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顧颉剛論古史書
關燈
小
中
大
颉剛足下：
我這幾年到歐洲，除最初一時間外，竟不曾給你信，雖然承你累次的寄信與著作。
所以雖在交情之義激如我們，恐怕你也輕則失望，重則為最正當之怒了。
然而我卻沒有一天不曾想寫信給你過，隻是因為我寫信的情形受牛頓律的支配，“與距離之自成方之反轉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懶者之行步，德國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國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極厲害，至于使老母發白。
而且我一向懶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動一下子，不久又回複原狀态。
我的身體之壞如此，這麼一個習慣實有保護的作用，救了我一條命。
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
我當年讀嵇叔夜的信，說他自己那樣懶法，頗不能了解，現在不特覺得他那樣是自然，并且覺得他懶得全不盡緻。
我日日想寫信給你而覺得拿起筆來須用舉金箍棒之力，故總想“明天罷”。
而此明天是永久不來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後又是明天，明天，明天……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對于愛我的朋友如你，何以為情！ 私事待信末談，先談兩件《努力周報》上事物。
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然而以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
我尚且仍然想着，必然寫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報登，竊自比季子挂劍之義，然而總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當時如泉湧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記得者寄我颉剛。
潦草，不像給我颉剛的信，但終差好于無字真經。
隻是請你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對于丁文江先生的《曆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一篇文章的意見（以下見《評丁文江〈曆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文，不複載）。
其二，論颉剛的古史論。
三百年中，史學、文籍考訂學，得了你這篇文字，而有“大小總彙”。
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
這兩以外，也更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
拿這兩樣比着看，量是語文學的成績較多。
這恐怕是從事這類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為從事這科，不如從事史學、文籍考訂者所受正統觀念限制之多。
談語言學者盡可謂“亦既觏止”之觏為交媾，“握椒”之為房中藥。
漢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為“大儒”。
若把“聖帝明王”之“真迹”布出，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
但這一派比較發達上差少的史學考訂學，一遇到颉剛的手裡，便登時現出超過語文學已有的成績之形勢，那麼你這個古史論價值的大，還等我說嗎？這話何以見得呢？我們可以說道，颉剛以前，史學考訂學中真正全是科學家精神的，隻是閻若璩、崔述幾個人。
今文學時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華之士；又專以門戶為見，他所謂假的古文，固大體是假；他所謂真的今文，亦一般的不得真。
所有靠得住的成績，隻是一部《古文尚書》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這也隻是提議，未能成就）；而語文那面竟有無數的獲得。
但是，這語文學的中央題目是古音，漢學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所以最大的成績是統計的分類通轉，指出符号來，而指不出實音來。
現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果然有其人，未嘗不可淩孔顨軒而壓倒王氏父子。
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
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
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
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隻是中國初期文化史。
若關于文籍的發覺，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許文書的發現，這等事例豈是可以常希望的）。
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
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
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待于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于你這古史論。
現存的文書如不清白，後來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
偶然的發現不可期，系統的發掘須待文籍整理後方可使人知其地望。
所以你還是在寶座上安穩的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
自然有無量題目要仔細處置的，但這都是你這一個中央思想下的布列。
猶之乎我們可以造些動力學的Theorem，但這根本是Newton的。
我們可以研究某種動物或植物至精細，得些貫通的條理，但生物學的根本基石是達爾文。
學科的範圍有大小，中國古史學自然比力學或生物學小得多。
但它自是一種獨立的，而也有價值的學問。
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
去年春天和志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
“颉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于他。
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
幾年不見颉剛，不料成就到這麼大！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 颉剛，我稱贊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
此時你應做的事，就是趕快把你這番事業弄成。
我看見的你的文并不全，隻是《努力》、《讀書雜志》9、10、11、12、14（13号未見過，14後也未見過）所登的。
我見别處登有你題目，14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間你必更有些好見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
看來禹的一個次叙，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幾個觀念，如堯、舜、神農、黃帝、許由、倉颉等等，都仔細照處理禹的辦法處置它一下子。
又如商湯、周文、周公雖然是真的人，但其傳說也是曆時變的。
龜甲文上成湯并不稱成湯。
《商頌》裡的武王是個光大商業，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圍”的，克夏不算重事。
《周诰》裡周公說到成湯，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結論到周之克殷，“于湯有光”的滑稽調上去（此恰如滿酋玄晔谀孝陵的話）。
到了孟子的時代想去使齊梁君主聽他話，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氣，便造了“湯以七十裡興，文王以百裡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
到了嵇康之薄湯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
至于文王、周公的轉變更多。
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
在孟子息邪說距诐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诐行的冢相。
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
在王莽時代，變要居攝。
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任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隻知太後下嫁。
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衮，這恐怕反而近似）。
這樣變法，豈有一條不是以時代為背景。
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
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漱溟，變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簡直摸不着頭腦的。
