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為中國史學訴冤

說到此，還該有一句話，為中國的舊史訴冤。那即是近來的議論，往往說舊時史家颠倒是非。舊時史家颠倒是非者誠有之，如魏收之被稱為穢史是。然其所謂颠倒者，止于如此，不過偏端，并非全體。若将全體的是非，悉行淆亂，則必無人能做此事。而據近來的議論：則幾謂舊史全部之是非無一可信；所載事實，無一非歪曲、僞造。問其何所見而雲然？譬如說，曆代的史籍，對于政府，悉視為正統，對于反抗政府的人，則悉視為叛逆；于政府之暴虐、激變，及其行軍之騷擾、軍隊之怯懦、戰争之失利，多所隐諱，而于反抗政府之人，則一一切反是便是。（此系舉其一端；其他，如漢族與異族的沖突，則歸曲于異族，而不着漢族壓迫之迹，如近人所謂大漢族主義等皆是）須知舊時之作史者，并非各方面的材料都很完備，而據以去取；隻是據其所得的材料，加以編輯，以诒後世而已。當其編輯之時，自古史家有一大體同守的公例，即不将自己的意思，和所據的史料相雜。此即《谷梁》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見桓公五年。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相傳的說法，無論自己以為可信，抑以為可疑，都照原來的樣子傳下去。人人謹守此法，則無論時代遠近，讀書的人，都得到和原始材料接觸的機會；而後人的議論，隻須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不必再行叙述，則吏籍的分量，不緻過多，亦可節省讀者的精力也）亦即後世史家所謂“作文惟恐其不出于己，作史惟恐其不出于人”。可見其例起源甚古，沿襲甚久。其極端者，乃至于所據史料，不過照樣謄寫一過；于不合自己口氣之處，亦不加改動，如《史通》所譏《漢書·陳勝傳》仍《史記·陳涉世家》“至今血食”之文。而不知直錄原文，實為古人著書之通例。（照例愈古則愈嚴。不但直錄原文，不加改竄；即兩種原文，亦不使其互相攙雜。如《史記·夏本紀》絕不及羿、浞之事，而《吳世家》詳之；以《夏本紀》所據者，乃《帝系》《世本》一類之書；《吳世家》所據者，則《國語》之類，不以之相訂補也。全部《史記》複、矛盾之處，觸目皆是，初學者随意披覽，即可見得，史公豈有不自知之理？所以如是者，古人著書的體例，固如是也；此例守之愈嚴，愈使古書之真相，有傳于後）古人所缺者，乃在于原文之下，未曾注明其來曆，然此至多不過行文條例不如後人之密而已。亦間有注明者，如《漢書·司馬遷揚雄傳》，都著其自叙雲爾是也。則其餘不著者，或在當時人人知之，不待加注，亦未可知。且如引書必著卷第，亦至後世而始嚴；古人則多但著書名而已。亦以時愈晚，書愈多，卷帙愈巨，翻檢為難；在古代則并不爾也。出于他人之說，有兩說異同者，古人未嘗不并存。其遠者，如《史記·五帝本紀》，既說“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又說“炎帝欲侵陵諸侯”；（神農古多謂即炎帝，《史記》亦不以為兩人）其近者，則如《舊唐書》的《高宗王皇後傳》，一篇之中，說王皇後、蕭淑妃死法，即顯相抵牾。所記之事，苟有一種材料，懷疑其不足信者，亦未嘗不兼着其說。如《金史·後妃傳》，多載海陵淫穢之事，蓋據金世實錄；而在《賈益謙傳》，卻明著“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辄得X美仕，故當日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然則歪曲、僞造者，乃當日修實錄之史官，而非修《金史》之人。曆代政府一方面對于人民，平時的暴虐，臨事的激變，及人民起義之後政府行軍的騷擾，軍隊的怯懦，戰事的失利，多所隐諱；而于反抗政府的一方面，則将其含冤負屈以及許多優點一筆抹殺，作此等歪曲僞造者，亦自有其人。若謂修史者，既明知所據材料之不足信，何故不加以說明，則此為全部皆然之事，人人知之，何待于言？亦何可勝言？（從前讀史的人，有治學常識者，其于史文，本隻當他記事之文看，并隻當他一方面所說的話看，無人以其言為是非之準，并無人信其所記之事皆真實也）其有之，則學究之流而已。修史者不改原文，但加編輯，不徒不能屍诒誤後人之咎；反可使後人知史料之不足信，不啻揭發其覆，使讀者“聞一知二”了。（如《金史》既有《賈益謙傳》之文，則《後妃傳》所載者，亦可雲非以著海陵之淫亂，特以著金世實錄的誣罔；然晦陵亦非不淫亂，暴其惡者亦不可雲盡誣，亦未便一筆抹殺，故又存其文于《後妃傳》也）若說人民方面的材料，與政府方面的材料相反者，雖雲缺乏，亦非一無所有，作史者何不據以參考，兼著其說？則不知史以正史為主，曆代的正史，無論其為官纂、為私修，實皆帶有官的性質。（其關系最大者，為所用仍系官方的材料，及著述不甚自由兩端，說見下節）此乃被壓迫階級不能自有政權，而政權為壓迫階級所攘竊之故，非複著述上的問題了。說到此，則不能不進而略論中國曆史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