁、象牙做成，一般隻是竹木髹漆。
鏡台有用玉作的，是從《世說》溫峤用玉鏡台作聘禮記載知道。
但鏡台的樣子，卻不大引起人注意。
傳世晉代著名人物畫家顧恺之作的《女史箴圖》卷子中，保留有一幅古人臨鏡整容的精美畫面。
畫中兩人席地而坐，一個已收拾停當，手執鏡子，正在左右顧盼。
一個剛把長發打散，背後面卻有個侍女理發，面前擱有鏡台和脂粉奁具。
鏡台畫作玳瑁紋，是長方形，附在鏡架中部。
并用文字解釋畫題，大意是“人人都知道化妝打扮身體，可不大明白更重要的是注意品德”。
是現存一卷最重要的中國古代教育連環畫，在曆史意義和美術價值上，都非常珍貴。
原畫于鴉片戰争英軍火焚圓明園時，就被英國軍官搶走，輾轉到了英國博物館，現在還未歸還中國。
曹操《上雜物疏》文件中，還提起過許多種漢代重要日常用具，我們又借此知道漢鏡中“錯金”和“金銀花”是兩種不相同技術的生産。
次一種如不是平脫法，就應當是捶薄金、銀片的加工技術。
捶金薄片，商墓中即已發現過。
春秋戰國之際，河南新鄭還發現過細刻龍紋金甲片，因已脫離附件，當時用處還不能具體明白。
漢代用薄金片鑲嵌漆器上，重要出土記錄有蒙古諾音烏拉古墳出土和陝西寶雞鬥雞台出土的。
長沙這次出土一面鎏金鏡，一面貼金鏡，貼金鏡邊沿還另刻細緻雲紋，和本來的齒狀紋不同。
魏晉六朝以來金銀細工有進一步發展，《東宮舊事》和《邺中記》就記載有許多種金銀器物和鑲嵌工藝美術品，齊、梁詩文更常有形容叙述。
但實物知識，我們卻并不多。
至于一般青銅鏡子花紋，魏晉以來先是半圓雕的中型高圓浮雕鼍龍鏡突破舊規，随後是十二生肖鳥獸浮雕分罫作邊緣裝飾，中圈分布圓式寶相花鏡紋占重要位置，直沿用到六朝末年，銘文也由七言改為五言和四言，使用庾子山詩句“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
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是最常見格式。
四言最著名的，有“煉形神冶，瑩質良工。
如珠出匣，似月停空。
當眉寫翠，對臉傅紅。
绮窗繡幌，俱含影中”。
過去傳說是五代西蜀王建贈某婦人的，現在已明白這種鏡子産生時代，實早到隋唐之際，這時期鏡銘主要是對于女性美的贊頌，花鳥圖案和文字體裁都秀美柔和，和使用對象性情要求相适應。
有綜合十二辰、八卦、小簇寶相花合成一體的，也有沿襲漢代四神鏡方法，用狻猊、辟邪、獅子、麒麟作主題，用四分法布置的。
大緻是六朝末官工、民工鏡子通用格式，到初唐猶使用。
鏡銘雖再不提起“新有善銅出丹陽”的語句，工藝風格依然顯出南方特征，銘文和南朝文字也有一緻性。
主要生産還是南方。
《唐六典》即明載揚州貢物中有青銅鏡。
唐代花式捶銀花鳥紋鏡 唐鏡花式豐富多方，不是本文能夠詳盡。
大體說來，有如下幾種新的發展，從新的發現中可以證明。
一、受現實主義影響，寫生花鳥鏡的流行，大卷枝花多豐滿健康，小簇花多秀美活潑，并有各種鳥類穿插其間。
二、融化外來文化，産生了新型的厚胎卷邊滿枝葡萄鏡，葡萄間多用異獸、練鵲、蜻蜓、蝴蝶點綴其間。
三、帶故事性的人物上了鏡面，計有俞伯牙鐘子期故事，孔子問榮啟期故事，玉兔搗藥嫦娥奔月故事，王子晉弄玉乘鸾跨鶴故事，蓮花太子故事（唐鏡許多種和當時的道教有密切關系，隻有這一式受佛教影響）。
四、花鳥鏡中常見而又精美的，有雙鸾銜長绶鏡，有鹦鹉鴛鴦鏡，有小簇花蜂蝶争春鏡，有貼金銀捶花和金銀平脫鏡，有嵌螺甸鏡。
五、有八卦、萬字等等家常鏡。
同時也開始有了帶柄鏡子，這是從圓扇得到啟發産生的。
方鏡也發現得較多，大緻是便于擱置到鏡台上的原因。
在造型藝術上的特征，主要即鏡形打破了舊有圓形格式，作種種不同花式發展。
又鏡面有大過一尺，小僅如錢大的。
六出花式是常用格式，小型鏡制作多格外精美。
怪獸、葡萄、狻猊、獅子多作半圓浮雕，寶相卷枝和小簇花多作線浮雕。
故事人物鏡和雙鸾對舞諸鏡，在布置上都完全打破平均四分或圓形圍繞習慣，作圓狀屏風格式，或四方委角葵花式。
共同優點是圖案設計的現實性，給人一種生動活潑印象。
花鳥多從寫實出發，達到浮雕高度藝術水平。
布置妥帖，是唐代一般藝術設計的特征，唐鏡更充分反映這個特征，而且多樣化。
這裡要特别介紹的，是一面直徑隻兩寸多些，花式金銀加工的小小花鳥鏡。
因為在藝術上它代表了唐鏡的新作風，在技術上又代表了唐鏡的新成就。
唐代用金工藝計十四種，捶金鑲嵌方法應當名叫“貼金”。
是把薄質金銀葉子貼到鏡面捶成的。
唐代純金銀器常有出土，且多比較材料，基本花紋已大體明白。
一般鏡子早期圖案，還多用陳、隋舊樣，寶相花用“簇六”法或“聚八仙”法是通常格式。
鸾銜绶帶和?鶒、鴛鴦、練鵲、鹡鸰、戴勝、白頭翁等等鳥雀和蜂蝶昆蟲在花朵間飛息，才正确見出唐代裝飾作風。
這些花鳥圖案在中型鏡類已顯得十分活潑生動。
用貼金法和平脫法反映于大型和極小鏡子中，更加精美、細緻而完整。
工藝成就和社會習俗有密切聯系，所以這種金銀加工技術的全盛時期，必然和社會發展一緻，應當在開元、天寶之際數十年間。
姚汝能述《安祿山事迹》，記玄宗和貴妃贈安祿山禮物中，就有許多種金銀平脫器物，且有大件器物，正如小說中述玄宗囑主工事的說“免為大眼孔胡兒所笑”而特作的。
當時這種标準式樣，已不易見到。
但從其他出土金銀器物中，和這一面小小貼銀鏡子中，卻可體會到金銀工藝美術，在唐代曆史全盛時期的成就。
《唐六典》載用金十四種，這種名“貼金”，舊式錯金則屬于“戭金”即“戗金”一格，至于在漆上嵌鑲镂空金銀花鳥的“平脫”法，基本上是和它有區别的。
後人一般都叫作“金銀平脫”，實不大适合。
金銀平脫和其他加金用具，到肅宗時就一再用法律禁止，不許制造，因此唐墓出土器物雖極多，貼金和平脫鏡并不多。
在唐代數百年間，全部風格上的發展和變化，我們知識到如今還是不具體的。
唯從現存資料如故宮收藏，及肅宗時就流傳日本的幾件重要鏡子看來，卻可知唐代标準特種官工鏡的花紋和品質。
還有鏡子花紋和當時錦繡絲綢花紋有相通處，例如小簇花和绫錦刺繡紋樣有聯系，大卷枝寫生卻多反映于彩印染缬羅帛上，這是從比較上可以明白的。
這些問題，過去少有人注意到，卻值得注意，因為借此也可以豐富充實我們對于唐代絲繡花紋的知識。
特别重要還是可因此明白一個鏡子的花紋，也不是孤立的，必然和其他許多方面有聯系的。
我們并且還知道，到了這個時期，一般鏡奁多從實用出發，已由“筒子”形式改進成為“扁餅”形式和“花式”樣子，同時還使用相同花紋錦繡鏡囊，前面已提起過。
唐代因玄宗八月初五日（一作初三）生辰，由國家把這一天定名“千秋節”，在這一天公私普遍鑄造鏡子送禮，傳說最好的鏡工必在揚子江心開爐瀉鑄。
政府上下也多在這一天用鏡子作祝賀禮物。
唐代詩文中常提起這件事。
一般“鸾銜绶帶”鏡，“回紋萬字”鏡，“真子飛霜”鏡，“八卦水火”鏡，大都是在節令中的産物或禮物。
小型貼金銀花鳥鏡和金銀脂粉盒子，有比一般銀圓還小的，或者是宮廷中和貴族社會親戚婦女相互饋贈禮物，是便于平日随身攜帶的化妝用具。
這種金銀加工小型花鳥鏡，有花如豆粒，鳥如蚊蟲，設計構圖依然十分謹嚴周到，統一完整。
到宋代，這點特别長處就失去了。
唐、宋、五代，西蜀、江南、吳越工藝都有高度發展，寫生花鳥更多名家，西蜀、湖南、吳越且大量用金銀器。
唯青銅鏡子工藝上的特征，實無所聞。
