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權為統治階級所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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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材料的來源，本有官私兩方面。
曆史材料極其繁雜。
（自理論上言之，當分為記載、非記載兩種。
屬于非記載的，又分為：（一）人，謂人類遺體；（二）物，包括：（甲）實物，（乙）模型、圖畫；（三）法俗：凡有意制定而有強行性質者為法，成于無意而為衆所率循者為俗。
記載包括口碑，又分為：（一）有意記錄，以遺後人的；（二）非欲遺後，但自記以備查檢的；（三）并非從事記載，但後人讀之，可知當時情狀的。
（一）指作史言；（二）如日記、賬簿等，即官府的檔案，亦可雲屬于此類；（三）則史部以外的書籍悉屬焉。
此所雲者，僅（一）項中之大别而已）私家的材料，即所謂“十口相傳為古”，乃由群中之人遞相傳述的故事。
此其起源，自較官家的記載，出于史官者為早。
但到後來，史料的中心，卻漸移于史官所（一）記錄、（二）編纂了。
此其故有二：（一）隻有國家，能經常設立史官，以從事于記錄；而一切可充記錄的材料，亦多集于政府（如衛宏《漢儀注》說：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副上丞相），所以其材料較多而較完全。
尋常人民：（甲）和國家大事，本無接觸；即有所知，亦屬甚少；（乙）常人對于不切己之事，多不關心，未必肯從事于記錄；（丙）又或有此熱情而無此機會；（如著作之暇日等）（丁）有所成就而不克流傳。
（如為物力或禁令所限）私史的分量，就遠少于官書；其所涉及之方面亦遠少；從時間上論，亦覺其時斷時續了。
（此所謂私史，以其材料之來源，與官方不同者為限。
若編纂雖出私人，材料仍取諸官家，即不可謂之私史了。
以此為衡，則私史實少。
此亦不可為古人咎，實為環境所限。
凡事不能孤立看。
以史材論：在某一時代，能有何種性質的材料出現？其分量有若幹？能保存而傳諸後來的，又有若幹？以著述論：某一時代，衆所視為重要者，有何等問題？對于此等問題，能從事研究的有若幹人？其所成就如何？能傳之後來者又有幾何？均為環境所限。
不論環境，徒對古人痛罵一番；或則盲目崇拜，皆非也）（二）史官所記，幾于全部關涉政治。
隻記政治上的事情，而不及社會，在今日衆所共知為史學上的缺點，但此乃積久使然；當初起時，其弊并不甚著。
此由後世的社會太大了，包括疆域廣大、人民衆多、各地方情形不同等。
政府并不能任意操縱，所謂統治，不過消極的用文法控制，使其不至絕塵而馳而已。
（此為治中國史者最要而宜知之義，至少自漢以後即如此。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中說：“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态。
”這幾句話，對于向來所謂封建、一統之世同異之點，分析得極為清楚。
統治階級的利害，與被統治者恒相反。
處于統治地位的，在諸侯割據之世，為有世封及世官的貴族；在中央集權之世，則代之以官僚。
君主固與官僚屬于同一階級，然行世襲之制，則入其中而不得去；與官吏之富貴既得，即可離職而以禍遺後人者不同。
故君主雖借官僚以行剝削；又必控制其剝削，限于一定的程度，使不緻激成人民之反抗。
凡英明的君主，必知此義；一朝開創之初，政治必較清明者以此。
然中國疆域太大，各地方的情形太複雜，以一中央政府而欲控制各地方及各事件，其勢實不可能；而每辦一事，官吏皆可借以虐民；幹脆不辦，卻無可措手。
所以集權的封建之世，中央政府即稱賢明，亦不過能消極地為民除害至于某一程度，而能積極為民興利之事卻甚少。
舊時的政治家有一句格言說：“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
”治天下是興利；安天下是除害；與天下安，則并除害之事亦不辦了。
