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什麼是對範疇的先驗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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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形式，那麼，構成各種不同判斷的知性範疇（應用到經驗對象的最一般的基本概念），才是最基本的形式。
這種形式屬于知性本身，所以具有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
對範疇的“先驗演繹”就是不依靠對先天範疇根本不相适合的從經驗進行考察歸納的方法，而是根據對于構成知識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探讨，在指出形式加内容是構成知識的充分條件的基礎上，表明由直觀給定的經驗内容是知識的必要條件，但是這種必要條件的來源是後天的，因而不能提供必然性和普遍性，隻有來自認識主體的人類知性本身的形式，才是必然的和普遍的。
從經驗論證知識形式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必定漏洞百出，陷入歧途。
所以，必須考察知識本身，論證知性的形式——十二範疇——何以是知識或判斷的必然的和普遍的必要條件。
沒有這樣的先天條件，就沒有知識，這是知識的可能性的先天條件，正像知識的内容也是知識的可能性條件，但卻是後天條件。
對于後天條件，離開經驗，無從說起。
而對于先天條件，卻可以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以便對知性形式從整體上、從本質上把握。
對範疇之所以是構成知識的必要的先天條件的證明，不做則已，要做就不能有任何臆度或漏洞，不應是或然性的，必須萬無一失，因為這是知性範疇本身特性的要求。
所以康德認為必須遵循從知性本身的結構論證知識形式是加諸經驗内容，規定經驗直觀，因而我們才能獲得關于客體的知識的唯一的具決定性的可能性條件這樣的道路。
正像《先驗感性論》采用的是表明如果沒有感性的先天形式——空間時間——我們不會得到認識對象，因而空間時間是對象之所以能被給定于我們的先天的可能性條件的方法一樣，“先驗演繹”采用的是表明如果沒有以知性的功能（能動性）為基礎的知性形式——十二範疇，我們就不會構成知識，因而十二範疇是構成關于客體的知識的必然普遍的可能性條件的方法。
富有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不能等閑視之的是：不管對空間、時間之為感性先天形式的說明，還是對範疇之為構成關于客體的知識的先天形式的“演繹”，都貫徹了對理性批判考察、開創理性自知的新的精神和方法。
為了領會“先驗演繹”在康德知識學中所體現的新的精神和方法，有必要對B版“序言”中關于怎樣轉入哲學革命的探索和道路的總結，作一番說明。
并不是誇大，這個總結是全部西方哲學史中人類在精神上所表現出的一項實現最有指望、最有前途的飛升宣言。
數學和自然科學是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的财富。
前人對于人類知識積累這份寶貴财富的奧秘，知之不深。
數學從人類理性開始發展的最早時代以來，已在令人驚歎的希臘人中進入成為一門科學的坦途。
可是我們不要以為，數學像理性隻是對它本身加以考察的邏輯學那樣容易地就走進神聖道路的，或者甚至它自身就會開辟出一條道路。
我倒是很相信，數學長時期（特别是當它還在埃及人當中）處于摸索之中，其所以出現這種變化，應歸功于有那麼一個人在一次嘗試中幸運的靈機一動所引起的革命，從這個人的努力以後，數學就不再錯過我們必須選擇的軌道，這樣就終于打開并且基本上勾勒出一門科學在一切時代和無限廣闊領域裡安全可靠的道路。
比發現有名的好望角航路重要得多的這段思想方法革命的曆史，這位出色革命家的事迹，我們都不知道了。
不過，第歐根尼·拉爾修記下的傳說，對幾何學證明中最簡單根本不需要論證的基礎方面的東西，都保存有據稱是發明者的姓名，對開辟新路的頭一步足迹所産生的變化的紀念，在數學家們看來，一定特别重要，所以使人念念不忘。
第一個證明等腰三角形的人（也許是泰利斯或者我們可能提出的别的什麼人）心中，曾恍然一亮，因為他發現，并不是對于在圖形中所發現的什麼東西，或甚至單純對圖形的概念進行探索，似乎這樣就會了解到圖形的特性，事實上倒是由于把對概念本身（經過構造）先天地所想好的表述出來，圖形的性質才必定産生，他還發現，為了先天地而又準确地認識，除了根據他自己按照圖形概念所放進的東西從而必然得出的結果之外，根本不需給事物加進什麼東西（B10—2，RS16—7）。
近代自然科學的飛速前進，也是因為出現了性質相同的思想方法革命。