古代鏡子的藝術 中國金工用青銅鑄造鏡子，約在春秋戰國時期。
多數鏡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裝飾圖案，從造型特征和藝術表現看，可以分成兩類，代表兩種不同風格： 一種鏡身比較厚實，邊沿平齊，用蟠虺紋作圖案主題，用淺浮雕、高浮雕和透空雕等技法處理的，圖案花紋和河南新鄭、輝縣，山西李峪村及最近安徽壽縣各地出土青銅器部分裝飾花紋相近。
有一種透空虺紋鏡子，數量雖然不多，做法自成一個系統，産生時代可能早一些。
另一種鏡身材料極薄，邊緣上卷，圖案花紋分兩層處理，一般是在精細地紋上再加各種主題淺浮雕，地紋或作渦漩雲紋、幾何紋及絲綢中的羅錦紋。
主題裝飾有代表性的，計有山字形矩紋、連續矩紋、菱形紋、連續菱紋、方勝格子嵌水仙花紋，黼繡雲藻龍鳳紋、長尾獸（蜼）紋，及反映當時細金工佩飾物各式花紋。
這部分圖案比前一部分有個基本不同處，是它和古代紡織物絲綢錦繡花紋發生密切聯系，制作精美也達到了當時金銅工藝高峰，産生時代可能稍晚一些，先在淮河流域發現，通稱“淮式鏡”。
新中國成立後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同類鏡子格外多，才知道叫它作“楚式鏡”比較正确。
從現有材料分析，青銅鏡子的發明，雖未必創自楚國，但是楚國鑄鏡工人，對于生産技術的進步提高和改進圖案藝術的豐富多樣化，無疑有過極大貢獻。
鏡子埋藏在地下已經過兩千三百餘年，出土後還多保存得十分完整，鏡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
照西漢《淮南子》一書所說，是用“玄錫”作反光塗料，再用細毛呢摩擦的結果。
後來磨鏡藥是用水銀和錫粉做成的。
經近人研究，“玄錫”就指這種水銀混合劑。
由此知道我國優秀冶金工人，戰國時期就已經掌握了燒煉水銀的新技術。
這時期開始流行的鎏金技術，同樣要利用水銀才能完成。
這些重要發現或發明，是中國冶金史和科學技術發明史一件重大事情，由于新的科學技術的應用，使得中國金工裝飾藝術，因之更加顯得華美和壯麗。
當時特種加工鏡子，還有塗朱繪彩的、用金銀錯镂鑲嵌的、加玉背并鑲嵌彩色琉璃的，都反映了這個偉大曆史時期金銅工藝所達到的高度水平。
到漢代，青銅鏡子應用範圍日益廣泛，圖案花紋也不斷豐富以新的内容，特别有代表性的如連續雲藻紋鏡，雲藻多用雙鈎法處理，材料薄而卷邊，還具楚式鏡規格，大徑在五寸以内，通常都認為是秦漢之際的制作。
有的又在鏡中作圓框或方框，加鑄十二字銘文，“大富貴，宜酒食，樂無事，日有憙”是常見格式。
或用“安樂未央”四字銘文，必橫列一旁。
其次是種小型平邊鏡子，鏡身稍微厚實，銅質泛黑，唯用“見日之光，長毋相忘”八字作銘文，每字之間再用兩三種不同簡單雲樣花式做成圖案，字體方整猶如秦刻石。
圖案結構雖比較簡單，銘文卻提出一個問題，西漢初年社會，已開始用鏡子作男女間愛情表記，生前相互贈送，作為紀念，死後埋入墳中，還有生死不忘意思。
“破鏡重圓”的傳說，就在這個時期産生，比後來傳述樂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
又有大型日光鏡，外緣加七言韻語，文如《長門賦》體裁，借形容鏡子使用不時，作為愛情隔閡憂慮比喻。
另有一種星雲鏡，用天文星象位置組成圖案，或在中心鏡紐部分作九曜七星，又把四圍衆星用雲紋聯系起來，形成一種雲鳥圖案，這都是西漢前期鏡子。
第三種是中型或大型四神規矩鏡，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分布四方作主要裝飾，上下各有規矩形，外緣另加各種帶式裝飾，如重複齒狀紋、水波雲紋、連續雲藻紋、連續雲中烏鵲夔鳳紋，主題組織和邊緣裝飾結合，共同形成一種活潑而壯麗的畫面。
正如漢代一般工藝圖案相似，在發展中開始見出神仙方士思想的侵入。
這種鏡子或創始于武帝劉徹時的尚方官工，到王莽時代還普遍流行，是西漢中期到末葉官工鏡子标準式樣。
有的在内外緣間還加鑄年号、作者姓名和七言韻語，表示對于個人或家長平安幸福的願望。
最常見的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和“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巧工作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等語句。
有些還說起購買的做生意凡事順心能發大财。
又有銘文說“銅以徐州為好，工以洛陽著名”。
它的産生年代和圖案銘刻反映的社會意識，因之也更加明确。
第四種是大型“長宜子孫”“長宜高官”銘文鏡，字體作長腳花式篆，分布四周，美麗如圖畫。
圖案簡樸，過去人認為是西漢早期制作，近年來多定作西漢末、東漢初期成品。
此外還有由四神規矩發展而成的神人龍虎鏡、分段神像鏡、“位至三公”八鳳鏡、“天王日月”神像鏡、凸起鼍龍鏡、西王母車馬人物鏡，可代表漢末過渡到魏晉時代的産品。
八鳳鏡用平剔法，簡化對稱圖案如剪紙，邊緣或作陰刻小朵如意雲，富于民間藝術風味。
神仙龍虎鏡，有的平面浮雕龍虎和西漢白虎、朱雀瓦當浮雕風格相同，形象特别矯健壯美。
一般多用淺浮雕，是西漢以來技法。
較晚又用圓浮雕法把龍虎簡化，除頭部，其他全身都不明顯，産生年代多在桓帝祠老子以後，有署建安年号的。
神仙龍虎鏡加“胡虜殄滅四夷服，多賀國家得安甯”等七言詩的，創始于西漢，漢魏之際還有模仿。
又有一種高圓浮雕鼍龍鏡，龍身高低不一，在構圖和表現技法上是新發展。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西王母、東王公車馬神像鏡，銅質精美，西王母蓬發戴勝，儀态端莊，旁有玉女侍立，間有仙人六博及毛民羽人豎蜻蜓表演雜技。
主題圖案組織變化豐富，浮雕技法也各具巧思。
有的運用斜雕法，刻四馬并行，拉車奔馳，珠簾繡幰，飄忽上舉，形成縱深體積效果，作得十分生動，在中國雕刻藝術史上是新成就，後來昭陵六駿石刻及宋明剔紅漆雕法，都受它的影響。
這種鏡子，浙江紹興一帶出現最多，為研究漢代西王母傳說流行時代和越巫關系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又根據近年出土記錄，西漢以來還有鎏金、包金和漆背加彩畫人物，各種不同加工大型鏡子産生。
當時除尚方官工特别制作外，鑄鏡工藝在國内幾個大商業城市，也已經成為一種專門手工業，長安、洛陽、西蜀、廣陵都有專門名家，鑄造各式鏡子，羅列市上出售。
許多鏡子上的銘文，就把這些事情反映得清清楚楚。
這些鏡子當時不僅被當成高級美術商品流行全國，還遠及西域各屬及國外。
近年在西北出土鏡子，可根據它判斷墓葬相對年代。
在日本出土漢鏡及漢式鏡，又得以進一步證明中日兩國間文化的交流，至晚在西漢就已開始，比《魏略》說的東漢晚期早過兩百年。
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還有一種鐵制鑲嵌金銀花紋鏡子，早見于曹操《上雜物疏》記載中。
近年來這種鏡子在國内也常有出土。
鏡紐扁平，圖案花紋比較簡質，和八鳳鏡風格相近，開啟後來應用鐵器錯銀技法。
