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儀禮 禮記 大戴禮記 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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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所述，多相龃龉，自非孔門所傳。
其制度看似精詳，實則不免矛盾。
（如康有為謂實行《周官》之制，則終歲從事于祭，且猶不給是也。
見所著《官制議》）故漢武謂其“渎亂不驗”，何休指為“六國陰謀”，說實極确。
“渎亂”即雜湊之謂，正指其矛盾之處；“不驗”則謂所言與群經不合也。
古書中獨《管子》所述制度，與《周官》最相類。
《管子》實合道、法、縱橫諸家之言，固所謂“陰謀之書”矣。
故此書與儒家《禮經》，實屬了無幹涉，亦必非成周舊典。
蓋系戰國時人，雜采前此典制成之。
日本織田萬曰：“各國法律，最初皆唯有刑法，其後乃逐漸分析。
行政法典，成立尤晚。
唯中國則早有之，《周禮》是也。
《周禮》固未必周公所制，然亦必有此理想者所成，則中國當戰國時，已有編纂行政法典之思想矣。
”（見所著《清國行政法》）此書雖屬渎亂，亦必皆以舊制為據。
劉歆竄造之說，大昌于康有為，而實始于方苞。
苞著《周官辨》十篇，始舉《漢書·王莽傳》事迹為證，指為劉歆造以媚莽，說誠不為無見。
然竄亂則有之；全然僞撰，固理所必無，則固足以考見古制矣。
此書雖屬虛拟之作，然孔子删訂“六經”，垂一王之法，亦未嘗身見諸施行。
當兩千餘年前，而有如《周官》之書，其條貫固不可謂不詳，規模亦不可謂不大。
此書之可貴，正在于此。
初不必托諸周公舊典，亦不必附和孔門《禮經》。
所謂合之兩傷，離之雙美。
必如鄭玄指《周官》為經禮，《禮經》為曲禮—見《禮器》（“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注。
一為周公舊典，足該括夫顯庸創制之全；一則孔子纂修，特掇拾于煨燼叢殘之後—則合所不必合，而其說亦必不可通矣。
《儀禮》篇次，《大/小戴》及劉向《别錄》，各有不同。
今本之次，系從《别錄》，然實當以《大戴》為是。
依《大戴》之次，則一至三為冠、昏，四至九為喪祭，十至十三為射鄉，十四至十六為朝聘；十七喪服，通乎上下，且此篇實傳，故附于末也。
禮之節文，不可行于後世，而其原理則今古皆同。
後世言禮之說，所以迂闊難行；必欲行之，即不免徒滋紛擾者，即以拘泥節文故。
故今日治禮，當以言義理者為正宗；而其言節文者，則轉視為注腳，為欲明其義，乃考其事耳。
然以經作史讀，則又不然。
禮源于俗，故讀古禮，最可考見當時社會情形。
《禮經》十七篇，皆天下之達禮，尤為可貴。
如冠、昏、喪、祭之禮，可考親族關系、宗教信仰；射、鄉、朝、聘之禮，可考政治制度，外交情形是也。
而宮室、舟車、衣服、飲食等，尤為切于民生日用之事。
後世史家，記載亦罕，在古代則以與《禮經》相關故，鈎考者衆，事轉易明。
（說本陳澧，見《東塾讀書記》）尤治史學者所宜究心矣。
至治《周禮》之法，則又與《禮經》異。
此書之所以可貴，乃以其為政典故，前已言之。
故治之者亦宜從此留意。
《周官》六官，前五官皆體制相同；唯冬官阙，以《考工記》補之。
按古代工業，大抵在官。
（除極簡易，及俗之所習，人人能自制者）制度與後世迥異。
今可考見其情形者，以此書為最詳，亦可寶也（《周禮》有《冬官》補亡一派。
其說始于宋俞庭椿之《周禮複古編》。
謂五官所屬，在六十以外者皆羨，乃割襲之以補《冬官》。
其說無據，不足信也）。
今《禮記》凡四十九篇。
《正義》引《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禮記》是也。
”《經典釋文·叙錄》引劉向《别錄》：“《古文記》二百四篇。
”又引陳邵《周禮論·序》：“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删《大戴禮》為四十九，是為《小戴禮》。
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禮記》是也。
”《隋志》則謂：“戴聖删《大戴》為四十六，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
”今按《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
班氏自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按其中實有舊記，此書未盡合）見前。
此為今學。
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
此即所謂“《禮古經》出淹中，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者”。
見前。
更加《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凡二百七。
如《隋志》說，《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馬融、盧植後加，則正二百四也。
（此外禮家之書：《曲台後倉》，乃漢師所撰。
《中庸說》《明堂陰陽說》皆說，《周官經》《周官傳》，别為一書，與禮無涉。
《軍禮司馬法》，為班氏所入。
《封禅議對》《漢封禅群祀》《議奏》，皆漢時物。
故唯《古封禅群祀》，可以相加也。
然此二百四篇中，百三十一篇，實為今學，不得概雲古文記）然《樂記正義》又引劉向《别錄》，謂《禮記》四十九篇。
《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
”仁即班氏《儒林傳》所謂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
《曹褒傳》：“父充，治《慶氏禮》。
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
慶氏學遂行于世。
”則《禮記》四十九篇，實小戴、慶氏之所共，抑又何耶？按陳邵言：馬融、盧植去其繁重，而不更言其篇數，明有所增亦有所去，而篇數則仍相同。
