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大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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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取紀傳也。
此體之弊，在于以人為綱，使事實寸寸割裂，又不能通貫曆代（此不可以咎史公。
史公書本通史體，其紀傳或非一時之人，即為并時人，其材料各有所本，彼此關系，亦覺甚疏，初無複重割裂之弊也。
《史通·列傳篇》曰：“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
《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
”信如所言，《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豈不有綱而無目？凡諸列傳，亦豈不多有目無綱邪？），不便觀覽，故編年、紀事本末及《二通》《通典》《通考》。
一類之政書，不得不與之并行。
編年體源起最早。
孔子所修之《春秋》，固明義之書，其體裁則當沿魯史之舊，觀《公羊》引不修《春秋》（莊七年），《禮記·坊記》引《魯春秋》，其體皆與今《春秋》同，可知也。
此種史蓋專記國家大事，其文體極為簡嚴。
專記國家大事，則非盡人所能知；文體過于簡嚴，則不免幹燥而無味，故其流行，遠不如記言體之廣（參看《史通·疑古篇》）。
然時固史事天然之條理，自《左氏》有作，取記言體之詳盡，而按紀事體之年月編排之，遂使讀者展卷之餘，于各方面之情形，皆可深悉，則于一時代之大勢，自易明了，以供研習，實遠較紀傳為優。
且依時排比，可使事無複出；而記載之訛舛，亦有不待校而自明者，故作長編者，亦必有取于茲焉。
此體又有二：一為溫公之《通鑒》，一為朱子之《綱目》（《通鑒》專法《左氏》；《綱目》則兼法《春秋》與《左氏》者也。
論纂輯，自以《通鑒》為精；論體裁，實以《綱目》為便，此亦史體之一進步，不可不知。
《通鑒》無綱目之分，檢閱殊為不便，溫公因之乃有《目錄》之作，又有《舉要》之作。
然《目錄》與本書分離，檢閱仍苦不便；《舉要》之作，朱子與潘正叔書，議其“論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亦系實情。
《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則此弊免矣。
《左氏》為《春秋》之傳與否，予實疑之，然無意中卻為史書創一佳體。
運會将至，有開必先，即作僞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紀事本末，其出最晚，蓋至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而後此體出焉。
所以晚出，蓋亦有由，以史事愈後愈繁猥；愈繁猥，則求其頭緒愈難，故删繁就簡，分别部居之作，應時而出也。
此體之作，最重分别部居，故必合衆事為一書，乃足當之。
梁任公論史學，乃立單複之名，以專記一事者為單體，則何書不可稱紀事本末乎？誤矣。
袁氏之書，本為羽翼《通鑒》，然于無意中，乃為作史者創一佳體，以其能删繁就簡，則蕪穢去而精粹存；分别部居，則首尾具而因果顯也。
然此體以作觀覽之書則可，以修一代之史則不可，以零星之事，無可隸屬，刊落必多；而史事關系之有無，實為天下之至赜，吾見為無關系而删之，在後人或将求之而不得也。
往者議修《清史》之初，論者乃或主用是體，可謂暗于務矣。
有編年體以通觀一代大勢，有紀事本末體以詳載一事之始末，更有紀傳體之紀傳以總核一人之生平，理亂興衰之事，可以謂之無憾矣；然猶未也。
典章經制，最宜通貫曆代，馬端臨氏之說，固當認為不誣（見《通考序》）。
此《通典》《通考》，所以相繼而作也。
此類書搜采貴博，分類貴詳，故《通考》之體例，實較《通典》為優；章實齋盛稱《通志》而言《通考》為策括之倫（見《文史通義·答客問》），未為知言也。
又此等書恒成于正史之後，其所搜采，多出于正史之外，足以補正史之阙而訂其訛；故讀正史者，亦宜資為考證，不僅供貫穿之用而已。
此體之弊，在于以人為綱，使事實寸寸割裂，又不能通貫曆代（此不可以咎史公。
史公書本通史體，其紀傳或非一時之人，即為并時人，其材料各有所本，彼此關系，亦覺甚疏，初無複重割裂之弊也。
《史通·列傳篇》曰：“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
《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
”信如所言，《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豈不有綱而無目？凡諸列傳，亦豈不多有目無綱邪？），不便觀覽，故編年、紀事本末及《二通》《通典》《通考》。
一類之政書，不得不與之并行。
編年體源起最早。
孔子所修之《春秋》，固明義之書，其體裁則當沿魯史之舊，觀《公羊》引不修《春秋》（莊七年），《禮記·坊記》引《魯春秋》，其體皆與今《春秋》同，可知也。
此種史蓋專記國家大事，其文體極為簡嚴。
專記國家大事，則非盡人所能知；文體過于簡嚴，則不免幹燥而無味，故其流行，遠不如記言體之廣（參看《史通·疑古篇》）。
然時固史事天然之條理，自《左氏》有作，取記言體之詳盡，而按紀事體之年月編排之，遂使讀者展卷之餘，于各方面之情形，皆可深悉，則于一時代之大勢，自易明了，以供研習，實遠較紀傳為優。
且依時排比，可使事無複出；而記載之訛舛，亦有不待校而自明者，故作長編者，亦必有取于茲焉。
此體又有二：一為溫公之《通鑒》，一為朱子之《綱目》（《通鑒》專法《左氏》；《綱目》則兼法《春秋》與《左氏》者也。
論纂輯，自以《通鑒》為精；論體裁，實以《綱目》為便，此亦史體之一進步，不可不知。
《通鑒》無綱目之分，檢閱殊為不便，溫公因之乃有《目錄》之作，又有《舉要》之作。
然《目錄》與本書分離，檢閱仍苦不便；《舉要》之作，朱子與潘正叔書，議其“論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亦系實情。
《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則此弊免矣。
《左氏》為《春秋》之傳與否，予實疑之，然無意中卻為史書創一佳體。
運會将至，有開必先，即作僞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紀事本末，其出最晚，蓋至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而後此體出焉。
所以晚出，蓋亦有由，以史事愈後愈繁猥；愈繁猥，則求其頭緒愈難，故删繁就簡，分别部居之作，應時而出也。
此體之作，最重分别部居，故必合衆事為一書，乃足當之。
梁任公論史學，乃立單複之名，以專記一事者為單體，則何書不可稱紀事本末乎？誤矣。
袁氏之書，本為羽翼《通鑒》，然于無意中，乃為作史者創一佳體，以其能删繁就簡，則蕪穢去而精粹存；分别部居，則首尾具而因果顯也。
然此體以作觀覽之書則可，以修一代之史則不可，以零星之事，無可隸屬，刊落必多；而史事關系之有無，實為天下之至赜，吾見為無關系而删之，在後人或将求之而不得也。
往者議修《清史》之初，論者乃或主用是體，可謂暗于務矣。
有編年體以通觀一代大勢，有紀事本末體以詳載一事之始末，更有紀傳體之紀傳以總核一人之生平，理亂興衰之事，可以謂之無憾矣；然猶未也。
典章經制，最宜通貫曆代，馬端臨氏之說，固當認為不誣（見《通考序》）。
此《通典》《通考》，所以相繼而作也。
此類書搜采貴博，分類貴詳，故《通考》之體例，實較《通典》為優；章實齋盛稱《通志》而言《通考》為策括之倫（見《文史通義·答客問》），未為知言也。
又此等書恒成于正史之後，其所搜采，多出于正史之外，足以補正史之阙而訂其訛；故讀正史者，亦宜資為考證，不僅供貫穿之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