唯鐵質入土容易氧化，完整的鏡子保存不多。
晉、南北朝三百餘年中，除神像龍虎鏡、西王母鏡，東晉時猶繼續生産，此外還有“天王日月”銘文鏡，邊緣多用雲鳳紋處理，内緣銘文改成四言，如道士口訣律令。
再晚一些又有分罫十二生肖四神鏡、高浮雕四神鏡、重輪雙龍鏡、簇六寶相花鏡等等。
後四種出現于六朝末陳、隋之際，唐代還流行。
南北朝晚期，鏡子圖案逐漸使用寫生花鳥作主題後，在技法表現上也有了改進和提高，花鳥浮雕有層次起伏，棱角分明，充滿了一種溫柔細緻情感。
主要生産地已明确屬于揚州，可說明這階段南方生産的發展和美術工藝的成就。
唐代物質文化反映于造型藝術各部門，都顯得色調鮮明，組織完美，整體健康而活潑，充滿着青春氣息。
鏡子藝術的成就，同樣給人這種深刻印象。
鏡身大部分比較厚實（特别是葡萄鳥獸花草鏡），合金比例，銀錫成分增多，因此顔色淨白如銀。
造型也有了新變化，突破傳統圓形的束縛，創造出各種花式鏡。
大型鏡子直徑大過一尺二寸，小型鏡子僅如一般銀币大小。
并且開始創造有柄手鏡。
至于圖案組織，無論用的是普通常見花鳥蜂蝶，還是想象傳說中的珍禽瑞獸或神話故事、社會生活，表現方法都十分富于風趣人情，具有高度真實感。
唐代海外交通範圍極廣，當時對外來文化也采取一種兼容并收的态度來豐富新的藝術創造内容，在音樂、歌舞、繪畫、紡織圖案、服裝各方面影響都相當顯著。
鏡子圖案的主題和表現技法，同樣反映出這種趨勢。
例如滿地葡萄鳥獸花草鏡、麒麟獅子鏡、醉拂菻擊拍鼓弄獅子鏡、騎士玩波羅球鏡、黑昆侖舞鏡、太子玩蓮鏡，都可以顯著見出融合外來文化的痕迹。
前一種圖案組織複雜而精密，用高浮雕技術處理，綜合壯麗與秀美成一體，在表現技法中格外突出。
後幾種多用淺浮雕法，細膩利落，以善于布置見長，結構疏密恰到好處。
極小鏡面也留出一定空間，使得花鳥蜂蝶都若各有生态，彼此呼應，整體完善而和諧。
唐代統治者宣揚道教，神仙思想因之流行，在唐鏡的圖案上也得到各種不同的反映。
例如嫦娥奔月鏡、真子飛霜鏡、王子晉吹笙引鳳鏡、仙真乘龍鏡、水火八卦鏡、海上三神山鏡，圖案組織都打破了傳統的對稱法，做成各種不同的新式樣。
唐代佛教盛行，藝術各方面都受影響，鏡子圖案除飛天頻伽外，還有根據《蓮花太子經》制作的太子玩蓮圖案，用一些胖娃娃作主題，旋繞于花枝間。
子孫繁衍、瓜瓞綿綿是一般人所希望。
因此這個主題畫在絲綢錦繡中加以發展，就成為富貴宜男百子錦。
織成幛子被單，千年來還為民衆熟悉愛好。
漢代鑄鏡作帶鈎多在五月五日，唐人習慣照舊，傳說還得在揚子江中心着手，顯然和方士煉丹有瓜葛牽連。
又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生日，定名叫“千秋節”（又稱“千秋金鑒節”），照社會習慣，到這一天全國都鑄造鏡子，當作禮物送人，慶祝長壽。
唐鏡中比較精美的鸾銜長绶鏡、飛龍鏡和特别加工精美的金銀平脫花鳥鏡、螺钿花鳥鏡，多完成于開元天寶二十餘年間，部分且為适應節令而産生。
唐代社會重視門閥，名家世族，兒女婚姻必求門當戶對，但是青年男女卻樂于突破封建社會的束縛來滿足戀愛熱情。
當時人常把它當作佳話奇聞，轉成小說、詩歌的主題。
鏡子圖案對于這一個問題雖少直接表現，但吹笙引鳳、仙人乘龍、仙女跨鸾，以及各式花鳥鏡子中?鶒、鴛鴦、鹡鸰口銜同心結子相趁相逐形象，及魚水和諧、并蒂蓮形象，卻和詩歌形容戀愛幸福及愛情永不分離喻義相同。
鏡子銘文中，又常用北周庾子山五言詩及唐初人拟蘇若蘭織錦回文詩，借歌詠化妝鏡中人影，對于女性美加以反複贊頌。
唐代特種加工鏡子，計有金銀平脫花鳥鏡、螺钿花鳥鏡、捶金銀花鳥鏡、彩漆繪嵌琉璃鏡，這類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鏡子圖案，有部分和一般鏡子主題相同；有部分又因材料特性引起種種不同新變化，如像滿地花螺钿鏡子的成就，便是一個好例。
這些鏡子華美的裝飾圖案，在中國制鏡工藝發展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唐鏡花樣多，有代表性的可以歸納成四類： 第一類寶相花圖案，包括有寫生大串枝、簇六規矩寶相、小簇草花、放射式寶相及交枝花五種。
第二類珍禽奇獸花草圖案，包括有小串枝花鳥、散裝花鳥和對稱花鳥等等；鳥獸蟲魚中有獅子、狻猊、天鹿、天馬、魚、龍、鹦鹉、鴛鴦、練鵲、孔雀、鸾鳳、鹡鸰、蝴蝶、蜻蜓等等。
第三類串枝葡萄鳥獸蝶鏡，包括方圓大小不同式樣。
第四類故事傳說鏡，包括各種人物故事，社會生活，如真子飛霜、嫦娥奔月、孔子問榮啟期、俞伯牙鐘子期、騎士打球射獵等等。
特别重要部分是各種花鳥圖案，可說總集當時工藝圖案的大成。
唐人已習慣采用生活中常見的花鳥蜂蝶作裝飾圖案，應用到鏡子上時，更加見得活潑生動（這是唐鏡圖案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點）。
花鳥圖案中如鸾銜绶帶、雁銜威儀、鵲銜瑞草、俊鹘銜花各式樣，又和唐代絲綢花紋關聯密切。
唐代官服彩绫，照制度應當是各按品級織成各種本色花鳥，婦女衣着則用染缬、刺繡、織錦及泥金繪畫，表現彩色花鳥，使用圖案和鏡子花紋一脈相通，絲綢遺物不多，鏡子圖案卻十分豐富，因此鏡子圖案為研究唐代絲綢提供了種種可靠材料。
唐鏡在造型上的新成就，是創造了小型鏡和各種花式鏡，打破了舊格式，如銀圓大小貼金銀花鳥鏡，八棱、八弧、四方委角等花式鏡等。
宋代鏡子可分作兩類： 在我國青銅工藝史上應當占有一個特别位置的，是部分纏枝花草官工鏡。
造型特征是鏡身轉薄，除方、圓二式外，還有“亞”字形、鐘形、鼎形及其他許多新式樣出現。
裝飾花紋也打破了傳統習慣，做成各種不同格式。
新起的寫生纏枝花，用淺細浮雕法處理，屬于雕刻中“識文隐起”的做法。
圖案組織多弱枝細葉相互盤繞，形成迎風浥露效果。
特别優秀作品，産生時代多屬北宋晚期。
宋人叙絲綢刺繡時喜說“生色花”，有時指彩色寫生折枝串枝，有時又用做“活色生香”的形容詞，一般素描浮雕花朵都可使用。
這種“生色花”反映于鏡中圖案時，作風特别細緻，隻像是在淺浮雕上見到輕微凸起和一些點線的綜合，可是依然生氣充沛，具有高度現實感和韻律節奏感。
這一類官工鏡子，精極不免流于纖細，緻後來難以為繼。
另有一類具有深厚民間藝術作風的，用粗線條表現，雙魚和鳳穿牡丹兩式有代表性，元、明以來猶在民間流行。
北宋在北方有契丹遼政權對峙，西北方面和西夏又連年用兵，因此銅禁極嚴，民間鑄鏡多刻上各州縣檢驗鑄造年月和地名，借此得知當時各縣都有鑄鏡官匠。
第二類鏡子的創作，就完成于這種地方工匠手中，文獻和實物可以相互證明。
青銅鏡子的生産，雖早在兩千三四百年前，一直使用下來，到近兩百年才逐漸由新起的玻璃鏡子代替。
如以鏡子工藝美術而言，發展到宋代特種官工鏡，已可說近于曲終雅奏。
勞動人民的豐富智慧和技巧以及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随同社會發展變化，重點開始轉移到新的燒瓷、雕漆、織金錦、刻線等等其他工藝生産方面去了。
青銅工藝雖然在若幹部門還有不同程度的進展，例如宋代官制規定，還盛行金銀加工的馬鞍裝具。
最低品級官吏，都使用鐵錾銀鞍镫。
鐵兵器雜件也常錯镂金銀。
