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讀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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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亦遵循自然之律而動作而已；非能貴于我也，更非能宰制我也。
大而至于天地，小而至于蚊虻，其為一種自然之質，循自然之律而變化，皆與我同也。
故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莊子》）然則中國古代之哲學，殆近于機械論者也。
此等動力，固無乎不在，是之謂“神”。
《易·系辭》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盈天地之間皆是，則不能偏指一物為神，故無體）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盈天地之間皆是，自然無論男女、雌雄、牝牡皆具之；男女、雄雌、牝牡皆具之，則無複陰陽之可言矣）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言其充塞乎宇宙之間，故無從更識其動相）亦指此等動力言之也。
此等動力，既無乎不在，則雖謂萬物皆有神可也，雖謂物即神可也。
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體物而不可遺。
”（《禮記·中庸》）神即物，物即神，則孰能相為役使？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鹹其自取，怒者其誰”也。
（《莊子·齊物論》）然則中國古代之哲學，又可謂之無神論，謂之泛神論也。
此等哲學思想，為百家所同具。
至東周以後，乃推衍之于各方面，而成諸子之學焉。
蓋其時世變日亟，一切現象，皆有留心研究之人。
而前此一種哲學，入于人人之心者既深，自不免本之以為推。
其源既同，則其流雖異，而仍必有不離其宗者在。
此周秦諸子之學，所以相反而相成也。
今試略舉數端以明之。
古代哲學，最尊崇自然力。
既尊崇自然力，則隻有随順，不能抵抗。
故道家最貴“無為”。
所謂“無為”者，非無所事事之謂，謂因任自然、不參私意雲耳。
然則道家之所謂“無為”，即儒家“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之意；亦即法家“絕聖棄智”、專任度數之意也。
自然之力，無時或息。
其在儒家，則因此而得“自強不息”之義焉；其在道家之莊列一派，則謂“萬物相刃相，其行如馳”，“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因此而得委心任運之義焉。
自然力之運行，古人以為如環無端，周而複始。
其在道家，則因此而得“禍福倚伏”之義，故貴“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其在儒家，則因此而得窮變通久之義，故緻謹于治制之因革損益；其在法家，則因此而得“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之義，而商君等以之主張變法焉。
萬物雖殊，然既為同一原質所成，則其本自一。
夫若幹原質凝集而成物，必有其所以然，是之謂“命”；自物言之則曰“性”。
（“性”與“生”本一字，故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孟子駁之以“白之為白”也）“性命”者，物所受諸自然者也。
自然力之運行，古人以為本有秩序，不相沖突。
（《禮記·禮運》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
”《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悸。
”皆極言天然之有秩序，所謂“順”也）人能常守此定律，則天下可以大治；故言治貴“反諸性命之情”，故有“反本”“正本”之義。
儒家言盡性可以盡物，道家言善義生者可以托天下，理實由此。
抑《春秋》之義，正次王，王次春；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
而法家言形名度數，皆原于道，亦由此也。
萬物既出于一，則形色雖殊，原理不異。
故老貴“抱一”，孔貴“中庸”。
抑宇宙現象，既變動不居，則所謂真理，隻有“變”之一字耳。
執一端以為中，将不轉瞬而已失其中矣。
故貴“抱一”而戒“執一”，貴“得中”而戒“執中”。
“抱一”“守中”，又即“貴虛”“貴無”之旨也。
（“抱一”者，抱無一可抱之一。
“得中”者，得無中可得之中）然則一切現象正唯相反，然後相成。
故無是非善惡之可言，而“物倫”可齊也。
夫道家主因任自然，而法家主整齊畫一，似相反矣。
然所謂整齊畫一者，正欲使天下皆遵守自然之律，而絕去私意；則法家之旨，與道家不相背也。
儒家貴仁，而法家賤之。
然其言曰：“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則其所攻者，乃姑息之愛，非儒家之所謂仁也。
儒家重文學，而法家列之五蠹。
然其言曰：“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
”則亦取救一時之急爾。
秦有天下，遂行商君之政而不改，非法家本意也。
則法家之與儒家，又不相背也。
舉此數端，餘可類推。
要之古代哲學之根本大義，仍貫通乎諸子之中。
有時其言似相反者，則以其所論之事不同，史談所謂“所從言之者異”耳。
故《漢志》謂其“譬諸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必明乎此，然後能知諸子學術之源；而亦能知諸子以前，古代哲學之真也。
諸子中唯墨家之學為特異。
諸家之言，皆似無神論、泛神論，而墨家之言“天志”“明鬼”，則所謂“天”、所謂“鬼”者，皆有喜怒欲惡如人。
故諸家之說，皆近機械論，而墨子乃獨非命。
予按墨子之志，蓋以救世，而其道則出于禹。
《淮南·要略》雲：“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
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财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服”上蓋奪“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孫星衍《墨子後叙》，因此推論墨學皆源于禹，其說甚辯。
予按古者生計程度甚低，通國之内，止有房屋一所，命曰明堂，（說本阮氏元，見《揅經室集·明堂論》）為一切政令所自出。
（讀惠氏棟《明堂大道錄》可見）《漢志》雲：“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
