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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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字》。
（無論鐘鼎、甲骨文字，考釋者均仍以篆書為本。
不知篆書，不徒自己不能解釋；即于他人之解釋，亦将不能了解也）此書看似枯燥，但其中的死字可以看過便棄；熟字隻有固定意義的，亦不必究心；（如鯉字是。
虎字同為動物名；然有虎虎有生氣等語，其含義便較廣）隻其有引申、假借的，須注意以求通知其條例。
（字之妙用，全在引申、假借。
若每字隻有一義，則單字必不夠用。
若有一義即造一字，則單字将繁極不堪，不可複識矣。
且文字所以代表語言，語言以音為主，音同義異，而各别造字，而義之同異，各人所見不同，益将紛然淆亂矣。
一種言語内容的豐富，固恃複音之辭之增多，亦恃為複音之辭之基本之單字含義之豐富。
單字含義之豐富，則一由引申，一資假借。
引申者，同一語言，而含多義，自不必别造一字；假借者，本系兩語，而其音相同，于其不虞混淆者，亦即合用而不别造，皆所以限制單字之數者也）如此，則全書字數雖有九千餘，其所當注意者，實不過數百而已。
全書十四篇，加《序》一篇，以段茂堂的《注》和王友的《句讀》，同時并讀，（《說文》一書，久不可讀，清儒始創通條例，其首出者實為段茂堂，故段《注》雖專辄、錯誤處多，必不可以不讀。
王菉友于《說文》，亦功力甚深，《句讀》系為初學而作，簡淺而平正，且可附帶知古書句讀之法，故亦宜一讀）假令半個月讀一篇，為時亦不過七個半月而已。
又凡字都無十分固定的意義，随着應用而都小有變化。
此不能于訓诂之書求之，非讀書時涵泳上下文不能得。
此法至清代高郵王氏父子而始精，且幾乎可說，到他們而後創通。
所以王伯申的《經傳釋詞》，必須一讀。
不求記憶，而但求通知其條例，閱覽甚易。
全書十卷，日讀一卷，可謂絕不費力。
經的本文既經熟習，訓诂亦有相當門徑；要研究古史的，自可進而閱讀各種注、疏。
（疏謂注之注，非專指彙刻之《十三經注疏》言。
）但在閱讀注、疏以前，尚宜有一簡單的預備。
因為解經大别有漢、宋二流，講義理别是一事，治史則旨在求真，漢人之說，自較宋人為勝；（漢儒理解之力，遠遜于宋儒。
但宋儒喜據理推論，而不知社會之變遷，多以後世情形論古事，每陷于錯誤；漢儒去古近，所知古事較多，其言有時雖極可笑，究于古事為近真）而漢學中又有今、古文兩派，對于經文的解釋，甚至所傳經文的本身，都時有異同，亦必須通知其門徑也。
學者于此，當先讀陳恭甫的《五經異義疏證》。
此書乃許慎列舉今古文異義，加以評骘，而鄭玄又對許氏加以駁正者，今古文異義重要的，略具于此。
（今古文說，初非每事俱異。
朱希祖曾在《北京大學月刊》撰文，欲依“立敵共許”之法，取經文為今古文家所共認者，立為标準，然後據以評定其異義。
不知異義之存，皆用此法不能評定者也。
不然，從來治經者，豈皆愚，有此明白簡易之法而不之取邪？況就今學立場論，經文并不重于經說，因經學所重在義，義多存于口說中；且經文亦經師所傳，經師所傳之經文可信，其所傳之經說亦可信，所傳之經說不可信，則所傳之經文亦不可信。
朱氏偏重經文，即非立敵共許之法也）次則《白虎通義》，為今文經說的荟萃。
此書有陳卓人《疏證》，浏覽一過，則于經學中重要的問題，都能知道一個大概，然後進而求詳，自然不覺費力，且可避免一曲之見。
（廖季平的《今古文考》現在不易得。
此書論今古文之異，原于一為齊學，一為魯學，實為經學上一大發明。
又前此分别今古文者，多指某書為今文，某書為古文；其細密者，亦不過指某篇為今文，某篇為古文。
至廖氏，始知古書編次錯亂，不但一書之中，今古雜糅；即一篇之中，亦往往如此。
分别今古文者，宜就其内容互相鈎考，方法可謂最密。
廖氏中年以後，學說漸涉荒怪，然不能以此累其少作。
此書如能得之，可以一覽，卷帙甚少，不費時也）經、子所重，都在社會、政治方面，此于治經、子者固為重要；于治史者實更為重要也。
《異義》三卷，《通義》十二卷，日讀一卷，不過半個月；合諸前文所舉，曆時亦僅兩年耳。
經學既有門徑，同一方法，自可推以治子。
治子第一步工夫，亦在細讀子之本文。
古子書重要的有，《老子》二卷，《莊子》十卷，（《列子》系晉張湛僞造，中亦間存古說，初學可暫緩。
《荀子》二十卷，《墨子》十五卷，名家之學，道原于墨，見其書中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