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蘇洵是個訟棍，他的《六經論》中的聖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術便如訟棍。
長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實新學僞經，便是漢朝的康有為做的。
梁漱溟總還勉強是一個聰明人，隻是所習慣的環境太陋了，便挑了一個頂陋的東西來，呼之為“禮樂”，說是孔家真傳：主義是前進不能，後退不許，半空吊着，簡直使孔丘活受罪。
這隻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實妙文多着哩。
如果把孔子問題弄清一下，除去曆史學的興味外，也可以減掉後來許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後來的梁漱溟但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複能為孔家店的梁漱溟。
要是把曆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
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曆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Complexes）來，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累層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各個經傳子家的成籍。
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标準。
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它是個“大小總彙”，隻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于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甚麼有形的标準。
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于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來。
前年我讀你文時，心中的意思如湧泉。
當時不寫下，後來忘了一大半。
現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幾條寫下。
其中好些隻是你這論的演繹。
一 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 大小《戴記》中，材料之價值不等，時代尤其有參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實應該從早分析研究一回。
我從到歐洲來，未讀中國書，舊帶的幾本早已丢去。
想《戴記》中最要四篇，《樂記》、《禮運》、《大學》、《中庸》，當可背誦，思一理之。
及一思之，恨《樂記》已不能背。
見你文之初，思如湧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學》、《中庸》之分析。
後來找到《戴記》一讀，思想未曾改變。
又把《禮運》一分量，覺得又有一番意思。
今寫如下： 《大學》 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可見孟子時尚沒有《大學》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天下系統哲學”。
孟子隻是始提這個思想。
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
可見孟子在先，《大學》在後。
《大學》老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
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業是也。
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也。
列國分立時之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定于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系。
然而《大學》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财。
理财本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務，必在天下已一之後。
可見《大學》不見于秦皇。
《大學》引《秦誓》，書是出于伏生的，我總疑心書之含《秦誓》是伏生為秦博士的痕迹，這話要真，《大學》要後于秦代了。
且《大學》末後大罵一陣聚斂之臣。
漢初兵革擾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
文帝最不會用聚斂之臣，而景帝也未用過。
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也就大罵而特罵了。
所以雖在交情之義激如我們，恐怕你也輕則失望，重則為最正當之怒了。
然而我卻沒有一天不曾想寫信給你過，隻是因為我寫信的情形受牛頓律的支配，“與距離之自成方之反轉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懶者之行步，德國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國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極厲害，至于使老母發白。
而且我一向懶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動一下子，不久又回複原狀态。
我的身體之壞如此，這麼一個習慣實有保護的作用，救了我一條命。
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
我當年讀嵇叔夜的信，說他自己那樣懶法，頗不能了解，現在不特覺得他那樣是自然，并且覺得他懶得全不盡緻。
我日日想寫信給你而覺得拿起筆來須用舉金箍棒之力，故總想“明天罷”。
而此明天是永久不來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後又是明天，明天，明天……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對于愛我的朋友如你，何以為情！ 私事待信末談，先談兩件《努力周報》上事物。
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然而以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
我尚且仍然想着，必然寫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報登，竊自比季子挂劍之義，然而總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當時如泉湧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記得者寄我颉剛。
潦草，不像給我颉剛的信，但終差好于無字真經。
隻是請你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對于丁文江先生的《曆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一篇文章的意見（以下見《評丁文江〈曆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文，不複載）。
其二，論颉剛的古史論。
三百年中，史學、文籍考訂學，得了你這篇文字，而有“大小總彙”。
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
這兩以外，也更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
拿這兩樣比着看，量是語文學的成績較多。
這恐怕是從事這類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為從事這科，不如從事史學、文籍考訂者所受正統觀念限制之多。
談語言學者盡可謂“亦既觏止”之觏為交媾，“握椒”之為房中藥。
漢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為“大儒”。
若把“聖帝明王”之“真迹”布出，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
但這一派比較發達上差少的史學考訂學，一遇到颉剛的手裡，便登時現出超過語文學已有的成績之形勢，那麼你這個古史論價值的大，還等我說嗎？這話何以見得呢？我們可以說道，颉剛以前，史學考訂學中真正全是科學家精神的，隻是閻若璩、崔述幾個人。
今文學時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華之士；又專以門戶為見，他所謂假的古文，固大體是假；他所謂真的今文，亦一般的不得真。
所有靠得住的成績，隻是一部《古文尚書》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這也隻是提議，未能成就）；而語文那面竟有無數的獲得。
但是，這語文學的中央題目是古音，漢學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所以最大的成績是統計的分類通轉，指出符号來，而指不出實音來。
現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果然有其人，未嘗不可淩孔顨軒而壓倒王氏父子。
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
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
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
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隻是中國初期文化史。
