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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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左氏》昭公二年）商君治秦，亦并小都、鄉、邑聚以為縣；（《史記·商君列傳》）而秦、漢時之縣，仍大率方百裡可知（《漢書·百官公卿表》）此一基層的官治單位，迄今未有根本的改變，所以說行之最久。
而五百裡左右的政治區域，則為郡制成立的根源。
此為郡縣制度發生于割據時代的事實，亦即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孕育于諸侯割據的封建制度之中。
至于方千裡之國（《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子産說其時的大國，“地方數圻”，圻、畿一字，則又大于方千裡。
蓋以其幅員言之如此；其菁華之地，則不過方千裡而已，猶後世内地與邊郡之别也），則今、古文家同謂之王，在周以前，從無封國能如此之大，亦從無以此等大國而受封于人的，所以拟封建方案者，并不之及了。
（楚、漢之際及漢初封國，有大于此者，然隻昙花一現而已）古人立說，主客觀不分，将自己所拟的方案，和古代的事實，混為一談，遂使人讀之而滋疑；然苟能善為推求，事實自可因之而見。
且如今文家說巡守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
這無論其都城在何處，巡完一方後回到都城再出，抑或自東徑往南，自南徑往西，自西徑往北，以古代的交通論，都無此可能，其說似極不可信。
然《孟子·梁惠王下》篇載晏子說巡守之制雲：“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則後世知縣之勸農耳，何來不及之有？古人所拟方案，皆本于此等小規模的制度而擴大之，而其方案遂實不可行；使其純出虛構，倒不至于如此不合情理了。
足見其中自有事實，可以推求也。
舉此一事為例，其餘可以類推（今古文異說，今文所代表的，恒為早一期的思想，其中即隐藏着早一期的事實；古文則反是。
如言兵制，古文的兵數，即多于今文）。
職是故，劉子玄所謂“輕事重言”之說，不得不常目在之，而利用經、子中材料的，不得不打一極大折扣。
因為随意演說的，往往将其事擴大至無數倍也。
（如禹之治水，如今《尚書·禹貢》等所說，在當時決無此可能。
此在今日，已無待辭費。
《書經·臯陶谟》〈今本分為《益稷》〉，載禹自述之辭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九者，多數。
川者，天然之河流。
四海之海，乃晦字之義，四境之外，情形暗昧不明之地，則謂之海；非今洋海之海也。
畎、浍者，人力所成之溝渠。
然則禹之治水，不過将境内的溝渠，引導到天然的河流中；而将天然的河流，排出境外而已。
《孟子·告子下》篇：白圭自誇其治水“愈于禹”；孟子譏之，謂禹之治水，“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而不知禹之所謂四海，正其時之鄰國也。
白圭蓋尚知禹治水之真相。
《論語·泰伯》篇：孔子之稱禹，亦不過曰“盡力乎溝洫”而已。
此等皆古事真相，因單辭片語而僅存者，一經随意推演，即全失其原形矣）又因主客觀不分，所以其所謂“寓言”者，明系編造之事，而可以用真人名；（如《莊子·盜跖》篇載孔子說盜跖之事）又可将自己的話，裝人他人口中。
如本書所引婁敬說漢高祖之事即是。
所重之言如此；而其所輕之事，則任其真相湮沒。
（凡單辭片語未經擴大者，其說皆可信，然其詳則不傳）因此，讀古書的，于近人所謂“層累地造成”之外，又須兼“逐漸地剝落”一義言之，方為完備。
而編次錯亂一端，尚不在内。
其方法，就不得不極其謹嚴了。
但古人的思想，所走的系兩極端。
一方面，自己立說的，極其随便；一方面，傳他人之說的，又極謹嚴。
此即前所雲傳信傳疑，及所據的材料、來源不同，不使其互相羼雜，亦不以之互相訂補之例。
書之時代愈早者，其守此例愈嚴。
太史公的《史記》，所以勝于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紀》者以此，此義亦決不可以不知。
以上的工夫既已做過，即可試讀《史記》的一部分，以自驗其能否了解、運用。
中國所謂正史，必須以讀古史的方法治之者，實惟此一部也。
說到此，則又須略論史籍的起源。
按古無史部之書，非謂其無曆史的材料；相反，曆史的材料正多，特其時的人，尚未知尊重客觀的事實，莫能編纂之以行世耳。
史料的來源，可分為史官記錄、民間傳說二者；民間傳說，流傳的機會較少；傳世者實以史官所記錄為多，說已見前。
