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舊史宜注意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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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家，既以作史惟恐其不出于人為宗旨，所以其所最尊重的，為其所根據的材料的原文；不但帶有原始材料性質的正史如此，即根據正史等書而編纂的史籍，亦系如此。
譬如編年史，在前一卷中，還稱舊朝的君主為帝，于新朝的君主，則但稱其名；到後一卷中，就可改稱新朝的君主為帝，而于舊朝的君主，則改稱為某主子。
此其最大的理由，固為所謂“窮于辭”；然在前一卷中，所用的還多系前朝的史料，在後一卷以後，則所用的多系後朝的史料，必如此，原文的多數，乃易因仍，亦不失為一種理由。
這似乎滑稽，然細思之，稱号原無關褒貶，亦無甚可笑也。
（近人好将前代帝王的谥号撤去，改稱其姓名，如稱漢武帝為劉徹是。
此實甚無謂。
無論谥法或廟号，均不含有尊重或褒美之意；而漢武帝是一個皇帝，則不可以不知。
稱之為漢武帝，則就其名稱，已使人知其為某一朝的一個皇帝矣。
若其名為徹，則即不知之，亦無甚妨礙，正不必徒勞人之記憶也）舊史作者，多須改入自己的口氣，因此，雖極尊重原文，終不能無改動；但其改動亦有一定的體例，讀書多者，自能知之。
昔人作史的體例如此，所以舊時史籍，多不能作編纂的人的話看，而隻能作其所根據的原文的作者的話看，而史籍的性質，是随時代而不同的，于此，就重煩讀者的注意了。
怎樣說史籍的性質，随時代而不同呢？原來孤見最難傳播。
所以一個時代，史事傳之後來的，必系其時多數人所能接受的一種說法，而其說多非真相。
然則事實的真相，有沒有知道的人呢？那自然是有的。
然在口說流行的時代，對人無從談起，即或談起，亦無人為之傳述；在使用文字的時代，未必皆筆之于書，即或筆之于書，其書亦少人閱讀。
經過一個時期，此等較近真相的說法，就随其人之衰謝而煙消雲散；而其流傳下來的，隻是西洋史學家所謂“衆所同意的故事”了。
所以曆史的内容，實和其時的社會程度，很有關系，此點最宜注意（或謂其時社會的程度既然甚低，何以其時的人機械變詐，曾與後世無異？殊不知為機械變詐之事者乃個人，傳曆史則群衆之力：個人之突出者，各時代皆有之；社會之進化，則自有其一定之程序也）。
從大體上分劃，過去的曆史，可以分做三個時代，即： （一）神話時代。
這時候，人們還未知道人與物的區别，其文明程度，自然是很低的。
然而其時代卻是很早的。
遂古的史料，大都隐藏于其中。
這種材料，在中國人所認為正式的史籍中，似乎不多。
因為衆所共認為最早的正式的史籍為《史記》，當其編撰之時，社會的文明程度已頗高，故于此等說法，多不之取。
《五帝本紀》說：“百家之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而所取者專在《大戴禮記》《尚書》一類書，即其明證。
然最早的史事，實無不隐藏于神話中；不過經過程度較高的人的傳述，逐漸把它人事化，讀者不覺其詭異，就共認為雅馴罷了。
如能就此等人事化的材料，加以分析，使之還原，還是可以發現其神話的素質的。
如《詩經·商頌》說“禹敷下土方”，《書經·禹貢》亦說“禹敷土”，讀來絕不見有何神怪之迹；然若将《山海經·海内經》“鲧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作為敷土的注腳，即可見其中原含有神秘的成分，不過傳《詩》《書》的人，不複注重于此，僅作為一句成語傳述，而不複深求其中的意義罷了。
此等分析的工作，近來所謂疑古派，曾做了一些，雖其說不盡可信，亦于史學有相當的益處。
但神話真的有價值；僞造的則轉足淆亂史實，用之不可不極謹慎而已（将中國神話保存得最多的為《山海經》。
此書非《漢志》所著錄的《山海經》，《漢志》所著錄的《山海經》，乃講建設之書，即古所謂“度地居民”之法，讀《漢志》原文可見；今書蓋漢以前方士之記錄，荟萃成編者，二書偶然同名耳。
