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顧颉剛論古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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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總不能先于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斂之臣，如果《大學》是對時而立論，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後，輪台下诏之前乎？且《大學》中沒有一點從武帝後大發達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見以斷于武帝時為近是。
不知颉剛以我這鹽鐵論觀的《大學》為何如？ 《中庸》 《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為甲部、乙部、丙部。
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止。
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
其所謂中庸，正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Petitbourgeois之人生觀。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不談大題而論社會家庭間事，顯然是一個世家的觀念（其為子思否不關大旨），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的東西，顯然不是一個發大議論的筆墨——漢儒的筆墨。
從“子曰鬼神之為德”起，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已經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學。
此一節顯然像是甲部、丙部之過渡。
至于第三部，從“哀公問政”起到篇末，還有頭上“天命之謂性”到“萬物育焉”一個大帽子，共為丙部，純粹是漢儒的東西。
這部中所謂中庸，已經全不是甲部中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是“中和”了。
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這一部中乃是一個會合一切，而謂其不沖突——太和——之哲學。
蓋原始所謂中者，乃取其中之一點而不從其兩端。
此處所謂中者，以其中括合其兩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堯舜（法先王），憲章文武（法後王），上律天時（羲和），下襲水土（禹）。
這比孟子稱孔子之集大成更進一步了。
孟子所謂“金聲玉振”尚是一個論德性的話，此處乃是想孔子去包羅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異，都把它一爐而熔之。
“九經”之九事，在本來是矛盾的，如親親尊賢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
這豈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
這個“累層地”，你以為對不對？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後，因為雖提祯祥，尚未入緯。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
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
我想下列幾個标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它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對于時代獨立的，是西漢。
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它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
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呂覽》是中國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隻是些語錄。
話說得無論如何頭腦不清，終不能成八股。
以事為學，不能抽象。
漢儒的八股，必是以學為學；不窺園亭，遑論社會。
《禮運》 《禮運》一篇，看來顯系三段。
“是謂疵國，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應于此斷，不當從鄭）以前（但其中由“言偃複問曰”到“禮之大成”一節須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魯生的文章。
“夫政必本于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漢儒的議論，是一個漢儒的系統玄學。
這兩段截然不同。
至于由“言偃複問曰”到“禮之大成”一段，又和上兩者各不同，文詞略同下部而思想則不如彼之侈。
“是為小康”，應直接“舍魯何适矣”。
現在我們把《禮運》前半自為獨立之一篇，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節，去看，魯國之鄉曲意味，尚且很大。
是論兵革之起，臣宰之僭，上規湯武，下薄三家的仍類于孔子正名，其說先王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傳》實指其名的地步。
又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談堯舜，偏偏所謂“大道之行也”雲雲，即是後人所指堯舜的故事。
堯、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這理想，然後再Incarnated到誰和誰身上去。
此地很說了些這個理想，不曾說是誰來，像是這篇之時之堯、舜尚是有其義而無其詞，或者當時堯、舜俱品之傳說未定，尚是流質呢。
所談禹的故事，反是争國之首，尤其奇怪。
既不同雅頌，又不如後說，或者在那個禹觀念進化表上，這個《禮運》中的禹是個方域的差異。
我們不能不承認傳說之方域的差異，猶之乎在言語學上不能不承認方言。
又他的政治觀念如“老有所終”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隻不如《孟子》詳。
又這篇中所謂禮，實在有時等于《論語》上所謂名。
又“升屋而号”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
又“玄酒在室”至“禮之大成也”一段，不亦樂乎的一個魯國的Petitbourgeois之Kultur。
至于“嗚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論。
