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史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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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藏庋上的方便，并非學術上的分類。
章實齋的《校雠通義》，全部不過發揮此一語而已。
（要作學術上的分類，除編類書莫由）所以我們要治史，所讀的書，并不能限于史部。
在後世不能不兼考集部，正和治古史不能不兼考經、子相同。
向來治史的人，于集部，隻取其與史部性質相同，即屬于記載的一部分；而不取其對于社會、政治……發表見解，與經、子相同的一部分。
那自然翻閱史部之書，隻見其羅列事實，而不覺得其有何發明，使人疑中國隻有史料，并無史學了。
所以如此，亦有其由。
前人著述，或其議論為他人所記錄，涉及曆史的，大緻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所謂别有會心。
即其人之言論，雖涉及古事；然不過因此觸發，悟出一種道理，與古事的真相，并不相合。
此等言論，雖亦極有價值，然另是一種道理，初不能用以解釋或評論史事。
（如蘇子瞻論荀卿，謂李斯之焚書，原于卿之放言高論，此特鑒于當時黨争之愈演愈烈，有所感而雲然；事實之真相，并非如此。
後來姚姬傳作《李斯論》，又說斯之焚書，特以逢迎始皇，使其所遇非始皇，斯之術将不出于此，亦特鑒于當時風氣之詭随，立朝者多無直節，“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而雲然；史事之真相，亦并非如此也。
此即兩先生亦自知之，其意原不在論古，特借以寄慨、托諷而已。
若據此以論荀卿、李斯，便成笨伯了。
第二種則綜合史事，而發明出一種道理來。
有專就一類事實，加以闡發的；亦有綜合多種事實，觀其會通的；又有綜合某一時代、某一地域的各種事實，以說明該時代、該地域的情形的。
其内容千差萬别，要必根據事實，有所發明，而後足以語于此。
空言闊論無當也）這正和希羅多德所謂尋出事實間之理法者相當，在史學中實為難能可貴。
然第三種專從事實上着眼。
即前所雲注釋、考證、補充三類，力求事實之明了、正确、完備，與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确之事實相當者，亦未可輕。
因第二種之發明，必以此為根據，此實為史學之基礎也。
此即所謂章句之學。
“章句之學”或“章句之士”四字，習慣用為輕視之辭；然欲循正當之途轍以治學問者，章句之學，又卒不能廢，實由于此。
（“章句”二字，最初系指古書中之符号；其後古書日漸難明，加以注釋，亦仍稱為章句；注釋之範圍日廣，将考證、補充等一概包括在内，章句之稱，仍曆時未改〈說出拙撰之《章句論》，曾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後又收入其《國學小叢書》中〉。
今且勿論此等詳細的考據。
“章句之學”四字，看做正式治學者與随意泛濫者不同的一種較謹嚴的方法；“章句之士”，則為用此方法以治學的人，就夠了。
此等人，大抵隻會做解釋、考證、補充一類的工作，而不能有所發明，所以被人輕視。
然非此不能得正确的事實，所以其事卒不能廢。
異于章句之士，能尋出事實間的理法者，為世所謂“通才”，其人亦稱為“通人”。
天下章句之士多而通人少；故能為章實齋所謂“比次之業”者多，而能著作者少。
近數十年來，專題論文，佳篇不少；而中國通史，實無一佳作，并稍可滿意之作而亦無之，亦由于此。
章句之學和通才，實應分業，而難兼擅：因大涵者不能細入，深入者不易顯出，不徒性不相同，甚至事或相克也。
劉子玄歎息于才、學、識之不易兼長，實未悟分業之理。
然人宜善用所長，亦宜勤攻己短。
性近通才者，于學不可太疏；性善章句者，于識亦不可太乏也）中國人的史學，實在第二、第三兩種都有的。