至惠施、公孫龍等而恢廓，見《莊子·天下》篇。
名家之書，今有《公孫龍子》。
其書《漢志
（無論鐘鼎、甲骨文字，考釋者均仍以篆書為本。
不知篆書，不徒自己不能解釋；即于他人之解釋，亦将不能了解也）此書看似枯燥，但其中的死字可以看過便棄；熟字隻有固定意義的，亦不必究心；（如鯉字是。
虎字同為動物名；然有虎虎有生氣等語，其含義便較廣）隻其有引申、假借的，須注意以求通知其條例。
（字之妙用，全在引申、假借。
若每字隻有一義，則單字必不夠用。
若有一義即造一字，則單字将繁極不堪，不可複識矣。
且文字所以代表語言，語言以音為主，音同義異，而各别造字，而義之同異，各人所見不同，益将紛然淆亂矣。
一種言語内容的豐富，固恃複音之辭之增多，亦恃為複音之辭之基本之單字含義之豐富。
單字含義之豐富，則一由引申，一資假借。
引申者，同一語言，而含多義，自不必别造一字；假借者，本系兩語，而其音相同，于其不虞混淆者，亦即合用而不别造，皆所以限制單字之數者也）如此，則全書字數雖有九千餘，其所當注意者，實不過數百而已。
全書十四篇，加《序》一篇，以段茂堂的《注》和王友的《句讀》，同時并讀，（《說文》一書，久不可讀，清儒始創通條例，其首出者實為段茂堂，故段《注》雖專辄、錯誤處多，必不可以不讀。
王菉友于《說文》，亦功力甚深，《句讀》系為初學而作，簡淺而平正，且可附帶知古書句讀之法，故亦宜一讀）假令半個月讀一篇，為時亦不過七個半月而已。
又凡字都無十分固定的意義，随着應用而都小有變化。
此不能于訓诂之書求之，非讀書時涵泳上下文不能得。
此法至清代高郵王氏父子而始精，且幾乎可說，到他們而後創通。
所以王伯申的《經傳釋詞》，必須一讀。
不求記憶，而但求通知其條例，閱覽甚易。
全書十卷，日讀一卷，可謂絕不費力。
經的本文既經熟習，訓诂亦有相當門徑；要研究古史的，自可進而閱讀各種注、疏。
（疏謂注之注，非專指彙刻之《十三經注疏》言。
）但在閱讀注、疏以前，尚宜有一簡單的預備。
因為解經大别有漢、宋二流，講義理别是一事，治史則旨在求真，漢人之說，自較宋人為勝；（漢儒理解之力，遠遜于宋儒。
但宋儒喜據理推論，而不知社會之變遷，多以後世情形論古事，每陷于錯誤；漢儒去古近，所知古事較多，其言有時雖極可笑，究于古事為近真）而漢學中又有今、古文兩派，對于經文的解釋，甚至所傳經文的本身，都時有異同，亦必須通知其門徑也。
學者于此，當先讀陳恭甫的《五經異義疏證》。
此書乃許慎列舉今古文異義，加以評骘，而鄭玄又對許氏加以駁正者，今古文異義重要的，略具于此。
（今古文說，初非每事俱異。
朱希祖曾在《北京大學月刊》撰文，欲依“立敵共許”之法，取經文為今古文家所共認者，立為标準，然後據以評定其異義。
不知異義之存，皆用此法不能評定者也。
不然，從來治經者，豈皆愚，有此明白簡易之法而不之取邪？況就今學立場論，經文并不重于經說，因經學所重在義，義多存于口說中；且經文亦經師所傳，經師所傳之經文可信，其所傳之經說亦可信，所傳之經說不可信，則所傳之經文亦不可信。
朱氏偏重經文，即非立敵共許之法也）次則《白虎通義》，為今文經說的荟萃。
此書有陳卓人《疏證》，浏覽一過，則于經學中重要的問題，都能知道一個大概，然後進而求詳，自然不覺費力，且可避免一曲之見。
（廖季平的《今古文考》現在不易得。
此書論今古文之異，原于一為齊學，一為魯學，實為經學上一大發明。
又前此分别今古文者，多指某書為今文，某書為古文；其細密者，亦不過指某篇為今文，某篇為古文。
至廖氏，始知古書編次錯亂，不但一書之中，今古雜糅；即一篇之中，亦往往如此。
分别今古文者，宜就其内容互相鈎考，方法可謂最密。
廖氏中年以後，學說漸涉荒怪，然不能以此累其少作。
此書如能得之，可以一覽，卷帙甚少，不費時也）經、子所重，都在社會、政治方面，此于治經、子者固為重要；于治史者實更為重要也。
《異義》三卷，《通義》十二卷，日讀一卷，不過半個月；合諸前文所舉，曆時亦僅兩年耳。
經學既有門徑，同一方法，自可推以治子。
治子第一步工夫，亦在細讀子之本文。
古子書重要的有，《老子》二卷，《莊子》十卷，（《列子》系晉張湛僞造，中亦間存古說，初學可暫緩。
《荀子》二十卷，《墨子》十五卷，名家之學，道原于墨，見其書中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
至惠施、公孫龍等而恢廓，見《莊子·天下》篇。
名家之書，今有《公孫龍子》。
其書《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