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學說所以适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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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濃厚。
魯化到楚，也是很早的。
陳良總是比孟子前一兩輩的人，他已經是北學于中國了。
屈原的時代，在戰國不甚遲，《離騷》一部書，即令是他死後戀傷他的人之作，想也不至于甚後，而這篇裡“上稱帝喾，下道齊桓，中述湯武，遠及堯舜”四端中，三端顯是自魯來的。
又《莊子·天下》篇，自然不是一篇很早的文，但以他所稱與不稱的人比列一下子，總也不能甚遲，至遲當是荀卿、呂不韋前一輩的人。
且這文也看不出是魯國人做的痕迹。
這篇文于儒家以外，都是以人為單位，而于鄒魯獨為一Collective之論，這裡邊沒有一句稱孔子的話，而有一大節發揮以鄒魯為文宗。
大約當時人談人文者仰鄒魯，而鄒魯之中以孔子為最大的聞人。
孔子之成後來中心人物，想必是憑藉魯國。
《論語》上使我們顯然看出孔子是個吸收當時文化最深的人。
大約記得的前言往行甚多，而于音樂特别有了解，有手段。
他不必有甚麼特别新貢獻，隻要魯國沒有比他更大的聞人，他已經可以憑藉着為中心人物了。
魯國的儒化有兩個特别的彩色： （一）儒化最好文飾，也最長于文飾。
抱着若幹真假的故事，若幹真假的故器，務皮毛者必采用。
所以好名高的世主，總采儒家，自魏文侯以至漢武帝。
而真有世間閱曆的人，都不大看得起儒家，如漢之高宣。
（二）比上項更有關系的，是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
中國始終沒有脫離了宗法社會。
世界上自有曆史以來，也隻有一小部分的希臘及近代歐洲，脫離了宗法社會。
雖羅馬也未脫離的。
印度日耳曼民族中，所以能有一小部分脫離宗法社會的原故，想是由于這些民族的一個最特别的風俗是重女子（張骞的大發明）。
因為女子在家庭中有力量，所以至少在平民階級中，成小家庭的狀态，而宗法因以廢弛。
中國的社會，始終以家為單位。
三晉的思想家每每隻承認君權，但宗法社會在中國的中等階級以上，是難得消失的，這種自完其說的宗法倫理漸漸傳布，也許即是魯國文化得上風的由來。
本來宗法社會也但是一個有産階級的社會，在奴婢及無産業人從來談不到宗法。
宗法的倫理必先嚴父，這實于入戰國以來專制政治之發達未嘗不合。
那樣變法的秦伯，偏谥為孝公。
秦始皇統一後，第一舉即是到峄山下，聚諸儒而議禮，迨議論不成，然後一人遊幸起來。
後來至于焚書坑儒，恐俱非其本心。
秦王是個最好功喜名的人，儒家之文飾，自甚合他的本味。
試看峄山刻石，特提“孝道顯明”，而會稽刻石，“匡饬異俗”之言曰，“有子而嫁，背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
看他這樣以魯俗匡饬越俗的宗旨，秦國的宗法倫理，在上流社會上是不會堕的。
故始皇必以清議而納母歸。
孝之一字必在世家方有意義，所以當時孝字即等于decency，甚至如劉邦一類下等流氓，亦必被人稱為大孝，而漢朝皇帝無一不以孝為谥。
暴發戶學世家，不得不如此耳。
有這個社會情形，則魯儒宗之倫理傳布，因得其憑藉。
封建一個名詞之下，有甚多不同的含義。
西周的封建，是開國殖民，所以封建是謂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
西漢的封建是割裂郡縣，所以這時所謂封建但是一地理上之名詞而已。
宗周或以滅國而封建，如殷、唐等；或以拓新土而封建，如江漢。
其能封建稍久的，在内則公室貴族平民間相影響成一種社會的組織。
其中多含人民的組織。
人民之于君上，以方域小而覺親，以接觸近而覺密。
試看《國風》那時人民對于那時公室的興味何其密切。
那時一諸侯之民，便是他的戰卒，但卻不即是他的俘虜。
這種社會是養成的。
後來兼并愈大，愈不使其下層人民多組織（因為如此最不便于虜使）。
其人民對于其公室之興味，愈來愈小。
其為政者必使其人民如一團散沙，然後可以為治。
如秦始皇之遷天下豪傑于鹹陽，即破除人民的組織最顯明的事。
封建社會之滅，由于十二國七國之兼并，秦隻是把六國滅了罷了。
封建的社會制早已亡，不待秦。
中國之由春秋時代的“家國”演進為戰國時代的“基于征服之義”之國，是使中國人可以有政治的大組織，免于匈奴、鮮卑之滅亡我們的；同時也是使中國的政治永不能細而好的。
因為從戰國秦的局面，再一變，隻能變到中央亞細亞大帝國之局面，想變到歐洲政治之局面是一經離開封建制以後不可能的（從蒙古滅宋後，中國的國家，已經成了中央亞細亞大帝國之局面了。
唐宋的政治雖腐敗，比起明清來，到底多點“民氣”）。
在漢初年，假如南粵趙氏多傳一百年，吳濞傳國能到宣元時，或者粵吳重新得些封建社會的組織。
但國既那末大，又是經過一番郡縣之後，這般想是甚不自然的。
漢初封建隻是劉家家略，劉邦們想如此可以使姓劉的長久，遂割郡縣以為國。
這是于社會的組織上甚不相涉的。