宋宣和仿古銅器，在當時極受重視，制作精美的商周赝品，直到現代還能蒙蔽專家眼目。
創造的也别有風格，不落俗套。
南宋紹興時姜娘子鑄細錦地紋方爐，在青銅工藝品中還别具一格。
不過制鏡工藝事實上到南宋時已明顯在衰落中，特别是在南方，已再不是工藝生産的重點。
這時揚州等大都市的手工業多被戰争破壞，原有舊鏡多熔化改鑄銅錢或供其他需要。
一般家常鏡子，重實用而不尚花紋。
在湖州、饒州、臨安聞名全國的“張家”“馬家”“石家念二叔”等等店鋪所作青銅鏡子，通常多素背無花，隻在鏡背部分留下個出售店鋪圖記。
一般情況且就銅原料生産地區，由政府設“鑄鑒局”監督，和鑄錢局情形相似，用斤兩計算成本，三百十文一斤。
鏡工藝術水平低落是必然的。
私人鑄造雖然還不斷創造新樣子，卻受當時道學思想影響，形态别扭，紋樣失調，越來越枯燥無味。
如有些用鐘或鼎爐式樣，鑄上八卦和“明心見性”語句的，在造型藝術處理上不免越來越庸俗。
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金政權和南宋政權對峙，生産破壞極大，官私鑄鏡，雖還采用北宋串枝花草鏡規模，此外也創造了些新式樣，但就總的趨勢說來，工藝上還是在日益下落中，少發展，少進步。
扇子史話 扇子，在我國有非常古老的曆史。
出于招風取涼、驅趕蟲蚊、撣拂灰塵、引火加熱種種需要，人們發明了扇子。
從考古資料方面推測，扇子的應用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時代陶器出現之後，如古籍中提到過“舜作五明扇”。
但有關圖像和實物的發現卻較晚。
目前所見較早的扇子形象是東周、戰國銅器上刻畫的兩件長柄大扇，以及江陵天星觀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殘件。
從使用方面看，由奴隸仆從執掌，為主人障風蔽日，象征權威的成分多于實際應用。
戰國晚期到兩漢，一種半規型“便面”成為扇子的主流。
其中以江陵馬山楚墓出土、朱黑兩色漆篾編成的最為精美。
便面一律用細竹篾制成，上至帝王神仙，下及奴仆烤肉，竈戶熬鹽，無例外地都使用它。
魏晉南北朝時期，“麈尾”“麈尾扇”“羽扇”及“比翼扇”相繼出現。
“羽扇”前期本由鳥類半翅制成，後來用八羽、十羽并列，且加了長木柄。
“麈”是領隊的大鹿，魏晉以來尚清談，手執麈尾有“領袖群倫”含義。
“麈尾扇”傳由梁簡文帝蕭綱創始，近于麈尾的簡化，固定式樣似在纨扇上加鹿尾毛兩小撮。
“比翼扇”又出于麈尾扇，上端改成鳥羽，為帝子天神、仙真玉女升天下凡翅膀的象征。
隋唐時，“麈尾”雖定型，但使用範圍縮小。
“纨扇”起而代之，廣為流行。
“纨扇”亦即“團扇”，主要以竹木為骨架，制成種種形狀，并用薄質絲綢糊成；曆來傳說出于西漢成帝朝（公元前32—前7）。
南北朝時，纨扇扇面較大，唐代早期還多作腰圓形，近乎“麈尾”之轉化。
唐開元、天寶以來才多“圓如滿月”式樣。
纨扇深得閨閣喜愛，古代詩詞中多有反映，如： 團扇，團扇，美人并來遮面。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團扇複團扇，奉君清暑殿。
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
借團扇刻畫出少女種種情态或愁思，可見扇子的功能已大為擴展。
宋元時期纨扇盡管還占主要地位，且更多樣化，但同時也出現另一新品種“折疊扇”，即折扇；一般認為是北宋初從日本、高麗傳入的。
南宋時生産已有相當規模。
但扇面有畫的傳世實物連同圖像反映、畫錄記載，兩宋總計不到十件，元代更少。
這種情況也許因當時多用山柿油塗于紙面做成“油紙扇”，不宜繪畫，隻供一般市民使用；或與當時風習有關，雖也有素紙“折疊扇”，但隻充當執事仆從手中物，還不曾為文人雅士所賞玩，因而尚未成為書畫家染翰揮毫的對象。
元代山西永樂宮壁畫，保留了大量元人生活情景，“折疊扇”仍隻出現于小市民手中。
到了明代，折扇開始普遍流行，先起宮廷，後及社會。
明永樂年間，成都所仿日本“倭扇”，年産約兩萬把。
早期扇骨較少，後來才用細骨。
扇面有加金箔者，特别精美的由皇帝賞給嫔妃或親信大臣，較次的按節令分賜其他臣僚。
近年各地明代藩王墓中均有貼金折扇及灑金折扇出土。
渾金扇面還有用針撥畫山石人物的，極似倭扇格式。
也有加畫龍、鳳的，可能隻限于帝後使用。
至于騷人墨客等風雅之士，講究扇面書畫，使之更近于工藝品。
當時的川蜀及蘇州都是折扇的主要産地。
折扇無疑已成為明代扇子的主流，影響到清代，前後約三個世紀之久。
歌舞百戲用扇子當道具，也是由來已久。
唐、宋“歌扇”已成為詩文中習用名辭，雜劇藝人不分男女，腰間必插一扇；元雜劇中扇子已成為必不可少的道具，習慣上女角多用小畫扇，大臣儒士幫閑多用中型扇，武臣大面黑頭等則用白竹骨大扇，有長及二尺的。
演員借助扇子，表現角色的不同身份和心理狀态，妙用無窮。
劇目和文學作品中也有以扇為主題的，如“桃花扇”“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晴雯撕扇”等，可見其影響之大。
折扇外骨的加工，明代已得到極大發展。
象牙雕刻，螺钿鑲嵌，及用玳瑁薄片粘貼，無所不有。
但物極必反，不加雕飾的素骨竹片扇也曾流行一時，甚至一柄值幾兩銀子。
清代還特别重用洞庭君山出的湘妃竹，斑點有許多不同名稱，若作完整秀美“鳳眼”形狀，有值銀數十兩的。
至于進貢折扇，通常四柄放一扇匣内，似以蘇、浙生産的占首位。
清代宮廷尚宮扇，包含各種不同式樣。
雍正四妃像中，即或執折扇，或執宮扇。
宮扇一般式樣多為上寬下略窄，扇柄多用羊脂玉、翡翠、象牙等珍貴材料加工而成，扇面還有用象牙劈成細絲編成網孔狀的，這實在隻是帝王的珍玩，已無任何實用意義。
至于農人，則一律是蒲葵扇。
《雍正耕織圖》中，他本人自扮的老農也不例外。
高級官僚流行雕翎扇，貴重的有值紋銀百兩的，到辛亥革命後才随同封建王朝覆沒而退出曆史舞台。
後來京劇名角餘叔岩、馬連良扮諸葛亮時手中揮搖的雕翎扇，大約從北京的前門外挂貨鋪花四五元就可買到。
死人複活的傳說，如《孔雀東南飛》詩歌叙述，如幹寶《搜神記》小說記載，也自然會在社會間流傳，特别是社會分崩離析之際。
所以照社會現實推測，“破鏡重圓”希望或傳說，和死人複活的故事相同，至遲應當在魏晉之際發生。
文獻上記載較早的，是舊傳東方朔著《神異經》，就有“夫婦将别，各執半鏡為信相約”故事。
這次在西南區昭化出土二晉墓中，各有破瓦鏡一片，拼合恰成一個整體，為我們證明了晉代以來，民間當真就有了這種風俗，傳說，到陳、隋之際，才有樂昌公主和陳德言“破鏡重圓”故事産生。
“破鏡重圓”和死人複活一樣，對古人說來，本隻是生死者間一種無可奈何的希望。
樂昌公主以才色著名，在兵事亂離中和丈夫相約，各執半鏡，約作将來見面機會。
國亡被擄後，進入當時炙手可熱的越國公楊素府中。
後來還因破鏡前約，找着了丈夫陳德言，夫婦恢複同居。
又因陳德言寄詩有“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
