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權為統治階級所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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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文法。
文法之治，僅求表面上與法令的條文不背；而實際是否如此，則非所問。
此即所謂官僚主義，為論者所痛惡，不自今始，然仍有其相當的作用。
如計簿：下級政府不能不呈報上級，地方政府不能不呈報中央，明知所報全系虛賬；然既須呈報，則其侵吞總有一個限制。
又如殺人：在清代，地方政府已無此權，太平天國起義後，各省督撫，乃多援軍興之例以殺人，此實為違法；然既須援軍興之例乃能殺人，則其殺人之權，亦究有一個限度，皆是也。
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号稱清明之世，所能維持者，則此最小限度而已）所以但記些政治上的事件，并不能知道社會上的情形。
（因為政治上所辦的事情，實在太少了。
且如曆法，向來總以為人民不能自為，非仰賴政府不可的，其實不然。
唐文宗時，西川曾請禁官曆頒行以前民間先自印賣的曆書；而據《新五代史·司天考》，則當時民間所用的，實别有一種曆法，時人稱為小曆，并非政府所用之法。
直至宋時，還系如此。
南宋末年，西南偏僻之區，官曆失頒，梧州等地大、小盡互異，民間就無所取正了，事見《因學紀聞》。
即至近代，亦未能免，官用之曆法久變，民間印行曆本，還有據明人所造《萬年曆》的，以緻大、小盡亦有差池。
民間所用曆法，或不如官法之确，然日用并不仰賴政府，則于此可見。
且政府革新曆法時，所用之人才，亦皆出于民間；若欽天監等官署所養成的人才，則僅能按成法做技術工作，不能創法與議法也。
舉此一事，其餘可以類推）但在古代小國寡民之世則不然，此時政治上所辦者，尚系社會的事情；而社會上最重要的事情，亦即操在政府手裡。
（所以政治二字，随時代之古近，範圍廣狹，各有不同。
大緻時代愈古，所包愈廣）所以但記政治上的事件，即可見得社會上的情形。
人類的做事，是有其惰性的，非為局勢所迫，一切隻會照着老樣子做去。
況且社會的變遷，一時是看不出來的。
又且曆代政府，于全局之控制雖疏，究為最高權力所在，其所措施，至少在表面上為有效。
所以習慣相沿，史官所記，就都偏于政治方面了。
（此所謂政治，其範圍業已甚狹了）私家所知政治上的事件，固不能如史官之多；有些方面，亦不能如史官之确，（如人、地名，年、月、日，官、爵、差遣名目等）這亦使曆代的史料，逐漸轉移到以史官所記為重心。
讀史必求原始的材料。
真正原始的材料，現在實不易得；大體上，衆共據為原始材料的，則曆代所謂正史而已。
（此系為物力所限。
《南/北史》行，而《魏》《齊》等史即有缺佚；《新五代史》行，而《舊五代史》之原本遂不可得：足見正史修成後，尚不易完全保存，更無論所據的原料了。
曆代政府，所以恒視修前朝之史為重要之事；而每逢開館修史，亦必有熱心贊助之人，即由于此。
前人修史，用功精密者，多先作長編。
如其書修成之後，長編仍獲保存，實可省後來校勘者許多精力，且可保存修書者棄而未取的材料。
然長編恒不獲保存，亦由為物力所限也）曆代所謂正史，大體上自南北朝以前為私撰，唐以後則為官修。
（可參看《史通·古今正史篇》。
自唐以後，純出私修者，一歐陽修之《新五代史》而已，然其材料并不豐富也）然即在南北朝以前：（一）所有者亦必系官家的材料；（如司馬遷雖為史官，其作《史記》，實系私人事業；然其所以能作《史記》，則實因其身為史官，故能得許多材料，如所謂“史記金匮、石室之書”是也）（二）或則受政府的委托，由政府予以助力；（如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陳書》，魏收之《魏書》，均系如此）此等雖或奉敕所撰；或得政府供給材料，補助物力；然其人皆本有志于此，纂輯亦以一人為主，故仍不失其私撰的性質。
（三）其或不然，則将受到政府的幹涉，言論實并不自由。
