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儀禮 禮記 大戴禮記 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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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儀禮》《禮記》，今日合稱《三禮》。
按高堂生所傳之《禮》，本止十七篇；即今《儀禮》，是為《禮經》。
《周禮》本稱《周官》，與孔門之《禮》無涉。
《禮記》亦得比于傳耳。
然今竟以此三書并列，而《周禮》一書，且幾駕《儀禮》而上之，其故何耶？ 按《漢書·藝文志》謂：“《禮》自孔子時而不具。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訖孝宣世，後倉最明。
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
三家立于學官。
《禮古經》者，出于淹中。
及孔氏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
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及《明堂陰陽》《王史氏之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
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緻于天子之說。
”劉歆譏太常博士：“國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此為古學家求禮于十七篇以外之原因，蓋譏今學家所傳為不備也。
主今學者曰：今十七篇中，唯《冠》《昏》《喪》《相見》為士禮，餘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
謂高堂生所傳獨有士禮，乃古學家訾之辭，不足為今學病也。
其說良是。
然謂十七篇即已備一切之禮，則固有所不能。
《逸禮》三十九篇，群書時見征引，《注疏》中即甚多。
信今學者悉指為劉歆僞造，似亦未足服人。
然謂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真乃殘缺不完之物，則又似不然也。
此其說又何如耶？ 予謂孔門所傳之《禮經》為一物；當時社會固有之禮書，又為一物。
孔門傳經，原不能盡天下之禮；亦不必盡天下之禮。
以所傳之經，不能盡天下之禮，而诋博士，其說固非；然必謂博士所傳以外，悉為僞物，則亦未是也。
邵懿辰雲：“《周官·大宗伯》，舉吉、兇、賓、軍、嘉五禮，其目三十有六。
後人以此為《周禮》之全。
實僅據王朝施于邦國者言之，諸侯卿大夫所守，不及悉具，亦揭其大綱而已。
古無以吉、兇、賓、軍、嘉為五禮者，乃作《周官》者特創此目，以括王朝之禮；而非所語于天下之達禮也。
天下之達禮，時曰喪、祭、射、鄉、冠、昏、朝、聘，與《大戴禮經》，篇次悉合。
見後。
《禮運》亦兩言之，特‘鄉（鄉）’皆誤為‘禦’耳。
後世所謂《禮書》者，皆王朝邦國之禮，而民間所用無多；即有之，亦不盡用。
官司所掌，民有老死不知不見者，非可舉以教人也。
孔子所以獨取此十七篇者，以此八者為天下之達禮也。
”（邵說見《禮經通論》，此系約舉其意）按此說最通。
禮源于俗，不求變俗，随時而異，随地而殊；欲舉天下所行之禮，概行制定，非唯勢有不能，抑亦事可不必。
故治禮所貴，全在能明其義。
能明其義，則“禮之所無，可以義起”，原不必盡備其篇章。
漢博士于經所無有者，悉本諸義以為推，事并不誤。
古學家之訾之，乃曲說也。
推斯義也，必謂十七篇之外，悉皆僞物，其誤亦不辨自明矣。
然此不足為今學家病，何也？今學家于十七篇以外之禮，固亦未嘗不參考也。
何以言之？按今之《禮記》，究為何種書籍，習熟焉則不察，細思即極可疑。
孔子删訂之籍，稱之曰“經”；後學釋經之書，謂之為“傳”，此乃儒家通稱。
猶佛家以佛所說為“經”，菩薩所說為“論”也。
其自著書而不關于經者，則可入諸儒家諸子；從未聞有稱為“記”者。
故廖平、康有為，皆謂今之《禮記》，實集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而成，其說是矣。
