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史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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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此，就覺得舊有史學的無用。
把史部的書翻開來，自然全部都是記載。
為之羽翼的，則從性質上言之，大緻可分為三種：（一）注釋：因前人書中之名物、訓诂，後人不易明了而為之說明；（自隋以前，史學并有專門傳授；唐初猶然，即由于此。
《隋書·經籍志》說：正史“惟《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
《三國志》及範晔《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讀之可知”，可見其注釋專為文義。
此為注釋之正宗；若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廣搜佚聞，則實屬補克一類矣。
名物、訓诂，時代相近之作，雖大體易知；然一時代特殊之語，亦有相隔稍遠，即不易了解者，官文書及方俗語皆有之，實亦需要解釋也）（二）考證：前人書有誤處，為之糾正；（三）補充：任何一部書，不能将應有的材料搜集無遺，于其所未備的，為之補足。
如清人所補各史表、志即是。
這種著作，往往費掉很大的精力，其成績亦誠可欽佩，但亦隻是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确的事實而已；尋出其間理法之處實甚少；更不必說如馬克思般，能發明社會發展的公例了。
然則飽讀此等書，亦不過多知道些已往的事實而已，于現在究有何用？無怪近來論者說中國史料雖多，卻并不能算有史學了。
這話似是，其實亦不盡然。
一切書籍，從其在心理上的根據說來，亦可分為三種：即（一）根于理智的，是為學術；（二）根于情感的，是為文辭；（三）根于記憶的，是為記載。
中國書籍，舊分經、史、子、集四部。
經、子雖分為兩部，乃由後世特尊儒學而然；其實本系同類之物，此在今日，為衆所共喻，無待于言。
經、子自然是屬于理智的。
史部之書，與屬于記憶者相當，亦無待言。
集部之書，多數人都以為屬于文辭，其起源或系如此；但至後來，事實上即大不然。
我國學術，秦以前與漢以後（此以大緻言之，勿泥），有一個大變遷，即古為專門，後世為通學。
（此四字本多用于經學，今用為泛指一般學術之辭。
即：專門二字，本指治經而墨守一家之說者，通學則兼采諸家；今所用：專門指專守經、子中一家之說，通學則指兼采諸家也）在古代，研究學問的人少，學問傳布的機會亦少，有研究的人，大都隻和一種學說接觸，所以不期而成為專門；直到東周的末年，始有所謂雜家者出現。
（此就學術流别言，非指今諸子書。
若就今諸子書而論，則因（一）古書編纂錯亂；（二）有許多人，又特别為著書之人所喜附會，殆無不可成為雜家者。
如《晏子春秋》，兼有儒、墨之說，即因儒、墨二家，并欲依托晏子；管子名高，更為諸家所欲依托，則其書中，儒、道、法、兵、縱橫家之言，無所不有矣。
其一篇中諸說雜糅者，則編纂之錯亂為之：蓋古簡牍難得，有所聞皆著之一編，傳錄者亦不加分别，有以緻之也）至後世則不然了，除西漢經生锢蔽的，還或墨守一先生之說外；其大多數，無不成為通學，即無不成為雜家。
一人的著述中，各種學說都有，實跨據經、子兩部；（此為學術上一大進步，前人泥于尊古之見，以為今不如古，誤矣。
後世分别子、集，亦自謂以其學專門與否為标準，然其所謂專門者，則其書專論一種事物耳，非古所謂專門也）而同時，這種人又可系熱心搜輯舊聞的人，遇有機會，即行記載。
又集部的編纂，以人為主，其人自己的行事，亦往往收入其中。
（如《諸葛忠武集》等即此類，實無其人執筆自作之文字也。
後世之名臣奏議等，尚多如此。
文人之集，固多但載其作品；然注家亦多搜考行事，務求詳實，與其自己的作品，相輔而行）如此，則集部之書，又與史部無異。
