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大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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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史籍之富聞天下，乙部之書亦可謂汗牛充棟矣。
抑猶不止此，前人之去取，不必盡符乎後人：蓋有昔人以為當屬史部，而今則摒諸史部之外；昔人以為無與史部，而今則引諸史部之中者矣。
然則居今日而言史學，雖謂一切書籍皆史料可也，史之為業，不亦艱巨矣乎？然合諸書而陶冶之，非旦夕間事也。
史部分類，曆代不同，今亦未暇遍征，但舉清代《四庫書目》史部分類之法如下，取其最後出也。
史部之中，昔人所最重者，厥惟正史。
正史之名，防見《隋志》；宋時定著十有七，明刊監版，合《宋》《遼》《金》《元》史為二十一；清定《明史》，增《舊唐書》《五代史》為二十四；民國又加柯劭之《新元史》為二十五，此功令所定也。
功令所定，必仍原于學者之意；讀《史通》最可見之。
《史通》所謂六家，蓋劉氏所認為正史；其二體，則劉氏以為可行之後世者。
故今正史篇所舉，以此為限。
其雜說所舉十家，則劉氏所謂非正史者也。
同一史也，何以有正與非正之分？此則當觀于馬端臨氏之論矣。
馬氏《文獻通考》叙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
”斯言也，實昔時學者之公言也。
夫史事不可勝窮也，人類生而有求是之性，與夫懷舊而不忍忘之情，前既言之。
故文化愈高，則思就身所經曆，記識之以遺後人者愈衆，而史部之書遂日繁。
書既繁，則不得不分别孰為最要，孰為次要。
理亂興衰，典章經制，蓋昔時學者，所共認為最要之事者也。
記理亂興衰，而以時為綱，是曰編年；以人為綱，是為紀傳；（表亦有時可用。
）以事分類，是曰紀事本末。
記典章經制，而限于一代者，為斷代史之表志；通貫曆代者；則為通史之表志及《通典》《通考》一類之政書。
此四者，以昔時學者之見衡之，實皆可謂之正史。
特功令所定，不如是之廣耳。
功令所以專取一體者，則以學者誦習，為日力所限故也。
今俗所謂正史，專指《史》《漢》一類之書，此特就功令所定立名。
若就體裁言之，則當稱為表志紀傳體。
（世家，自《漢書》以下不用；《五代史》稱十國為世家，實亦與《史記》之世家不同物也。
此體昔人亦但稱為紀傳體，以昔時讀史，知重表志者較少）史公之書，本為通體；《漢書》而下，乃皆變為斷代者。
（讀《史通》之《六家篇》，可以見之）蓋自漢以來，每易代必修前代之史，幾若習為故事。
而搜集編纂，皆範圍狹則易精。
劉知幾時，史籍尚少，故此體之複重、矛盾，皆非所忌。
至于清世，則史書益多，而史文煩冗，又非前代之比，故章實齋又力排斷代，而稱通史之便。
此自時代為之，彼此不必相非也。
（梁武帝敕撰《通史》六百二十二卷，又魏濟陰王晖撰《科錄》二百七十卷，亦通史體，皆見《史通·六家篇》，其書皆不行。
鄭樵生千載之後，排班固而祖馬遷，《通志》之主張，實能自圓其說；然《二十略》外，亦無人過問。
蓋通史之作，意在除去複重。
然同異即在複重之中，考據之家，一字為寶；又欲考史事，宜據原書，新書競陳，勢必舍新而取舊。
具茲二義，通史之作，即誠突過前賢，猶或見棄來哲。
況乎卷帙過巨，精力雖周，衆纂則取诮荒蕪，獨修則贻譏疏漏。
安得不如子玄所雲：“今學者甯習本書，怠窺新錄”邪？）此體之長，在于有紀傳以詳理亂興衰，有表志以詳典章經制。