春秋戰國間大夫紛紛篡諸侯，家臣紛紛篡大夫，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這時候尚未甚遠。
這篇文章雖然不像很舊，但看來總在《易·系》之前。
《易·系》總是一個很遲的東西，恐怕隻是稍先于太史公。
背不出，不及細想。
二 孔子與六經 玄同先生這個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許多雲霧。
我自己的感覺如下： 《易》 《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中庸》“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運》“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
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坤乾之羲，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附《易》于宋，由這看來，顯系後起之說。
而且現在的《易》是所謂《周易》，乾上坤下，是與所謂歸藏不同。
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訂，則傳說之出自孔門，決不會如此之遲，亦不會如此之矛盾紛亂。
且商瞿不見于《論語》，《論語》上孔子之思想絕對和《易·系》不同。
《詩》 以《墨子》證《詩》三百篇，則知《詩》三百至少是當年魯國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魯人）。
看《左傳》、《論語》所引《詩》大同小異，想見其始終未曾有定本。
孔子于删詩何有焉？ 《書》 也是如此。
但現在的《今文尚書》，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書不同了。
現在的今文面目，與其謂是孔子所删，毋甯謂是伏生所删。
終于《秦誓》，顯出秦博士的馬腳來。
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書》一望而知其假外，《周書》中恐亦不少。
《禮》、《樂》 我覺玄同先生所論甚是。
《春秋》 至于《春秋》和孔子的關系，我卻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
也許因為我從甚小時讀孔廣森的書，印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偏見。
現在先别說一句。
從孔門弟子到孔教會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傳奇，大别可分為三類：一怪異的，二學究的，三為人情和社會曆史觀念所絕對不能容許的。
一層一層的剝去，孔丘真成空丘（或雲孔，空）了。
或者人竟就此去說孔子不是個曆史上的人。
但這話究竟是笑話。
在哀公時代，魯國必有一個孔丘字仲尼者。
那末，困難又來了。
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并且是在反對他的人們的話中證到的。
孔子以什麼緣由享大名雖無明文，但他在當時享大名是沒有問題的。
也許孔子是個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須機會好；他所無端碰到的一個機會是個大題目，如劉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義是也。
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題目，總不會沒有原因的。
不特孔丘未曾删定六經，即令删定，這也并不見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
在衰敗的六朝，雖然窮博士，後來也以别的緣故做起了皇帝。
然當天漢盛世，博士的運動尚且是偏于乘障落頭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藝，便至于終其身不得緻公卿。
隻是漢朝曆史是司馬氏、班氏寫的，頗為儒生吹吹，使後人覺得“像煞有介事”罷了。
但有時也露了馬腳，所謂“主上所戲弄，流俗所輕，優倡之所蓄”也。
何況更在好幾百年以前。
所以孔丘即令删述六經，也但等于東方朔的誦四十四萬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決不足做季氏的家宰，更焉有馳名列國的道理。
現在我們舍去後來無限的孔子追加篇，但憑《論語》及别的不多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個線索來。
我們說，孔丘并不以下帷攻《詩》、《書》而得勢，他于《詩》、《書》的研究與了解實在遠不及二千四百年後的顧颉剛，卻是以有話向諸侯說而得名。
他是遊談家的前驅。
遊談家靠有題目。
遊談家在德谟克拉西的國家，則為演說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羅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學問，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
然而隻是才氣過人，把當時時代背景之總彙抓來，做一個大題目去吹擂，于是乎“太山北鬥”，公卿折節了。
孔丘就是這樣。
然則孔丘時代背景的總彙是什麼？我想這一層《論語》上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線索。
周朝在昭穆的時代尚是盛的時候，後來雖有一亂，而宣王弄得不壞。
到了幽王，不知為何原因，來了一個忽然的瓦解，如漁陽之變樣的。
平王東遷後的兩個局面，是内面上陵下僭，“團長趕師長，師長趕督軍”，外邊是四夷交侵，什麼“紅禍白禍”，一齊都有。
這個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個一般的風氣，而有造成一個普遍的大劫之勢，恐怕是從這時起。
大夫專政，如魯之三桓、宋之華氏，都是從春秋初年起。
晉以殺公族，幸把這運命延遲上幾世（其實曲沃并晉已在其時，而六卿增勢也很快）。
至于非文化民族之來侵，楚與魯接了界，而有滅周宋的形勢；北狄滅了邢衛，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勢。
應這局面而出來的人物，便是齊桓、管仲、晉文、舅犯，到孔子時，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來孔子這樣人物。
一面有一個很好的當時一般文化的培養，一面抱着這個扼要的形勢，力氣充分，自然成名。
你看《論語》上孔子談政治的大節，都是指這個方向。
說正名為成事之本，說三桓之子孫微，說陪臣執國命，論孟公綽，請讨田氏，非季氏之兼并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樣熱烈的稱贊管仲。
“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
但雖然這般稱許管仲，而于管仲犯名分的地方還是一點不肯放過。
