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舊史入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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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次的講演，初意拟以實用為主，卑之無甚高論的；然一講起來，仍有許多涉及專門的話。
這實緣不讀舊史則已，既欲讀舊史，則其性質如此。
天下事不講明其性質，是無從想出應付的方法來的，所以不得不如此。
“行遠自迩，登高自卑”，講到入手的方法，我們就不能不從最淺近、最簡易的地方着眼了（大抵指示初學門徑之書，愈淺近、愈簡易愈好，惟不可流于陋耳。
陋非少之謂，則不陋非多之謂。
世惟不學之人，喜撐門面，乃胪列書名，以多為貴，然終不能掩其陋也。
當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時，胡适之在北京，曾拟一《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胪列書名多種，然多非初學所可閱讀；甚至有雖學者亦未必閱讀，僅備檢查者。
一望而知為自己未曾讀過書，硬撐門面之作。
梁任公評之雲：“《四史》《三通》等，中國的大學問都在此中，這書目一部沒有；卻有《九命奇冤》。
老實說，《九命奇冤》，我就是沒有讀過的。
我固然深知我學問的淺陋，然說我連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因原載此評的雜志已毀，無原文可以查檢，語句不盡相符，然大緻必不誤〉真可發一噱。
任公亦自拟一通，就好得多）。
舊時史部之書，已覺其浩如煙海；而如前文所述，欲治史者，所讀的書，還不能限于史部；而且并沒有一個界限，竟把經、子、集三部的書都拉來了。
這更使人何從下手呢？且慢，聽我道來。
欲治史者，所讀的書，因不能限于史部，然仍宜從史部為始；而且在史部之中，要揀出極少數、極緊要的書來。
此事從何着手？ 舊史偏重政治，人人所知；偏重政治為治史之大弊，亦人人所知。
然（一）政治不可偏重，非謂政治可以不重；（二）而政治以外的事項，亦可從政治記載之中見得（如舊史的《食貨志》，雖偏重财政，然于社會經濟情形，亦多涉及。
又如《百官志》，似乎專談政治，然某一朝的政府，對于某種經濟、文化事業，曾設官加以管理，某一朝卻放棄了，亦可于其中見得。
舉此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此二義亦不可不知。
所以舊時史家視為最重要的部分，仍為今日讀史極重要的部分，而宜先讀。
舊時史家視為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讀馬貴與先生的《文獻通考·總序》而得到解答。
他把史事分為兩大類：一曰理亂興衰，一曰典章經制。
前者是政治上随時發生的事情，今日無從預知明日的；後者則預定一種辦法，以控制未來，非有意加以改變，不會改變。
（此就形式言，其實際有效與否，另是一回事。
）故前者可稱為動的史實，後者可稱為靜的史實。
曆史上一切現象，都可包括在這兩個條件之中了。
正史之所以被認為正史，即因其有紀、傳以載前一類的史實；有志以載後一類的史實。
然紀、傳以人為主，把事實尺寸割裂了，不便觀覽；（這一點，是不能為太史公咎的。
因為後世的曆史，紀、傳所紀之事，多系同一來源，而将其分隸各篇，所以有割裂之弊。
若《史記》則各篇之來源各别，如前說，古人本不使其互相羼雜，亦不以之互相訂補也）所以又有編年體，與之并行。
編年體最便于通覽一時代的大勢（任何一件事情，都和其四周的情勢有關系，不考其四周的情勢，則其事為無意義。
然欲将四周情勢叙述完備甚難；過求完備，又恐失之過繁。
而時間為天然的條理，将各事按其發生之先後排列，則每一事之四周情勢，及其前因、後果，均可一目了然，此編年史之所以似繁雜而實簡易也。
現在學生讀史的，往往昧于一時代的大勢，甚至有朝代先後亦弄不清楚的。
這固由于其人的荒唐，然亦由所讀的曆史，全系紀事本末體，各事皆分開叙述之故。
倘使讀過一種編年史，就不至于此了。
此供學習用的曆史，所以貴諸體并行也。
編年史在統一的時代要，在列國并立或統一後又暫行分裂的時代為尤要；歐洲曆史分裂時長，又較中國為要。
現在世界大通，中外史事互有關系，則追溯從前，亦宜知其相互間之關系；即無直接關系，亦宜将其彼此間的情勢，互相對照。
然則合古今、中外，而用編年體作一簡要的新史抄，實于史學大有裨益也。
編年史有兩種體裁；一如《通鑒》，逐事平叙，與單看《左傳》同。
一如《綱目》，用簡單之語提綱，其筆法如《春秋》經，事情簡單的，其下即無複文字；繁複的，則于下文詳叙，低一格或雙行書之，謂之目。
綱、目合觀，恰如将《春秋》與《左傳》合編一簡。
編年史年代長者，一事在于何時，不易檢索。