所以前人的文集，譬以今事，實如綜合性雜志然，其内容可以無所不有。
把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隻
把史部的書翻開來，自然全部都是記載。
為之羽翼的，則從性質上言之，大緻可分為三種：（一）注釋：因前人書中之名物、訓诂，後人不易明了而為之說明；（自隋以前，史學并有專門傳授；唐初猶然，即由于此。
《隋書·經籍志》說：正史“惟《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
《三國志》及範晔《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讀之可知”，可見其注釋專為文義。
此為注釋之正宗；若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廣搜佚聞，則實屬補克一類矣。
名物、訓诂，時代相近之作，雖大體易知；然一時代特殊之語，亦有相隔稍遠，即不易了解者，官文書及方俗語皆有之，實亦需要解釋也）（二）考證：前人書有誤處，為之糾正；（三）補充：任何一部書，不能将應有的材料搜集無遺，于其所未備的，為之補足。
如清人所補各史表、志即是。
這種著作，往往費掉很大的精力，其成績亦誠可欽佩，但亦隻是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确的事實而已；尋出其間理法之處實甚少；更不必說如馬克思般，能發明社會發展的公例了。
然則飽讀此等書，亦不過多知道些已往的事實而已，于現在究有何用？無怪近來論者說中國史料雖多，卻并不能算有史學了。
這話似是，其實亦不盡然。
一切書籍，從其在心理上的根據說來，亦可分為三種：即（一）根于理智的，是為學術；（二）根于情感的，是為文辭；（三）根于記憶的，是為記載。
中國書籍，舊分經、史、子、集四部。
經、子雖分為兩部，乃由後世特尊儒學而然；其實本系同類之物，此在今日，為衆所共喻，無待于言。
經、子自然是屬于理智的。
史部之書，與屬于記憶者相當，亦無待言。
集部之書，多數人都以為屬于文辭，其起源或系如此；但至後來，事實上即大不然。
我國學術，秦以前與漢以後（此以大緻言之，勿泥），有一個大變遷，即古為專門，後世為通學。
（此四字本多用于經學，今用為泛指一般學術之辭。
即：專門二字，本指治經而墨守一家之說者，通學則兼采諸家；今所用：專門指專守經、子中一家之說，通學則指兼采諸家也）在古代，研究學問的人少，學問傳布的機會亦少，有研究的人，大都隻和一種學說接觸，所以不期而成為專門；直到東周的末年，始有所謂雜家者出現。
（此就學術流别言，非指今諸子書。
若就今諸子書而論，則因（一）古書編纂錯亂；（二）有許多人，又特别為著書之人所喜附會，殆無不可成為雜家者。
如《晏子春秋》，兼有儒、墨之說，即因儒、墨二家，并欲依托晏子；管子名高，更為諸家所欲依托，則其書中，儒、道、法、兵、縱橫家之言，無所不有矣。
其一篇中諸說雜糅者，則編纂之錯亂為之：蓋古簡牍難得，有所聞皆著之一編，傳錄者亦不加分别，有以緻之也）至後世則不然了，除西漢經生锢蔽的，還或墨守一先生之說外；其大多數，無不成為通學，即無不成為雜家。
一人的著述中，各種學說都有，實跨據經、子兩部；（此為學術上一大進步，前人泥于尊古之見，以為今不如古，誤矣。
後世分别子、集，亦自謂以其學專門與否為标準，然其所謂專門者，則其書專論一種事物耳，非古所謂專門也）而同時，這種人又可系熱心搜輯舊聞的人，遇有機會，即行記載。
又集部的編纂，以人為主，其人自己的行事，亦往往收入其中。
（如《諸葛忠武集》等即此類，實無其人執筆自作之文字也。
後世之名臣奏議等，尚多如此。
文人之集，固多但載其作品；然注家亦多搜考行事，務求詳實，與其自己的作品，相輔而行）如此，則集部之書，又與史部無異。
所以前人的文集，譬以今事，實如綜合性雜志然，其内容可以無所不有。
把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