（如班固，即以有人告其私改國史下獄。
所以自政府設立史官，從事記錄、編纂以來，作史之權，即漸為統治階級所竊。
記錄之權的被竊，觀前言史料漸以史官所
文法之治，僅求表面上與法令的條文不背；而實際是否如此，則非所問。
此即所謂官僚主義，為論者所痛惡，不自今始，然仍有其相當的作用。
如計簿：下級政府不能不呈報上級，地方政府不能不呈報中央，明知所報全系虛賬；然既須呈報，則其侵吞總有一個限制。
又如殺人：在清代，地方政府已無此權，太平天國起義後，各省督撫，乃多援軍興之例以殺人，此實為違法；然既須援軍興之例乃能殺人，則其殺人之權，亦究有一個限度，皆是也。
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号稱清明之世，所能維持者，則此最小限度而已）所以但記些政治上的事件，并不能知道社會上的情形。
（因為政治上所辦的事情，實在太少了。
且如曆法，向來總以為人民不能自為，非仰賴政府不可的，其實不然。
唐文宗時，西川曾請禁官曆頒行以前民間先自印賣的曆書；而據《新五代史·司天考》，則當時民間所用的，實别有一種曆法，時人稱為小曆，并非政府所用之法。
直至宋時，還系如此。
南宋末年，西南偏僻之區，官曆失頒，梧州等地大、小盡互異，民間就無所取正了，事見《因學紀聞》。
即至近代，亦未能免，官用之曆法久變，民間印行曆本，還有據明人所造《萬年曆》的，以緻大、小盡亦有差池。
民間所用曆法，或不如官法之确，然日用并不仰賴政府，則于此可見。
且政府革新曆法時，所用之人才，亦皆出于民間；若欽天監等官署所養成的人才，則僅能按成法做技術工作，不能創法與議法也。
舉此一事，其餘可以類推）但在古代小國寡民之世則不然，此時政治上所辦者，尚系社會的事情；而社會上最重要的事情，亦即操在政府手裡。
（所以政治二字，随時代之古近，範圍廣狹，各有不同。
大緻時代愈古，所包愈廣）所以但記政治上的事件，即可見得社會上的情形。
人類的做事，是有其惰性的，非為局勢所迫，一切隻會照着老樣子做去。
況且社會的變遷，一時是看不出來的。
又且曆代政府，于全局之控制雖疏，究為最高權力所在，其所措施，至少在表面上為有效。
所以習慣相沿，史官所記，就都偏于政治方面了。
（此所謂政治，其範圍業已甚狹了）私家所知政治上的事件，固不能如史官之多；有些方面，亦不能如史官之确，（如人、地名，年、月、日，官、爵、差遣名目等）這亦使曆代的史料，逐漸轉移到以史官所記為重心。
讀史必求原始的材料。
真正原始的材料，現在實不易得；大體上，衆共據為原始材料的，則曆代所謂正史而已。
（此系為物力所限。
《南/北史》行，而《魏》《齊》等史即有缺佚；《新五代史》行，而《舊五代史》之原本遂不可得：足見正史修成後，尚不易完全保存，更無論所據的原料了。
曆代政府，所以恒視修前朝之史為重要之事；而每逢開館修史，亦必有熱心贊助之人，即由于此。
前人修史，用功精密者，多先作長編。
如其書修成之後，長編仍獲保存，實可省後來校勘者許多精力，且可保存修書者棄而未取的材料。
然長編恒不獲保存，亦由為物力所限也）曆代所謂正史，大體上自南北朝以前為私撰，唐以後則為官修。
（可參看《史通·古今正史篇》。
自唐以後，純出私修者，一歐陽修之《新五代史》而已，然其材料并不豐富也）然即在南北朝以前：（一）所有者亦必系官家的材料；（如司馬遷雖為史官，其作《史記》，實系私人事業；然其所以能作《史記》，則實因其身為史官，故能得許多材料，如所謂“史記金匮、石室之書”是也）（二）或則受政府的委托，由政府予以助力；（如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陳書》，魏收之《魏書》，均系如此）此等雖或奉敕所撰；或得政府供給材料，補助物力；然其人皆本有志于此，纂輯亦以一人為主，故仍不失其私撰的性質。
（三）其或不然，則将受到政府的幹涉，言論實并不自由。
（如班固，即以有人告其私改國史下獄。
所以自政府設立史官，從事記錄、編纂以來，作史之權，即漸為統治階級所竊。
記錄之權的被竊，觀前言史料漸以史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