若關于文籍的發覺，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許文書的發現，這等事例豈是可以常希望的）。
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
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
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待于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于你這古史論。
現存的文書如不清白，後來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
偶然的發現不可期，系統的發掘須待文籍整理後方可使人知其地望。
所以你還是在寶座上安穩的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
自然有無量題目要仔細處置的，但這都是你這一個中央思想下的布列。
猶之乎我們可以造些動力學的Theorem，但這根本是Newton的。
我們可以研究某種動物或植物至精細，得些貫通的條理，但生物學的根本基石是達爾文。
學科的範圍有大小，中國古史學自然比力學或生物學小得多。
但它自是一種獨立的，而也有價值的學問。
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
去年春天和志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
“颉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于他。
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
幾年不見颉剛，不料成就到這麼大！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 颉剛，我稱贊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
此時你應做的事，就是趕快把你這番事業弄成。
我看見的你的文并不全，隻是《努力》、《讀書雜志》9、10、11、12、14（13号未見過，14後也未見過）所登的。
我見别處登有你題目，14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間你必更有些好見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
看來禹的一個次叙，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幾個觀念，如堯、舜、神農、黃帝、許由、倉颉等等，都仔細照處理禹的辦法處置它一下子。
又如商湯、周文、周公雖然是真的人，但其傳說也是曆時變的。
龜甲文上成湯并不稱成湯。
《商頌》裡的武王是個光大商業，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圍”的，克夏不算重事。
《周诰》裡周公說到成湯，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結論到周之克殷，“于湯有光”的滑稽調上去（此恰如滿酋玄晔谀孝陵的話）。
到了孟子的時代想去使齊梁君主聽他話，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氣，便造了“湯以七十裡興，文王以百裡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
到了嵇康之薄湯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
至于文王、周公的轉變更多。
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
在孟子息邪說距诐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诐行的冢相。
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
在王莽時代，變要居攝。
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任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隻知太後下嫁。
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衮，這恐怕反而近似）。
這樣變法，豈有一條不是以時代為背景。
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
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漱溟，變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簡直摸不着頭腦的。
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蘇洵是個訟棍，他的《六經論》中的聖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術便如訟棍。
長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實新學僞經，便是漢朝的康有為做的。
梁漱溟總還勉強是一個聰明人，隻是所習慣的環境太陋了，便挑了一個頂陋的東西來，呼之為“禮樂”，說是孔家真傳：主義是前進不能，後退不許，半空吊着，簡直使孔丘活受罪。
這隻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實妙文多着哩。
如果把孔子問題弄清一下，除去曆史學的興味外，也可以減掉後來許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後來的梁漱溟但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複能為孔家店的梁漱溟。
要是把曆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
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曆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Complexes）來，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累層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各個經傳子家的成籍。
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标準。
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它是個“大小總彙”，隻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于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甚麼有形的标準。
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于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來。
前年我讀你文時，心中的意思如湧泉。
當時不寫下，後來忘了一大半。
現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幾條寫下。
其中好些隻是你這論的演繹。
一 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 大小《戴記》中，材料之價值不等，時代尤其有參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實應該從早分析研究一回。
我從到歐洲來，未讀中國書，舊帶的幾本早已丢去。
想《戴記》中最要四篇，《樂記》、《禮運》、《大學》、《中庸》，當可背誦，思一理之。
及一思之，恨《樂記》已不能背。
見你文之初，思如湧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學》、《中庸》之分析。
後來找到《戴記》一讀，思想未曾改變。
又把《禮運》一分量，覺得又有一番意思。
今寫如下： 《大學》 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可見孟子時尚沒有《大學》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天下系統哲學”。
孟子隻是始提這個思想。
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
可見孟子在先，《大學》在後。
《大學》老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
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業是也。
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也。
列國分立時之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定于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系。
然而《大學》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财。
理财本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務，必在天下已一之後。
可見《大學》不見于秦皇。
《大學》引《秦誓》，書是出于伏生的，我總疑心書之含《秦誓》是伏生為秦博士的痕迹，這話要真，《大學》要後于秦代了。
且《大學》末後大罵一陣聚斂之臣。
漢初兵革擾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
文帝最不會用聚斂之臣，而景帝也未用過。
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也就大罵而特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