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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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節所說，乃系指普通欲讀中國舊史者而言；如性喜研究古史的，則更須有一種特殊的預備工作。
此所謂古史，古、近之分，大略以周、秦為界。
史事必憑記載，有無正式的記載，實為曆史上一道鴻溝。
我國在秦及漢初所傳的史實，固多根據傳說，全不可信。
然史實的來源，雖系傳說，而作史者所根據的材料，則多系記載；且其記載多系為記載而記載，而非憑借别種著述流傳下來。
當此時期，我們就算它有正式的記載了。
（史公所記漢興時事，《漢書·司馬遷傳贊》謂其出于《楚漢春秋》，此非指陸賈所著；春秋二字，為古史籍之通稱，蓋凡記楚、漢間事者皆屬焉。
其書既可總括稱為春秋，必系為記事而作；非發表主觀見解，引史事為佐證，甚或出于虛構者矣。
秦、漢間史迹，仍有帶此等性質者。
如《史記·李斯列傳》載斯在獄中上二世書，論督責之術以求免，蓋儒家诋毀法家者所為。
《婁敬傳》載敬說漢高祖移都關中，其辭全為儒家之義〈見《呂覽·恃君覽》〉，蓋亦儒家所附會也。
然此等漸少，故論史籍原料者，有書籍為據，與有史籍為據，仍系兩事也）這種轉變，大體以周、秦為界。
所以治周以前的曆史，即所謂先秦史者，是有一種特殊的方法的，但知道普通讀史方法還嫌不夠。
讀古史的方法如何？即治經、子的方法而已。
因為古史的材料，都存于經、子之中。
所以治古史的，對于治經、子的方法，是不必如治經、子之學者之深通，亦宜通知至足以治古史的程度。
史事前後相因，後世之事，無不導源于古。
所以治古史之法，但欲讀普通史者，亦不可全不知道；不過較專治古史者，又可淺近一些而已。
因其方法特殊，所以别為一節論之。
讀者可視其對于古史興味的深淺，以定其對于本節所說用功的深淺。
把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乃系後世之事；在古代則無集而隻有子，說已見前。
現存最古的書目，實為漢時劉向、劉歆父子所定的《七略》。
《漢書·藝文志》，即本此而成。
此為漢時王室藏書的目錄。
其所藏庋頗富，故據之以論古代學術的流别，最為完全。
（近人講古代學術流别，多喜引《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及《史記·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旨之辭，此等誠皆極寶貴之材料，然皆不如《漢志》之完全）因其時代較早，學術尚守專門；所以書籍的分類，和學術的分類，大緻相合，深為後人所景仰。
其實此乃時代為之，不關編次者之本領也。
《七略》中的《輯略》，僅總論編輯之意，其中并無書目。
《六藝略》即群經，因漢人特尊儒家，乃别之于諸子之外，其實儒家亦諸子之一，說已見前。
《兵書》《數術》《方技》，各為專家；因校雠者異其人，所以書亦各為一略，以學術流别論，自當列為諸子之一。
《詩賦略》專收文辭、記事之書，并不别為一類。
今之《史記》，《漢志》稱為《太史公書》，特附《春秋》之末而已。
然則就心理根據言之，其時根于記憶的記載，尚未與根于理智的學術分張，而特與根于情感的文辭對立也。
《詩賦略》中的書，後世亦多入子部。
然則欲治古史者，其材料，信乎都在經、子之中了。
經、子，我們本平等相看，然自漢以後，儒家之學盛行，（一）其書之傳者獨多；（二）而其訓釋亦較完備。
借徑于治經以治子較易，而獨立以治子，則殆不可能。
所以要治古史的，于經學，必不可不先知門徑。
治經的門徑如何？第一先須細讀經的本文。
凡書經熟讀，則易于了解，而治之不覺費力，且随處可以觸發。
從前讀舊書的人，小時都熟誦經文，所以長大了要治經較易。
現在的學子，這一層功夫都沒有了，再要補做，既勢不可能，而亦事可不必。
因為一一熟誦，本來亦屬浪費也。
但古經、子究較後世之書為難解，讀時用力稍多，則勢不能免。
所以對于古史有興味的人，最好能于群經中先擇一種淺近的注解（此隻求其于本文不太捍格，可以讀下去而已。
既非據為典要，故任何注釋皆可取，總以簡明易看為主），閱讀一過。
覺得其有用而難解之處，則多讀若幹遍，至讀來有些習熟，不覺費力為止。
群經本文無多，昔人言讀注疏雖不甚費力，亦一年可畢（譚仲修語），況于擇取淺近的注？為時不逾一載，可以斷言。
第二須略知訓诂。
讀古書須通古代的言語，人人所知。
