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讀經之法
關燈
小
中
大
書，于今古之别，已可了然，亦但觀其采摭之博可矣。
此數書日讀一小時，速則三月，至遲半年，必可卒業。
然後以讀其餘諸書，即不慮其茫無把握矣。
古代史書，傳者極少。
古事之傳于後者，大抵在經、子之中。
而古人主客觀不甚分明；客觀事實，往往夾雜主觀為說；（甚有全出虛構者，是為寓言。
參看後論讀子之法）而其學問，率由口耳相傳，又不能無訛誤；古書之傳于今者，又不能無阙佚。
是以随舉一事，辄異說蜂起，令人如堕五裡霧中。
治古史之難以此。
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觀夾雜使然，即可按其學術流别，将各家學說，分别部居；然後除去其主觀成分而觀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見矣。
然則前述分别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并可施之諸子也。
此當于論讀子方法時詳之。
唯有一端，論讀經方法時，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則“既知古代書籍，率多治其學者東鱗西爪之談，并無有條理系統之作，而又皆出于叢殘掇拾之餘；則傳之與經，信否亦無大分别”是也。
世之尊經過甚者，多執經為孔子手定，一字無訛；傳為後學所記，不免有誤。
故于經傳互異者，非執經以正傳，即棄傳而從經，幾視為天經地義。
殊不知尼山删訂，實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親筆。
即謂其字字皆由親筆，而孔子與其弟子，亦同時人耳，焉見孔子自執筆為之者，即一字無訛？言出于孔子之口，而弟子記之，抑或推衍師意者，即必不免有誤哉。
若謂經難私造，傳可妄為，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經可信，傳亦可信；傳可僞，經亦可僞也。
（若信今文之學，則經皆漢代先師所傳，即有訛阙，後人亦無從知之。
若信古文之學，謂今文家所傳之經，以别有古經，可資核對，所異唯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則今文先師，既不僞經，亦必不僞傳也）是以漢人引用，經、傳初不立别。
崔适《春秋複始》，論“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甚詳。
餘謂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經亦如此。
《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毫厘，缪以千裡”。
（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皆謂之《易》）今其文但見《易緯》。
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詩》雲：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對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唯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唯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
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當為《詩》《書》之辭；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實為後人評論之語。
孟子所引，蓋亦《書》《傳》文也。
舉此兩事，餘可類推。
（近人過信經而疑傳者甚多。
予去歲《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曆》一文，曾力辨之。
見《東方雜志》第二十卷第二十冊，可以參觀。
又如《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号，載朱君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謂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敵共許之法。
古書中無明文。
今古文家之傳說，一概捐除。
唯《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春秋》《論語》《孝經》七書，為今古文家所共信。
因欲取為判别二家是非之準。
”朱君之意，蓋欲棄經說而用經文，亦與梁君同蔽。
姑無論經、傳信否，相去不遠。
即謂經可信，傳不可信，而經文有不能解釋處，勢必仍取一家傳說，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敵共許之有？今古說之相持不決者，固各有經文為據，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
決嫌疑者視諸聖，久為古人之口頭禅，豈有明有經文可據，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遠。
經學之所以聚訟，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
此等疑難，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驟決。
若有如朱君所雲直截了當之法，前此治經之人，豈皆愚騃，無一見及者邪？） 治經之法，凡有數種：（一）即以經為一種學問而治之者。
此等見解，由昔日尊經過甚使然，今已不甚适合。
又一經之中，所包甚廣，人之性質，各有所宜，長于此者不必長于彼。
因治一經而遍及諸學，非徒力所不及，即能勉強從事，亦必不能深造。
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适用。
（二）則視經為國故，加以整理者。
此則各本所學，求其相關者于經，名為治經，實仍是治此科之學，而求其材料于古書耳。
此法先須于所治之學，深造有得，再加以整理古書之能，乃克有濟。
此篇所言，大概為此發也。
（三）又有因欲研究文學，而從事于讀經者。
其意亦殊可取。
蓋文學必資言語，而言語今古相承，不知古語，即不知後世言語之根源。
故不知最古之書者，于後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
經固吾國最古之書也。
但文學之為物，不重在死法，而貴能領略其美。
文學之美，隻可直覺；非但徒講無益，抑亦無從講起。
