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權為統治階級所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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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為重心可知。
編纂之權的被竊，則觀唐以後正史非借官修之力不能成可知。
因非有政府之權力、物力，不能征集材料，支持館局也。
在清世，萬季野可謂挺挺高節，然清開史局，亦卒以布衣參史事，即由知非此《明史》必不能成，不得不在署銜、不受俸的條件下，委曲求全也。
黃梨洲送季野詩雲：“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其不肯屈節之心，昭然可見；而猶有議其作《明夷待訪錄》為有待于新朝者，真可謂形同瞽鼓矣。
然亦卒遣其子百家北上備史館詢訪，其心，猶之季野之心也。
向使作史之權，不為統治階級所竊，史家何必如此委曲；而其所成就，亦豈止如此哉？然此為政權被攘竊後必至之勢，革命者所以必争政權也）于是有（一）積極的僞造史實；（如漢末為圖谶盛行之世，後漢先武即為造谶最甚之人，而又以此誣劉歆、公孫述等，說見拙撰《秦漢史》第二十章第四節；僞造先世事迹者，莫甚于拓跋魏，詳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三章第八節。
（二書皆開明書店本）此時崇尚門閥，僞造世系者尤多，如蕭齊之自托于蕭何，前人久發其覆矣）（二）消極的消滅史實之舉；（魏大武以史案誅崔浩，其實非以作史，而由于浩欲覆魏，袁簡齋在《随園随筆》中始言之；清禮親王昭梿《嘯亭續錄》又及其事，然皆語焉不詳；予始詳發其覆，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八章第六節。
然浩雖非以史事誅；而此案之本身，即為被消滅之一大史實，使其真相湮晦，逾于千載焉。
此外魏世史實被隐沒者尚多，可參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十一章第一節。
清世實錄，近世研究者證明其常在修改之中，故前後諸本不同；非徒蔣、王兩《東華錄》之不同，授人以可疑之隙也。
此蓋由清世家法，人主日讀實錄而然，亦見《嘯亭續錄》，則其消滅史實更甚矣。
清初嘗自号其國曰金，後以恐挑漢人惡感，諱之。
然沈陽大東門額壞，舊額露出，赫然署大金天聰幾年。
一九二年，予在沈陽，尚親見之。
當時曾緻書教育廳長謝君演蒼，屬其取下藏諸圖書館。
其時之奉天，反動氣氛頗甚，有力者多不欲暴清之隐，謝君亦未能行也）（三）甚且如清代，欲乘修史之便而禁書。
（清康熙末年，即借修明史為名，诏民間進呈野史。
其時雖有所得，不過官吏之完成任務；民間所藏，凡涉及萬曆末年邊事者，即均行删去矣，見戴南山《與餘生書》。
乾隆時，乃徑行搜索。
三十九年上谕雲：“明季野史甚多。
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抵觸本朝之語。
正當有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
”其欲消滅漢人的記載，抑明目張膽，直認不諱矣）私家所作之史，其外形，有時誠不如史官之詳實；然其内容，則往往為史官所記所無有。
然（一）敢筆之于書者已少；（二）即能筆之書，抑或不敢流傳；（三）其流傳于外者，則已多所改削；（予幼時曾見一抄本《江陰城守記》，述明末典史閻應元抗清之事。
諺所謂清三王、九将被殺之說，即在其中；此外尚有江陰人之歌謠等。
後來所見抄、刻本，無一得同）（四）況且還要遭禁和受禍！自然私家之史，其分量要大減了。
私家作史，不求詳實，甚或借此淆亂是非者，誠亦有之。
然此正由其發達未能暢遂，不受人重視之故。
倘使向來私家作史，一無阻力，則作者必多；作者多，即必受人重視，而引用者多；引用者多，則從事于考證者亦多，不求詳實及淆亂是非之弊，自易發現；妄作者的目的，不徒不得達，反将因此受到譏彈。
自然私史之作者，不徒加多，亦且程度要提高了。
（借使考證之風盛行，李繁之《邺侯家傳》等，必不敢出而問世）史官所記，我亦認為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以天下之大，各方面情形之複雜，斷非少數因職業而從事于此的人所能盡，則可以斷言。
然則私史的遭阻阏，官史之獲偏行，在史學上，确是一個大損失了。
