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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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散見群書者亦甚多；謂孔子删《詩》為三百五篇則可，謂《詩》止三百五篇，亦未必然也。
蓋孔門所傳之《詩》《書》為一物，固有之《詩》《書》，又為一物。
孔子所删，七十子後學奉為定本者，《詩》止三百五篇，《書》隻二十八篇；原有之《詩》《書》，則固不止此。
抑此三百五篇、二十八篇者，不過孔子删訂時所取之數，固未必無所取義；然必謂在此外者，即與此三百五篇、二十八篇，大相懸殊，亦屬決無之理。
故删訂時雖已刊落，講論之際，仍末嘗不誦說及之。
門人弟子乃各著所聞于傳，此今古籍中佚《詩》、佚《書》之所以多也。
然則所謂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中侯》者，得毋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數十百篇，雖不及二十八篇之美善，而亦勝于其餘之三千餘篇，故孔子于删訂二十八篇之後，又特表異之于其餘諸篇邪？必因此謂《書》有百篇，而訾博士所傳為不備，則過矣；然并謂其不足齒于傳說所引之《逸書》，則亦未是。
經與傳之相去，本不甚遠。
後得《泰誓》，誠不能遽比之于經，固不妨附益于傳。
此其所以僞迹雖顯，而博士仍附之于經以為教，非真識不如馬融也。
東晉晚出之《古文書》，雖屬僞造，亦多有古書為據。
《逸十六篇》，未知是否此類；抑或真為古之逸書，要其亡佚，則固可惜矣。
東晉晚出之僞孔《傳》，唐孔穎達作《正義》，原有疑詞。
然此後迄無人提及。
宋吳作《書稗傳》，乃始疑之。
《朱子語錄》，于此書亦嘗緻疑。
明梅作《尚書考異》，乃明斥其僞；然所論證，尚不甚确。
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一一從客觀方面加以證明，而此書之僞乃定；然尚未得其主名。
迨丁晏作《尚書餘論》，乃證明其為王肅所造焉。
初學欲明此一重公案者，宜讀閻、丁兩家之書。
（一）為用考證方法攻擊僞書，言之成理最早之作。
（二）則累經考究後之定論也。
此書雖屬僞造，亦多有古書為據，為之一一抉其出處者，則為惠棟之《古文尚書考》。
晚《書》之僞既明，考索漢儒書說之事斯起。
其中搜輯舊說，為之作疏者，凡有兩種：（一）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二）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是也。
江書早出，搜采未全；孫書較備。
其時今、古文之派别，尚未大明。
誤以司馬遷為古文，實為巨謬。
然其搜輯頗備；學者于今、古文派别，自能分明，作材料看可也。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左袒古學，立說頗偏。
王鳴盛《尚書後案》，則專為鄭氏一家之學。
然二書鈎校搜采，俱頗詳密，亦可參稽。
其後今、古學之派别漸明，乃有分别古今，及搜考今文之事。
攻擊古文最力者，為魏源之《書古微》，駁诘頗為駿快，而立說亦或不根，與其《詩古微》同。
搜采今文經說者，為陳喬枞《今文尚書遺說考》。
《尚書》中《禹貢》一篇，為言地理最古之書。
曆來注釋者獨多。
蓋不徒有關經學，抑且有關史部中之地理矣。
胡渭《禹貢錐指》一書，搜考最博，初學可先讀一過。
因讀此一書，即可見古今衆說之崖略也。
唯其書兼搜并蓄，初非專門之學。
若求确守漢學門戶者，則焦循《禹貢鄭注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最好。
《尚書》《春秋》，同為古史。
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是也。
然既經孔子删修，則又自成其為經，而有孔門所傳之經義。
經義、史事，二者互有關系，而又各不相幹。
必能将其分析清楚，乃能明經義之旨，而亦可見史事之真；否則糾纏不清，二者皆病矣。
今試舉堯舜禅讓之事為例。
堯舜禅讓之事，見于《孟子》《大傳》《史記》者，皆以為廓然公天下之心。
然百家之說，與此相反者，不可勝舉。
究何所折衷哉？予謂九流之學，其意皆在成一家言，本非修訂古史；而春秋、戰國時所傳古事，亦實多茫昧之詞。
如今村夫野老之說曹操、諸葛亮、李世民、趙匡胤，但仿佛知有此人耳，其事迹則強半附會也。
事實既非真相，功罪豈有定評？百家著書，乃各就己意，取為證佐。
此猶後人謂“六經皆我注腳”，原不謂經意本如此也。
堯舜禅讓之事，百家異說，姑措勿論。
即就儒書考辨，如之不得其死，（見《癸巳類稿·奡證》）及共工、歡兜、鲧皆在四嶽之列，（見宋翔鳳《尚書略說》）其事亦實有可疑。
然則《孟子》《大傳》《史記》所傳，蓋非其事之真相，特孔門之經說耳。
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
借史事以發揮己意，後人亦時有之。
如蘇轼以李斯狂悖，歸罪荀卿，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
豈真好為是深文哉？心疾夫高言異論之徒，聊借此以見意也。
姚鼐駁之，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意亦猶此。
然則《孟子》《大傳》《史記》之言，當徑作經義讀，不必信為史事。
此所謂各不相幹者也。
然古代史籍，既已不傳，欲知其事，固不得不就百家之說，披沙揀金，除去其主觀之成分以求之。
