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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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譬如說，“《管子》書是假的”，這句話和說“《管子》書是真的”同樣的有毛病。
假如在後來曆史觀念作者觀念大明之時，出了一部《管子》書；裡面并不顯然出來些管子的谥，桓公的谥，管子死後事，而題曰，“春秋時齊相颍川人管仲撰”以問世，被人考核了一下子，原來是一部做了售世的書，這然後說，“這部書是假的”。
若《管子》書中，引《老子》，引戰國末年事，稱桓公的谥法，稱管仲的死後事，本是齊人托管子之功名而著之書，隻是當時的一種文體，他自己先不曾說是真的，戰國時也不會有題“齊相管仲撰”的事，又何勞我們答他曰“是假的”。
既有一個梁任公先生，硬說管子那個人做了《管子》那些書，便應該有人回答他說，管子不曾做了這些篇的一個字。
說到這樣好到這樣。
若進一步去說，《管子》書是假的，則先須假定戰國時人已有精嚴的著者觀念，先須假定戰國時這些篇出來的時候上邊寫着“齊桓公相管仲撰”。
這樣假定當然是不可以的。
《管子》這部書現在所見的集合，乃是劉向的事，其中篇章是齊學之會集，書中直接稱道管仲的篇章，在戰國托于人而出來，也不過是自屍為管仲之學之後世，别人叙論他，也不過可說“慎輕重，貴權衡，因禍為福，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
齊人聞管仲之傳說而悅之，作為……”。
果然我們充管仲晏子是假書一類話，則《國語》、《論語》、《孟子》、《墨子》、《莊子》等等無不是假書，因為《國語》當然不是孔子所稱之左丘明寫的，《論語》當然沒有一個字是孔子寫的，《孟子》書稱梁惠王、襄王之谥當然也是他的弟子記的。
《墨子》中最墨子者，也譬頭就說“子墨子言曰”，中間又說“是以子墨子言曰”，《莊子》更是漢朝人所集合，魏晉人所編印的。
那麼，真書隻剩了《呂覽》，還要減去《月令》了。
若說這些書裡有些真話，真材料，則我們又焉能保管晏書中沒有一點真話，真材料，一初都是度的差别罷了。
我們這樣adabsurdum一看，可以确知我們切不可以後來人著書之觀念論戰國文籍。
總而言之： （1）戰國時“著作者”之觀念不明了。
（2）戰國時記言書多不是說者自寫，所托隻是有遠有近有切有不相幹罷了。
（3）戰國書除《呂覽》外，都隻是些篇，沒有成部的書，戰國書之成部，是漢朝人集合的。
這層意思，我們反複說來好像不厭其詳者，實因為了解戰國文籍之成書性，是分析戰國文籍的一個前提。
（二）記言——著論——成書 著述脫離了官書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們現在可見之最早者，是《論語》。
《論語》是記言的。
《論語》的體裁現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幾段記得較豐充以外，每一段話，隻記幾句，前無因，後無果。
在我們現在固已不知春秋末年情景，其不懂得，猶可說，乃漢儒對于《論語》上的話，也有好些像是不懂得何所為而發的樣子。
且如“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一類的話，若不附帶着“本事”，不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發生同樣的誤會嗎（見《檀弓》）？記言記到沒頭沒尾，不附帶口說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經輾轉，便生誤會，決然不是一種妥當的記言法。
再試看《論語》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時顯出語長而所記者短的樣子。
且《論語》成書大約在曾子弟子時去孟子時已不遠，孟子便是那樣汪洋大論，雖說孟子是個“戰國辯士”，談言微中與信口開河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說話而做東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說的話
假如在後來曆史觀念作者觀念大明之時，出了一部《管子》書；裡面并不顯然出來些管子的谥，桓公的谥，管子死後事，而題曰，“春秋時齊相颍川人管仲撰”以問世，被人考核了一下子，原來是一部做了售世的書，這然後說，“這部書是假的”。
若《管子》書中，引《老子》，引戰國末年事，稱桓公的谥法，稱管仲的死後事，本是齊人托管子之功名而著之書，隻是當時的一種文體，他自己先不曾說是真的，戰國時也不會有題“齊相管仲撰”的事，又何勞我們答他曰“是假的”。
既有一個梁任公先生，硬說管子那個人做了《管子》那些書，便應該有人回答他說，管子不曾做了這些篇的一個字。
說到這樣好到這樣。
若進一步去說，《管子》書是假的，則先須假定戰國時人已有精嚴的著者觀念，先須假定戰國時這些篇出來的時候上邊寫着“齊桓公相管仲撰”。
這樣假定當然是不可以的。
《管子》這部書現在所見的集合，乃是劉向的事，其中篇章是齊學之會集，書中直接稱道管仲的篇章，在戰國托于人而出來，也不過是自屍為管仲之學之後世，别人叙論他，也不過可說“慎輕重，貴權衡，因禍為福，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
齊人聞管仲之傳說而悅之，作為……”。
果然我們充管仲晏子是假書一類話，則《國語》、《論語》、《孟子》、《墨子》、《莊子》等等無不是假書，因為《國語》當然不是孔子所稱之左丘明寫的，《論語》當然沒有一個字是孔子寫的，《孟子》書稱梁惠王、襄王之谥當然也是他的弟子記的。
《墨子》中最墨子者，也譬頭就說“子墨子言曰”，中間又說“是以子墨子言曰”，《莊子》更是漢朝人所集合，魏晉人所編印的。
那麼，真書隻剩了《呂覽》，還要減去《月令》了。
若說這些書裡有些真話，真材料，則我們又焉能保管晏書中沒有一點真話，真材料，一初都是度的差别罷了。
我們這樣adabsurdum一看，可以确知我們切不可以後來人著書之觀念論戰國文籍。
總而言之： （1）戰國時“著作者”之觀念不明了。
（2）戰國時記言書多不是說者自寫，所托隻是有遠有近有切有不相幹罷了。
（3）戰國書除《呂覽》外，都隻是些篇，沒有成部的書，戰國書之成部，是漢朝人集合的。
這層意思，我們反複說來好像不厭其詳者，實因為了解戰國文籍之成書性，是分析戰國文籍的一個前提。
（二）記言——著論——成書 著述脫離了官書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們現在可見之最早者，是《論語》。
《論語》是記言的。
《論語》的體裁現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幾段記得較豐充以外，每一段話，隻記幾句，前無因，後無果。
在我們現在固已不知春秋末年情景，其不懂得，猶可說，乃漢儒對于《論語》上的話，也有好些像是不懂得何所為而發的樣子。
且如“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一類的話，若不附帶着“本事”，不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發生同樣的誤會嗎（見《檀弓》）？記言記到沒頭沒尾，不附帶口說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經輾轉，便生誤會，決然不是一種妥當的記言法。
再試看《論語》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時顯出語長而所記者短的樣子。
且《論語》成書大約在曾子弟子時去孟子時已不遠，孟子便是那樣汪洋大論，雖說孟子是個“戰國辯士”，談言微中與信口開河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說話而做東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