訓诂本身，亦為一種學問，治古史者，自不必如治小學者之專精；隻須通知門徑，遇不應望文生義之處，能夠知道，能夠查檢而已。
其第一部應讀之書，仍為《說
此所謂古史，古、近之分，大略以周、秦為界。
史事必憑記載，有無正式的記載，實為曆史上一道鴻溝。
我國在秦及漢初所傳的史實，固多根據傳說，全不可信。
然史實的來源，雖系傳說，而作史者所根據的材料，則多系記載；且其記載多系為記載而記載，而非憑借别種著述流傳下來。
當此時期，我們就算它有正式的記載了。
（史公所記漢興時事，《漢書·司馬遷傳贊》謂其出于《楚漢春秋》，此非指陸賈所著；春秋二字，為古史籍之通稱，蓋凡記楚、漢間事者皆屬焉。
其書既可總括稱為春秋，必系為記事而作；非發表主觀見解，引史事為佐證，甚或出于虛構者矣。
秦、漢間史迹，仍有帶此等性質者。
如《史記·李斯列傳》載斯在獄中上二世書，論督責之術以求免，蓋儒家诋毀法家者所為。
《婁敬傳》載敬說漢高祖移都關中，其辭全為儒家之義〈見《呂覽·恃君覽》〉，蓋亦儒家所附會也。
然此等漸少，故論史籍原料者，有書籍為據，與有史籍為據，仍系兩事也）這種轉變，大體以周、秦為界。
所以治周以前的曆史，即所謂先秦史者，是有一種特殊的方法的，但知道普通讀史方法還嫌不夠。
讀古史的方法如何？即治經、子的方法而已。
因為古史的材料，都存于經、子之中。
所以治古史的，對于治經、子的方法，是不必如治經、子之學者之深通，亦宜通知至足以治古史的程度。
史事前後相因，後世之事，無不導源于古。
所以治古史之法，但欲讀普通史者，亦不可全不知道；不過較專治古史者，又可淺近一些而已。
因其方法特殊，所以别為一節論之。
讀者可視其對于古史興味的深淺，以定其對于本節所說用功的深淺。
把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乃系後世之事；在古代則無集而隻有子，說已見前。
現存最古的書目，實為漢時劉向、劉歆父子所定的《七略》。
《漢書·藝文志》，即本此而成。
此為漢時王室藏書的目錄。
其所藏庋頗富，故據之以論古代學術的流别，最為完全。
（近人講古代學術流别，多喜引《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及《史記·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旨之辭，此等誠皆極寶貴之材料，然皆不如《漢志》之完全）因其時代較早，學術尚守專門；所以書籍的分類，和學術的分類，大緻相合，深為後人所景仰。
其實此乃時代為之，不關編次者之本領也。
《七略》中的《輯略》，僅總論編輯之意，其中并無書目。
《六藝略》即群經，因漢人特尊儒家，乃别之于諸子之外，其實儒家亦諸子之一，說已見前。
《兵書》《數術》《方技》，各為專家；因校雠者異其人，所以書亦各為一略，以學術流别論，自當列為諸子之一。
《詩賦略》專收文辭、記事之書，并不别為一類。
今之《史記》，《漢志》稱為《太史公書》，特附《春秋》之末而已。
然則就心理根據言之，其時根于記憶的記載，尚未與根于理智的學術分張，而特與根于情感的文辭對立也。
《詩賦略》中的書，後世亦多入子部。
然則欲治古史者，其材料，信乎都在經、子之中了。
經、子，我們本平等相看，然自漢以後，儒家之學盛行，（一）其書之傳者獨多；（二）而其訓釋亦較完備。
借徑于治經以治子較易，而獨立以治子，則殆不可能。
所以要治古史的，于經學，必不可不先知門徑。
治經的門徑如何？第一先須細讀經的本文。
凡書經熟讀，則易于了解，而治之不覺費力，且随處可以觸發。
從前讀舊書的人，小時都熟誦經文，所以長大了要治經較易。
現在的學子，這一層功夫都沒有了，再要補做，既勢不可能，而亦事可不必。
因為一一熟誦，本來亦屬浪費也。
但古經、子究較後世之書為難解，讀時用力稍多，則勢不能免。
所以對于古史有興味的人，最好能于群經中先擇一種淺近的注解（此隻求其于本文不太捍格，可以讀下去而已。
既非據為典要，故任何注釋皆可取，總以簡明易看為主），閱讀一過。
覺得其有用而難解之處，則多讀若幹遍，至讀來有些習熟，不覺費力為止。
群經本文無多，昔人言讀注疏雖不甚費力，亦一年可畢（譚仲修語），況于擇取淺近的注？為時不逾一載，可以斷言。
第二須略知訓诂。
讀古書須通古代的言語，人人所知。
訓诂本身，亦為一種學問，治古史者，自不必如治小學者之專精；隻須通知門徑，遇不應望文生義之處，能夠知道，能夠查檢而已。
其第一部應讀之書，仍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