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學說所以适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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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趨勢，不特不曾孤意的特為改變，而且比起六國來反為保守。
六國在戰國時以經濟之發展，侈靡而失其初年軍國之精神（特别是三晉），秦國則立意保存，從孝公直到秦皇。
漢初一意承秦之續，不見得有一點“調和二者”的痕迹。
這層漢儒是很覺得的。
太史公把漢看得和秦一般，直到王莽時，揚雄劇秦美新，亦隻是劇漢美新耳。
東漢的儒家，方才覺得漢不是秦。
儒家雖由漢武室為國教，但儒家的政治理想，始終未完全實現。
東漢晚年禮刑之辯，實是春秋理想與戰國理想之争，魯國理想與三晉理想之争。
魯國以國小而文化久，在戰國時也未曾大脫春秋時封建氣。
儒家的理想，總是以為國家小應隻管政刑，還要有些社會政策，養生送死，乃至儀節。
三晉思想總是以為這都非國家所能為，所應為，國家但執柄。
其弊是儒家從不能有一種超予Ethics的客觀思想，而三晉思想家所立的抽象的機作，亦始終不可見，但成君王之督責獨裁而已。
近代最代表純正儒家思想者，如顧亭林，其《封建十論》，何嘗與柳子厚所論者為一件事？柳子厚的問題是：封建（即裂土，非成俗）于帝室之保全，國内之秩序為便呢，或是但是郡縣？亭林的問題是：封建（即成俗，非裂土）能安民或者郡縣？亭林答案，以為“郡縣之弊其弊在上”，必層層設監，愈不勝其監。
刺史本是行官，旋即代太守；巡按本是行官，旋即代布政，愈防愈腐，以人民之中未有督責也。
中國離封建之局（社會的意義），遂不得更有歐洲政治的局面，此義我深信深持，惜此信中不能更詳寫下。
商鞅、趙武靈王、李斯實在不是一輩人。
商鞅不是一個理想家，也不是一個專看到将來的人。
他所行的法，大略可以分做四格：（一）見到晉國霸業時之軍國辦法，以此風訓練秦國；（二）使警察成人民生活的習慣；（三）抑止财富的勢力侵到軍國，此亦是鑒予晉之頹唐；（四）使法令絕對的實行。
商君到底是個三晉人。
自孝公以來秦所以盛，我試為此公式“以戎秦之粗質，取三晉之嚴文”。
商鞅這種變法，是與後來儒家的變成法家，如王莽、王安石等，絕然不同的。
趙武靈王不曾變法，隻是想使人民戎俗而好戰，以便開拓胡地中山，并以并秦。
他是一個甚浪漫的人。
但不見得有制度思想。
李斯的把戲中，真正太多荀卿的思想。
荀卿所最痛言的“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李斯實現之。
他的事作與商君的事作甚不類。
商君是成俗，李斯是定權衡。
這些人不見得在當時即為“衆矢之的”。
我們現在讀戰國的曆史，隻能靠一部《史記》。
《戰國策》已佚，今存當是後人輯本（吳汝綸此說甚是），而這部《史記》恰恰是一部儒家思想的人做的。
商君的人格，想也是很有力量而超越平凡的。
看他答公孫痤之言，何其有見識而有擔當。
且後來一靠孝公，不為私謀，秦國終有些為他訴冤的人。
即令有人攻擊他，也必是攻擊他的私人，不聞以他之法為衆矢之的。
至于李斯，後人比忠者每稱之。
《史記》上有一個破綻“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
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
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可見子長時人尚皆稱許李斯，非子長一人在《史記》上作翻案文章耳。
子長最痛恨公孫弘，最看不起衛、霍一流暴發戶，最不謂然的是好大喜功，故結果成了一部于漢武帝過不去的謗書。
他這“一家之言”，我們要留神的。
陳涉造反，尚用扶蘇的名義，可見當時蒙将軍之死，必是世人歌泣的一件事。
蒙氏有大功，而被大刑，不合太史公的脾胃，把他一筆抹殺，這豈能代表當年的輿論哉？如果《史記》有好處，必是它的“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羨貨利而羞賤貧”。
但頭一句尚是它的老子的好處，他的儒家思想之重，但這書但成“一家之言”。
假若現在尚有當年民間的著述，必另是一番議論。
我們現在切不可從這不充足的材料中抽結論。
到了後世甚遠，儒家思想、儒家記載，專利了。
當年民間真正的輿論，就不見了。
宋前，曹操在民間的名譽不壞；從宋起，儒家思想普及民間，而曹公變為“衆矢之的”。
當年何曾是如此的？ 以上一氣寫下，一時想到者，意實未盡也。
弟 斯年 十五、十一、廿八 三 颉剛兄： 兄弟六信提出一事，弟于上次信叙了我的意思很多。
我現在補說下列幾句： 中國社會的變遷，在春秋戰國之交，而不在秦。
七國制、秦制、漢制，都差不多。
其得失存亡，在政而不在制。
商鞅一般人不見得在當時受惡名。
我又舉下列兩事：（一）李斯上書，舉商君以為客之益秦之例；（二）公孫衍、張儀，孟子的學生大稱之，大約是當時時論，而遭了孟子大頓罵。
孟子是儒家，不見得能代表當時時論。
有一人頗有一部分像商君者，即吳起，在其能制法明令以強國。
而吳起所得罪的人，也正是商君所得罪的，即是當時的貴族。
大約戰國初年的趨勢，是以削貴族的法子強國。