無複姮娥影，空餘明月輝”，樂昌公主臨去被迫作詩有“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之句，載于《兩京新記》《本事詩》《太平廣記》和《古今詩話》中，當成“佳話”流傳。
後來教文學史的就把“破鏡重圓”事當作起于陳、隋，本來的出處倒忘記了。
曆史和文物的結合，可以為我們啟發出許多新問題，并解決許多舊問題，這兩面平平常常破瓦鏡，就是一個好例。
漢魏以來鐵器已普遍使用，因此也有了“鐵鏡”。
并且還有“錯金銀鐵鏡”和“漆背貼金銀花紋鐵鏡”。
曹操文集中《上雜物疏》曾提起過許多種。
這次展覽也有一方素鐵鏡子。
收藏鏡子一般用的是奁具，随身使用卻放在鏡囊中。
“鏡囊”通名“鏡套”，是用錦緞或刺繡做成的。
古代的不易保存，目前常見的多是明、清兩代以來遺物。
明、清銅鏡在藝術上已不足言，但鏡套卻有繡得極精美的。
鏡子使用時或拿在手上，或挂在架子上，在漢代石刻中，我們已看見過它的式樣。
至于使用情形，全靠鏡後紐部那個穿孔，貫上絲繩，手拿，或挂在一定架子上。
挂鏡子的器具名叫“鏡架”或“鏡台”，講究貴重的多用玉石、玳瑁、象牙做成，一般隻是竹木髹漆。
鏡台有用玉作的，是從《世說》溫峤用玉鏡台作聘禮記載知道。
但鏡台的樣子，卻不大引起人注意。
傳世晉代著名人物畫家顧恺之作的《女史箴圖》卷子中，保留有一幅古人臨鏡整容的精美畫面。
畫中兩人席地而坐，一個已收拾停當，手執鏡子，正在左右顧盼。
一個剛把長發打散，背後面卻有個侍女理發，面前擱有鏡台和脂粉奁具。
鏡台畫作玳瑁紋，是長方形，附在鏡架中部。
并用文字解釋畫題，大意是“人人都知道化妝打扮身體，可不大明白更重要的是注意品德”。
是現存一卷最重要的中國古代教育連環畫，在曆史意義和美術價值上，都非常珍貴。
原畫于鴉片戰争英軍火焚圓明園時，就被英國軍官搶走，輾轉到了英國博物館，現在還未歸還中國。
曹操《上雜物疏》文件中，還提起過許多種漢代重要日常用具，我們又借此知道漢鏡中“錯金”和“金銀花”是兩種不相同技術的生産。
次一種如不是平脫法，就應當是捶薄金、銀片的加工技術。
捶金薄片，商墓中即已發現過。
春秋戰國之際，河南新鄭還發現過細刻龍紋金甲片，因已脫離附件，當時用處還不能具體明白。
漢代用薄金片鑲嵌漆器上，重要出土記錄有蒙古諾音烏拉古墳出土和陝西寶雞鬥雞台出土的。
長沙這次出土一面鎏金鏡，一面貼金鏡，貼金鏡邊沿還另刻細緻雲紋，和本來的齒狀紋不同。
魏晉六朝以來金銀細工有進一步發展，《東宮舊事》和《邺中記》就記載有許多種金銀器物和鑲嵌工藝美術品，齊、梁詩文更常有形容叙述。
但實物知識，我們卻并不多。
至于一般青銅鏡子花紋，魏晉以來先是半圓雕的中型高圓浮雕鼍龍鏡突破舊規，随後是十二生肖鳥獸浮雕分罫作邊緣裝飾，中圈分布圓式寶相花鏡紋占重要位置，直沿用到六朝末年，銘文也由七言改為五言和四言，使用庾子山詩句“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
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是最常見格式。
四言最著名的，有“煉形神冶，瑩質良工。
如珠出匣，似月停空。
當眉寫翠，對臉傅紅。
绮窗繡幌，俱含影中”。
過去傳說是五代西蜀王建贈某婦人的，現在已明白這種鏡子産生時代，實早到隋唐之際，這時期鏡銘主要是對于女性美的贊頌，花鳥圖案和文字體裁都秀美柔和，和使用對象性情要求相适應。
有綜合十二辰、八卦、小簇寶相花合成一體的，也有沿襲漢代四神鏡方法，用狻猊、辟邪、獅子、麒麟作主題，用四分法布置的。
大緻是六朝末官工、民工鏡子通用格式，到初唐猶使用。
鏡銘雖再不提起“新有善銅出丹陽”的語句，工藝風格依然顯出南方特征，銘文和南朝文字也有一緻性。
主要生産還是南方。
《唐六典》即明載揚州貢物中有青銅鏡。
唐代花式捶銀花鳥紋鏡 唐鏡花式豐富多方，不是本文能夠詳盡。
大體說來，有如下幾種新的發展，從新的發現中可以證明。
一、受現實主義影響，寫生花鳥鏡的流行，大卷枝花多豐滿健康，小簇花多秀美活潑，并有各種鳥類穿插其間。
二、融化外來文化，産生了新型的厚胎卷邊滿枝葡萄鏡，葡萄間多用異獸、練鵲、蜻蜓、蝴蝶點綴其間。
三、帶故事性的人物上了鏡面，計有俞伯牙鐘子期故事，孔子問榮啟期故事，玉兔搗藥嫦娥奔月故事，王子晉弄玉乘鸾跨鶴故事，蓮花太子故事（唐鏡許多種和當時的道教有密切關系，隻有這一式受佛教影響）。
四、花鳥鏡中常見而又精美的，有雙鸾銜長绶鏡，有鹦鹉鴛鴦鏡，有小簇花蜂蝶争春鏡，有貼金銀捶花和金銀平脫鏡，有嵌螺甸鏡。
五、有八卦、萬字等等家常鏡。
同時也開始有了帶柄鏡子，這是從圓扇得到啟發産生的。
方鏡也發現得較多，大緻是便于擱置到鏡台上的原因。
在造型藝術上的特征，主要即鏡形打破了舊有圓形格式，作種種不同花式發展。
又鏡面有大過一尺，小僅如錢大的。
六出花式是常用格式，小型鏡制作多格外精美。
怪獸、葡萄、狻猊、獅子多作半圓浮雕，寶相卷枝和小簇花多作線浮雕。
故事人物鏡和雙鸾對舞諸鏡，在布置上都完全打破平均四分或圓形圍繞習慣，作圓狀屏風格式，或四方委角葵花式。
共同優點是圖案設計的現實性，給人一種生動活潑印象。
花鳥多從寫實出發，達到浮雕高度藝術水平。
布置妥帖，是唐代一般藝術設計的特征，唐鏡更充分反映這個特征，而且多樣化。
這裡要特别介紹的，是一面直徑隻兩寸多些，花式金銀加工的小小花鳥鏡。
因為在藝術上它代表了唐鏡的新作風，在技術上又代表了唐鏡的新成就。
唐代用金工藝計十四種，捶金鑲嵌方法應當名叫“貼金”。
是把薄質金銀葉子貼到鏡面捶成的。
唐代純金銀器常有出土，且多比較材料，基本花紋已大體明白。
一般鏡子早期圖案，還多用陳、隋舊樣，寶相花用“簇六”法或“聚八仙”法是通常格式。
鸾銜绶帶和?鶒、鴛鴦、練鵲、鹡鸰、戴勝、白頭翁等等鳥雀和蜂蝶昆蟲在花朵間飛息，才正确見出唐代裝飾作風。
這些花鳥圖案在中型鏡類已顯得十分活潑生動。
用貼金法和平脫法反映于大型和極小鏡子中，更加精美、細緻而完整。
工藝成就和社會習俗有密切聯系，所以這種金銀加工技術的全盛時期，必然和社會發展一緻，應當在開元、天寶之際數十年間。
姚汝能述《安祿山事迹》，記玄宗和貴妃贈安祿山禮物中，就有許多種金銀平脫器物，且有大件器物，正如小說中述玄宗囑主工事的說“免為大眼孔胡兒所笑”而特作的。
當時這種标準式樣，已不易見到。
但從其他出土金銀器物中，和這一面小小貼銀鏡子中，卻可體會到金銀工藝美術，在唐代曆史全盛時期的成就。
《唐六典》載用金十四種，這種名“貼金”，舊式錯金則屬于“戭金”即“戗金”一格，至于在漆上嵌鑲镂空金銀花鳥的“平脫”法，基本上是和它有區别的。
後人一般都叫作“金銀平脫”，實不大适合。
金銀平脫和其他加金用具，到肅宗時就一再用法律禁止，不許制造，因此唐墓出土器物雖極多，貼金和平脫鏡并不多。
在唐代數百年間，全部風格上的發展和變化，我們知識到如今還是不具體的。
唯從現存資料如故宮收藏，及肅宗時就流傳日本的幾件重要鏡子看來，卻可知唐代标準特種官工鏡的花紋和品質。
還有鏡子花紋和當時錦繡絲綢花紋有相通處，例如小簇花和绫錦刺繡紋樣有聯系，大卷枝寫生卻多反映于彩印染缬羅帛上，這是從比較上可以明白的。
這些問題，過去少有人注意到，卻值得注意，因為借此也可以豐富充實我們對于唐代絲繡花紋的知識。
特别重要還是可因此明白一個鏡子的花紋，也不是孤立的，必然和其他許多方面有聯系的。