然今《禮記》之前，确已有所謂“記”，喪服之記，子夏為之作傳，則必在子夏以前。
今《禮記》中屢稱“記曰”，疏皆以為“舊記”。
《公羊》僖二年傳亦引“記曰：唇亡則齒寒”。
則“記”蓋社會故有之書，既非孔子所修之經，亦非弟子釋經之傳也。
此項古籍，在孔門傳經，固非必備，（故司馬遷謂《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而亦足為參考之資。
何者？孔子作經，貴在明義。
至于事例，則固有所不能該。
此項未盡之事，或本諸義理，以為推緻；或酌采舊禮，以資補苴，均無不可。
由前之說，則即後倉等推士禮而至于天子之法，亦即所謂“禮之所無，可以義起”；由後之說，則《儀禮正義》所謂“凡《記》皆補《經》所不備”是也。
諸經皆所重在義，義得則事可忘，《禮經》固亦如此；然禮須見諸施行，苟有舊時禮以供采取參證，事亦甚便。
此禮家先師，所以視“記”獨重也。
然則所謂《禮記》者，其初蓋禮家裒集經傳以外之書之稱，其後則凡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為禮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舉蒙“記”之名矣。
然則經傳以外之書，博士固未嘗不搜采；劉歆譏其“因陋就寡”，實乃厚誣君子之辭矣。
今《禮記》中之《奔喪》《投壺》，鄭皆謂與《逸禮》同，則《逸禮》一類之書，二戴固非不見也。
至于《周禮》，則本為言國家政制之書；雖亦被“禮”之名，而實與《儀禮》之所謂“禮”者有别。
故至後世，二者即判然異名。
《周禮》一類之書，改名曰“典”；《儀禮》一類之書，仍稱為“禮”。
如《唐六典》及《開元禮》是也。
《周禮》究為何人所作，說者最為紛纭。
漢時今學家皆不之信，故武帝謂其“渎亂不驗”，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劉歆信為“周公緻太平之迹”。
東漢時，賈逵、馬融、鄭興、興子衆皆治之，而鄭玄崇信尤笃。
漢末鄭學大行，此經遂跻《禮經》之上。
後人議論，大抵不出三派：（一）以稱其制度之詳密，謂非周公不能為。
（二）則訾其過于煩碎，不能實行，謂非周公之書。
（三）又有謂周公定之而未嘗行；或謂立法必求詳盡，行之自可分先後，《周官》特有此制，不必一時盡行，以為調停者。
今按此書事迹，與群
按高堂生所傳之《禮》，本止十七篇；即今《儀禮》，是為《禮經》。
《周禮》本稱《周官》，與孔門之《禮》無涉。
《禮記》亦得比于傳耳。
然今竟以此三書并列，而《周禮》一書，且幾駕《儀禮》而上之，其故何耶？ 按《漢書·藝文志》謂：“《禮》自孔子時而不具。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訖孝宣世，後倉最明。
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
三家立于學官。
《禮古經》者，出于淹中。
及孔氏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
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及《明堂陰陽》《王史氏之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
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緻于天子之說。
”劉歆譏太常博士：“國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此為古學家求禮于十七篇以外之原因，蓋譏今學家所傳為不備也。
主今學者曰：今十七篇中，唯《冠》《昏》《喪》《相見》為士禮，餘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
謂高堂生所傳獨有士禮，乃古學家訾之辭，不足為今學病也。
其說良是。
然謂十七篇即已備一切之禮，則固有所不能。
《逸禮》三十九篇，群書時見征引，《注疏》中即甚多。
信今學者悉指為劉歆僞造，似亦未足服人。
然謂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真乃殘缺不完之物，則又似不然也。