今姑定一簡明之目，以為初學誦
此數書日讀一小時，速則三月，至遲半年，必可卒業。
然後以讀其餘諸書，即不慮其茫無把握矣。
古代史書，傳者極少。
古事之傳于後者，大抵在經、子之中。
而古人主客觀不甚分明；客觀事實，往往夾雜主觀為說；（甚有全出虛構者，是為寓言。
參看後論讀子之法）而其學問，率由口耳相傳，又不能無訛誤；古書之傳于今者，又不能無阙佚。
是以随舉一事，辄異說蜂起，令人如堕五裡霧中。
治古史之難以此。
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觀夾雜使然，即可按其學術流别，将各家學說，分别部居；然後除去其主觀成分而觀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見矣。
然則前述分别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并可施之諸子也。
此當于論讀子方法時詳之。
唯有一端，論讀經方法時，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則“既知古代書籍，率多治其學者東鱗西爪之談，并無有條理系統之作，而又皆出于叢殘掇拾之餘；則傳之與經，信否亦無大分别”是也。
世之尊經過甚者，多執經為孔子手定，一字無訛；傳為後學所記，不免有誤。
故于經傳互異者，非執經以正傳，即棄傳而從經，幾視為天經地義。
殊不知尼山删訂，實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親筆。
即謂其字字皆由親筆，而孔子與其弟子，亦同時人耳，焉見孔子自執筆為之者，即一字無訛？言出于孔子之口，而弟子記之，抑或推衍師意者，即必不免有誤哉。
若謂經難私造，傳可妄為，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經可信，傳亦可信；傳可僞，經亦可僞也。
（若信今文之學，則經皆漢代先師所傳，即有訛阙，後人亦無從知之。
若信古文之學，謂今文家所傳之經，以别有古經，可資核對，所異唯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則今文先師，既不僞經，亦必不僞傳也）是以漢人引用，經、傳初不立别。
崔适《春秋複始》，論“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甚詳。
餘謂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經亦如此。
《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毫厘，缪以千裡”。
（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皆謂之《易》）今其文但見《易緯》。
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詩》雲：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對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唯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唯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
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當為《詩》《書》之辭；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實為後人評論之語。
孟子所引，蓋亦《書》《傳》文也。
舉此兩事，餘可類推。
（近人過信經而疑傳者甚多。
予去歲《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曆》一文，曾力辨之。
見《東方雜志》第二十卷第二十冊，可以參觀。
又如《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号，載朱君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謂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敵共許之法。
古書中無明文。
今古文家之傳說，一概捐除。
唯《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春秋》《論語》《孝經》七書，為今古文家所共信。
因欲取為判别二家是非之準。
”朱君之意，蓋欲棄經說而用經文，亦與梁君同蔽。
姑無論經、傳信否，相去不遠。
即謂經可信，傳不可信，而經文有不能解釋處，勢必仍取一家傳說，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敵共許之有？今古說之相持不決者，固各有經文為據，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
決嫌疑者視諸聖，久為古人之口頭禅，豈有明有經文可據，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遠。
經學之所以聚訟，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
此等疑難，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驟決。
若有如朱君所雲直截了當之法，前此治經之人，豈皆愚騃，無一見及者邪？） 治經之法，凡有數種：（一）即以經為一種學問而治之者。
此等見解，由昔日尊經過甚使然，今已不甚适合。
又一經之中，所包甚廣，人之性質，各有所宜，長于此者不必長于彼。
因治一經而遍及諸學，非徒力所不及，即能勉強從事，亦必不能深造。
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适用。
（二）則視經為國故，加以整理者。
此則各本所學，求其相關者于經，名為治經，實仍是治此科之學，而求其材料于古書耳。
此法先須于所治之學，深造有得，再加以整理古書之能，乃克有濟。
此篇所言，大概為此發也。
（三）又有因欲研究文學，而從事于讀經者。
其意亦殊可取。
蓋文學必資言語，而言語今古相承，不知古語，即不知後世言語之根源。
故不知最古之書者，于後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
經固吾國最古之書也。
但文學之為物，不重在死法，而貴能領略其美。
文學之美，隻可直覺；非但徒講無益，抑亦無從講起。
今姑定一簡明之目，以為初學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