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顧颉剛論古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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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之号稱出于夏氏。
與其信周之先世曾竄于戎狄之間，毋甯謂周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間。
姬、姜容或是一支之兩系。
特一在西，一在東耳。
魯是一個古文化的中心點，其四圍有若幹的小而古的國。
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
昊容或為民族名，有少昊必有太昊，猶大宛小宛，大月氏小月氏也。
我疑及中國文化本來自東而西：九河濟淮之中，山東、遼東兩個半島之間，西及河南東部，是古文化之淵源。
以商興而西了一步，以周興而更西了一步。
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國之多也。
齊容或也是一個外來的強民族，遂先于其間成大國。
齊有齊俗，有齊宗教，雖與魯近，而甚不同。
大約當年鄒魯的文化人士，很看不起齊之人士，所以孟子聽到不經之談，便說是“齊東野人之語也”，而笑他的學生時便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正是形容他們的坐井觀天的樣子。
看來當年齊人必有點類似現在的四川人，自覺心是很大的，開口蘇東坡，閉口諸葛亮，誠不愧為夜郎後世矣。
魯之儒家，迂而執禮。
齊之儒家，放而不經。
如淳于、鄒衍一切荒唐之詞人，世人亦謂為儒家。
荊楚一帶，本另是些民族，荊或者自商以來即是大國，亦或者始受殷号，後遂自立。
楚國話與齊國話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莊嶽然後可知。
孟子罵他們舌，必然聲音很和北方漢語不類。
按楚國話語存在者，隻有“謂乳穀，謂虎於菟”一語。
乳是動詞，必時有變動；而虎是靜詞，尚可資用。
按吐蕃語虎為Stng，吐蕃語字前之S每在同族語中為韻，是此字易有線索，但一字決不能為證耳。
又漢西南夷君長稱精夫，疑即吐蕃語所謂Rgyal-po，《唐書》譯為贊普者。
《漢書·西南夷傳》有幾首四字詩對記，假如人能精于吐蕃語、太語、緬甸語，必有所發現。
這個材料最可寶貴。
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自稱曰濮。
又蠻閩等字音在藏文為人，或即漢語民字之對當？總之，文獻不足，無從征之。
秦之先世必是外國，後來染上些晉文化，但俗與宗教想必同于西戎。
特不解西周的風氣何以一下子精光？ 狄必是一個大民族。
《左傳》、《國語》記他們的名字不類單音語。
且說到狄，每加物質的标記，如赤狄、白狄、長狄等等。
赤白又長，竟似印度日耳曼族的樣子，不知當時吐火羅等人東來，究竟達到什麼地方？ 應該是中國了，而偏和狄認親（有娀，簡狄）。
這團亂糟糟的樣子，究竟誰是諸夏，誰是戎狄？ 中國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一統，至漢武帝始全功，現在人曰漢人，學曰漢學，土曰漢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詞，不是偶然的。
秦以前本不一元，自然有若幹差别。
人疑生莊周之土不應生孔丘。
然如第一認清中國非一族一化，第二認清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則其不同亦甚自然。
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點三晉文俗而統一中國。
漢但接秦，後來魯國、齊國又漸于文化上發生影響。
可如下列看： 統一中國之國家者——秦。
統一中國之文教者——魯。
統一中國之宗教者——齊。
統一中國之官術者——三晉。
此外未得發展而壓下的東西多得很啦。
所以我們覺得漢朝的物事少方面，晚周的物事多方面。
文化之統一與否，與政治之統一與否相為因果；一統則興者一宗，廢者萬家。
五 補說（《春秋》與《詩》） 承颉剛寄我《古史辨》第一冊，那時我已要從柏林起身，不及細看。
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說如何高興贊歎的話，前文已說盡我所能說，我的沒有文思使我更想不出别的話語來說。
現在隻能說一個大略的印象。
最可愛是那篇長叙，将來必須更仔細讀它幾回，後面所附着第二冊拟目，看了尤其高興，盼望的巴不得馬上看見。
我尤其希望的是颉剛把所辨出的題目一條一條去仔細分理，不必更為一般之辨，如作《原經》一類的文章。