康德很推崇弗·培根。
弗·培根對這場以經驗原則為基礎的自然科學革命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跟着如伽利略、托裡拆利（Torricelli，1608—1647）、施塔爾（G．E．Stahl，1660—1734）等人所做的科學實驗，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是一種關鍵。
他們運用新的實驗方法，從一定原理出發，按照預先的設計，“審訊自然”，(4)正是這種特點才使探索自然的人恍然大悟： 他們（指對自然界進行探索的人——引者）了解到，理性所領會的隻是理性本身按照它自己的構思、設計所産生出來的東西，理性必須以它從可靠規律得出的判斷的基本原理為指針，讓自然界回答它的問題，決不要隻讓自然界牽着自己前進；因為，如果仗着偶然的，并非按照預定計劃所進行的考察，是不能形成必然規律的，而理性尋求和需要的正是必然規律。
理性必須一隻手拿着自己的原理，隻是由于這些原理，相互協調的顯現才合乎規律，另一隻手攜帶根據那些原理設計的實驗，來到自然界，向自然界求教，可卻不是像學生那樣，老師願意講什麼就講什麼，要像一位進行審判的法官，讓證人回答他提的問題。
甚至物理學取得如此有益的思想方法革命，也完全要歸功于這樣的省悟，就是：必須以理性自身置于自然界之中為根據，到自然界中去探索出（不是去捏造）那原屬于它、因之必須向其學習而光憑理性自身将毫無所得的東西。
這樣，自然科學經曆了整整這麼多世紀的純粹摸索之後，才走上科學坦途（B13—4，RS18）。
數學和自然科學走上坦途，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突然革命”（B15—6，RS19）。
康德理會到過去學者的省悟。
前人在科學實踐中透露了偉大智慧，他們的成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實踐本身。
康德反思理性本身。
他的成就是表現了深入智慧本身的智慧，即對理性的批判。
在概念推論中兜圈子（如唯理論者的辦法），還不是智慧。
智慧不離乎實際。
推進支配自然的科學，需要智慧。
推動人類精神的道德實踐，大有智慧。
而對智慧本身的自覺，又是一個新層次的智慧。
這新層次的智慧屬于哲學，是哲學的躍進。
這新層次的智慧将改造哲學自身。
……我們所采取的有關思維方式的變化了的方法是：對于事物，我們能先天地認識到的，隻是自己放到裡面的（B18，RS21）。
從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具有必然性和嚴格普遍性的知識，看出人類的感性和知性的形式，這就是知識學。
哲學的知識學是哲學入門，它發現人的認識能力是知識的樞紐。
康德對自己這個發現的重大意義，有高度自覺： 直到現在，人們認為一切知識都必須與對象一緻，但是，按照這樣的假定，我們就完全沒有希望利用概念先天地從某些方面形成對象，以便擴大我們的知識。
因此，我們就要在形而上學的工作方面，進行以下的嘗試，看看是否可以更好地向前進，就是認為對象必須與我們的知識一緻，這樣就跟希望得到關于對象的先天知識，即在對象被給定予我們之前就要對它有所掌握的可能性，更為合适了。
這正像哥白尼的創見：當他認為群星圍繞觀察者旋轉，總不能正确解釋天體運動時，他就嘗試主張觀察者轉動，群星倒處于靜态，看看這樣是否會更正确地說明天體運動。
在形而上學方面，關于對象的直觀，我們也可以試用類似辦法。
如果直觀必須與對象的結構一緻，這樣我就看不出來人們何以能先天地對于物有所認識，可是，假如對象（作為感官的客體）與我們的直觀能力的結構一緻，那麼我就完全可以設想這種可能性。
但是由于這樣的直觀如要成為知識我就不能停止于此，這樣的直觀必須作為表象與作為對象的随便什麼東西相關聯，并且這對象也一定被那些表象所規定，這樣，我就會或是認為我用以規定對象的概念仍然是與對象一緻，這樣就重新陷入那同樣的困境，就是我怎麼就會先天地關于對象有所認識；不然我就認為對象，或經驗也是一樣（隻有在經驗之中，對象才能作為給定的對象被認識），與這些概念一緻，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因為經驗是一種需要知性的知識形态，我必須認定知性規則在對象給定予我之前就在我之中，因而必定是先天的，是表現于先天概念之中的，以這作為前提，因此，一切經驗對象必然與概念一緻，并且必定與它們相符合（B16—7，RS19—20）。
用天文學上哥白尼對托勒密體系的革命，比喻他自己在哲學上的創新，很引人入勝。
哥白尼·導日心說的《提綱》大約開始寫于1506年，1513年開始寫《天體運行論》，從初稿經過三十多年到1543年正式出版《天體運行論》，這年是他七十歲的終年。
18年後，弗·培根才降生。
哥白尼不僅在天文學上引起革命，實際上也是新興自然科學革命的開路先鋒。