此其說又何如耶？ 予謂孔門所傳之《禮經》為一物；當時社會固有之禮書，又為一物。
孔門傳經，原不能盡天下之禮；亦不必盡天下之禮。
以所傳之經，不能盡天下之禮，而诋博士，其說固非；然必謂博士所傳以外，悉為僞物，則亦未是也。
邵懿辰雲：“《周官·大宗伯》，舉吉、兇、賓、軍、嘉五禮，其目三十有六。
後人以此為《周禮》之全。
實僅據王朝施于邦國者言之，諸侯卿大夫所守，不及悉具，亦揭其大綱而已。
古無以吉、兇、賓、軍、嘉為五禮者，乃作《周官》者特創此目，以括王朝之禮；而非所語于天下之達禮也。
天下之達禮，時曰喪、祭、射、鄉、冠、昏、朝、聘，與《大戴禮經》，篇次悉合。
見後。
《禮運》亦兩言之，特‘鄉（鄉）’皆誤為‘禦’耳。
後世所謂《禮書》者，皆王朝邦國之禮，而民間所用無多；即有之，亦不盡用。
官司所掌，民有老死不知不見者，非可舉以教人也。
孔子所以獨取此十七篇者，以此八者為天下之達禮也。
”（邵說見《禮經通論》，此系約舉其意）按此說最通。
禮源于俗，不求變俗，随時而異，随地而殊；欲舉天下所行之禮，概行制定，非唯勢有不能，抑亦事可不必。
故治禮所貴，全在能明其義。
能明其義，則“禮之所無，可以義起”，原不必盡備其篇章。
漢博士于經所無有者，悉本諸義以為推，事并不誤。
古學家之訾之，乃曲說也。
推斯義也，必謂十七篇之外，悉皆僞物，其誤亦不辨自明矣。
然此不足為今學家病，何也？今學家于十七篇以外之禮，固亦未嘗不參考也。
何以言之？按今之《禮記》，究為何種書籍，習熟焉則不察，細思即極可疑。
孔子删訂之籍，稱之曰“經”；後學釋經之書，謂之為“傳”，此乃儒家通稱。
猶佛家以佛所說為“經”，菩薩所說為“論”也。
其自著書而不關于經者，則可入諸儒家諸子；從未聞有稱為“記”者。
故廖平、康有為，皆謂今之《禮記》，實集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而成，其說是矣。
然今《禮記》之前，确已有所謂“記”，喪服之記，子夏為之作傳，則必在子夏以前。
今《禮記》中屢稱“記曰”，疏皆以為“舊記”。
《公羊》僖二年傳亦引“記曰：唇亡則齒寒”。
則“記”蓋社會故有之書，既非孔子所修之經，亦非弟子釋經之傳也。
此項古籍，在孔門傳經，固非必備，（故司馬遷謂《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而亦足為參考之資。
何者？孔子作經，貴在明義。
至于事例，則固有所不能該。
此項未盡之事，或本諸義理，以為推緻；或酌采舊禮，以資補苴，均無不可。
由前之說，則即後倉等推士禮而至于天子之法，亦即所謂“禮之所無，可以義起”；由後之說，則《儀禮正義》所謂“凡《記》皆補《經》所不備”是也。
諸經皆所重在義，義得則事可忘，《禮經》固亦如此；然禮須見諸施行，苟有舊時禮以供采取參證，事亦甚便。
此禮家先師，所以視“記”獨重也。
然則所謂《禮記》者，其初蓋禮家裒集經傳以外之書之稱，其後則凡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為禮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舉蒙“記”之名矣。
然則經傳以外之書，博士固未嘗不搜采；劉歆譏其“因陋就寡”，實乃厚誣君子之辭矣。
今《禮記》中之《奔喪》《投壺》，鄭皆謂與《逸禮》同，則《逸禮》一類之書，二戴固非不見也。
至于《周禮》，則本為言國家政制之書；雖亦被“禮”之名，而實與《儀禮》之所謂“禮”者有别。
故至後世，二者即判然異名。
《周禮》一類之書，改名曰“典”；《儀禮》一類之書，仍稱為“禮”。
如《唐六典》及《開元禮》是也。
《周禮》究為何人所作，說者最為紛纭。
漢時今學家皆不之信，故武帝謂其“渎亂不驗”，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劉歆信為“周公緻太平之迹”。
東漢時，賈逵、馬融、鄭興、興子衆皆治之，而鄭玄崇信尤笃。
漢末鄭學大行，此經遂跻《禮經》之上。
後人議論，大抵不出三派：（一）以稱其制度之詳密，謂非周公不能為。
（二）則訾其過于煩碎，不能實行，謂非周公之書。
（三）又有謂周公定之而未嘗行；或謂立法必求詳盡，行之自可分先後，《周官》特有此制，不必一時盡行，以為調停者。
今按此書事迹，與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