從第二冊拟目上看來，颉剛這時注意的題目在《詩》，稍及《書》。
希望颉剛不久把這一堆題目弄清楚，俾百詩的考僞孔後更有一部更大的大觀。
我覺得《春秋》三傳問題現在已成熟，可以下手了。
我們可以下列的路線去想： （一）《春秋》是不是魯史的記載？這個問題很好作答，把二百多年中所記日食一核便妥了。
（二）左氏經文多者是否劉歆僞造？幸而哀十四年有一日食，旦去一核，看是對否。
如不對，則此一段自是後人意加。
如對，則今文傳統說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劉歆僞造”墜地而盡。
此點關系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點我覺得竟不能決，因沒有材料。
但這傳說必已很久，而所謂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實與《論語》相合。
（四）孟子所謂《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斷爛朝報？此一段并非不成問題。
（五）春秋一名在戰國時為公名，為私名？ （六）公羊傳思想之時代背景。
（七）公羊大義由《傳》、《繁露》，到何氏之變遷，中間可于斷獄取之。
（八）谷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别傳？ （九）《史記》與《國語》的關系。
（十）《史記》果真為古文家改到那個田地嗎？崔君的黨見是太深的，決不能以他的話為定論。
（十一）《左氏傳》在劉歆制成定本前之曆史。
此一端非常重要。
《左傳》決不是一時而生，諒亦不是由劉歆一手而造。
我此時有下一個設想：假定漢初有一部《國語》，又名《左氏春秋》，其傳那個斷爛朝報者實不能得其解，其間遂有一種聯想，以為《春秋》與《國語》有關系，此為第一步。
不必兩書有真正之銀丁扣，然後可使當時人以為有關系，有此傳說，亦可動當時人。
太史公恐怕就是受這個觀念支配而去于《史記》中用其材料的，這個假設小，康崔諸君那個假設太大。
公羊學後來越來越盛，武帝時幾乎成了國學。
反動之下，這傳說亦越進化，于是漸漸的多人為《國語》造新解，而到劉向、劉歆手中，遂成此《左氏傳》之巨觀。
古文學必不是劉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個很長的淵源。
且此古文學之思想亦甚自然。
今文在當時成了斷獄法，成了教條，成了谶緯陰陽，則古文之較客觀者起來作反動，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進化。
（十二）《左傳》并不于材料上是單元。
《國語》存本可看出，《國語》實在是記些語。
《左傳》中許多并不是語，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
如呂相絕秦語文章既不同，而事實又和《左傳》所記矛盾。
必是當年作者把《國語》大部分采來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别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們要把它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傳》、《國語》文字之比較。
《左傳》、《國語》的文字很有些分别，且去仔細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處。
（十四）東漢左氏傳說之演進。
左氏能勝了公羊，恐怕也有點适者生存的意思。
今文之陋而誇，實不能滿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書》之面目。
現在我隻寫下這些點。
其實如是自己作起功來，所有之假設必然時時改變。
今文古文之争，給我們很多的道路和提醒。
但自莊孔劉宋到崔适，都不是些極客觀的人物，我們必須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們自己提醒的道路。
現在看《詩》，恐怕要但看白文，訓诂可參考而本事切不可問。
大約本事靠得住的如碩人之說莊姜是百分難得的；而極不通者一望皆是。
如君子偕老為刺衛宣姜，真正豈有此理。
此明明是稱贊人而惜其運命不濟，故曰“子之不淑”，猶雲“子之不幸”。
但論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詩》的作年，恐怕要分開一篇一篇的考過，因為現在的“定本”，樣子不知道經過多少次的改變，而字句之中經流傳而成改變，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
《頌》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論固已不必再讨論。
