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宗旨今昔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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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也者，非一成不變之物，而時時在改作之中者也。
所謂改作者，非徒欲正其誤謬，補其阙略而已。
蓋其所取之材料，實有不同焉。
而材料之不同，則因宗旨之不同而生者也。
古人作史之宗旨，不同于今人者，大端有三。
一曰偏重政治。
正式之史，本出史官，而史官由國家設立，其易于偏重政治者，勢也。
人類之做事，恒有其惰性，前人創行焉，則後人率循而不敢越。
抑不僅此，古代國小而俗樸，舉一國惟在上者之馬首是瞻，斯時廟堂之政令，蓋誠為舉國之樞機；即在後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強制在下者，使之變易其外形，所及廣而收效宏，蓋無逾于政治則喋喋不休也。
然政治之力，雖能改易舉國之外形，而其所改易，亦僅及外形而止。
況于國大民衆，中樞之命令，不能遍及，社會程度日高，一心聽令又非古昔之比，雖欲變易其外形，或且不可得乎？試觀近代，政治轉移社會之力，較機械為何如乎？ 一曰偏重英雄。
此由古代事權，恒操于一二人之手之故。
其實英雄全恃憑借，亦全恃命運；試以身所接之人，較其成功者與敗績者，其才力相去，初不甚遠可知。
又英雄之稱，實由庸衆所賜；而庸衆識力不及，往往以矯誣僥幸之徒為英雄，而真英雄轉非所識。
試觀往史，有衆所唾罵，或以為無足重輕，而今聲價日增者；亦有衆所歸美之人，今斷覺其一錢不值者。
而先知先覺，眼光過于遠大，與恒人相去太遠者，尤易為世所缪辱。
驗諸并世，此等情形，尤随在可見，特人莫之察耳。
以莫能察者之多，而庸衆之程度可見矣；庸衆之程度可見，而其所評定之英雄可知矣。
即謂英雄之成功，非全僥幸，然必能利用事勢，乃能成功，則确不可易。
時勢造英雄，盈天地間皆是。
英雄造時勢固非無其事，然皆世所淡漠視之者也。
故真能促進社會之過程者，皆非世所謂英雄，而世所謂英雄，則皆随波逐流之徒也。
一日偏重軍事。
此由外觀之興亡，每因軍事而起。
其實國之興亡，由于戰之勝敗；而戰之勝敗，初不在于勝敗之時，事至習見，理亦易明。
時至今日，本有取人之國而不用兵者；即在淺演之世，勝負專決于兵，亦不過能懾服之，使不我抗而已。
真欲同化他族，使之泯然無迹，亦必别有設施，我族同化異族之事，即其佳證也。
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軍事，三者弊亦相因。
以政治、軍事，古多合而為一；而握有此權者，苟遭際時會，恒易有所成就，而為世人目為英雄也。
此蓋往史最大之弊。
自此以外，猶有五焉。
一曰用以獎勵道德。
其義又有二，一以維持社會之正義，如往史之講褒貶、重激揚是；一資為立身之模範，如以善人為法、惡人為戒是也。
一曰用以激勵愛國、愛種族。
今日之史，猶未能合全世界為一。
乙部大宗，大抵一國家、一民族之史也。
即一國種族甚多者，亦仍以一族為主，如中國之史，以漢族為主是也。
同族同國之人，其相親愛，本已異于異族異國，況于今日種族之界限尚未能破，一民族為他族所征服，往往為之奴隸牛馬，不能不思所以自保；而欲圖自保，又不能無國家為利器乎？況于古代褊狹之見，又有留诒至今，未能湔除者？愛國愛族，誠未嘗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見，緻失史事之真，則缪矣。
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謬誤，蓋未易枚舉，今日讀之，未見不啞然失笑者也。
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為矯誣，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為者，則尤不足道矣。
一曰借以傳播神教。
教徒所作之史恒有之。
試讀《蒙古源流考》，觀其妄援吐蕃，以為有元帝室之祖；又試讀梁任公《佛教初輸入》一篇，則見白馬馱經之說，本道教徒之讕言，而其後輾轉附會，轉用以诋毀道教，即可知此等史迹，無一可信。