我們并且還知道，到了這個時期，一般鏡奁多從實用出發，已由“筒子”形式改進成為“扁餅”形式和“花式”樣子，同時還使用相同花紋錦繡鏡囊，前面已提起過。
唐代因玄宗八月初五日（一作初三）生辰，由國家把這一天定名“千秋節”，在這一天公私普遍鑄造鏡子送禮，傳說最好的鏡工必在揚子江心開爐瀉鑄。
政府上下也多在這一天用鏡子作祝賀禮物。
唐代詩文中常提起這件事。
一般“鸾銜绶帶”鏡，“回紋萬字”鏡，“真子飛霜”鏡，“八卦水火”鏡，大都是在節令中的産物或禮物。
小型貼金銀花鳥鏡和金銀脂粉盒子，有比一般銀圓還小的，或者是宮廷中和貴族社會親戚婦女相互饋贈禮物，是便于平日随身攜帶的化妝用具。
這種金銀加工小型花鳥鏡，有花如豆粒，鳥如蚊蟲，設計構圖依然十分謹嚴周到，統一完整。
到宋代，這點特别長處就失去了。
唐、宋、五代，西蜀、江南、吳越工藝都有高度發展，寫生花鳥更多名家，西蜀、湖南、吳越且大量用金銀器。
唯青銅鏡子工藝上的特征，實無所聞。
古代鏡子的藝術 中國金工用青銅鑄造鏡子，約在春秋戰國時期。
多數鏡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裝飾圖案，從造型特征和藝術表現看，可以分成兩類，代表兩種不同風格： 一種鏡身比較厚實，邊沿平齊，用蟠虺紋作圖案主題，用淺浮雕、高浮雕和透空雕等技法處理的，圖案花紋和河南新鄭、輝縣，山西李峪村及最近安徽壽縣各地出土青銅器部分裝飾花紋相近。
有一種透空虺紋鏡子，數量雖然不多，做法自成一個系統，産生時代可能早一些。
另一種鏡身材料極薄，邊緣上卷，圖案花紋分兩層處理，一般是在精細地紋上再加各種主題淺浮雕，地紋或作渦漩雲紋、幾何紋及絲綢中的羅錦紋。
主題裝飾有代表性的，計有山字形矩紋、連續矩紋、菱形紋、連續菱紋、方勝格子嵌水仙花紋，黼繡雲藻龍鳳紋、長尾獸（蜼）紋，及反映當時細金工佩飾物各式花紋。
這部分圖案比前一部分有個基本不同處，是它和古代紡織物絲綢錦繡花紋發生密切聯系，制作精美也達到了當時金銅工藝高峰，産生時代可能稍晚一些，先在淮河流域發現，通稱“淮式鏡”。
新中國成立後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同類鏡子格外多，才知道叫它作“楚式鏡”比較正确。
從現有材料分析，青銅鏡子的發明，雖未必創自楚國，但是楚國鑄鏡工人，對于生産技術的進步提高和改進圖案藝術的豐富多樣化，無疑有過極大貢獻。
鏡子埋藏在地下已經過兩千三百餘年，出土後還多保存得十分完整，鏡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
照西漢《淮南子》一書所說，是用“玄錫”作反光塗料，再用細毛呢摩擦的結果。
後來磨鏡藥是用水銀和錫粉做成的。
經近人研究，“玄錫”就指這種水銀混合劑。
由此知道我國優秀冶金工人，戰國時期就已經掌握了燒煉水銀的新技術。
這時期開始流行的鎏金技術，同樣要利用水銀才能完成。
這些重要發現或發明，是中國冶金史和科學技術發明史一件重大事情，由于新的科學技術的應用，使得中國金工裝飾藝術，因之更加顯得華美和壯麗。
當時特種加工鏡子，還有塗朱繪彩的、用金銀錯镂鑲嵌的、加玉背并鑲嵌彩色琉璃的，都反映了這個偉大曆史時期金銅工藝所達到的高度水平。
到漢代，青銅鏡子應用範圍日益廣泛，圖案花紋也不斷豐富以新的内容，特别有代表性的如連續雲藻紋鏡，雲藻多用雙鈎法處理，材料薄而卷邊，還具楚式鏡規格，大徑在五寸以内，通常都認為是秦漢之際的制作。
有的又在鏡中作圓框或方框，加鑄十二字銘文，“大富貴，宜酒食，樂無事，日有憙”是常見格式。
或用“安樂未央”四字銘文，必橫列一旁。
其次是種小型平邊鏡子，鏡身稍微厚實，銅質泛黑，唯用“見日之光，長毋相忘”八字作銘文，每字之間再用兩三種不同簡單雲樣花式做成圖案，字體方整猶如秦刻石。
圖案結構雖比較簡單，銘文卻提出一個問題，西漢初年社會，已開始用鏡子作男女間愛情表記，生前相互贈送，作為紀念，死後埋入墳中，還有生死不忘意思。
“破鏡重圓”的傳說，就在這個時期産生，比後來傳述樂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
又有大型日光鏡，外緣加七言韻語，文如《長門賦》體裁，借形容鏡子使用不時，作為愛情隔閡憂慮比喻。
另有一種星雲鏡，用天文星象位置組成圖案，或在中心鏡紐部分作九曜七星，又把四圍衆星用雲紋聯系起來，形成一種雲鳥圖案，這都是西漢前期鏡子。
第三種是中型或大型四神規矩鏡，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分布四方作主要裝飾，上下各有規矩形，外緣另加各種帶式裝飾，如重複齒狀紋、水波雲紋、連續雲藻紋、連續雲中烏鵲夔鳳紋，主題組織和邊緣裝飾結合，共同形成一種活潑而壯麗的畫面。
正如漢代一般工藝圖案相似，在發展中開始見出神仙方士思想的侵入。
這種鏡子或創始于武帝劉徹時的尚方官工，到王莽時代還普遍流行，是西漢中期到末葉官工鏡子标準式樣。
有的在内外緣間還加鑄年号、作者姓名和七言韻語，表示對于個人或家長平安幸福的願望。
最常見的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和“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巧工作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等語句。
有些還說起購買的做生意凡事順心能發大财。
又有銘文說“銅以徐州為好，工以洛陽著名”。
它的産生年代和圖案銘刻反映的社會意識，因之也更加明确。
第四種是大型“長宜子孫”“長宜高官”銘文鏡，字體作長腳花式篆，分布四周，美麗如圖畫。
圖案簡樸，過去人認為是西漢早期制作，近年來多定作西漢末、東漢初期成品。
此外還有由四神規矩發展而成的神人龍虎鏡、分段神像鏡、“位至三公”八鳳鏡、“天王日月”神像鏡、凸起鼍龍鏡、西王母車馬人物鏡，可代表漢末過渡到魏晉時代的産品。
八鳳鏡用平剔法，簡化對稱圖案如剪紙，邊緣或作陰刻小朵如意雲，富于民間藝術風味。
神仙龍虎鏡，有的平面浮雕龍虎和西漢白虎、朱雀瓦當浮雕風格相同，形象特别矯健壯美。
一般多用淺浮雕，是西漢以來技法。
較晚又用圓浮雕法把龍虎簡化，除頭部，其他全身都不明顯，産生年代多在桓帝祠老子以後，有署建安年号的。
神仙龍虎鏡加“胡虜殄滅四夷服，多賀國家得安甯”等七言詩的，創始于西漢，漢魏之際還有模仿。
又有一種高圓浮雕鼍龍鏡，龍身高低不一，在構圖和表現技法上是新發展。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西王母、東王公車馬神像鏡，銅質精美，西王母蓬發戴勝，儀态端莊，旁有玉女侍立，間有仙人六博及毛民羽人豎蜻蜓表演雜技。
主題圖案組織變化豐富，浮雕技法也各具巧思。
有的運用斜雕法，刻四馬并行，拉車奔馳，珠簾繡幰，飄忽上舉，形成縱深體積效果，作得十分生動，在中國雕刻藝術史上是新成就，後來昭陵六駿石刻及宋明剔紅漆雕法，都受它的影響。
