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宗旨今昔異同
關燈
小
中
大
之。
又今日奉佛之人，喜援佛經之寓言，侈陳佛之靈迹；信孔教者，亦喜引谶緯怪說，以見孔子之殊異于人。
此皆予所親見者也，其智與撰《蒙古源流考》、造白馬馱經之說者何異？此等事，在今世，誠不甚多，有之亦不足惑衆；然在往昔，則惑世誣民甚深。
并有更無正史，欲考行事，惟有求之教中經典者矣。
中國信教，不如外國之深。
教徒奸亂曆史亦不如外國之甚；然其崇古，亦略帶迷信性質。
如劉知幾《疑古》《惑經》兩篇，往昔論者，多诋為非聖無法是也。
一曰偏重生計。
此弊舊日無之，隻病視之過輕耳；今之過信唯物史觀者，則頗有此弊。
史事因果至為繁複，誠有如釋家所謂帝網重重者，偏舉一端，縱極重要，必非真相。
況于戴藍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藍；戴黃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黃。
意有偏主，讀一切書，觀一切事，皆若足為吾說之證，實則未足深信乎？孔子之講大同，老子之慕郅治，所慨想者，實皆隆古部落共産之世。
今日社會學者所慨慕，夫豈古人所不知，然終不謂生計制度一變，天下遂可臻于大同郅治；以社會之事，經緯萬端，故非偏舉一端，所可概也。
一曰偏重文學。
史之源出于傳述，傳述之語，必求新奇可喜，感慨動人，而事之真髓因之而隐。
《荷馬史詩》，本類唱本者，無論矣；即學者所傳，亦多不免此弊。
《管子》述桓公之威，北懾離枝，西臣大夏。
夫離枝即後世之鮮卑，大夏極近，亦當在今山西境。
齊桓盟會，晉獻訖未嘗與，獻公死而國亂，齊桓亦未能正，安能暴師徒以征并北之遠夷？《左氏》謂山戎病燕，不過在今北平境；《公羊》謂其旗獲而過魯，則并在今山東境矣，安能遠及長城之外乎？此由口耳相傳，茲不谛。
先秦兩漢，多有此病；魏晉而降，務華飾而失真；趙宋以還，好學古而不切；近世文字，雖稍平實，然好講史法，務求簡潔雅馴，失實處仍不少也。
以上所舉，皆史家之弊。
至于近世，又有教育之家，因兒童不能了解，曲說史事，緻失真相者。
學究固非史家，生徒亦難言史學；然其人數甚多，影響頗巨，則亦不可不慎也。
（今日粗識之無之輩，以及耳食之徒，論三國事，無不誤以演義為史實者，可知通俗教育，影響之大。
） 偏重之弊，厥有三端：一曰不重之事，易于漏略。
二曰所重之事，易于擴大；無論有意無意。
三曰原因結果，易于誤認，而史事之真相失矣。
史籍無論如何詳博，斷不能舉天下事一一記載，終不能無所去取。
去取必憑史家之意，意向稍歧，而史籍之誤滋多矣。
此古人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也。
今日史家，異于往昔者，有一語焉，曰：求情狀，非求事實。
何謂“求情狀非求事實”？曰：梅定九氏言之矣。
梅氏之言曰：曆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裡差，其一歲差。
是二差者，有微有着，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
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
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
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
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
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裡差，亦曰視差。
自漢至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裡，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
《宣明曆》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曆》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七十二所。
而近世歐邏巴，航海數萬裡，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日食為東西差，裡差之說，至是而确。
是蓋合數十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裡之實驗，以定裡差。
距數愈遠，差積愈多，而曉然易辨。
且其為法，既推之
又今日奉佛之人，喜援佛經之寓言，侈陳佛之靈迹；信孔教者，亦喜引谶緯怪說，以見孔子之殊異于人。
此皆予所親見者也，其智與撰《蒙古源流考》、造白馬馱經之說者何異？此等事，在今世，誠不甚多，有之亦不足惑衆；然在往昔，則惑世誣民甚深。
并有更無正史，欲考行事，惟有求之教中經典者矣。
中國信教，不如外國之深。
教徒奸亂曆史亦不如外國之甚；然其崇古，亦略帶迷信性質。
如劉知幾《疑古》《惑經》兩篇，往昔論者，多诋為非聖無法是也。
一曰偏重生計。
此弊舊日無之，隻病視之過輕耳；今之過信唯物史觀者，則頗有此弊。
史事因果至為繁複，誠有如釋家所謂帝網重重者，偏舉一端，縱極重要，必非真相。
況于戴藍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藍；戴黃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黃。
意有偏主，讀一切書，觀一切事，皆若足為吾說之證，實則未足深信乎？孔子之講大同，老子之慕郅治，所慨想者，實皆隆古部落共産之世。
今日社會學者所慨慕，夫豈古人所不知，然終不謂生計制度一變，天下遂可臻于大同郅治；以社會之事，經緯萬端，故非偏舉一端，所可概也。
一曰偏重文學。
史之源出于傳述，傳述之語，必求新奇可喜，感慨動人，而事之真髓因之而隐。
《荷馬史詩》，本類唱本者，無論矣；即學者所傳，亦多不免此弊。
《管子》述桓公之威，北懾離枝，西臣大夏。
夫離枝即後世之鮮卑，大夏極近，亦當在今山西境。
齊桓盟會，晉獻訖未嘗與，獻公死而國亂，齊桓亦未能正，安能暴師徒以征并北之遠夷？《左氏》謂山戎病燕，不過在今北平境；《公羊》謂其旗獲而過魯，則并在今山東境矣，安能遠及長城之外乎？此由口耳相傳，茲不谛。
先秦兩漢，多有此病；魏晉而降，務華飾而失真；趙宋以還，好學古而不切；近世文字，雖稍平實，然好講史法，務求簡潔雅馴，失實處仍不少也。
以上所舉，皆史家之弊。
至于近世，又有教育之家，因兒童不能了解，曲說史事，緻失真相者。
學究固非史家，生徒亦難言史學；然其人數甚多，影響頗巨，則亦不可不慎也。
（今日粗識之無之輩，以及耳食之徒，論三國事，無不誤以演義為史實者，可知通俗教育，影響之大。
） 偏重之弊，厥有三端：一曰不重之事，易于漏略。
二曰所重之事，易于擴大；無論有意無意。
三曰原因結果，易于誤認，而史事之真相失矣。
史籍無論如何詳博，斷不能舉天下事一一記載，終不能無所去取。
去取必憑史家之意，意向稍歧，而史籍之誤滋多矣。
此古人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也。
今日史家，異于往昔者，有一語焉，曰：求情狀，非求事實。
何謂“求情狀非求事實”？曰：梅定九氏言之矣。
梅氏之言曰：曆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裡差，其一歲差。
是二差者，有微有着，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
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
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
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
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
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裡差，亦曰視差。
自漢至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裡，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
《宣明曆》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曆》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七十二所。
而近世歐邏巴，航海數萬裡，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日食為東西差，裡差之說，至是而确。
是蓋合數十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裡之實驗，以定裡差。
距數愈遠，差積愈多，而曉然易辨。
且其為法，既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