昔人所重兩端，蓋惟此體為能該備；若取編年，則于二者有所偏阙矣。
故編年、紀傳，自古并稱正史；（觀《史通·古今正史篇》可知。
唐時三史，尚以《漢紀》與《史》《漢》并列）而後世修史，卒皆用紀傳體；功令所定正史，亦
抑猶不止此，前人之去取，不必盡符乎後人：蓋有昔人以為當屬史部，而今則摒諸史部之外；昔人以為無與史部，而今則引諸史部之中者矣。
然則居今日而言史學，雖謂一切書籍皆史料可也，史之為業，不亦艱巨矣乎？然合諸書而陶冶之，非旦夕間事也。
史部分類，曆代不同，今亦未暇遍征，但舉清代《四庫書目》史部分類之法如下，取其最後出也。
史部之中，昔人所最重者，厥惟正史。
正史之名，防見《隋志》；宋時定著十有七，明刊監版，合《宋》《遼》《金》《元》史為二十一；清定《明史》，增《舊唐書》《五代史》為二十四；民國又加柯劭之《新元史》為二十五，此功令所定也。
功令所定，必仍原于學者之意；讀《史通》最可見之。
《史通》所謂六家，蓋劉氏所認為正史；其二體，則劉氏以為可行之後世者。
故今正史篇所舉，以此為限。
其雜說所舉十家，則劉氏所謂非正史者也。
同一史也，何以有正與非正之分？此則當觀于馬端臨氏之論矣。
馬氏《文獻通考》叙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
”斯言也，實昔時學者之公言也。
夫史事不可勝窮也，人類生而有求是之性，與夫懷舊而不忍忘之情，前既言之。
故文化愈高，則思就身所經曆，記識之以遺後人者愈衆，而史部之書遂日繁。
書既繁，則不得不分别孰為最要，孰為次要。
理亂興衰，典章經制，蓋昔時學者，所共認為最要之事者也。
記理亂興衰，而以時為綱，是曰編年；以人為綱，是為紀傳；（表亦有時可用。
）以事分類，是曰紀事本末。
記典章經制，而限于一代者，為斷代史之表志；通貫曆代者；則為通史之表志及《通典》《通考》一類之政書。
此四者，以昔時學者之見衡之，實皆可謂之正史。
特功令所定，不如是之廣耳。
功令所以專取一體者，則以學者誦習，為日力所限故也。
今俗所謂正史，專指《史》《漢》一類之書，此特就功令所定立名。
若就體裁言之，則當稱為表志紀傳體。
（世家，自《漢書》以下不用；《五代史》稱十國為世家，實亦與《史記》之世家不同物也。
此體昔人亦但稱為紀傳體，以昔時讀史，知重表志者較少）史公之書，本為通體；《漢書》而下，乃皆變為斷代者。
（讀《史通》之《六家篇》，可以見之）蓋自漢以來，每易代必修前代之史，幾若習為故事。
而搜集編纂，皆範圍狹則易精。
劉知幾時，史籍尚少，故此體之複重、矛盾，皆非所忌。
至于清世，則史書益多，而史文煩冗，又非前代之比，故章實齋又力排斷代，而稱通史之便。
此自時代為之，彼此不必相非也。
（梁武帝敕撰《通史》六百二十二卷，又魏濟陰王晖撰《科錄》二百七十卷，亦通史體，皆見《史通·六家篇》，其書皆不行。
鄭樵生千載之後，排班固而祖馬遷，《通志》之主張，實能自圓其說；然《二十略》外，亦無人過問。
蓋通史之作，意在除去複重。
然同異即在複重之中，考據之家，一字為寶；又欲考史事，宜據原書，新書競陳，勢必舍新而取舊。
具茲二義，通史之作，即誠突過前賢，猶或見棄來哲。
況乎卷帙過巨，精力雖周，衆纂則取诮荒蕪，獨修則贻譏疏漏。
安得不如子玄所雲：“今學者甯習本書，怠窺新錄”邪？）此體之長，在于有紀傳以詳理亂興衰，有表志以詳典章經制。
昔人所重兩端，蓋惟此體為能該備；若取編年，則于二者有所偏阙矣。
故編年、紀傳，自古并稱正史；（觀《史通·古今正史篇》可知。
唐時三史，尚以《漢紀》與《史》《漢》并列）而後世修史，卒皆用紀傳體；功令所定正史，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