頂多能夠恢複到戰國的七雄，決不能恢複到成周春秋之封建。
封建之為一種社會的組織，是在戰國廢的，不是在秦廢的。
漢未嘗試着恢複這社會的組織，也正不能。
我覺得秦國之有所改變，隻是順當年七國的一
魯化到楚，也是很早的。
陳良總是比孟子前一兩輩的人，他已經是北學于中國了。
屈原的時代，在戰國不甚遲，《離騷》一部書，即令是他死後戀傷他的人之作，想也不至于甚後，而這篇裡“上稱帝喾，下道齊桓，中述湯武，遠及堯舜”四端中，三端顯是自魯來的。
又《莊子·天下》篇，自然不是一篇很早的文，但以他所稱與不稱的人比列一下子，總也不能甚遲，至遲當是荀卿、呂不韋前一輩的人。
且這文也看不出是魯國人做的痕迹。
這篇文于儒家以外，都是以人為單位，而于鄒魯獨為一Collective之論，這裡邊沒有一句稱孔子的話，而有一大節發揮以鄒魯為文宗。
大約當時人談人文者仰鄒魯，而鄒魯之中以孔子為最大的聞人。
孔子之成後來中心人物，想必是憑藉魯國。
《論語》上使我們顯然看出孔子是個吸收當時文化最深的人。
大約記得的前言往行甚多，而于音樂特别有了解，有手段。
他不必有甚麼特别新貢獻，隻要魯國沒有比他更大的聞人，他已經可以憑藉着為中心人物了。
魯國的儒化有兩個特别的彩色： （一）儒化最好文飾，也最長于文飾。
抱着若幹真假的故事，若幹真假的故器，務皮毛者必采用。
所以好名高的世主，總采儒家，自魏文侯以至漢武帝。
而真有世間閱曆的人，都不大看得起儒家，如漢之高宣。
（二）比上項更有關系的，是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
中國始終沒有脫離了宗法社會。
世界上自有曆史以來，也隻有一小部分的希臘及近代歐洲，脫離了宗法社會。
雖羅馬也未脫離的。
印度日耳曼民族中，所以能有一小部分脫離宗法社會的原故，想是由于這些民族的一個最特别的風俗是重女子（張骞的大發明）。
因為女子在家庭中有力量，所以至少在平民階級中，成小家庭的狀态，而宗法因以廢弛。
中國的社會，始終以家為單位。
三晉的思想家每每隻承認君權，但宗法社會在中國的中等階級以上，是難得消失的，這種自完其說的宗法倫理漸漸傳布，也許即是魯國文化得上風的由來。
本來宗法社會也但是一個有産階級的社會，在奴婢及無産業人從來談不到宗法。
宗法的倫理必先嚴父，這實于入戰國以來專制政治之發達未嘗不合。
那樣變法的秦伯，偏谥為孝公。
秦始皇統一後，第一舉即是到峄山下，聚諸儒而議禮，迨議論不成，然後一人遊幸起來。
後來至于焚書坑儒，恐俱非其本心。
秦王是個最好功喜名的人，儒家之文飾，自甚合他的本味。
試看峄山刻石，特提“孝道顯明”，而會稽刻石，“匡饬異俗”之言曰，“有子而嫁，背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
看他這樣以魯俗匡饬越俗的宗旨，秦國的宗法倫理，在上流社會上是不會堕的。
故始皇必以清議而納母歸。
孝之一字必在世家方有意義，所以當時孝字即等于decency，甚至如劉邦一類下等流氓，亦必被人稱為大孝，而漢朝皇帝無一不以孝為谥。
暴發戶學世家，不得不如此耳。
有這個社會情形，則魯儒宗之倫理傳布，因得其憑藉。
封建一個名詞之下，有甚多不同的含義。
西周的封建，是開國殖民，所以封建是謂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
西漢的封建是割裂郡縣，所以這時所謂封建但是一地理上之名詞而已。
宗周或以滅國而封建，如殷、唐等；或以拓新土而封建，如江漢。
其能封建稍久的，在内則公室貴族平民間相影響成一種社會的組織。
其中多含人民的組織。
人民之于君上，以方域小而覺親，以接觸近而覺密。
試看《國風》那時人民對于那時公室的興味何其密切。
那時一諸侯之民，便是他的戰卒，但卻不即是他的俘虜。
這種社會是養成的。
後來兼并愈大，愈不使其下層人民多組織（因為如此最不便于虜使）。
其人民對于其公室之興味，愈來愈小。
其為政者必使其人民如一團散沙，然後可以為治。
如秦始皇之遷天下豪傑于鹹陽，即破除人民的組織最顯明的事。
封建社會之滅，由于十二國七國之兼并，秦隻是把六國滅了罷了。
封建的社會制早已亡，不待秦。
中國之由春秋時代的“家國”演進為戰國時代的“基于征服之義”之國，是使中國人可以有政治的大組織，免于匈奴、鮮卑之滅亡我們的；同時也是使中國的政治永不能細而好的。
因為從戰國秦的局面，再一變，隻能變到中央亞細亞大帝國之局面，想變到歐洲政治之局面是一經離開封建制以後不可能的（從蒙古滅宋後，中國的國家，已經成了中央亞細亞大帝國之局面了。
唐宋的政治雖腐敗，比起明清來，到底多點“民氣”）。
在漢初年，假如南粵趙氏多傳一百年，吳濞傳國能到宣元時，或者粵吳重新得些封建社會的組織。
但國既那末大，又是經過一番郡縣之後，這般想是甚不自然的。
漢初封建隻是劉家家略，劉邦們想如此可以使姓劉的長久，遂割郡縣以為國。
這是于社會的組織上甚不相涉的。
頂多能夠恢複到戰國的七雄，決不能恢複到成周春秋之封建。
封建之為一種社會的組織，是在戰國廢的，不是在秦廢的。
漢未嘗試着恢複這社會的組織，也正不能。
我覺得秦國之有所改變，隻是順當年七國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