然至今日，此等事仍不能免。
往者梁任公撰《克倫威爾傳》，稱揚其革命之功，基督舊教所出之彙報，乃務反
所謂改作者，非徒欲正其誤謬，補其阙略而已。
蓋其所取之材料，實有不同焉。
而材料之不同，則因宗旨之不同而生者也。
古人作史之宗旨，不同于今人者，大端有三。
一曰偏重政治。
正式之史，本出史官，而史官由國家設立，其易于偏重政治者，勢也。
人類之做事，恒有其惰性，前人創行焉，則後人率循而不敢越。
抑不僅此，古代國小而俗樸，舉一國惟在上者之馬首是瞻，斯時廟堂之政令，蓋誠為舉國之樞機；即在後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強制在下者，使之變易其外形，所及廣而收效宏，蓋無逾于政治則喋喋不休也。
然政治之力，雖能改易舉國之外形，而其所改易，亦僅及外形而止。
況于國大民衆，中樞之命令，不能遍及，社會程度日高，一心聽令又非古昔之比，雖欲變易其外形，或且不可得乎？試觀近代，政治轉移社會之力，較機械為何如乎？ 一曰偏重英雄。
此由古代事權，恒操于一二人之手之故。
其實英雄全恃憑借，亦全恃命運；試以身所接之人，較其成功者與敗績者，其才力相去，初不甚遠可知。
又英雄之稱，實由庸衆所賜；而庸衆識力不及，往往以矯誣僥幸之徒為英雄，而真英雄轉非所識。
試觀往史，有衆所唾罵，或以為無足重輕，而今聲價日增者；亦有衆所歸美之人，今斷覺其一錢不值者。
而先知先覺，眼光過于遠大，與恒人相去太遠者，尤易為世所缪辱。
驗諸并世，此等情形，尤随在可見，特人莫之察耳。
以莫能察者之多，而庸衆之程度可見矣；庸衆之程度可見，而其所評定之英雄可知矣。
即謂英雄之成功，非全僥幸，然必能利用事勢，乃能成功，則确不可易。
時勢造英雄，盈天地間皆是。
英雄造時勢固非無其事，然皆世所淡漠視之者也。
故真能促進社會之過程者，皆非世所謂英雄，而世所謂英雄，則皆随波逐流之徒也。
一日偏重軍事。
此由外觀之興亡，每因軍事而起。
其實國之興亡，由于戰之勝敗；而戰之勝敗，初不在于勝敗之時，事至習見，理亦易明。
時至今日，本有取人之國而不用兵者；即在淺演之世，勝負專決于兵，亦不過能懾服之，使不我抗而已。
真欲同化他族，使之泯然無迹，亦必别有設施，我族同化異族之事，即其佳證也。
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軍事，三者弊亦相因。
以政治、軍事，古多合而為一；而握有此權者，苟遭際時會，恒易有所成就，而為世人目為英雄也。
此蓋往史最大之弊。
自此以外，猶有五焉。
一曰用以獎勵道德。
其義又有二，一以維持社會之正義，如往史之講褒貶、重激揚是；一資為立身之模範，如以善人為法、惡人為戒是也。
一曰用以激勵愛國、愛種族。
今日之史，猶未能合全世界為一。
乙部大宗，大抵一國家、一民族之史也。
即一國種族甚多者，亦仍以一族為主，如中國之史，以漢族為主是也。
同族同國之人，其相親愛，本已異于異族異國，況于今日種族之界限尚未能破，一民族為他族所征服，往往為之奴隸牛馬，不能不思所以自保；而欲圖自保，又不能無國家為利器乎？況于古代褊狹之見，又有留诒至今，未能湔除者？愛國愛族，誠未嘗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見，緻失史事之真，則缪矣。
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謬誤，蓋未易枚舉，今日讀之，未見不啞然失笑者也。
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為矯誣，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為者，則尤不足道矣。
一曰借以傳播神教。
教徒所作之史恒有之。
試讀《蒙古源流考》，觀其妄援吐蕃，以為有元帝室之祖；又試讀梁任公《佛教初輸入》一篇，則見白馬馱經之說，本道教徒之讕言，而其後輾轉附會，轉用以诋毀道教，即可知此等史迹，無一可信。
然至今日，此等事仍不能免。
往者梁任公撰《克倫威爾傳》，稱揚其革命之功，基督舊教所出之彙報，乃務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