玄同先生的議論，恐怕也還有點奉今文家法罷？果如魏默深的說法，則宋以泓之敗績為武成，說“深入其阻，裒荊之旅”，即令自己不腼厚臉皮，又如何傳得到後人？且殷武之武，如為抽象詞，則哀公亦可當之，正不能定。
如為具體詞，自号武王是湯号。
且以文章而論，《商頌》的地位顯然介于鄒魯之間，《周頌》自是這文體的初步，《魯頌》已大豐盈了。
假如作《商頌》之人反在作《魯頌》者之後，必然這個人先有摹古的心習，如宇文時代制诰仿《大诰》，石鼓仿《小雅》，然後便也。
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這樣心習。
那麼，《商頌》果真是哀公的東西，則《魯頌》非僖公時物了。
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靜庵先生的話，“時代較近易于摹拟”，這話頗有意思，并不必如玄同先生以為臆測。
或者摹拟兩個字用得不妙。
然由《周頌》到《商頌》，由《商頌》到《魯頌》，文體上詞言上是很順叙，反轉則甚費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遺傳的農歌；以傳來傳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極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順理成章。
這類時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風》否也未可知。
因為此類農歌，總是由此地傳彼地。
《鸱鸮》想也是一個農歌；為鳥說話，在中國詩歌中有獨無偶。
《東山》想系徂東征戍者之詞，其為随周公東征否則未可知。
但《豳風》的東西大約都是周的物事，因為就是《七月》裡也有好些句與《二南》、《小雅》同。
《大雅》、《小雅》十年前疑為是大京調、小京調。
風雅本是相對名詞，今人意雲雅而曰風雅，實不詞（杜詩“别裁僞體親風雅”），今不及詳論矣。
《破斧》恐是東征罷敝，國人自解之言如是。
後人追叙，恐無如此之實地風光。
《破斧》如出後人，甚無所謂。
下列諸疑拟釋之如下： 如雲是周公時物，何以周诰如彼難解，此則如此易解？答，诰是官話，這官話是限于小範圍的，在後來的語言上影響可以很小。
詩是民間通俗的話，很可以為後來通用語言之所自出。
如蒙古白話上谕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卻不然，亦複一例。
且官書寫成之後，便是定本，不由口傳。
詩是由口中相傳的，其陳古的文句随時可以改換，故顯得流暢。
但難使字句有改換，其來源卻不以這字句的改換而改換。
周公東征時稱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極倦，而船不久停，故隻有付郵。
尾十多張，待于上海發。
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讀中國書後，所發議論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弟 斯年 颉剛案：傅孟真先生此書，從1924年1月寫起，寫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還沒有完。
他歸國後，我屢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寫給我；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到今一年餘，還不曾給我一個字。
現在《周刊》需稿，即以此書付印。
未完之稿，隻得過後再催了。
書中看不清的草書字甚多，恐有誤抄，亦俟他日校正。
一九二八、一、二 （原載1928年1月23日、31日《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
與其信周之先世曾竄于戎狄之間，毋甯謂周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間。
姬、姜容或是一支之兩系。
特一在西，一在東耳。
魯是一個古文化的中心點，其四圍有若幹的小而古的國。
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
昊容或為民族名，有少昊必有太昊，猶大宛小宛，大月氏小月氏也。
我疑及中國文化本來自東而西：九河濟淮之中，山東、遼東兩個半島之間，西及河南東部，是古文化之淵源。
以商興而西了一步，以周興而更西了一步。
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國之多也。
齊容或也是一個外來的強民族，遂先于其間成大國。
齊有齊俗，有齊宗教，雖與魯近，而甚不同。
大約當年鄒魯的文化人士，很看不起齊之人士，所以孟子聽到不經之談，便說是“齊東野人之語也”，而笑他的學生時便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正是形容他們的坐井觀天的樣子。