弟 斯年 十五、十二、七 （原載1927年12月6日《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刑》第一集第六期）
六國在戰國時以經濟之發展，侈靡而失其初年軍國之精神（特别是三晉），秦國則立意保存，從孝公直到秦皇。
漢初一意承秦之續，不見得有一點“調和二者”的痕迹。
這層漢儒是很覺得的。
太史公把漢看得和秦一般，直到王莽時，揚雄劇秦美新，亦隻是劇漢美新耳。
東漢的儒家，方才覺得漢不是秦。
儒家雖由漢武室為國教，但儒家的政治理想，始終未完全實現。
東漢晚年禮刑之辯，實是春秋理想與戰國理想之争，魯國理想與三晉理想之争。
魯國以國小而文化久，在戰國時也未曾大脫春秋時封建氣。
儒家的理想，總是以為國家小應隻管政刑，還要有些社會政策，養生送死，乃至儀節。
三晉思想總是以為這都非國家所能為，所應為，國家但執柄。
其弊是儒家從不能有一種超予Ethics的客觀思想，而三晉思想家所立的抽象的機作，亦始終不可見，但成君王之督責獨裁而已。
近代最代表純正儒家思想者，如顧亭林，其《封建十論》，何嘗與柳子厚所論者為一件事？柳子厚的問題是：封建（即裂土，非成俗）于帝室之保全，國内之秩序為便呢，或是但是郡縣？亭林的問題是：封建（即成俗，非裂土）能安民或者郡縣？亭林答案，以為“郡縣之弊其弊在上”，必層層設監，愈不勝其監。
刺史本是行官，旋即代太守；巡按本是行官，旋即代布政，愈防愈腐，以人民之中未有督責也。
中國離封建之局（社會的意義），遂不得更有歐洲政治的局面，此義我深信深持，惜此信中不能更詳寫下。
商鞅、趙武靈王、李斯實在不是一輩人。
商鞅不是一個理想家，也不是一個專看到将來的人。
他所行的法，大略可以分做四格：（一）見到晉國霸業時之軍國辦法，以此風訓練秦國；（二）使警察成人民生活的習慣；（三）抑止财富的勢力侵到軍國，此亦是鑒予晉之頹唐；（四）使法令絕對的實行。
商君到底是個三晉人。
自孝公以來秦所以盛，我試為此公式“以戎秦之粗質，取三晉之嚴文”。
商鞅這種變法，是與後來儒家的變成法家，如王莽、王安石等，絕然不同的。
趙武靈王不曾變法，隻是想使人民戎俗而好戰，以便開拓胡地中山，并以并秦。
他是一個甚浪漫的人。
但不見得有制度思想。
李斯的把戲中，真正太多荀卿的思想。
荀卿所最痛言的“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李斯實現之。
他的事作與商君的事作甚不類。
商君是成俗，李斯是定權衡。
這些人不見得在當時即為“衆矢之的”。
我們現在讀戰國的曆史，隻能靠一部《史記》。
《戰國策》已佚，今存當是後人輯本（吳汝綸此說甚是），而這部《史記》恰恰是一部儒家思想的人做的。
商君的人格，想也是很有力量而超越平凡的。
看他答公孫痤之言，何其有見識而有擔當。
且後來一靠孝公，不為私謀，秦國終有些為他訴冤的人。
即令有人攻擊他，也必是攻擊他的私人，不聞以他之法為衆矢之的。
至于李斯，後人比忠者每稱之。
《史記》上有一個破綻“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
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
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可見子長時人尚皆稱許李斯，非子長一人在《史記》上作翻案文章耳。
子長最痛恨公孫弘，最看不起衛、霍一流暴發戶，最不謂然的是好大喜功，故結果成了一部于漢武帝過不去的謗書。
他這“一家之言”，我們要留神的。
陳涉造反，尚用扶蘇的名義，可見當時蒙将軍之死，必是世人歌泣的一件事。
蒙氏有大功，而被大刑，不合太史公的脾胃，把他一筆抹殺，這豈能代表當年的輿論哉？如果《史記》有好處，必是它的“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羨貨利而羞賤貧”。
但頭一句尚是它的老子的好處，他的儒家思想之重，但這書但成“一家之言”。
假若現在尚有當年民間的著述，必另是一番議論。
我們現在切不可從這不充足的材料中抽結論。
到了後世甚遠，儒家思想、儒家記載，專利了。
當年民間真正的輿論，就不見了。
宋前，曹操在民間的名譽不壞；從宋起，儒家思想普及民間，而曹公變為“衆矢之的”。
當年何曾是如此的？ 以上一氣寫下，一時想到者，意實未盡也。
弟 斯年 十五、十一、廿八 三 颉剛兄： 兄弟六信提出一事，弟于上次信叙了我的意思很多。
我現在補說下列幾句： 中國社會的變遷，在春秋戰國之交，而不在秦。
七國制、秦制、漢制，都差不多。
其得失存亡，在政而不在制。
商鞅一般人不見得在當時受惡名。
我又舉下列兩事：（一）李斯上書，舉商君以為客之益秦之例；（二）公孫衍、張儀，孟子的學生大稱之，大約是當時時論，而遭了孟子大頓罵。
孟子是儒家，不見得能代表當時時論。
有一人頗有一部分像商君者，即吳起，在其能制法明令以強國。
而吳起所得罪的人，也正是商君所得罪的，即是當時的貴族。
大約戰國初年的趨勢，是以削貴族的法子強國。
弟 斯年 十五、十二、七 （原載1927年12月6日《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刑》第一集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