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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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隻字，皆深信不疑，幾即視為紀事之史，不複以為文辭；而于某《詩》作于何時，系因何事，則又往往偏據毛、鄭，甚者憑臆為說，其法實未盡善也。
（一）以為博物之學而治之者。
《論語》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也。
此當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關動植物諸書。
（一）用以證小學者。
又分訓诂及音韻兩端。
《毛傳》與《爾雅》，訓诂多合，實為吾國最古之訓诂書。
最初言古韻者，本自《詩》人；今日言古韻，可據之書，固猶莫如《詩》也。
（一）以為文學而研究之者。
當先讀疏注，明其字句。
次考《詩》義，觀《詩》人發憤之由（司馬遷雲：《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由作），及其作《詩》之法。
《詩》本文學，經學家專以義理說之，誠或不免迂腐。
然《詩》之作者，距今幾三千年；作《詩》之意，斷非吾擠臆測可得。
通其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者，是為善讀書。
若如今人所雲：“月出皎兮，明明是一首情詩”之類，羌無證據，而言之斷然，甚非疑事無質之義也。
《王制》述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何君言采《詩》之義曰：（《公羊》宣十五年注）“五谷畢入，民皆居宅。
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
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其重之也如此。
夫人生在世，孰能無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社會之中，束縛重重，豈有言論自由之地？斯義也，穆勒《群己權界論》嚴複譯。
言之詳矣。
故往往公然表白之言，初非其人之真意；而其真意，轉托諸謠詠之間。
古代之重詩也以此。
夫如是，《詩》安得有質言其事者？而亦安可據字句測度，即自謂能得作詩之義邪？《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诂。
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
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
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此乃古學家攻擊三家之辭，其端已肇于班固時。
其後乃采取古書，附會《詩》義，而别制今之《詩序》。
謂三家皆不知《詩》之本義，而古學家獨能得之也。
其實《詩》無本義。
太師采詩而為樂，則隻有太師采之之意；孔子删《詩》而為經，則隻有孔子取之之意耳。
猶今北京大學，編輯歌謠，豈得謂編輯之人，即知作此歌謠者之意邪？三家于詩，間有一二，能指出其作之之人，及其本事者（如《芣苢》《柏舟》之類），此必确有所據。
此外則皆付阙如。
蓋《詩》固隻有誦義也。
以隻有誦義故，亦無所謂斷章取義。
我以何義誦之，即為何義耳。
今日以此意誦之，明日又以彼義誦之，無所不可也。
以為我誦之之意，則任舉何義皆通；必鑿指為詩人本義，則任舉何義皆窒。
《詩》義之葛藤，實自鑿求其本義始也。
治詩切要之書，今約舉如下： 《毛詩注疏》 今所傳《十三經注疏》，乃宋人所集刻。
其中《易》《書》《詩》《三禮》《左》《谷》，皆唐人疏。
疏《公羊》之徐彥，時代難确考，亦必在唐以前。
《論語》《孝經》《爾雅》，皆宋邢疏，亦多以舊疏為本。
唯《孟子疏》題宋孫，實為邵武士人僞托，見《朱子語錄》。
其疏極淺陋，無可取耳。
唐人所修《正義》，誠不能盡滿人意；然實多用舊疏，為隋以前經說之統彙，仍不可不細讀也。
特于此發其凡，以後論治諸經當讀之書，即不再舉注疏。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 宋人說《詩》之書甚多，讀之不可遍。
此書多駁宋人之說，讀之可以知其大略。
馬瑞辰《傳箋通釋》 陳奂《詩毛氏傳疏》 以上兩書為毛、鄭之學。
陳喬枞《三家詩遺說考》 魏源《詩古微》 以上兩書為三家之學。
魏書駁毛、鄭，有極警快處；其立說亦有不可據處。
魏氏之學，通而不精也。
輯三家《詩》者，始于宋之王應麟，僅得一小冊。
陳氏此書，乃十倍之而不止。
清儒輯逸之精，誠足令前人俯首矣。
三家之中，《齊詩》牽涉緯說。
如欲明之，可觀迮鶴壽《齊詩翼奉學》，及陳喬枞《詩緯集證》兩書。
意在以《詩》作史讀者，于《詩》之地理，亦須考究，可看朱右曾《詩地理征》。