向來書籍的分類，隻把性質屬于第三種之書，編入史部；其屬于第二種的，則古代在經、子二部，後世在集部中。
淺人拘于名義，以為中國史學，限于史部之書，就謂其隻有史料而無史學了，這實在是冤枉的。
章實齋的《校雠通義》，全部不過發揮此一語而已。
（要作學術上的分類，除編類書莫由）所以我們要治史，所讀的書，并不能限于史部。
在後世不能不兼考集部，正和治古史不能不兼考經、子相同。
向來治史的人，于集部，隻取其與史部性質相同，即屬于記載的一部分；而不取其對于社會、政治……發表見解，與經、子相同的一部分。
那自然翻閱史部之書，隻見其羅列事實，而不覺得其有何發明，使人疑中國隻有史料，并無史學了。
所以如此，亦有其由。
前人著述，或其議論為他人所記錄，涉及曆史的，大緻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所謂别有會心。
即其人之言論，雖涉及古事；然不過因此觸發，悟出一種道理，與古事的真相，并不相合。
此等言論，雖亦極有價值，然另是一種道理，初不能用以解釋或評論史事。
（如蘇子瞻論荀卿，謂李斯之焚書，原于卿之放言高論，此特鑒于當時黨争之愈演愈烈，有所感而雲然；事實之真相，并非如此。
後來姚姬傳作《李斯論》，又說斯之焚書，特以逢迎始皇，使其所遇非始皇，斯之術将不出于此，亦特鑒于當時風氣之詭随，立朝者多無直節，“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而雲然；史事之真相，亦并非如此也。
此即兩先生亦自知之，其意原不在論古，特借以寄慨、托諷而已。
若據此以論荀卿、李斯，便成笨伯了。
第二種則綜合史事，而發明出一種道理來。
有專就一類事實，加以闡發的；亦有綜合多種事實，觀其會通的；又有綜合某一時代、某一地域的各種事實，以說明該時代、該地域的情形的。
其内容千差萬别，要必根據事實，有所發明，而後足以語于此。
空言闊論無當也）這正和希羅多德所謂尋出事實間之理法者相當，在史學中實為難能可貴。
然第三種專從事實上着眼。
即前所雲注釋、考證、補充三類，力求事實之明了、正确、完備，與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确之事實相當者，亦未可輕。
因第二種之發明，必以此為根據，此實為史學之基礎也。
此即所謂章句之學。
“章句之學”或“章句之士”四字，習慣用為輕視之辭；然欲循正當之途轍以治學問者，章句之學，又卒不能廢，實由于此。
（“章句”二字，最初系指古書中之符号；其後古書日漸難明，加以注釋，亦仍稱為章句；注釋之範圍日廣，将考證、補充等一概包括在内，章句之稱，仍曆時未改〈說出拙撰之《章句論》，曾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後又收入其《國學小叢書》中〉。
今且勿論此等詳細的考據。
“章句之學”四字，看做正式治學者與随意泛濫者不同的一種較謹嚴的方法；“章句之士”，則為用此方法以治學的人，就夠了。
此等人，大抵隻會做解釋、考證、補充一類的工作，而不能有所發明，所以被人輕視。
然非此不能得正确的事實，所以其事卒不能廢。
異于章句之士，能尋出事實間的理法者，為世所謂“通才”，其人亦稱為“通人”。
天下章句之士多而通人少；故能為章實齋所謂“比次之業”者多，而能著作者少。
近數十年來，專題論文，佳篇不少；而中國通史，實無一佳作，并稍可滿意之作而亦無之，亦由于此。
章句之學和通才，實應分業，而難兼擅：因大涵者不能細入，深入者不易顯出，不徒性不相同，甚至事或相克也。
劉子玄歎息于才、學、識之不易兼長，實未悟分業之理。
然人宜善用所長，亦宜勤攻己短。
性近通才者，于學不可太疏；性善章句者，于識亦不可太乏也）中國人的史學，實在第二、第三兩種都有的。
向來書籍的分類，隻把性質屬于第三種之書，編入史部；其屬于第二種的，則古代在經、子二部，後世在集部中。
淺人拘于名義，以為中國史學，限于史部之書，就謂其隻有史料而無史學了，這實在是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