這個綱目，就是内裡整綱紀，外邊攘夷狄，使一個亂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借用一位不莊者之書名。
正所謂“救救文明”（SalvagingtheCivilization）。
隻有這樣題目可以挪來為大本；也隻有這個題目可以挪來說諸侯；也隻有以這個題目的原故，列國的君覺着動聽，而列國的執政大臣都個個要趕他走路了。
颉剛：你看我這話是玩笑嗎？我實在是說正經。
我明
不知颉剛以我這鹽鐵論觀的《大學》為何如？ 《中庸》 《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為甲部、乙部、丙部。
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止。
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
其所謂中庸，正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Petitbourgeois之人生觀。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不談大題而論社會家庭間事，顯然是一個世家的觀念（其為子思否不關大旨），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的東西，顯然不是一個發大議論的筆墨——漢儒的筆墨。
從“子曰鬼神之為德”起，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已經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學。
此一節顯然像是甲部、丙部之過渡。
至于第三部，從“哀公問政”起到篇末，還有頭上“天命之謂性”到“萬物育焉”一個大帽子，共為丙部，純粹是漢儒的東西。
這部中所謂中庸，已經全不是甲部中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是“中和”了。
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這一部中乃是一個會合一切，而謂其不沖突——太和——之哲學。
蓋原始所謂中者，乃取其中之一點而不從其兩端。
此處所謂中者，以其中括合其兩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堯舜（法先王），憲章文武（法後王），上律天時（羲和），下襲水土（禹）。
這比孟子稱孔子之集大成更進一步了。
孟子所謂“金聲玉振”尚是一個論德性的話，此處乃是想孔子去包羅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異，都把它一爐而熔之。
“九經”之九事，在本來是矛盾的，如親親尊賢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
這豈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
這個“累層地”，你以為對不對？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後，因為雖提祯祥，尚未入緯。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
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
我想下列幾個标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它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對于時代獨立的，是西漢。
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它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
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呂覽》是中國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隻是些語錄。
話說得無論如何頭腦不清，終不能成八股。
以事為學，不能抽象。
漢儒的八股，必是以學為學；不窺園亭，遑論社會。
《禮運》 《禮運》一篇，看來顯系三段。
“是謂疵國，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應于此斷，不當從鄭）以前（但其中由“言偃複問曰”到“禮之大成”一節須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魯生的文章。
“夫政必本于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漢儒的議論，是一個漢儒的系統玄學。
這兩段截然不同。
至于由“言偃複問曰”到“禮之大成”一段，又和上兩者各不同，文詞略同下部而思想則不如彼之侈。
“是為小康”，應直接“舍魯何适矣”。
現在我們把《禮運》前半自為獨立之一篇，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節，去看，魯國之鄉曲意味，尚且很大。
是論兵革之起，臣宰之僭，上規湯武，下薄三家的仍類于孔子正名，其說先王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傳》實指其名的地步。
又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談堯舜，偏偏所謂“大道之行也”雲雲，即是後人所指堯舜的故事。
堯、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這理想，然後再Incarnated到誰和誰身上去。
此地很說了些這個理想，不曾說是誰來，像是這篇之時之堯、舜尚是有其義而無其詞，或者當時堯、舜俱品之傳說未定，尚是流質呢。
所談禹的故事，反是争國之首，尤其奇怪。
既不同雅頌，又不如後說，或者在那個禹觀念進化表上，這個《禮運》中的禹是個方域的差異。
我們不能不承認傳說之方域的差異，猶之乎在言語學上不能不承認方言。
又他的政治觀念如“老有所終”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隻不如《孟子》詳。
又這篇中所謂禮，實在有時等于《論語》上所謂名。
又“升屋而号”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
又“玄酒在室”至“禮之大成也”一段，不亦樂乎的一個魯國的Petitbourgeois之Kultur。
至于“嗚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論。
春秋戰國間大夫紛紛篡諸侯，家臣紛紛篡大夫，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這時候尚未甚遠。
這篇文章雖然不像很舊，但看來總在《易·系》之前。
《易·系》總是一個很遲的東西，恐怕隻是稍先于太史公。
背不出，不及細想。
二 孔子與六經 玄同先生這個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許多雲霧。