此皆由政權為壓迫階級所攘竊之故。
所以革命必争政權，确是天經地義。
即以藏庋論，作史之權，為壓迫階級所攘竊，亦是史學上一個大損失。
《史記·六國表》說：
編纂之權的被竊，則觀唐以後正史非借官修之力不能成可知。
因非有政府之權力、物力，不能征集材料，支持館局也。
在清世，萬季野可謂挺挺高節，然清開史局，亦卒以布衣參史事，即由知非此《明史》必不能成，不得不在署銜、不受俸的條件下，委曲求全也。
黃梨洲送季野詩雲：“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其不肯屈節之心，昭然可見；而猶有議其作《明夷待訪錄》為有待于新朝者，真可謂形同瞽鼓矣。
然亦卒遣其子百家北上備史館詢訪，其心，猶之季野之心也。
向使作史之權，不為統治階級所竊，史家何必如此委曲；而其所成就，亦豈止如此哉？然此為政權被攘竊後必至之勢，革命者所以必争政權也）于是有（一）積極的僞造史實；（如漢末為圖谶盛行之世，後漢先武即為造谶最甚之人，而又以此誣劉歆、公孫述等，說見拙撰《秦漢史》第二十章第四節；僞造先世事迹者，莫甚于拓跋魏，詳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三章第八節。
（二書皆開明書店本）此時崇尚門閥，僞造世系者尤多，如蕭齊之自托于蕭何，前人久發其覆矣）（二）消極的消滅史實之舉；（魏大武以史案誅崔浩，其實非以作史，而由于浩欲覆魏，袁簡齋在《随園随筆》中始言之；清禮親王昭梿《嘯亭續錄》又及其事，然皆語焉不詳；予始詳發其覆，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八章第六節。
然浩雖非以史事誅；而此案之本身，即為被消滅之一大史實，使其真相湮晦，逾于千載焉。
此外魏世史實被隐沒者尚多，可參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十一章第一節。
清世實錄，近世研究者證明其常在修改之中，故前後諸本不同；非徒蔣、王兩《東華錄》之不同，授人以可疑之隙也。
此蓋由清世家法，人主日讀實錄而然，亦見《嘯亭續錄》，則其消滅史實更甚矣。
清初嘗自号其國曰金，後以恐挑漢人惡感，諱之。
然沈陽大東門額壞，舊額露出，赫然署大金天聰幾年。
一九二年，予在沈陽，尚親見之。
當時曾緻書教育廳長謝君演蒼，屬其取下藏諸圖書館。
其時之奉天，反動氣氛頗甚，有力者多不欲暴清之隐，謝君亦未能行也）（三）甚且如清代，欲乘修史之便而禁書。
（清康熙末年，即借修明史為名，诏民間進呈野史。
其時雖有所得，不過官吏之完成任務；民間所藏，凡涉及萬曆末年邊事者，即均行删去矣，見戴南山《與餘生書》。
乾隆時，乃徑行搜索。
三十九年上谕雲：“明季野史甚多。
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抵觸本朝之語。
正當有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
”其欲消滅漢人的記載，抑明目張膽，直認不諱矣）私家所作之史，其外形，有時誠不如史官之詳實；然其内容，則往往為史官所記所無有。
然（一）敢筆之于書者已少；（二）即能筆之書，抑或不敢流傳；（三）其流傳于外者，則已多所改削；（予幼時曾見一抄本《江陰城守記》，述明末典史閻應元抗清之事。
諺所謂清三王、九将被殺之說，即在其中；此外尚有江陰人之歌謠等。
後來所見抄、刻本，無一得同）（四）況且還要遭禁和受禍！自然私家之史，其分量要大減了。
私家作史，不求詳實，甚或借此淆亂是非者，誠亦有之。
然此正由其發達未能暢遂，不受人重視之故。
倘使向來私家作史，一無阻力，則作者必多；作者多，即必受人重視，而引用者多；引用者多，則從事于考證者亦多，不求詳實及淆亂是非之弊，自易發現；妄作者的目的，不徒不得達，反将因此受到譏彈。
自然私史之作者，不徒加多，亦且程度要提高了。
（借使考證之風盛行，李繁之《邺侯家傳》等，必不敢出而問世）史官所記，我亦認為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以天下之大，各方面情形之複雜，斷非少數因職業而從事于此的人所能盡，則可以斷言。
然則私史的遭阻阏，官史之獲偏行，在史學上，确是一個大損失了。
此皆由政權為壓迫階級所攘竊之故。
所以革命必争政權，确是天經地義。
即以藏庋論，作史之權，為壓迫階級所攘竊，亦是史學上一個大損失。
《史記·六國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