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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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藻》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鄭《注》說：“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漢書·藝文志》說：“右史記事，左史記言”，左右二字怕互訛。
《禮記·祭統》說：“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亦右史記言之證也），這說法，大約是不錯的。
《春秋》的體例，蓋原于邃古，其時文字之用尚少，而事情亦極簡單，因之記事的筆法，亦随之而簡單；爾後相沿未改，其為物無甚興味，所以傳述者不多。
而《尚書》一體，因記言擴及記行，遂成為後來的所謂“語”，與古代社會口說流行的風習相結合，其體遂日以擴大。
（語之本體，當系記人君的言語，如今講演之類。
其後擴而充之，則及于一切嘉言；而嘉言之反面為莠言，亦可存之以昭炯戒。
記錄言語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結果，以備本事；擴而充之，則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為惡行。
如此，其體遂日以恢廓了。
《國語》乃語之分國編纂者，《論語》則孔子之語之分類編纂者也。
《史記》的列傳，在他篇中提及，多稱為“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是也。
《禮記·樂記》述武王滅殷之事，亦謂之“牧野之語”）此外記貴族的世系的，則有《系》《世》，出于《周官》的小史及瞽。
又凡一切故事，官家具有記錄的，總稱為“圖法”，即後世的典志。
（《呂覽·先識覽》：“夏之亡也，太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
”）自戰國以前，曆史的材料，大緻如此。
秦始皇的燒書，屍古書亡滅的總咎，實則其所燒者，不過官家所藏；若私家所藏，即所謂“詩書百家語”者，燒之必不能盡。
然在戰國以前，除《世本》一書外，殆未有能編輯史官所記以行世者，故經始皇一燒而即盡，說已見前所引《史記·六國表》。
《世本》一書，蓋私人所編輯，已在民間所藏“詩書百家語”之列，故為秦火所不及。
然則以《世本》為最早的曆史，為《史記》之前驅者，其說殆不誣也。
（洪饴孫撰《史表》，即以《世本》列于《史記》之前，居正史之首）《世本》的體裁，見于諸書征引者，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其名皆為《史記》所沿；有譜，則《史記》謂之表；有居篇、作篇，則記典章經制一類的事實，為《史記》所謂書，而《漢書》已下改名為志者。
《世本》原書已不可見，就《史記》而推其源，則本紀及世家，出于古左史及小史；表源于譜；傳者，語之異名，排列多人，故稱列傳（《列女傳》者，列女人之傳也。
女、傳二字相屬，列、女二字不相屬。
後人以列女為一名詞，實誤），此蓋源于右史；書則圖法之類也。
今人每喜鑿言古之某書出于更古之某書；某人之學說源于較早的某人，或受其并時某人的影響。
其實書阙有間，此事甚難質言。
（如《孟子·萬章上》篇說堯、舜禅讓，與《史記·五帝本紀》同，謂之同用孔門《書》說則可；近人鑿言史公用《孟子》，即無據）然某書出于某書不可知，而其本源為古代某一類之書則可知；某說出于某人不可知，而其所據為某一派之說則可知。
（如晚出之《古文尚書僞孔傳》，斷言其為王肅所造，并無确據，然其為肅一派之學說則無疑）明于此義，則于現存之書，可以考見其本源，讀之更易明了；并可推考較現存之書更早一時期的學術狀況了。
自疑古之說既起，人多以為古書之久經行世者，必多竄亂、僞造，其新發現者必真；書籍或不可信，實物則無可疑。
因此，特重古物及新發現的古書。
其言似極有理，然疑古亦有條理，不能執空廓之論硬套；而古物及新發現的書籍，亦盡多僞品，有所偏主而輕信之，有反上其當者。
如汲冢所發現之古書，當時雖實有其物，然不久即悉行亡佚，無一傳諸後世。
所謂《竹書紀年》，出于明人者固僞；即後人所輯之古本，亦未嘗不僞。
（可參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八節〈頁一四五四至一四五九〉，又《先秦史》第四章〈頁三九〉及第七章第四節〈頁七六〉）又如近代所謂甲骨文，其中僞物亦極多。
（可參看拙撰《先秦史》第二章〈頁二一〉）此等材料，取用不可不極謹慎。
至于古物，新發現者自不易欺人；其久經流傳者，真僞亦極難辨。
章太炎曾謂：必（一）發現、流傳、收藏，确實有據；（二）又其物巨大，牟利者不肯為，好事者不耐心為之者，乃為可信，自屬穩健之說。