今《禮記》中，《曲禮》《檀弓》《雜記》，皆分上下，實四十六篇。
四十六加八十五，正百三十一。
然則此百三十一篇者，固博士相傳之今學，無所謂删《古記》二百四篇而為之也。
或謂今之《大戴記》《哀公問》《投
其制度看似精詳，實則不免矛盾。
（如康有為謂實行《周官》之制，則終歲從事于祭，且猶不給是也。
見所著《官制議》）故漢武謂其“渎亂不驗”，何休指為“六國陰謀”，說實極确。
“渎亂”即雜湊之謂，正指其矛盾之處；“不驗”則謂所言與群經不合也。
古書中獨《管子》所述制度，與《周官》最相類。
《管子》實合道、法、縱橫諸家之言，固所謂“陰謀之書”矣。
故此書與儒家《禮經》，實屬了無幹涉，亦必非成周舊典。
蓋系戰國時人，雜采前此典制成之。
日本織田萬曰：“各國法律，最初皆唯有刑法，其後乃逐漸分析。
行政法典，成立尤晚。
唯中國則早有之，《周禮》是也。
《周禮》固未必周公所制，然亦必有此理想者所成，則中國當戰國時，已有編纂行政法典之思想矣。
”（見所著《清國行政法》）此書雖屬渎亂，亦必皆以舊制為據。
劉歆竄造之說，大昌于康有為，而實始于方苞。
苞著《周官辨》十篇，始舉《漢書·王莽傳》事迹為證，指為劉歆造以媚莽，說誠不為無見。
然竄亂則有之；全然僞撰，固理所必無，則固足以考見古制矣。
此書雖屬虛拟之作，然孔子删訂“六經”，垂一王之法，亦未嘗身見諸施行。
當兩千餘年前，而有如《周官》之書，其條貫固不可謂不詳，規模亦不可謂不大。
此書之可貴，正在于此。
初不必托諸周公舊典，亦不必附和孔門《禮經》。
所謂合之兩傷，離之雙美。
必如鄭玄指《周官》為經禮，《禮經》為曲禮—見《禮器》（“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注。
一為周公舊典，足該括夫顯庸創制之全；一則孔子纂修，特掇拾于煨燼叢殘之後—則合所不必合，而其說亦必不可通矣。
《儀禮》篇次，《大/小戴》及劉向《别錄》，各有不同。
今本之次，系從《别錄》，然實當以《大戴》為是。
依《大戴》之次，則一至三為冠、昏，四至九為喪祭，十至十三為射鄉，十四至十六為朝聘；十七喪服，通乎上下，且此篇實傳，故附于末也。
禮之節文，不可行于後世，而其原理則今古皆同。
後世言禮之說，所以迂闊難行；必欲行之，即不免徒滋紛擾者，即以拘泥節文故。
故今日治禮，當以言義理者為正宗；而其言節文者，則轉視為注腳，為欲明其義，乃考其事耳。
然以經作史讀，則又不然。
禮源于俗，故讀古禮，最可考見當時社會情形。
《禮經》十七篇，皆天下之達禮，尤為可貴。
如冠、昏、喪、祭之禮，可考親族關系、宗教信仰；射、鄉、朝、聘之禮，可考政治制度，外交情形是也。
而宮室、舟車、衣服、飲食等，尤為切于民生日用之事。
後世史家，記載亦罕，在古代則以與《禮經》相關故，鈎考者衆，事轉易明。
（說本陳澧，見《東塾讀書記》）尤治史學者所宜究心矣。
至治《周禮》之法，則又與《禮經》異。
此書之所以可貴，乃以其為政典故，前已言之。
故治之者亦宜從此留意。
《周官》六官，前五官皆體制相同；唯冬官阙，以《考工記》補之。
按古代工業，大抵在官。
（除極簡易，及俗之所習，人人能自制者）制度與後世迥異。
今可考見其情形者，以此書為最詳，亦可寶也（《周禮》有《冬官》補亡一派。
其說始于宋俞庭椿之《周禮複古編》。
謂五官所屬，在六十以外者皆羨，乃割襲之以補《冬官》。
其說無據，不足信也）。
今《禮記》凡四十九篇。
《正義》引《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禮記》是也。
”《經典釋文·叙錄》引劉向《别錄》：“《古文記》二百四篇。
”又引陳邵《周禮論·序》：“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删《大戴禮》為四十九，是為《小戴禮》。
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禮記》是也。
”《隋志》則謂：“戴聖删《大戴》為四十六，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
”今按《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
班氏自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按其中實有舊記，此書未盡合）見前。
此為今學。
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
此即所謂“《禮古經》出淹中，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者”。
見前。
更加《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凡二百七。
如《隋志》說，《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馬融、盧植後加，則正二百四也。
（此外禮家之書：《曲台後倉》，乃漢師所撰。
《中庸說》《明堂陰陽說》皆說，《周官經》《周官傳》，别為一書，與禮無涉。
《軍禮司馬法》，為班氏所入。
《封禅議對》《漢封禅群祀》《議奏》，皆漢時物。
故唯《古封禅群祀》，可以相加也。
然此二百四篇中，百三十一篇，實為今學，不得概雲古文記）然《樂記正義》又引劉向《别錄》，謂《禮記》四十九篇。
《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
”仁即班氏《儒林傳》所謂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
《曹褒傳》：“父充，治《慶氏禮》。
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
慶氏學遂行于世。
”則《禮記》四十九篇，實小戴、慶氏之所共，抑又何耶？按陳邵言：馬融、盧植去其繁重，而不更言其篇數，明有所增亦有所去，而篇數則仍相同。
今《禮記》中，《曲禮》《檀弓》《雜記》，皆分上下，實四十六篇。
四十六加八十五，正百三十一。
然則此百三十一篇者，固博士相傳之今學，無所謂删《古記》二百四篇而為之也。
或謂今之《大戴記》《哀公問》《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