意在研究博物者，《毛傳鄭箋》而外，以吳陸玑《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與《爾雅》《毛傳》，可相參證也。
（一）以為博物之學而治之者。
《論語》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也。
此當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關動植物諸書。
（一）用以證小學者。
又分訓诂及音韻兩端。
《毛傳》與《爾雅》，訓诂多合，實為吾國最古之訓诂書。
最初言古韻者，本自《詩》人；今日言古韻，可據之書，固猶莫如《詩》也。
（一）以為文學而研究之者。
當先讀疏注，明其字句。
次考《詩》義，觀《詩》人發憤之由（司馬遷雲：《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由作），及其作《詩》之法。
《詩》本文學，經學家專以義理說之，誠或不免迂腐。
然《詩》之作者，距今幾三千年；作《詩》之意，斷非吾擠臆測可得。
通其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者，是為善讀書。
若如今人所雲：“月出皎兮，明明是一首情詩”之類，羌無證據，而言之斷然，甚非疑事無質之義也。
《王制》述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何君言采《詩》之義曰：（《公羊》宣十五年注）“五谷畢入，民皆居宅。
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
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其重之也如此。
夫人生在世，孰能無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社會之中，束縛重重，豈有言論自由之地？斯義也，穆勒《群己權界論》嚴複譯。
言之詳矣。
故往往公然表白之言，初非其人之真意；而其真意，轉托諸謠詠之間。
古代之重詩也以此。
夫如是，《詩》安得有質言其事者？而亦安可據字句測度，即自謂能得作詩之義邪？《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诂。
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
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
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此乃古學家攻擊三家之辭，其端已肇于班固時。
其後乃采取古書，附會《詩》義，而别制今之《詩序》。
謂三家皆不知《詩》之本義，而古學家獨能得之也。
其實《詩》無本義。
太師采詩而為樂，則隻有太師采之之意；孔子删《詩》而為經，則隻有孔子取之之意耳。
猶今北京大學，編輯歌謠，豈得謂編輯之人，即知作此歌謠者之意邪？三家于詩，間有一二，能指出其作之之人，及其本事者（如《芣苢》《柏舟》之類），此必确有所據。
此外則皆付阙如。
蓋《詩》固隻有誦義也。
以隻有誦義故，亦無所謂斷章取義。
我以何義誦之，即為何義耳。
今日以此意誦之，明日又以彼義誦之，無所不可也。
以為我誦之之意，則任舉何義皆通；必鑿指為詩人本義，則任舉何義皆窒。
《詩》義之葛藤，實自鑿求其本義始也。
治詩切要之書，今約舉如下： 《毛詩注疏》 今所傳《十三經注疏》，乃宋人所集刻。
其中《易》《書》《詩》《三禮》《左》《谷》，皆唐人疏。
疏《公羊》之徐彥，時代難确考，亦必在唐以前。
《論語》《孝經》《爾雅》，皆宋邢疏，亦多以舊疏為本。
唯《孟子疏》題宋孫，實為邵武士人僞托，見《朱子語錄》。
其疏極淺陋，無可取耳。
唐人所修《正義》，誠不能盡滿人意；然實多用舊疏，為隋以前經說之統彙，仍不可不細讀也。
特于此發其凡，以後論治諸經當讀之書，即不再舉注疏。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 宋人說《詩》之書甚多，讀之不可遍。
此書多駁宋人之說，讀之可以知其大略。
馬瑞辰《傳箋通釋》 陳奂《詩毛氏傳疏》 以上兩書為毛、鄭之學。
陳喬枞《三家詩遺說考》 魏源《詩古微》 以上兩書為三家之學。
魏書駁毛、鄭，有極警快處；其立說亦有不可據處。
魏氏之學，通而不精也。
輯三家《詩》者，始于宋之王應麟，僅得一小冊。
陳氏此書，乃十倍之而不止。
清儒輯逸之精，誠足令前人俯首矣。
三家之中，《齊詩》牽涉緯說。
如欲明之，可觀迮鶴壽《齊詩翼奉學》，及陳喬枞《詩緯集證》兩書。
意在以《詩》作史讀者，于《詩》之地理，亦須考究，可看朱右曾《詩地理征》。
意在研究博物者，《毛傳鄭箋》而外，以吳陸玑《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與《爾雅》《毛傳》，可相參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