因為要除害，還是要有些作為，官吏還可借以虐民的。
此種現象的原理，實根于階級對立而來，所以非至掌握政權的階級改變，不能改變。
但特殊的事件，可以放棄；常務則不能不行，官吏又借以虐民，則如之何？則其所以控制之
曆史材料極其繁雜。
（自理論上言之，當分為記載、非記載兩種。
屬于非記載的，又分為：（一）人，謂人類遺體；（二）物，包括：（甲）實物，（乙）模型、圖畫；（三）法俗：凡有意制定而有強行性質者為法，成于無意而為衆所率循者為俗。
記載包括口碑，又分為：（一）有意記錄，以遺後人的；（二）非欲遺後，但自記以備查檢的；（三）并非從事記載，但後人讀之，可知當時情狀的。
（一）指作史言；（二）如日記、賬簿等，即官府的檔案，亦可雲屬于此類；（三）則史部以外的書籍悉屬焉。
此所雲者，僅（一）項中之大别而已）私家的材料，即所謂“十口相傳為古”，乃由群中之人遞相傳述的故事。
此其起源，自較官家的記載，出于史官者為早。
但到後來，史料的中心，卻漸移于史官所（一）記錄、（二）編纂了。
此其故有二：（一）隻有國家，能經常設立史官，以從事于記錄；而一切可充記錄的材料，亦多集于政府（如衛宏《漢儀注》說：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副上丞相），所以其材料較多而較完全。
尋常人民：（甲）和國家大事，本無接觸；即有所知，亦屬甚少；（乙）常人對于不切己之事，多不關心，未必肯從事于記錄；（丙）又或有此熱情而無此機會；（如著作之暇日等）（丁）有所成就而不克流傳。
（如為物力或禁令所限）私史的分量，就遠少于官書；其所涉及之方面亦遠少；從時間上論，亦覺其時斷時續了。
（此所謂私史，以其材料之來源，與官方不同者為限。
若編纂雖出私人，材料仍取諸官家，即不可謂之私史了。
以此為衡，則私史實少。
此亦不可為古人咎，實為環境所限。
凡事不能孤立看。
以史材論：在某一時代，能有何種性質的材料出現？其分量有若幹？能保存而傳諸後來的，又有若幹？以著述論：某一時代，衆所視為重要者，有何等問題？對于此等問題，能從事研究的有若幹人？其所成就如何？能傳之後來者又有幾何？均為環境所限。
不論環境，徒對古人痛罵一番；或則盲目崇拜，皆非也）（二）史官所記，幾于全部關涉政治。
隻記政治上的事情，而不及社會，在今日衆所共知為史學上的缺點，但此乃積久使然；當初起時，其弊并不甚著。
此由後世的社會太大了，包括疆域廣大、人民衆多、各地方情形不同等。
政府并不能任意操縱，所謂統治，不過消極的用文法控制，使其不至絕塵而馳而已。
（此為治中國史者最要而宜知之義，至少自漢以後即如此。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中說：“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态。
”這幾句話，對于向來所謂封建、一統之世同異之點，分析得極為清楚。
統治階級的利害，與被統治者恒相反。
處于統治地位的，在諸侯割據之世，為有世封及世官的貴族；在中央集權之世，則代之以官僚。
君主固與官僚屬于同一階級，然行世襲之制，則入其中而不得去；與官吏之富貴既得，即可離職而以禍遺後人者不同。
故君主雖借官僚以行剝削；又必控制其剝削，限于一定的程度，使不緻激成人民之反抗。
凡英明的君主，必知此義；一朝開創之初，政治必較清明者以此。
然中國疆域太大，各地方的情形太複雜，以一中央政府而欲控制各地方及各事件，其勢實不可能；而每辦一事，官吏皆可借以虐民；幹脆不辦，卻無可措手。
所以集權的封建之世，中央政府即稱賢明，亦不過能消極地為民除害至于某一程度，而能積極為民興利之事卻甚少。
舊時的政治家有一句格言說：“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
”治天下是興利；安天下是除害；與天下安，則并除害之事亦不辦了。
因為要除害，還是要有些作為，官吏還可借以虐民的。
此種現象的原理，實根于階級對立而來，所以非至掌握政權的階級改變，不能改變。
但特殊的事件，可以放棄；常務則不能不行，官吏又借以虐民，則如之何？則其所以控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