予又益以發現、流傳、收藏，在古物不值錢之時、之地，較之在值錢之時、之地者，可信的程度較高。
持此鑒别，亦庶幾寡過也。
”鄭《注》說：“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漢書·藝文志》說：“右史記事，左史記言”，左右二字怕互訛。
《禮記·祭統》說：“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亦右史記言之證也），這說法，大約是不錯的。
《春秋》的體例，蓋原于邃古，其時文字之用尚少，而事情亦極簡單，因之記事的筆法，亦随之而簡單；爾後相沿未改，其為物無甚興味，所以傳述者不多。
而《尚書》一體，因記言擴及記行，遂成為後來的所謂“語”，與古代社會口說流行的風習相結合，其體遂日以擴大。
（語之本體，當系記人君的言語，如今講演之類。
其後擴而充之，則及于一切嘉言；而嘉言之反面為莠言，亦可存之以昭炯戒。
記錄言語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結果，以備本事；擴而充之，則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為惡行。
如此，其體遂日以恢廓了。
《國語》乃語之分國編纂者，《論語》則孔子之語之分類編纂者也。
《史記》的列傳，在他篇中提及，多稱為“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是也。
《禮記·樂記》述武王滅殷之事，亦謂之“牧野之語”）此外記貴族的世系的，則有《系》《世》，出于《周官》的小史及瞽。
又凡一切故事，官家具有記錄的，總稱為“圖法”，即後世的典志。
（《呂覽·先識覽》：“夏之亡也，太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
”）自戰國以前，曆史的材料，大緻如此。
秦始皇的燒書，屍古書亡滅的總咎，實則其所燒者，不過官家所藏；若私家所藏，即所謂“詩書百家語”者，燒之必不能盡。
然在戰國以前，除《世本》一書外，殆未有能編輯史官所記以行世者，故經始皇一燒而即盡，說已見前所引《史記·六國表》。
《世本》一書，蓋私人所編輯，已在民間所藏“詩書百家語”之列，故為秦火所不及。
然則以《世本》為最早的曆史，為《史記》之前驅者，其說殆不誣也。
（洪饴孫撰《史表》，即以《世本》列于《史記》之前，居正史之首）《世本》的體裁，見于諸書征引者，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其名皆為《史記》所沿；有譜，則《史記》謂之表；有居篇、作篇，則記典章經制一類的事實，為《史記》所謂書，而《漢書》已下改名為志者。
《世本》原書已不可見，就《史記》而推其源，則本紀及世家，出于古左史及小史；表源于譜；傳者，語之異名，排列多人，故稱列傳（《列女傳》者，列女人之傳也。
女、傳二字相屬，列、女二字不相屬。
後人以列女為一名詞，實誤），此蓋源于右史；書則圖法之類也。
今人每喜鑿言古之某書出于更古之某書；某人之學說源于較早的某人，或受其并時某人的影響。
其實書阙有間，此事甚難質言。
（如《孟子·萬章上》篇說堯、舜禅讓，與《史記·五帝本紀》同，謂之同用孔門《書》說則可；近人鑿言史公用《孟子》，即無據）然某書出于某書不可知，而其本源為古代某一類之書則可知；某說出于某人不可知，而其所據為某一派之說則可知。
（如晚出之《古文尚書僞孔傳》，斷言其為王肅所造，并無确據，然其為肅一派之學說則無疑）明于此義，則于現存之書，可以考見其本源，讀之更易明了；并可推考較現存之書更早一時期的學術狀況了。
自疑古之說既起，人多以為古書之久經行世者，必多竄亂、僞造，其新發現者必真；書籍或不可信，實物則無可疑。
因此，特重古物及新發現的古書。
其言似極有理，然疑古亦有條理，不能執空廓之論硬套；而古物及新發現的書籍，亦盡多僞品，有所偏主而輕信之，有反上其當者。
如汲冢所發現之古書，當時雖實有其物，然不久即悉行亡佚，無一傳諸後世。
所謂《竹書紀年》，出于明人者固僞；即後人所輯之古本，亦未嘗不僞。
（可參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八節〈頁一四五四至一四五九〉，又《先秦史》第四章〈頁三九〉及第七章第四節〈頁七六〉）又如近代所謂甲骨文，其中僞物亦極多。
（可參看拙撰《先秦史》第二章〈頁二一〉）此等材料，取用不可不極謹慎。
至于古物，新發現者自不易欺人；其久經流傳者，真僞亦極難辨。
章太炎曾謂：必（一）發現、流傳、收藏，确實有據；（二）又其物巨大，牟利者不肯為，好事者不耐心為之者，乃為可信，自屬穩健之說。
予又益以發現、流傳、收藏，在古物不值錢之時、之地，較之在值錢之時、之地者，可信的程度較高。
持此鑒别，亦庶幾寡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