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學說所以适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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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兄：
弟有一疑難問題，乞兄一決：
在《論語》上看，孔子隻是舊文化的繼續者，而非新時代的開創者。
但秦漢以後是一新時代，何以孔子竟成了這個時代的中心人物？ 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産物。
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 商鞅、趙武靈王、李斯一輩人，都是新時代的開創者，何以他們造成了新時代之後，反而成為新時代中的衆矢之的？ 弟覺得對于此問題，除非作下列的解釋才行： 孔子不是完全為舊文化的繼續者，多少含些新時代的理想，經他的弟子們的宣傳，他遂甚适應于新時代的要求。
商鞅們創造的新時代，因為太與舊社會相沖突，使民衆不能安定，故漢代調和二者而立國。
漢的國家不能脫腦封建社會的氣息，故孔子之道不會失敗。
漢後二千年，社會不曾改變，故孔子之道會得傳衍得這樣長久。
兄覺得這樣解釋對嗎？請批評，愈詳細愈好。
弟 颉剛 十五、十一、十八 二 颉剛兄： 18日信到，甚喜。
你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對于這個問題本身有讨論。
你問：“在《論語》上看……何以孔子成了這個時代的中心人物？”我想，我們看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為它求一理性的因，因為許多事實的産生，但有一個“曆史的積因”，不必有一個理性的因。
即如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時在中國大行，豈是謂佛教恰合于當年社會？豈是謂從唯物史觀看來，佛教恰當于這時興盛于中國？實在不過中國當年社會中人感覺人生之艱苦太大（這種感覺何時不然，不過有時特别大），而中國當年已有之迷信與理性不足以以安慰之，有物從外來，誰先誰立根基，不論它是佛、是、是摩尼、是景教，先來居勢，并不盡由于佛特别适于中國。
且佛之不适于中國固有曆史，遠比景教等大。
那種空桑之教，無處不和中國人傳統思想相反。
然而竟能大行，想是因為這種迷信先别種迷信而來，宣傳這種迷信比宣傳别種迷信的人多，遂至于居上。
人們隻是要一種“有說作”的迷信，從不暇細問這迷信的細節。
耶稣教西行，想也是一個道理。
我們很不能說那薩特的耶稣一線最适宜于龐大而頹唐的羅馬帝國，實在那時羅馬帝國的人們但要一種“有說作”的迷信以安慰其苦倦，而恰有那薩特的耶稣一線奮鬥的最力，遂至于接受。
我常想，假如耶稣教東來到中國，佛教西去歐洲，未必不一般的流行，或者更少困難些。
因為佛教在精神上到底是個印度日耳曼人的出産品，而希伯來傳訓中，宗法社會思想之重，頗類中國也（此等事在别處當詳說）。
我說這一篇旁邊話，隻是想比喻儒家和漢以來的社會，不必有“銀丁扣”的合拍。
隻要儒家道理中有幾個成分和漢以來的社會中主要部分有相用的關系，同時儒家的東西有其說，而又有人傳，别家的東西沒有這多說，也沒有這多人傳，就可以幾世後儒家統一了中等階級的人文。
儒家盡可以有若幹質素甚不合于漢朝的物事，但漢朝找不到一個更有力的适宜者，儒家遂立足了。
一旦立足之後，想它失位，除非社會有大變動，小變動它是能以無形的變遷而适應的。
從漢武帝到清亡，儒家無形的變動甚多，但社會的變化究不曾變到使它四方都倒之勢。
它之能維持二千年，不見得是它有力量維持二千年，恐怕是由于别家沒有力量舉出一個Alternative（别家沒有這個機會）。
儒家到了漢朝統一中國，想是因為曆史上一層一層積累到勢必如此，不見得能求到一個漢朝與儒家直接相對的理性的對當。
這恐怕牽到看曆史事實的一個邏輯問題。
說孔子于舊文化之成就，精密外，更有何等開創，實找不出證據。
把《論語》來看，孔子之人物可分為四條。
（一）孔子是個入世的人，因此受若幹楚人的侮辱。
（二）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隻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
但這種淺義，甚合孔子的時代（此條長信已說）。
（三）孔子的國内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
如果孔子有甚新物事貢獻，想就是這個了。
這自然是甚合戰國時代的。
但孔子之所謂正名，頗是偏于恢複故來的整齊（至少是他所想象的故來），而戰國時之名法家則是另一種新勢力之發展。
且戰國時之名法家，多三晉人，甚少稱道孔子，每每譏儒家。
或者孔子這思想竟不是戰國時這種思想之泉源。
但這種思想，究竟我們以見之于孔子者為最早。
（四）孔子真是一個最上流十足的魯人。
這恐怕是孔子成為後來中心人物之真原因了。
魯國在春秋時代，一般的中産階級文化，必然是比那一國都高，所以魯國的風氣，是向四方面發展的。
齊之“一變至于魯”，在漢朝已是大成就，當時的六藝，是齊魯共之的。