他在《天體運行論》序言的開始就宣布： 哲學家(5)的深思同一般人的看法相去很遠。
哲學家目的是在上帝允許人類所及範圍内追求一切事物的真理。
所以我認為應該擺脫那些違背真理的錯誤意見。
(6) 哥白尼從托勒密體系本身的好多困難，已經看出正确假設的重要性： 我們發現，在數學家(7)所謂&mu?&theta&omicron&delta&omicron&sigmaf（研究，探索）的過程中，他們不是忽略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細節，就是塞進亳不相幹的東西，如果他們遵循确定的原則，就不會如此。
因為，如果他們采用的假設不錯，由此得出的結果也就可以驗證。
(8) 曆時幾十年觀測，哥白尼越來越認識到地動假設的正确性： 從地球運動的假定出發，經過長期反複觀測，我終于發現：如果其他行星的運動同地球運動聯系起來考慮，并按每一行星的軌道比例作計算，那麼，不僅得出各種觀測現象，而且一切星體軌道和天球之大小與順序以及天穹本身，就全部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了，以緻不能變動任何一部分而不在衆星和宇宙中引起混亂。
(9) 伽利略在論述哥白尼最初依據托勒密體系的假設，無法把各個行星的運動綜合成為一個完整體系時說： 由于他（指哥白尼）深深懂得，雖則天體現象也可以靠基本上錯誤的假設自圓其說，但是如果能根據真實的假設引申出這些現象來，那就要好得多；……(10) 哥白尼之所以能提出新的地球運動的科學假定反對支配人們1400年之久的地心說(11)，除了一些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不為感覺所蔽，以理性思維來考察和分析天體現象，從而提出科學的假設，成為自然科學革命的天文學的支柱。
實際觀測配合以理性思考，在一定關鍵場合，理性思考甚至處于指揮引路的寶座，這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途徑。
伽利略在《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對哥白尼大膽依靠理智反對人們單純信賴感覺常識，表示贊賞： 我要再重複一遍，當我想到亞裡斯塔克和哥白尼能夠使理性完全征服感覺，不管感覺表現為怎樣，依舊把理性放在他們信仰的第一位，我真是感到無限的驚異。
(12) 伽利略欣賞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尊重理性，這也正是康德所指出的新興自然科學方法的重要特征。
哥白尼提出日心說，又是新興自然科學的先驅，都與這一點分不開。
這種形式屬于知性本身，所以具有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
對範疇的“先驗演繹”就是不依靠對先天範疇根本不相适合的從經驗進行考察歸納的方法，而是根據對于構成知識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探讨，在指出形式加内容是構成知識的充分條件的基礎上，表明由直觀給定的經驗内容是知識的必要條件，但是這種必要條件的來源是後天的，因而不能提供必然性和普遍性，隻有來自認識主體的人類知性本身的形式，才是必然的和普遍的。
從經驗論證知識形式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必定漏洞百出，陷入歧途。
所以，必須考察知識本身，論證知性的形式——十二範疇——何以是知識或判斷的必然的和普遍的必要條件。
沒有這樣的先天條件，就沒有知識，這是知識的可能性的先天條件，正像知識的内容也是知識的可能性條件，但卻是後天條件。
對于後天條件，離開經驗，無從說起。
而對于先天條件，卻可以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以便對知性形式從整體上、從本質上把握。
對範疇之所以是構成知識的必要的先天條件的證明，不做則已，要做就不能有任何臆度或漏洞，不應是或然性的，必須萬無一失，因為這是知性範疇本身特性的要求。
所以康德認為必須遵循從知性本身的結構論證知識形式是加諸經驗内容，規定經驗直觀，因而我們才能獲得關于客體的知識的唯一的具決定性的可能性條件這樣的道路。
正像《先驗感性論》采用的是表明如果沒有感性的先天形式——空間時間——我們不會得到認識對象，因而空間時間是對象之所以能被給定于我們的先天的可能性條件的方法一樣，“先驗演繹”采用的是表明如果沒有以知性的功能（能動性）為基礎的知性形式——十二範疇，我們就不會構成知識，因而十二範疇是構成關于客體的知識的必然普遍的可能性條件的方法。
富有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不能等閑視之的是：不管對空間、時間之為感性先天形式的說明，還是對範疇之為構成關于客體的知識的先天形式的“演繹”，都貫徹了對理性批判考察、開創理性自知的新的精神和方法。