”茅屋采椽，明堂之制也。
養三老五更，學校與明堂合也。
選士大射，後世行于澤宮；然選士本以助祭，其即在明堂宜也。
宗祀嚴父，清廟、明堂合一之制也。
順四時而行，蓋《禮記·月令》《呂覽·十二紀》《淮南&m
大而至于天地，小而至于蚊虻，其為一種自然之質，循自然之律而變化，皆與我同也。
故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莊子》）然則中國古代之哲學，殆近于機械論者也。
此等動力，固無乎不在，是之謂“神”。
《易·系辭》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盈天地之間皆是，則不能偏指一物為神，故無體）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盈天地之間皆是，自然無論男女、雌雄、牝牡皆具之；男女、雄雌、牝牡皆具之，則無複陰陽之可言矣）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言其充塞乎宇宙之間，故無從更識其動相）亦指此等動力言之也。
此等動力，既無乎不在，則雖謂萬物皆有神可也，雖謂物即神可也。
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體物而不可遺。
”（《禮記·中庸》）神即物，物即神，則孰能相為役使？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鹹其自取，怒者其誰”也。
（《莊子·齊物論》）然則中國古代之哲學，又可謂之無神論，謂之泛神論也。
此等哲學思想，為百家所同具。
至東周以後，乃推衍之于各方面，而成諸子之學焉。
蓋其時世變日亟，一切現象，皆有留心研究之人。
而前此一種哲學，入于人人之心者既深，自不免本之以為推。
其源既同，則其流雖異，而仍必有不離其宗者在。
此周秦諸子之學，所以相反而相成也。
今試略舉數端以明之。
古代哲學，最尊崇自然力。
既尊崇自然力，則隻有随順，不能抵抗。
故道家最貴“無為”。
所謂“無為”者，非無所事事之謂，謂因任自然、不參私意雲耳。
然則道家之所謂“無為”，即儒家“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之意；亦即法家“絕聖棄智”、專任度數之意也。
自然之力，無時或息。
其在儒家，則因此而得“自強不息”之義焉；其在道家之莊列一派，則謂“萬物相刃相，其行如馳”，“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因此而得委心任運之義焉。
自然力之運行，古人以為如環無端，周而複始。
其在道家，則因此而得“禍福倚伏”之義，故貴“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其在儒家，則因此而得窮變通久之義，故緻謹于治制之因革損益；其在法家，則因此而得“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之義，而商君等以之主張變法焉。
萬物雖殊，然既為同一原質所成，則其本自一。
夫若幹原質凝集而成物，必有其所以然，是之謂“命”；自物言之則曰“性”。
（“性”與“生”本一字，故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孟子駁之以“白之為白”也）“性命”者，物所受諸自然者也。
自然力之運行，古人以為本有秩序，不相沖突。
（《禮記·禮運》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
”《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悸。
”皆極言天然之有秩序，所謂“順”也）人能常守此定律，則天下可以大治；故言治貴“反諸性命之情”，故有“反本”“正本”之義。
儒家言盡性可以盡物，道家言善義生者可以托天下，理實由此。
抑《春秋》之義，正次王，王次春；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
而法家言形名度數，皆原于道，亦由此也。
萬物既出于一，則形色雖殊，原理不異。
故老貴“抱一”，孔貴“中庸”。
抑宇宙現象，既變動不居，則所謂真理，隻有“變”之一字耳。
執一端以為中，将不轉瞬而已失其中矣。
故貴“抱一”而戒“執一”，貴“得中”而戒“執中”。
“抱一”“守中”，又即“貴虛”“貴無”之旨也。
（“抱一”者，抱無一可抱之一。
“得中”者，得無中可得之中）然則一切現象正唯相反，然後相成。
故無是非善惡之可言，而“物倫”可齊也。
夫道家主因任自然，而法家主整齊畫一，似相反矣。
然所謂整齊畫一者，正欲使天下皆遵守自然之律，而絕去私意；則法家之旨，與道家不相背也。
儒家貴仁，而法家賤之。
然其言曰：“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則其所攻者，乃姑息之愛，非儒家之所謂仁也。
儒家重文學，而法家列之五蠹。
然其言曰：“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
”則亦取救一時之急爾。
秦有天下，遂行商君之政而不改，非法家本意也。
則法家之與儒家，又不相背也。
舉此數端，餘可類推。
要之古代哲學之根本大義，仍貫通乎諸子之中。
有時其言似相反者，則以其所論之事不同，史談所謂“所從言之者異”耳。
故《漢志》謂其“譬諸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必明乎此，然後能知諸子學術之源；而亦能知諸子以前，古代哲學之真也。
諸子中唯墨家之學為特異。
諸家之言，皆似無神論、泛神論，而墨家之言“天志”“明鬼”，則所謂“天”、所謂“鬼”者，皆有喜怒欲惡如人。
故諸家之說，皆近機械論，而墨子乃獨非命。
予按墨子之志，蓋以救世，而其道則出于禹。
《淮南·要略》雲：“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
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财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服”上蓋奪“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孫星衍《墨子後叙》，因此推論墨學皆源于禹，其說甚辯。
予按古者生計程度甚低，通國之内，止有房屋一所，命曰明堂，（說本阮氏元，見《揅經室集·明堂論》）為一切政令所自出。
（讀惠氏棟《明堂大道錄》可見）《漢志》雲：“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
”茅屋采椽，明堂之制也。
養三老五更，學校與明堂合也。
選士大射，後世行于澤宮；然選士本以助祭，其即在明堂宜也。
宗祀嚴父，清廟、明堂合一之制也。
順四時而行，蓋《禮記·月令》《呂覽·十二紀》《淮南&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