我自己的感覺如下： 《易》 《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中庸》“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運》“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
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坤乾之羲，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附《易》于宋，由這看來，顯系後起之說。
而且現在的《易》是所謂《周易》，乾上坤下，是與所謂歸藏不同。
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訂，則傳說之出自孔門，決不會如此之遲，亦不會如此之矛盾紛亂。
且商瞿不見于《論語》，《論語》上孔子之思想絕對和《易·系》不同。
《詩》 以《墨子》證《詩》三百篇，則知《詩》三百至少是當年魯國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魯人）。
看《左傳》、《論語》所引《詩》大同小異，想見其始終未曾有定本。
孔子于删詩何有焉？ 《書》 也是如此。
但現在的《今文尚書》，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書不同了。
現在的今文面目，與其謂是孔子所删，毋甯謂是伏生所删。
終于《秦誓》，顯出秦博士的馬腳來。
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書》一望而知其假外，《周書》中恐亦不少。
《禮》、《樂》 我覺玄同先生所論甚是。
《春秋》 至于《春秋》和孔子的關系，我卻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
也許因為我從甚小時讀孔廣森的書，印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偏見。
現在先别說一句。
從孔門弟子到孔教會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傳奇，大别可分為三類：一怪異的，二學究的，三為人情和社會曆史觀念所絕對不能容許的。
一層一層的剝去，孔丘真成空丘（或雲孔，空）了。
或者人竟就此去說孔子不是個曆史上的人。
但這話究竟是笑話。
在哀公時代，魯國必有一個孔丘字仲尼者。
那末，困難又來了。
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并且是在反對他的人們的話中證到的。
孔子以什麼緣由享大名雖無明文，但他在當時享大名是沒有問題的。
也許孔子是個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須機會好；他所無端碰到的一個機會是個大題目，如劉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義是也。
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題目，總不會沒有原因的。
不特孔丘未曾删定六經，即令删定，這也并不見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
在衰敗的六朝，雖然窮博士，後來也以别的緣故做起了皇帝。
然當天漢盛世，博士的運動尚且是偏于乘障落頭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藝，便至于終其身不得緻公卿。
隻是漢朝曆史是司馬氏、班氏寫的，頗為儒生吹吹，使後人覺得“像煞有介事”罷了。
但有時也露了馬腳，所謂“主上所戲弄，流俗所輕，優倡之所蓄”也。
何況更在好幾百年以前。
所以孔丘即令删述六經，也但等于東方朔的誦四十四萬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決不足做季氏的家宰，更焉有馳名列國的道理。
現在我們舍去後來無限的孔子追加篇，但憑《論語》及别的不多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個線索來。
我們說，孔丘并不以下帷攻《詩》、《書》而得勢，他于《詩》、《書》的研究與了解實在遠不及二千四百年後的顧颉剛，卻是以有話向諸侯說而得名。
他是遊談家的前驅。
遊談家靠有題目。
遊談家在德谟克拉西的國家，則為演說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羅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學問，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
然而隻是才氣過人，把當時時代背景之總彙抓來，做一個大題目去吹擂，于是乎“太山北鬥”，公卿折節了。
孔丘就是這樣。
然則孔丘時代背景的總彙是什麼？我想這一層《論語》上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線索。
周朝在昭穆的時代尚是盛的時候，後來雖有一亂，而宣王弄得不壞。
到了幽王，不知為何原因，來了一個忽然的瓦解，如漁陽之變樣的。
平王東遷後的兩個局面，是内面上陵下僭，“團長趕師長，師長趕督軍”，外邊是四夷交侵，什麼“紅禍白禍”，一齊都有。
這個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個一般的風氣，而有造成一個普遍的大劫之勢，恐怕是從這時起。
大夫專政，如魯之三桓、宋之華氏，都是從春秋初年起。
晉以殺公族，幸把這運命延遲上幾世（其實曲沃并晉已在其時，而六卿增勢也很快）。
至于非文化民族之來侵，楚與魯接了界，而有滅周宋的形勢；北狄滅了邢衛，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勢。
應這局面而出來的人物，便是齊桓、管仲、晉文、舅犯，到孔子時，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來孔子這樣人物。
一面有一個很好的當時一般文化的培養，一面抱着這個扼要的形勢，力氣充分，自然成名。
你看《論語》上孔子談政治的大節，都是指這個方向。
說正名為成事之本，說三桓之子孫微，說陪臣執國命，論孟公綽，請讨田氏，非季氏之兼并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樣熱烈的稱贊管仲。
“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
但雖然這般稱許管仲，而于管仲犯名分的地方還是一點不肯放過。
這個綱目，就是内裡整綱紀，外邊攘夷狄，使一個亂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借用一位不莊者之書名。
正所謂“救救文明”（SalvagingtheCivilization）。
隻有這樣題目可以挪來為大本；也隻有這個題目可以挪來說諸侯；也隻有以這個題目的原故，列國的君覺着動聽，而列國的執政大臣都個個要趕他走路了。
颉剛：你看我這話是玩笑嗎？我實在是說正經。
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