為了領會“先驗演繹”在康德知識學中所體現的新的精神和方法，有必要對B版“序言”中關于怎樣轉入哲學革命的探索和道路的總結，作一番說明。
并不是誇大，這個總結是全部西方哲學史中人類在精神上所表現出的一項實現最有指望、最有前途的飛升宣言。
數學和自然科學是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的财富。
前人對于人類知識積累這份寶貴财富的奧秘，知之不深。
數學從人類理性開始發展的最早時代以來，已在令人驚歎的希臘人中進入成為一門科學的坦途。
可是我們不要以為，數學像理性隻是對它本身加以考察的邏輯學那樣容易地就走進神聖道路的，或者甚至它自身就會開辟出一條道路。
我倒是很相信，數學長時期（特别是當它還在埃及人當中）處于摸索之中，其所以出現這種變化，應歸功于有那麼一個人在一次嘗試中幸運的靈機一動所引起的革命，從這個人的努力以後，數學就不再錯過我們必須選擇的軌道，這樣就終于打開并且基本上勾勒出一門科學在一切時代和無限廣闊領域裡安全可靠的道路。
比發現有名的好望角航路重要得多的這段思想方法革命的曆史，這位出色革命家的事迹，我們都不知道了。
不過，第歐根尼·拉爾修記下的傳說，對幾何學證明中最簡單根本不需要論證的基礎方面的東西，都保存有據稱是發明者的姓名，對開辟新路的頭一步足迹所産生的變化的紀念，在數學家們看來，一定特别重要，所以使人念念不忘。
第一個證明等腰三角形的人（也許是泰利斯或者我們可能提出的别的什麼人）心中，曾恍然一亮，因為他發現，并不是對于在圖形中所發現的什麼東西，或甚至單純對圖形的概念進行探索，似乎這樣就會了解到圖形的特性，事實上倒是由于把對概念本身（經過構造）先天地所想好的表述出來，圖形的性質才必定産生，他還發現，為了先天地而又準确地認識，除了根據他自己按照圖形概念所放進的東西從而必然得出的結果之外，根本不需給事物加進什麼東西（B10—2，RS16—7）。
近代自然科學的飛速前進，也是因為出現了性質相同的思想方法革命。
康德很推崇弗·培根。
弗·培根對這場以經驗原則為基礎的自然科學革命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跟着如伽利略、托裡拆利（Torricelli，1608—1647）、施塔爾（G．E．Stahl，1660—1734）等人所做的科學實驗，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是一種關鍵。
他們運用新的實驗方法，從一定原理出發，按照預先的設計，“審訊自然”，(4)正是這種特點才使探索自然的人恍然大悟： 他們（指對自然界進行探索的人——引者）了解到，理性所領會的隻是理性本身按照它自己的構思、設計所産生出來的東西，理性必須以它從可靠規律得出的判斷的基本原理為指針，讓自然界回答它的問題，決不要隻讓自然界牽着自己前進；因為，如果仗着偶然的，并非按照預定計劃所進行的考察，是不能形成必然規律的，而理性尋求和需要的正是必然規律。
理性必須一隻手拿着自己的原理，隻是由于這些原理，相互協調的顯現才合乎規律，另一隻手攜帶根據那些原理設計的實驗，來到自然界，向自然界求教，可卻不是像學生那樣，老師願意講什麼就講什麼，要像一位進行審判的法官，讓證人回答他提的問題。
甚至物理學取得如此有益的思想方法革命，也完全要歸功于這樣的省悟，就是：必須以理性自身置于自然界之中為根據，到自然界中去探索出（不是去捏造）那原屬于它、因之必須向其學習而光憑理性自身将毫無所得的東西。
這樣，自然科學經曆了整整這麼多世紀的純粹摸索之後，才走上科學坦途（B13—4，RS18）。
數學和自然科學走上坦途，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突然革命”（B15—6，RS19）。
康德理會到過去學者的省悟。
前人在科學實踐中透露了偉大智慧，他們的成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實踐本身。
康德反思理性本身。
他的成就是表現了深入智慧本身的智慧，即對理性的批判。
在概念推論中兜圈子（如唯理論者的辦法），還不是智慧。
智慧不離乎實際。
推進支配自然的科學，需要智慧。
推動人類精神的道德實踐，大有智慧。
而對智慧本身的自覺，又是一個新層次的智慧。
這新層次的智慧屬于哲學，是哲學的躍進。
這新層次的智慧将改造哲學自身。
……我們所采取的有關思維方式的變化了的方法是：對于事物，我們能先天地認識到的，隻是自己放到裡面的（B18，RS21）。
從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具有必然性和嚴格普遍性的知識，看出人類的感性和知性的形式，這就是知識學。
哲學的知識學是哲學入門，它發現人的認識能力是知識的樞紐。
