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之用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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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究竟有用沒有用？這個問題提出來，聽者将啞然失笑。既然一種學問，成立了幾千年，至今還有人研究，哪得會無用？問題就在這裡了。既然說有用，其用安在？科舉時代的八股文，明明毫無用處；然在昔日，锢蔽之士，亦有以為有用的。（他們說：八股文亦有能發揮義理的。這誠然，然義理并不要八股文才能加以發揮，創造八股文體，總是無謂的。這并不但八股；科舉所試文字，論、策外實皆無用，而論、策則有名無實，學作應舉文字的人，精力遂全然浪費，而科舉亦不足以掄才了。然人才亦時出于其中，右科舉者恒以是為解。正之者曰：若以探籌取士，人才亦必有出于其中的；此乃人才之得科舉，而非科舉之得人才，其說最通。所以一種無用之物，若以他力強行維持，亦必有能加以利用者，然決不能因此遂以其物為有用）可見一種事物，不能因有人承認其有用，而即以為有用；其所謂有用之處，要說出來在事理上确有可通。然則曆史之用安在呢？
提出這個問題來，最易得，而且為多數人所贊同的，怕就是說曆史是前車之鑒。何謂前車之鑒？那就是說：古人的行事，如何而得，則我可取以為法；如何而失，則我當引以為戒。這話乍聽極有理，而稍深思即知其非。天下豈有相同之事？不同之事，而執相同之法以應之，豈非執成方以治變化萬端之病？夫安得而不誤！他且勿論，當近代西方國家東侵時，我們所以應付之者，何嘗不取鑒于前代馭夷之策（其中誠然有許多純任感情、毫無理智的舉動和議論，然就大體觀之，究以經過考慮者為多。其結果怎樣呢？又如法制等，曆朝亦皆取鑒前代，有所損益。當其損益之時，亦自以為存其利而去其弊，其結果又怎樣呢？此無他，受措施之社會已變，而措施者初未之知而已。此由人之眼光，隻會向後看，而不會向前看。鑒于前代之弊，出于何處，而立法以防之；而不知其病根實别有在，或則前代之弊，在今代已可無虞，而弊将出于他途。此研究問題，所以當用辯證法也。譬如前代賦役之法不能精詳，實由記賬之法不能完善。明初鑒于前代，而立黃冊與魚鱗冊，其記賬之法，可謂細密了；然記賬之事，則皆委之地主、富農之流，此輩皆與官吏通同作弊之人，法安得而不壞？此為曆代定法總深鑒于前代，而其結果依然不能無弊一個最深切明顯之例。其他若深求之，殆無不如此。此理，方正學的《深慮論》，有些見到，但僅作一鳥瞰，粗引其端，未及詳細發揮而已），所以治史學，單記得許多事實，是無用的。早在希羅多德，就說治史之任務有二：（一）在整理記錄，尋出真确的事實；（二）當解釋記錄，尋出那些事實間的理法。據李大钊在上海大學所講演的《研究曆史的任務》。希羅多德（Herodotos），希臘最早之史學家，生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即入春秋後之二百三十五年。而在中國，亦以為道家之學，出于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所以能“秉要執本”了。《漢書·藝文志》。然則史學之所求，實為理而非事。“事不違理”，借用佛家語。這本無足為奇，然而問題又來了。
學問決沒有離開實際的，離開實際的，隻是“戲論”。（亦借用佛家語。佛家譬諸“龜毛、兔角”，謂想象中有其物，而實際則無之也）譬如馬克思的學說，觀鑒社會的變遷，因以發明其發展之由，推測其前進的方向，而決定因應及促進之法，這自然是最有用的了。然則這種學問，究竟是從讀史得到的呢，還是從身所接觸的事物得到的呢？這個問題提出，我們知道：馬克思雖已長往，果能起諸九泉而問之，其答語，必是說：看了被壓迫階級的苦痛，深知其與社會組織相關，然後求之于史，而知其變遷、發展之由；必非于當代之事茫無所知，但閉戶讀書，铢積寸累，而得一貫串全史可以用諸當代的新發明。
提出這個問題來，最易得，而且為多數人所贊同的，怕就是說曆史是前車之鑒。何謂前車之鑒？那就是說：古人的行事，如何而得，則我可取以為法；如何而失，則我當引以為戒。這話乍聽極有理，而稍深思即知其非。天下豈有相同之事？不同之事，而執相同之法以應之，豈非執成方以治變化萬端之病？夫安得而不誤！他且勿論，當近代西方國家東侵時，我們所以應付之者，何嘗不取鑒于前代馭夷之策（其中誠然有許多純任感情、毫無理智的舉動和議論，然就大體觀之，究以經過考慮者為多。其結果怎樣呢？又如法制等，曆朝亦皆取鑒前代，有所損益。當其損益之時，亦自以為存其利而去其弊，其結果又怎樣呢？此無他，受措施之社會已變，而措施者初未之知而已。此由人之眼光，隻會向後看，而不會向前看。鑒于前代之弊，出于何處，而立法以防之；而不知其病根實别有在，或則前代之弊，在今代已可無虞，而弊将出于他途。此研究問題，所以當用辯證法也。譬如前代賦役之法不能精詳，實由記賬之法不能完善。明初鑒于前代，而立黃冊與魚鱗冊，其記賬之法，可謂細密了；然記賬之事，則皆委之地主、富農之流，此輩皆與官吏通同作弊之人，法安得而不壞？此為曆代定法總深鑒于前代，而其結果依然不能無弊一個最深切明顯之例。其他若深求之，殆無不如此。此理，方正學的《深慮論》，有些見到，但僅作一鳥瞰，粗引其端，未及詳細發揮而已），所以治史學，單記得許多事實，是無用的。早在希羅多德，就說治史之任務有二：（一）在整理記錄，尋出真确的事實；（二）當解釋記錄，尋出那些事實間的理法。據李大钊在上海大學所講演的《研究曆史的任務》。希羅多德（Herodotos），希臘最早之史學家，生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即入春秋後之二百三十五年。而在中國，亦以為道家之學，出于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所以能“秉要執本”了。《漢書·藝文志》。然則史學之所求，實為理而非事。“事不違理”，借用佛家語。這本無足為奇，然而問題又來了。
學問決沒有離開實際的，離開實際的，隻是“戲論”。（亦借用佛家語。佛家譬諸“龜毛、兔角”，謂想象中有其物，而實際則無之也）譬如馬克思的學說，觀鑒社會的變遷，因以發明其發展之由，推測其前進的方向，而決定因應及促進之法，這自然是最有用的了。然則這種學問，究竟是從讀史得到的呢，還是從身所接觸的事物得到的呢？這個問題提出，我們知道：馬克思雖已長往，果能起諸九泉而問之，其答語，必是說：看了被壓迫階級的苦痛，深知其與社會組織相關，然後求之于史，而知其變遷、發展之由；必非于當代之事茫無所知，但閉戶讀書，铢積寸累，而得一貫串全史可以用諸當代的新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