因此，溫公作《通鑒》，曾自撰《目錄》。
然《目錄》實不完全，且别為一編，檢索仍覺不便。
若《綱目》，則閱覽時可兼看其目；檢索時可但看其綱，而所檢索者即系本書，尤較另編目錄為便利。
朱子創此體以救《通鑒》之失，實為後勝于前
這實緣不讀舊史則已，既欲讀舊史，則其性質如此。
天下事不講明其性質，是無從想出應付的方法來的，所以不得不如此。
“行遠自迩，登高自卑”，講到入手的方法，我們就不能不從最淺近、最簡易的地方着眼了（大抵指示初學門徑之書，愈淺近、愈簡易愈好，惟不可流于陋耳。
陋非少之謂，則不陋非多之謂。
世惟不學之人，喜撐門面，乃胪列書名，以多為貴，然終不能掩其陋也。
當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時，胡适之在北京，曾拟一《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胪列書名多種，然多非初學所可閱讀；甚至有雖學者亦未必閱讀，僅備檢查者。
一望而知為自己未曾讀過書，硬撐門面之作。
梁任公評之雲：“《四史》《三通》等，中國的大學問都在此中，這書目一部沒有；卻有《九命奇冤》。
老實說，《九命奇冤》，我就是沒有讀過的。
我固然深知我學問的淺陋，然說我連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因原載此評的雜志已毀，無原文可以查檢，語句不盡相符，然大緻必不誤〉真可發一噱。
任公亦自拟一通，就好得多）。
舊時史部之書，已覺其浩如煙海；而如前文所述，欲治史者，所讀的書，還不能限于史部；而且并沒有一個界限，竟把經、子、集三部的書都拉來了。
這更使人何從下手呢？且慢，聽我道來。
欲治史者，所讀的書，因不能限于史部，然仍宜從史部為始；而且在史部之中，要揀出極少數、極緊要的書來。
此事從何着手？ 舊史偏重政治，人人所知；偏重政治為治史之大弊，亦人人所知。
然（一）政治不可偏重，非謂政治可以不重；（二）而政治以外的事項，亦可從政治記載之中見得（如舊史的《食貨志》，雖偏重财政，然于社會經濟情形，亦多涉及。
又如《百官志》，似乎專談政治，然某一朝的政府，對于某種經濟、文化事業，曾設官加以管理，某一朝卻放棄了，亦可于其中見得。
舉此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此二義亦不可不知。
所以舊時史家視為最重要的部分，仍為今日讀史極重要的部分，而宜先讀。
舊時史家視為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讀馬貴與先生的《文獻通考·總序》而得到解答。
他把史事分為兩大類：一曰理亂興衰，一曰典章經制。
前者是政治上随時發生的事情，今日無從預知明日的；後者則預定一種辦法，以控制未來，非有意加以改變，不會改變。
（此就形式言，其實際有效與否，另是一回事。
）故前者可稱為動的史實，後者可稱為靜的史實。
曆史上一切現象，都可包括在這兩個條件之中了。
正史之所以被認為正史，即因其有紀、傳以載前一類的史實；有志以載後一類的史實。
然紀、傳以人為主，把事實尺寸割裂了，不便觀覽；（這一點，是不能為太史公咎的。
因為後世的曆史，紀、傳所紀之事，多系同一來源，而将其分隸各篇，所以有割裂之弊。
若《史記》則各篇之來源各别，如前說，古人本不使其互相羼雜，亦不以之互相訂補也）所以又有編年體，與之并行。
編年體最便于通覽一時代的大勢（任何一件事情，都和其四周的情勢有關系，不考其四周的情勢，則其事為無意義。
然欲将四周情勢叙述完備甚難；過求完備，又恐失之過繁。
而時間為天然的條理，将各事按其發生之先後排列，則每一事之四周情勢，及其前因、後果，均可一目了然，此編年史之所以似繁雜而實簡易也。
現在學生讀史的，往往昧于一時代的大勢，甚至有朝代先後亦弄不清楚的。
這固由于其人的荒唐，然亦由所讀的曆史，全系紀事本末體，各事皆分開叙述之故。
倘使讀過一種編年史，就不至于此了。
此供學習用的曆史，所以貴諸體并行也。
編年史在統一的時代要，在列國并立或統一後又暫行分裂的時代為尤要；歐洲曆史分裂時長，又較中國為要。
現在世界大通，中外史事互有關系，則追溯從前，亦宜知其相互間之關系；即無直接關系，亦宜将其彼此間的情勢，互相對照。
然則合古今、中外，而用編年體作一簡要的新史抄，實于史學大有裨益也。
編年史有兩種體裁；一如《通鑒》，逐事平叙，與單看《左傳》同。
一如《綱目》，用簡單之語提綱，其筆法如《春秋》經，事情簡單的，其下即無複文字；繁複的，則于下文詳叙，低一格或雙行書之，謂之目。
綱、目合觀，恰如将《春秋》與《左傳》合編一簡。
編年史年代長者，一事在于何時，不易檢索。
因此，溫公作《通鑒》，曾自撰《目錄》。
然《目錄》實不完全，且别為一編，檢索仍覺不便。
若《綱目》，則閱覽時可兼看其目；檢索時可但看其綱，而所檢索者即系本書，尤較另編目錄為便利。
朱子創此體以救《通鑒》之失，實為後勝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