這種鏡子，浙江紹興一帶出現最多，為研究漢代西王母傳說流行時代和越巫關系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又根據近年出土記錄，西漢以來還有鎏金、包金和漆背加彩畫人物，各種不同加工大型鏡子産生。
當時除尚方官工特别制作外，鑄鏡工藝在國内幾個大商業城市，也已經成為一種專門手工業，長安、洛陽、西蜀、廣陵都有專門名家，鑄造各式鏡子，羅列市上出售。
許多鏡子上的銘文，就把這些事情反映得清清楚楚。
這些鏡子當時不僅被當成高級美術商品流行全國，還遠及西域各屬及國外。
近年在西北出土鏡子，可根據它判斷墓葬相對年代。
在日本出土漢鏡及漢式鏡，又得以進一步證明中日兩國間文化的交流，至晚在西漢就已開始，比《魏略》說的東漢晚期早過兩百年。
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還有一種鐵制鑲嵌金銀花紋鏡子，早見于曹操《上雜物疏》記載中。
近年來這種鏡子在國内也常有出土。
鏡紐扁平，圖案花紋比較簡質，和八鳳鏡風格相近，開啟後來應用鐵器錯銀技法。
唯鐵質入土容易氧化，完整的鏡子保存不多。
晉、南北朝三百餘年中，除神像龍虎鏡、西王母鏡，東晉時猶繼續生産，此外還有“天王日月”銘文鏡，邊緣多用雲鳳紋處理，内緣銘文改成四言，如道士口訣律令。
再晚一些又有分罫十二生肖四神鏡、高浮雕四神鏡、重輪雙龍鏡、簇六寶相花鏡等等。
後四種出現于六朝末陳、隋之際，唐代還流行。
南北朝晚期，鏡子圖案逐漸使用寫生花鳥作主題後，在技法表現上也有了改進和提高，花鳥浮雕有層次起伏，棱角分明，充滿了一種溫柔細緻情感。
主要生産地已明确屬于揚州，可說明這階段南方生産的發展和美術工藝的成就。
唐代物質文化反映于造型藝術各部門，都顯得色調鮮明，組織完美，整體健康而活潑，充滿着青春氣息。
鏡子藝術的成就，同樣給人這種深刻印象。
鏡身大部分比較厚實（特别是葡萄鳥獸花草鏡），合金比例，銀錫成分增多，因此顔色淨白如銀。
造型也有了新變化，突破傳統圓形的束縛，創造出各種花式鏡。
大型鏡子直徑大過一尺二寸，小型鏡子僅如一般銀币大小。
并且開始創造有柄手鏡。
至于圖案組織，無論用的是普通常見花鳥蜂蝶，還是想象傳說中的珍禽瑞獸或神話故事、社會生活，表現方法都十分富于風趣人情，具有高度真實感。
唐代海外交通範圍極廣，當時對外來文化也采取一種兼容并收的态度來豐富新的藝術創造内容，在音樂、歌舞、繪畫、紡織圖案、服裝各方面影響都相當顯著。
鏡子圖案的主題和表現技法，同樣反映出這種趨勢。
例如滿地葡萄鳥獸花草鏡、麒麟獅子鏡、醉拂菻擊拍鼓弄獅子鏡、騎士玩波羅球鏡、黑昆侖舞鏡、太子玩蓮鏡，都可以顯著見出融合外來文化的痕迹。
前一種圖案組織複雜而精密，用高浮雕技術處理，綜合壯麗與秀美成一體，在表現技法中格外突出。
後幾種多用淺浮雕法，細膩利落，以善于布置見長，結構疏密恰到好處。
極小鏡面也留出一定空間，使得花鳥蜂蝶都若各有生态，彼此呼應，整體完善而和諧。
唐代統治者宣揚道教，神仙思想因之流行，在唐鏡的圖案上也得到各種不同的反映。
例如嫦娥奔月鏡、真子飛霜鏡、王子晉吹笙引鳳鏡、仙真乘龍鏡、水火八卦鏡、海上三神山鏡，圖案組織都打破了傳統的對稱法，做成各種不同的新式樣。
唐代佛教盛行，藝術各方面都受影響，鏡子圖案除飛天頻伽外，還有根據《蓮花太子經》制作的太子玩蓮圖案，用一些胖娃娃作主題，旋繞于花枝間。
子孫繁衍、瓜瓞綿綿是一般人所希望。
因此這個主題畫在絲綢錦繡中加以發展，就成為富貴宜男百子錦。
織成幛子被單，千年來還為民衆熟悉愛好。
漢代鑄鏡作帶鈎多在五月五日，唐人習慣照舊，傳說還得在揚子江中心着手，顯然和方士煉丹有瓜葛牽連。
又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生日，定名叫“千秋節”（又稱“千秋金鑒節”），照社會習慣，到這一天全國都鑄造鏡子，當作禮物送人，慶祝長壽。
唐鏡中比較精美的鸾銜長绶鏡、飛龍鏡和特别加工精美的金銀平脫花鳥鏡、螺钿花鳥鏡，多完成于開元天寶二十餘年間，部分且為适應節令而産生。
唐代社會重視門閥，名家世族，兒女婚姻必求門當戶對，但是青年男女卻樂于突破封建社會的束縛來滿足戀愛熱情。
當時人常把它當作佳話奇聞，轉成小說、詩歌的主題。
鏡子圖案對于這一個問題雖少直接表現，但吹笙引鳳、仙人乘龍、仙女跨鸾，以及各式花鳥鏡子中?鶒、鴛鴦、鹡鸰口銜同心結子相趁相逐形象，及魚水和諧、并蒂蓮形象，卻和詩歌形容戀愛幸福及愛情永不分離喻義相同。
鏡子銘文中，又常用北周庾子山五言詩及唐初人拟蘇若蘭織錦回文詩，借歌詠化妝鏡中人影，對于女性美加以反複贊頌。
唐代特種加工鏡子，計有金銀平脫花鳥鏡、螺钿花鳥鏡、捶金銀花鳥鏡、彩漆繪嵌琉璃鏡，這類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鏡子圖案，有部分和一般鏡子主題相同；有部分又因材料特性引起種種不同新變化，如像滿地花螺钿鏡子的成就，便是一個好例。
這些鏡子華美的裝飾圖案，在中國制鏡工藝發展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唐鏡花樣多，有代表性的可以歸納成四類： 第一類寶相花圖案，包括有寫生大串枝、簇六規矩寶相、小簇草花、放射式寶相及交枝花五種。
第二類珍禽奇獸花草圖案，包括有小串枝花鳥、散裝花鳥和對稱花鳥等等；鳥獸蟲魚中有獅子、狻猊、天鹿、天馬、魚、龍、鹦鹉、鴛鴦、練鵲、孔雀、鸾鳳、鹡鸰、蝴蝶、蜻蜓等等。
第三類串枝葡萄鳥獸蝶鏡，包括方圓大小不同式樣。
第四類故事傳說鏡，包括各種人物故事，社會生活，如真子飛霜、嫦娥奔月、孔子問榮啟期、俞伯牙鐘子期、騎士打球射獵等等。
特别重要部分是各種花鳥圖案，可說總集當時工藝圖案的大成。
唐人已習慣采用生活中常見的花鳥蜂蝶作裝飾圖案，應用到鏡子上時，更加見得活潑生動（這是唐鏡圖案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點）。
花鳥圖案中如鸾銜绶帶、雁銜威儀、鵲銜瑞草、俊鹘銜花各式樣，又和唐代絲綢花紋關聯密切。
唐代官服彩绫，照制度應當是各按品級織成各種本色花鳥，婦女衣着則用染缬、刺繡、織錦及泥金繪畫，表現彩色花鳥，使用圖案和鏡子花紋一脈相通，絲綢遺物不多，鏡子圖案卻十分豐富，因此鏡子圖案為研究唐代絲綢提供了種種可靠材料。
唐鏡在造型上的新成就，是創造了小型鏡和各種花式鏡，打破了舊格式，如銀圓大小貼金銀花鳥鏡，八棱、八弧、四方委角等花式鏡等。
宋代鏡子可分作兩類： 在我國青銅工藝史上應當占有一個特别位置的，是部分纏枝花草官工鏡。
造型特征是鏡身轉薄，除方、圓二式外，還有“亞”字形、鐘形、鼎形及其他許多新式樣出現。
裝飾花紋也打破了傳統習慣，做成各種不同格式。
新起的寫生纏枝花，用淺細浮雕法處理，屬于雕刻中“識文隐起”的做法。
圖案組織多弱枝細葉相互盤繞，形成迎風浥露效果。
特别優秀作品，産生時代多屬北宋晚期。
宋人叙絲綢刺繡時喜說“生色花”，有時指彩色寫生折枝串枝，有時又用做“活色生香”的形容詞，一般素描浮雕花朵都可使用。
這種“生色花”反映于鏡中圖案時，作風特别細緻，隻像是在淺浮雕上見到輕微凸起和一些點線的綜合，可是依然生氣充沛，具有高度現實感和韻律節奏感。
這一類官工鏡子，精極不免流于纖細，緻後來難以為繼。