康德對自己這個發現的重大意義，有高度自覺： 直到現在，人們認為一切知識都必須與對象一緻，但是，按照這樣的假定，我們就完全沒有希望利用概念先天地從某些方面形成對象，以便擴大我們的知識。
因此，我們就要在形而上學的工作方面，進行以下的嘗試，看看是否可以更好地向前進，就是認為對象必須與我們的知識一緻，這樣就跟希望得到關于對象的先天知識，即在對象被給定予我們之前就要對它有所掌握的可能性，更為合适了。
這正像哥白尼的創見：當他認為群星圍繞觀察者旋轉，總不能正确解釋天體運動時，他就嘗試主張觀察者轉動，群星倒處于靜态，看看這樣是否會更正确地說明天體運動。
在形而上學方面，關于對象的直觀，我們也可以試用類似辦法。
如果直觀必須與對象的結構一緻，這樣我就看不出來人們何以能先天地對于物有所認識，可是，假如對象（作為感官的客體）與我們的直觀能力的結構一緻，那麼我就完全可以設想這種可能性。
但是由于這樣的直觀如要成為知識我就不能停止于此，這樣的直觀必須作為表象與作為對象的随便什麼東西相關聯，并且這對象也一定被那些表象所規定，這樣，我就會或是認為我用以規定對象的概念仍然是與對象一緻，這樣就重新陷入那同樣的困境，就是我怎麼就會先天地關于對象有所認識；不然我就認為對象，或經驗也是一樣（隻有在經驗之中，對象才能作為給定的對象被認識），與這些概念一緻，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因為經驗是一種需要知性的知識形态，我必須認定知性規則在對象給定予我之前就在我之中，因而必定是先天的，是表現于先天概念之中的，以這作為前提，因此，一切經驗對象必然與概念一緻，并且必定與它們相符合（B16—7，RS19—20）。
用天文學上哥白尼對托勒密體系的革命，比喻他自己在哲學上的創新，很引人入勝。
哥白尼·導日心說的《提綱》大約開始寫于1506年，1513年開始寫《天體運行論》，從初稿經過三十多年到1543年正式出版《天體運行論》，這年是他七十歲的終年。
18年後，弗·培根才降生。
哥白尼不僅在天文學上引起革命，實際上也是新興自然科學革命的開路先鋒。
他在《天體運行論》序言的開始就宣布： 哲學家(5)的深思同一般人的看法相去很遠。
哲學家目的是在上帝允許人類所及範圍内追求一切事物的真理。
所以我認為應該擺脫那些違背真理的錯誤意見。
(6) 哥白尼從托勒密體系本身的好多困難，已經看出正确假設的重要性： 我們發現，在數學家(7)所謂&mu?&theta&omicron&delta&omicron&sigmaf（研究，探索）的過程中，他們不是忽略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細節，就是塞進亳不相幹的東西，如果他們遵循确定的原則，就不會如此。
因為，如果他們采用的假設不錯，由此得出的結果也就可以驗證。
(8) 曆時幾十年觀測，哥白尼越來越認識到地動假設的正确性： 從地球運動的假定出發，經過長期反複觀測，我終于發現：如果其他行星的運動同地球運動聯系起來考慮，并按每一行星的軌道比例作計算，那麼，不僅得出各種觀測現象，而且一切星體軌道和天球之大小與順序以及天穹本身，就全部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了，以緻不能變動任何一部分而不在衆星和宇宙中引起混亂。
(9) 伽利略在論述哥白尼最初依據托勒密體系的假設，無法把各個行星的運動綜合成為一個完整體系時說： 由于他（指哥白尼）深深懂得，雖則天體現象也可以靠基本上錯誤的假設自圓其說，但是如果能根據真實的假設引申出這些現象來，那就要好得多；……(10) 哥白尼之所以能提出新的地球運動的科學假定反對支配人們1400年之久的地心說(11)，除了一些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不為感覺所蔽，以理性思維來考察和分析天體現象，從而提出科學的假設，成為自然科學革命的天文學的支柱。
實際觀測配合以理性思考，在一定關鍵場合，理性思考甚至處于指揮引路的寶座，這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途徑。
伽利略在《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對哥白尼大膽依靠理智反對人們單純信賴感覺常識，表示贊賞： 我要再重複一遍，當我想到亞裡斯塔克和哥白尼能夠使理性完全征服感覺，不管感覺表現為怎樣，依舊把理性放在他們信仰的第一位，我真是感到無限的驚異。
(12) 伽利略欣賞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尊重理性，這也正是康德所指出的新興自然科學方法的重要特征。
哥白尼提出日心說，又是新興自然科學的先驅，都與這一點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