次則《楚辭》，其中《離騷》《天問》等篇，亦多含古代神話。
緯書似系神話淵蔽，然出漢人造作，多失原形，用之須極謹慎。
道家書中，亦保存一部分神話，則又承緯書之流，其可信的程度更低了）。
譬如編年史，在前一卷中，還稱舊朝的君主為帝，于新朝的君主，則但稱其名；到後一卷中，就可改稱新朝的君主為帝，而于舊朝的君主，則改稱為某主子。
此其最大的理由，固為所謂“窮于辭”；然在前一卷中，所用的還多系前朝的史料，在後一卷以後，則所用的多系後朝的史料，必如此，原文的多數，乃易因仍，亦不失為一種理由。
這似乎滑稽，然細思之，稱号原無關褒貶，亦無甚可笑也。
（近人好将前代帝王的谥号撤去，改稱其姓名，如稱漢武帝為劉徹是。
此實甚無謂。
無論谥法或廟号，均不含有尊重或褒美之意；而漢武帝是一個皇帝，則不可以不知。
稱之為漢武帝，則就其名稱，已使人知其為某一朝的一個皇帝矣。
若其名為徹，則即不知之，亦無甚妨礙，正不必徒勞人之記憶也）舊史作者，多須改入自己的口氣，因此，雖極尊重原文，終不能無改動；但其改動亦有一定的體例，讀書多者，自能知之。
昔人作史的體例如此，所以舊時史籍，多不能作編纂的人的話看，而隻能作其所根據的原文的作者的話看，而史籍的性質，是随時代而不同的，于此，就重煩讀者的注意了。
怎樣說史籍的性質，随時代而不同呢？原來孤見最難傳播。
所以一個時代，史事傳之後來的，必系其時多數人所能接受的一種說法，而其說多非真相。
然則事實的真相，有沒有知道的人呢？那自然是有的。
然在口說流行的時代，對人無從談起，即或談起，亦無人為之傳述；在使用文字的時代，未必皆筆之于書，即或筆之于書，其書亦少人閱讀。
經過一個時期，此等較近真相的說法，就随其人之衰謝而煙消雲散；而其流傳下來的，隻是西洋史學家所謂“衆所同意的故事”了。
所以曆史的内容，實和其時的社會程度，很有關系，此點最宜注意（或謂其時社會的程度既然甚低，何以其時的人機械變詐，曾與後世無異？殊不知為機械變詐之事者乃個人，傳曆史則群衆之力：個人之突出者，各時代皆有之；社會之進化，則自有其一定之程序也）。
從大體上分劃，過去的曆史，可以分做三個時代，即： （一）神話時代。
這時候，人們還未知道人與物的區别，其文明程度，自然是很低的。
然而其時代卻是很早的。
遂古的史料，大都隐藏于其中。
這種材料，在中國人所認為正式的史籍中，似乎不多。
因為衆所共認為最早的正式的史籍為《史記》，當其編撰之時，社會的文明程度已頗高，故于此等說法，多不之取。
《五帝本紀》說：“百家之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而所取者專在《大戴禮記》《尚書》一類書，即其明證。
然最早的史事，實無不隐藏于神話中；不過經過程度較高的人的傳述，逐漸把它人事化，讀者不覺其詭異，就共認為雅馴罷了。
如能就此等人事化的材料，加以分析，使之還原，還是可以發現其神話的素質的。
如《詩經·商頌》說“禹敷下土方”，《書經·禹貢》亦說“禹敷土”，讀來絕不見有何神怪之迹；然若将《山海經·海内經》“鲧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作為敷土的注腳，即可見其中原含有神秘的成分，不過傳《詩》《書》的人，不複注重于此，僅作為一句成語傳述，而不複深求其中的意義罷了。
此等分析的工作，近來所謂疑古派，曾做了一些，雖其說不盡可信，亦于史學有相當的益處。
但神話真的有價值；僞造的則轉足淆亂史實，用之不可不極謹慎而已（将中國神話保存得最多的為《山海經》。
此書非《漢志》所著錄的《山海經》，《漢志》所著錄的《山海經》，乃講建設之書，即古所謂“度地居民”之法，讀《漢志》原文可見；今書蓋漢以前方士之記錄，荟萃成編者，二書偶然同名耳。
次則《楚辭》，其中《離騷》《天問》等篇，亦多含古代神話。
緯書似系神話淵蔽，然出漢人造作，多失原形，用之須極謹慎。
道家書中，亦保存一部分神話，則又承緯書之流，其可信的程度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