另有一類具有深厚民間藝術作風的，用粗線條表現，雙魚和鳳穿牡丹兩式有代表性，元、明以來猶在民間流行。
北宋在北方有契丹遼政權對峙，西北方面和西夏又連年用兵，因此銅禁極嚴，民間鑄鏡多刻上各州縣檢驗鑄造年月和地名，借此得知當時各縣都有鑄鏡官匠。
第二類鏡子的創作，就完成于這種地方工匠手中，文獻和實物可以相互證明。
青銅鏡子的生産，雖早在兩千三四百年前，一直使用下來，到近兩百年才逐漸由新起的玻璃鏡子代替。
如以鏡子工藝美術而言，發展到宋代特種官工鏡，已可說近于曲終雅奏。
勞動人民的豐富智慧和技巧以及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随同社會發展變化，重點開始轉移到新的燒瓷、雕漆、織金錦、刻線等等其他工藝生産方面去了。
青銅工藝雖然在若幹部門還有不同程度的進展，例如宋代官制規定，還盛行金銀加工的馬鞍裝具。
最低品級官吏，都使用鐵錾銀鞍镫。
鐵兵器雜件也常錯镂金銀。
宋宣和仿古銅器，在當時極受重視，制作精美的商周赝品，直到現代還能蒙蔽專家眼目。
創造的也别有風格，不落俗套。
南宋紹興時姜娘子鑄細錦地紋方爐，在青銅工藝品中還别具一格。
不過制鏡工藝事實上到南宋時已明顯在衰落中，特别是在南方，已再不是工藝生産的重點。
這時揚州等大都市的手工業多被戰争破壞，原有舊鏡多熔化改鑄銅錢或供其他需要。
一般家常鏡子，重實用而不尚花紋。
在湖州、饒州、臨安聞名全國的“張家”“馬家”“石家念二叔”等等店鋪所作青銅鏡子，通常多素背無花，隻在鏡背部分留下個出售店鋪圖記。
一般情況且就銅原料生産地區，由政府設“鑄鑒局”監督，和鑄錢局情形相似，用斤兩計算成本，三百十文一斤。
鏡工藝術水平低落是必然的。
私人鑄造雖然還不斷創造新樣子，卻受當時道學思想影響，形态别扭，紋樣失調，越來越枯燥無味。
如有些用鐘或鼎爐式樣，鑄上八卦和“明心見性”語句的，在造型藝術處理上不免越來越庸俗。
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金政權和南宋政權對峙，生産破壞極大，官私鑄鏡，雖還采用北宋串枝花草鏡規模，此外也創造了些新式樣，但就總的趨勢說來，工藝上還是在日益下落中，少發展，少進步。
扇子史話 扇子，在我國有非常古老的曆史。
出于招風取涼、驅趕蟲蚊、撣拂灰塵、引火加熱種種需要，人們發明了扇子。
從考古資料方面推測，扇子的應用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時代陶器出現之後，如古籍中提到過“舜作五明扇”。
但有關圖像和實物的發現卻較晚。
目前所見較早的扇子形象是東周、戰國銅器上刻畫的兩件長柄大扇，以及江陵天星觀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殘件。
從使用方面看，由奴隸仆從執掌，為主人障風蔽日，象征權威的成分多于實際應用。
戰國晚期到兩漢，一種半規型“便面”成為扇子的主流。
其中以江陵馬山楚墓出土、朱黑兩色漆篾編成的最為精美。
便面一律用細竹篾制成，上至帝王神仙，下及奴仆烤肉，竈戶熬鹽，無例外地都使用它。
魏晉南北朝時期，“麈尾”“麈尾扇”“羽扇”及“比翼扇”相繼出現。
“羽扇”前期本由鳥類半翅制成，後來用八羽、十羽并列，且加了長木柄。
“麈”是領隊的大鹿，魏晉以來尚清談，手執麈尾有“領袖群倫”含義。
“麈尾扇”傳由梁簡文帝蕭綱創始，近于麈尾的簡化，固定式樣似在纨扇上加鹿尾毛兩小撮。
“比翼扇”又出于麈尾扇，上端改成鳥羽，為帝子天神、仙真玉女升天下凡翅膀的象征。
隋唐時，“麈尾”雖定型，但使用範圍縮小。
“纨扇”起而代之，廣為流行。
“纨扇”亦即“團扇”，主要以竹木為骨架，制成種種形狀，并用薄質絲綢糊成；曆來傳說出于西漢成帝朝（公元前32—前7）。
南北朝時，纨扇扇面較大，唐代早期還多作腰圓形，近乎“麈尾”之轉化。
唐開元、天寶以來才多“圓如滿月”式樣。
纨扇深得閨閣喜愛，古代詩詞中多有反映，如： 團扇，團扇，美人并來遮面。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團扇複團扇，奉君清暑殿。
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
借團扇刻畫出少女種種情态或愁思，可見扇子的功能已大為擴展。
宋元時期纨扇盡管還占主要地位，且更多樣化，但同時也出現另一新品種“折疊扇”，即折扇；一般認為是北宋初從日本、高麗傳入的。
南宋時生産已有相當規模。
但扇面有畫的傳世實物連同圖像反映、畫錄記載，兩宋總計不到十件，元代更少。
這種情況也許因當時多用山柿油塗于紙面做成“油紙扇”，不宜繪畫，隻供一般市民使用；或與當時風習有關，雖也有素紙“折疊扇”，但隻充當執事仆從手中物，還不曾為文人雅士所賞玩，因而尚未成為書畫家染翰揮毫的對象。
元代山西永樂宮壁畫，保留了大量元人生活情景，“折疊扇”仍隻出現于小市民手中。
到了明代，折扇開始普遍流行，先起宮廷，後及社會。
明永樂年間，成都所仿日本“倭扇”，年産約兩萬把。
早期扇骨較少，後來才用細骨。
扇面有加金箔者，特别精美的由皇帝賞給嫔妃或親信大臣，較次的按節令分賜其他臣僚。
近年各地明代藩王墓中均有貼金折扇及灑金折扇出土。
渾金扇面還有用針撥畫山石人物的，極似倭扇格式。
也有加畫龍、鳳的，可能隻限于帝後使用。
至于騷人墨客等風雅之士，講究扇面書畫，使之更近于工藝品。
當時的川蜀及蘇州都是折扇的主要産地。
折扇無疑已成為明代扇子的主流，影響到清代，前後約三個世紀之久。
歌舞百戲用扇子當道具，也是由來已久。
唐、宋“歌扇”已成為詩文中習用名辭，雜劇藝人不分男女，腰間必插一扇；元雜劇中扇子已成為必不可少的道具，習慣上女角多用小畫扇，大臣儒士幫閑多用中型扇，武臣大面黑頭等則用白竹骨大扇，有長及二尺的。
演員借助扇子，表現角色的不同身份和心理狀态，妙用無窮。
劇目和文學作品中也有以扇為主題的，如“桃花扇”“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晴雯撕扇”等，可見其影響之大。
折扇外骨的加工，明代已得到極大發展。
象牙雕刻，螺钿鑲嵌，及用玳瑁薄片粘貼，無所不有。
但物極必反，不加雕飾的素骨竹片扇也曾流行一時，甚至一柄值幾兩銀子。
清代還特别重用洞庭君山出的湘妃竹，斑點有許多不同名稱，若作完整秀美“鳳眼”形狀，有值銀數十兩的。
至于進貢折扇，通常四柄放一扇匣内，似以蘇、浙生産的占首位。
清代宮廷尚宮扇，包含各種不同式樣。
雍正四妃像中，即或執折扇，或執宮扇。
宮扇一般式樣多為上寬下略窄，扇柄多用羊脂玉、翡翠、象牙等珍貴材料加工而成，扇面還有用象牙劈成細絲編成網孔狀的，這實在隻是帝王的珍玩，已無任何實用意義。
至于農人，則一律是蒲葵扇。
《雍正耕織圖》中，他本人自扮的老農也不例外。
高級官僚流行雕翎扇，貴重的有值紋銀百兩的，到辛亥革命後才随同封建王朝覆沒而退出曆史舞台。
後來京劇名角餘叔岩、馬連良扮諸葛亮時手中揮搖的雕翎扇，大約從北京的前門外挂貨鋪花四五元就可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