此則又所謂互有關系者矣。
欲除去主觀之成分，固非通知其書之義例不可。
此則讀書之所以貴方法也。
今更就真書二十八篇，各示其概要如下：
蓋孔門所傳之《詩》《書》為一物，固有之《詩》《書》，又為一物。
孔子所删，七十子後學奉為定本者，《詩》止三百五篇，《書》隻二十八篇；原有之《詩》《書》，則固不止此。
抑此三百五篇、二十八篇者，不過孔子删訂時所取之數，固未必無所取義；然必謂在此外者，即與此三百五篇、二十八篇，大相懸殊，亦屬決無之理。
故删訂時雖已刊落，講論之際，仍末嘗不誦說及之。
門人弟子乃各著所聞于傳，此今古籍中佚《詩》、佚《書》之所以多也。
然則所謂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中侯》者，得毋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數十百篇，雖不及二十八篇之美善，而亦勝于其餘之三千餘篇，故孔子于删訂二十八篇之後，又特表異之于其餘諸篇邪？必因此謂《書》有百篇，而訾博士所傳為不備，則過矣；然并謂其不足齒于傳說所引之《逸書》，則亦未是。
經與傳之相去，本不甚遠。
後得《泰誓》，誠不能遽比之于經，固不妨附益于傳。
此其所以僞迹雖顯，而博士仍附之于經以為教，非真識不如馬融也。
東晉晚出之《古文書》，雖屬僞造，亦多有古書為據。
《逸十六篇》，未知是否此類；抑或真為古之逸書，要其亡佚，則固可惜矣。
東晉晚出之僞孔《傳》，唐孔穎達作《正義》，原有疑詞。
然此後迄無人提及。
宋吳作《書稗傳》，乃始疑之。
《朱子語錄》，于此書亦嘗緻疑。
明梅作《尚書考異》，乃明斥其僞；然所論證，尚不甚确。
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一一從客觀方面加以證明，而此書之僞乃定；然尚未得其主名。
迨丁晏作《尚書餘論》，乃證明其為王肅所造焉。
初學欲明此一重公案者，宜讀閻、丁兩家之書。
（一）為用考證方法攻擊僞書，言之成理最早之作。
（二）則累經考究後之定論也。
此書雖屬僞造，亦多有古書為據，為之一一抉其出處者，則為惠棟之《古文尚書考》。
晚《書》之僞既明，考索漢儒書說之事斯起。
其中搜輯舊說，為之作疏者，凡有兩種：（一）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二）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是也。
江書早出，搜采未全；孫書較備。
其時今、古文之派别，尚未大明。
誤以司馬遷為古文，實為巨謬。
然其搜輯頗備；學者于今、古文派别，自能分明，作材料看可也。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左袒古學，立說頗偏。
王鳴盛《尚書後案》，則專為鄭氏一家之學。
然二書鈎校搜采，俱頗詳密，亦可參稽。
其後今、古學之派别漸明，乃有分别古今，及搜考今文之事。
攻擊古文最力者，為魏源之《書古微》，駁诘頗為駿快，而立說亦或不根，與其《詩古微》同。
搜采今文經說者，為陳喬枞《今文尚書遺說考》。
《尚書》中《禹貢》一篇，為言地理最古之書。
曆來注釋者獨多。
蓋不徒有關經學，抑且有關史部中之地理矣。
胡渭《禹貢錐指》一書，搜考最博，初學可先讀一過。
因讀此一書，即可見古今衆說之崖略也。
唯其書兼搜并蓄，初非專門之學。
若求确守漢學門戶者，則焦循《禹貢鄭注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最好。
《尚書》《春秋》，同為古史。
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是也。
然既經孔子删修，則又自成其為經，而有孔門所傳之經義。
經義、史事，二者互有關系，而又各不相幹。
必能将其分析清楚，乃能明經義之旨，而亦可見史事之真；否則糾纏不清，二者皆病矣。
今試舉堯舜禅讓之事為例。
堯舜禅讓之事，見于《孟子》《大傳》《史記》者，皆以為廓然公天下之心。
然百家之說，與此相反者，不可勝舉。
究何所折衷哉？予謂九流之學，其意皆在成一家言，本非修訂古史；而春秋、戰國時所傳古事，亦實多茫昧之詞。
如今村夫野老之說曹操、諸葛亮、李世民、趙匡胤，但仿佛知有此人耳，其事迹則強半附會也。
事實既非真相，功罪豈有定評？百家著書，乃各就己意，取為證佐。
此猶後人謂“六經皆我注腳”，原不謂經意本如此也。
堯舜禅讓之事，百家異說，姑措勿論。
即就儒書考辨，如之不得其死，（見《癸巳類稿·奡證》）及共工、歡兜、鲧皆在四嶽之列，（見宋翔鳳《尚書略說》）其事亦實有可疑。
然則《孟子》《大傳》《史記》所傳，蓋非其事之真相，特孔門之經說耳。
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
借史事以發揮己意，後人亦時有之。
如蘇轼以李斯狂悖，歸罪荀卿，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
豈真好為是深文哉？心疾夫高言異論之徒，聊借此以見意也。
姚鼐駁之，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意亦猶此。
然則《孟子》《大傳》《史記》之言，當徑作經義讀，不必信為史事。
此所謂各不相幹者也。
然古代史籍，既已不傳，欲知其事，固不得不就百家之說，披沙揀金，除去其主觀之成分以求之。
此則又所謂互有關系者矣。
欲除去主觀之成分，固非通知其書之義例不可。
此則讀書之所以貴方法也。
今更就真書二十八篇，各示其概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