此等情形，乃系逐漸造成，在古代則又有異。
古所謂史官，最重要者為左、右史。
“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禮記
而五百裡左右的政治區域，則為郡制成立的根源。
此為郡縣制度發生于割據時代的事實，亦即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孕育于諸侯割據的封建制度之中。
至于方千裡之國（《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子産說其時的大國，“地方數圻”，圻、畿一字，則又大于方千裡。
蓋以其幅員言之如此；其菁華之地，則不過方千裡而已，猶後世内地與邊郡之别也），則今、古文家同謂之王，在周以前，從無封國能如此之大，亦從無以此等大國而受封于人的，所以拟封建方案者，并不之及了。
（楚、漢之際及漢初封國，有大于此者，然隻昙花一現而已）古人立說，主客觀不分，将自己所拟的方案，和古代的事實，混為一談，遂使人讀之而滋疑；然苟能善為推求，事實自可因之而見。
且如今文家說巡守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
這無論其都城在何處，巡完一方後回到都城再出，抑或自東徑往南，自南徑往西，自西徑往北，以古代的交通論，都無此可能，其說似極不可信。
然《孟子·梁惠王下》篇載晏子說巡守之制雲：“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則後世知縣之勸農耳，何來不及之有？古人所拟方案，皆本于此等小規模的制度而擴大之，而其方案遂實不可行；使其純出虛構，倒不至于如此不合情理了。
足見其中自有事實，可以推求也。
舉此一事為例，其餘可以類推（今古文異說，今文所代表的，恒為早一期的思想，其中即隐藏着早一期的事實；古文則反是。
如言兵制，古文的兵數，即多于今文）。
職是故，劉子玄所謂“輕事重言”之說，不得不常目在之，而利用經、子中材料的，不得不打一極大折扣。
因為随意演說的，往往将其事擴大至無數倍也。
（如禹之治水，如今《尚書·禹貢》等所說，在當時決無此可能。
此在今日，已無待辭費。
《書經·臯陶谟》〈今本分為《益稷》〉，載禹自述之辭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九者，多數。
川者，天然之河流。
四海之海，乃晦字之義，四境之外，情形暗昧不明之地，則謂之海；非今洋海之海也。
畎、浍者，人力所成之溝渠。
然則禹之治水，不過将境内的溝渠，引導到天然的河流中；而将天然的河流，排出境外而已。
《孟子·告子下》篇：白圭自誇其治水“愈于禹”；孟子譏之，謂禹之治水，“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而不知禹之所謂四海，正其時之鄰國也。
白圭蓋尚知禹治水之真相。
《論語·泰伯》篇：孔子之稱禹，亦不過曰“盡力乎溝洫”而已。
此等皆古事真相，因單辭片語而僅存者，一經随意推演，即全失其原形矣）又因主客觀不分，所以其所謂“寓言”者，明系編造之事，而可以用真人名；（如《莊子·盜跖》篇載孔子說盜跖之事）又可将自己的話，裝人他人口中。
如本書所引婁敬說漢高祖之事即是。
所重之言如此；而其所輕之事，則任其真相湮沒。
（凡單辭片語未經擴大者，其說皆可信，然其詳則不傳）因此，讀古書的，于近人所謂“層累地造成”之外，又須兼“逐漸地剝落”一義言之，方為完備。
而編次錯亂一端，尚不在内。
其方法，就不得不極其謹嚴了。
但古人的思想，所走的系兩極端。
一方面，自己立說的，極其随便；一方面，傳他人之說的，又極謹嚴。
此即前所雲傳信傳疑，及所據的材料、來源不同，不使其互相羼雜，亦不以之互相訂補之例。
書之時代愈早者，其守此例愈嚴。
太史公的《史記》，所以勝于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紀》者以此，此義亦決不可以不知。
以上的工夫既已做過，即可試讀《史記》的一部分，以自驗其能否了解、運用。
中國所謂正史，必須以讀古史的方法治之者，實惟此一部也。
說到此，則又須略論史籍的起源。
按古無史部之書，非謂其無曆史的材料；相反，曆史的材料正多，特其時的人，尚未知尊重客觀的事實，莫能編纂之以行世耳。
史料的來源，可分為史官記錄、民間傳說二者；民間傳說，流傳的機會較少；傳世者實以史官所記錄為多，說已見前。
此等情形，乃系逐漸造成，在古代則又有異。
古所謂史官，最重要者為左、右史。
“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禮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