這個魯化到齊從何時開始，我們已不可得而知，但戰國時的淳于髡、鄒衍等，已算是齊采色的儒家。
魯化到三晉，我們知道最早的有子夏與魏文侯的故事。
中央的幾國是孔子自己“宣傳”所到，他的孫子是在衛的。
荀卿的思想，一面是魯國儒家的正傳，一百三晉的采色
但秦漢以後是一新時代，何以孔子竟成了這個時代的中心人物？ 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産物。
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 商鞅、趙武靈王、李斯一輩人，都是新時代的開創者，何以他們造成了新時代之後，反而成為新時代中的衆矢之的？ 弟覺得對于此問題，除非作下列的解釋才行： 孔子不是完全為舊文化的繼續者，多少含些新時代的理想，經他的弟子們的宣傳，他遂甚适應于新時代的要求。
商鞅們創造的新時代，因為太與舊社會相沖突，使民衆不能安定，故漢代調和二者而立國。
漢的國家不能脫腦封建社會的氣息，故孔子之道不會失敗。
漢後二千年，社會不曾改變，故孔子之道會得傳衍得這樣長久。
兄覺得這樣解釋對嗎？請批評，愈詳細愈好。
弟 颉剛 十五、十一、十八 二 颉剛兄： 18日信到，甚喜。
你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對于這個問題本身有讨論。
你問：“在《論語》上看……何以孔子成了這個時代的中心人物？”我想，我們看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為它求一理性的因，因為許多事實的産生，但有一個“曆史的積因”，不必有一個理性的因。
即如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時在中國大行，豈是謂佛教恰合于當年社會？豈是謂從唯物史觀看來，佛教恰當于這時興盛于中國？實在不過中國當年社會中人感覺人生之艱苦太大（這種感覺何時不然，不過有時特别大），而中國當年已有之迷信與理性不足以以安慰之，有物從外來，誰先誰立根基，不論它是佛、是、是摩尼、是景教，先來居勢，并不盡由于佛特别适于中國。
且佛之不适于中國固有曆史，遠比景教等大。
那種空桑之教，無處不和中國人傳統思想相反。
然而竟能大行，想是因為這種迷信先别種迷信而來，宣傳這種迷信比宣傳别種迷信的人多，遂至于居上。
人們隻是要一種“有說作”的迷信，從不暇細問這迷信的細節。
耶稣教西行，想也是一個道理。
我們很不能說那薩特的耶稣一線最适宜于龐大而頹唐的羅馬帝國，實在那時羅馬帝國的人們但要一種“有說作”的迷信以安慰其苦倦，而恰有那薩特的耶稣一線奮鬥的最力，遂至于接受。
我常想，假如耶稣教東來到中國，佛教西去歐洲，未必不一般的流行，或者更少困難些。
因為佛教在精神上到底是個印度日耳曼人的出産品，而希伯來傳訓中，宗法社會思想之重，頗類中國也（此等事在别處當詳說）。
我說這一篇旁邊話，隻是想比喻儒家和漢以來的社會，不必有“銀丁扣”的合拍。
隻要儒家道理中有幾個成分和漢以來的社會中主要部分有相用的關系，同時儒家的東西有其說，而又有人傳，别家的東西沒有這多說，也沒有這多人傳，就可以幾世後儒家統一了中等階級的人文。
儒家盡可以有若幹質素甚不合于漢朝的物事，但漢朝找不到一個更有力的适宜者，儒家遂立足了。
一旦立足之後，想它失位，除非社會有大變動，小變動它是能以無形的變遷而适應的。
從漢武帝到清亡，儒家無形的變動甚多，但社會的變化究不曾變到使它四方都倒之勢。
它之能維持二千年，不見得是它有力量維持二千年，恐怕是由于别家沒有力量舉出一個Alternative（别家沒有這個機會）。
儒家到了漢朝統一中國，想是因為曆史上一層一層積累到勢必如此，不見得能求到一個漢朝與儒家直接相對的理性的對當。
這恐怕牽到看曆史事實的一個邏輯問題。
說孔子于舊文化之成就，精密外，更有何等開創，實找不出證據。
把《論語》來看，孔子之人物可分為四條。
（一）孔子是個入世的人，因此受若幹楚人的侮辱。
（二）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隻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
但這種淺義，甚合孔子的時代（此條長信已說）。
（三）孔子的國内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
如果孔子有甚新物事貢獻，想就是這個了。
這自然是甚合戰國時代的。
但孔子之所謂正名，頗是偏于恢複故來的整齊（至少是他所想象的故來），而戰國時之名法家則是另一種新勢力之發展。
且戰國時之名法家，多三晉人，甚少稱道孔子，每每譏儒家。
或者孔子這思想竟不是戰國時這種思想之泉源。
但這種思想，究竟我們以見之于孔子者為最早。
（四）孔子真是一個最上流十足的魯人。
這恐怕是孔子成為後來中心人物之真原因了。
魯國在春秋時代，一般的中産階級文化，必然是比那一國都高，所以魯國的風氣，是向四方面發展的。
齊之“一變至于魯”，在漢朝已是大成就，當時的六藝，是齊魯共之的。
這個魯化到齊從何時開始，我們已不可得而知，但戰國時的淳于髡、鄒衍等，已算是齊采色的儒家。
魯化到三晉，我們知道最早的有子夏與魏文侯的故事。
中央的幾國是孔子自己“宣傳”所到，他的孫子是在衛的。
荀卿的思想，一面是魯國儒家的正傳，一百三晉的采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