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宗旨今昔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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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數萬裡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

    曆至近日,屢變益精,以此。

     夫史學之進步,亦若是則已矣。

    今日之政治,非夫古代之政治也;今日之風俗,亦非複古代之風俗也,以政治、風俗之不同也。

    生于其間者,其所作為,與其所成就,自亦不能無異。

    然政治、風俗之不同,非旦夕可見者也。

    民之生雖久,而其有史則遲,大化之遷流,豈不知往事者所能睹,則以為國家社會之為物,亘古如茲。

    猶前劇後劇,舞台初未嘗更,特搬演于其上之人物,有不同而已。

    庸有當乎?試舉兩事為證。

     韓信之破陳餘也,日驅市人而戰之;而戚繼光之禦衆,則紀律極嚴,其兵至能植立大雨中而不動,讀《練兵實紀》一書,猶可想見其規制之密、訓練之勤焉。

    彼能驅市人而戰之乎?使驅市人以戰,而亦可獲勝,繼光何為紛紛然,何繼光之不憚煩?然則繼光之才,不逮韓信邪?非也。

    信距戰國之世近,其民固人人能戰,故劫之以勢,則皆勝兵。

    若未習戰之白徒,則務固其勢,以壯其膽,猶且慮其奔北;若蹙之必死之地,彼非嘩潰,則相擠入水耳。

    不觀漢高彭城、苻堅淝水之敗乎?古人所處之時不同,為尚論所不容遺,猶天文之有歲差也。

     昔人之論佛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者吾不信也。

    ”此語最中肯綮。

    彼教怪誕之言,論者本有兩說:一以為皆實語,一則以為寓言。

    神教非吾侪所知,以哲理論,則後說為當矣。

    然則佛固誕謾,不如孔子之真實邪?須知佛所處者為印度,孔子所處者為中國,佛之說,亦印度舊說,非其所自創;猶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亦虞夏商周之舊物,非其所自為也。

    以印度舊說之誕诋佛,亦将以詩書禮樂之違失罪孔子乎?此與訾孔子不通梵文,佛不以華言著書何異?古人所處之地不同,為尚論所不可遺,猶天文之有裡差也。

     此等理,原非古人所不知,然于異時地之情形,知之不悉,及其論事,終不免以異時異地之事,即在此時此地境界之中;猶評外國戲劇者,設想其即在中國舞台之上,其言必無一得當矣。

    職是故,今日史家之先務,遂與昔時大異,彼其重情狀,不重事實,非吐棄事實也;其所求者,皆足以考證一時一地社會情形之事實雲爾。

    社會之情形既明,而一切事實,皆不煩言而解矣。

    求明社會情形之事實如何?曰:有二。

     一曰重恒人。

    諺曰:“三軍易得,一将難求”,斯固然;然不知兵之勇怯,亦安知将之良否?讀前所論韓信、戚繼光之事可見矣。

    故英雄猶匠人,其所憑借之社會猶土木,匠人固不能成室,而匠人技藝之優劣,亦視其運用土木如何耳。

    成一時一地之情形者,恒人之飲食男女、日用行習也。

    英雄猶浮屠之頂,為衆所著見,不待考而明;恒人猶全浮屠之磚石,易見忽略,故非詳加考察不可也。

     一曰重恒事。

    恒事者,日常瑣屑之事也,亦易見忽略,然實為大事之基。

    鮮卑者,東胡之裔。

    東胡蓋古之山戎也,方其未強盛時,齊桓伐之而捷,秦開卻之而克,至匈奴冒頓攻之,遂奔北逃竄,一若絕無能為者。

    然至檀石槐、轲比能,遂方制萬裡,使邊郡之士夫,為之旰食。

    何哉?蔡邕之言曰: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

    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馬利疾,過于匈奴。

    證以金室初興,厚值以市商人所攜之兵甲,滿清猾夏,實起撫順之互市,而鮮卑盛強之原因,可想見矣。

    甯城下通胡市,後書之記此,固以見漢撫馭之略,非以著鮮卑強盛之由,而吾侪連類鈎考,乃能别有所得。

    知風化乃知山崩,地表之變動,海岸線之升降,固不讓火山之暴發,洪澤湖之陷落。

    不知平時,固無由知革命也。

     學問之道,求公例,非求例外。

    昔人不知各時各地之不同,則無論何事,皆有其不可解之處,而史事悉成例外矣。

    知之,則事實之形狀不同,而其原理則一;彙萬殊歸一本,而公例斯主。

    此固凡學問之所同,不獨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