看來當年齊人必有點類似現在的四川人，自覺心是很大的，開口蘇東坡，閉口諸葛亮，誠不愧為夜郎後世矣。
魯之儒家，迂而執禮。
齊之儒家，放而不經。
如淳于、鄒衍一切荒唐之詞人，世人亦謂為儒家。
荊楚一帶，本另是些民族，荊或者自商以來即是大國，亦或者始受殷号，後遂自立。
楚國話與齊國話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莊嶽然後可知。
孟子罵他們舌，必然聲音很和北方漢語不類。
按楚國話語存在者，隻有“謂乳穀，謂虎於菟”一語。
乳是動詞，必時有變動；而虎是靜詞，尚可資用。
按吐蕃語虎為Stng，吐蕃語字前之S每在同族語中為韻，是此字易有線索，但一字決不能為證耳。
又漢西南夷君長稱精夫，疑即吐蕃語所謂Rgyal-po，《唐書》譯為贊普者。
《漢書·西南夷傳》有幾首四字詩對記，假如人能精于吐蕃語、太語、緬甸語，必有所發現。
這個材料最可寶貴。
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自稱曰濮。
又蠻閩等字音在藏文為人，或即漢語民字之對當？總之，文獻不足，無從征之。
秦之先世必是外國，後來染上些晉文化，但俗與宗教想必同于西戎。
特不解西周的風氣何以一下子精光？ 狄必是一個大民族。
《左傳》、《國語》記他們的名字不類單音語。
且說到狄，每加物質的标記，如赤狄、白狄、長狄等等。
赤白又長，竟似印度日耳曼族的樣子，不知當時吐火羅等人東來，究竟達到什麼地方？ 應該是中國了，而偏和狄認親（有娀，簡狄）。
這團亂糟糟的樣子，究竟誰是諸夏，誰是戎狄？ 中國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一統，至漢武帝始全功，現在人曰漢人，學曰漢學，土曰漢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詞，不是偶然的。
秦以前本不一元，自然有若幹差别。
人疑生莊周之土不應生孔丘。
然如第一認清中國非一族一化，第二認清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則其不同亦甚自然。
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點三晉文俗而統一中國。
漢但接秦，後來魯國、齊國又漸于文化上發生影響。
可如下列看： 統一中國之國家者——秦。
統一中國之文教者——魯。
統一中國之宗教者——齊。
統一中國之官術者——三晉。
此外未得發展而壓下的東西多得很啦。
所以我們覺得漢朝的物事少方面，晚周的物事多方面。
文化之統一與否，與政治之統一與否相為因果；一統則興者一宗，廢者萬家。
五 補說（《春秋》與《詩》） 承颉剛寄我《古史辨》第一冊，那時我已要從柏林起身，不及細看。
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說如何高興贊歎的話，前文已說盡我所能說，我的沒有文思使我更想不出别的話語來說。
現在隻能說一個大略的印象。
最可愛是那篇長叙，将來必須更仔細讀它幾回，後面所附着第二冊拟目，看了尤其高興，盼望的巴不得馬上看見。
我尤其希望的是颉剛把所辨出的題目一條一條去仔細分理，不必更為一般之辨，如作《原經》一類的文章。
從第二冊拟目上看來，颉剛這時注意的題目在《詩》，稍及《書》。
希望颉剛不久把這一堆題目弄清楚，俾百詩的考僞孔後更有一部更大的大觀。
我覺得《春秋》三傳問題現在已成熟，可以下手了。
我們可以下列的路線去想： （一）《春秋》是不是魯史的記載？這個問題很好作答，把二百多年中所記日食一核便妥了。
（二）左氏經文多者是否劉歆僞造？幸而哀十四年有一日食，旦去一核，看是對否。
如不對，則此一段自是後人意加。
如對，則今文傳統說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劉歆僞造”墜地而盡。
此點關系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點我覺得竟不能決，因沒有材料。
但這傳說必已很久，而所謂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實與《論語》相合。
（四）孟子所謂《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斷爛朝報？此一段并非不成問題。
（五）春秋一名在戰國時為公名，為私名？ （六）公羊傳思想之時代背景。
（七）公羊大義由《傳》、《繁露》，到何氏之變遷，中間可于斷獄取之。
（八）谷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别傳？ （九）《史記》與《國語》的關系。
（十）《史記》果真為古文家改到那個田地嗎？崔君的黨見是太深的，決不能以他的話為定論。
（十一）《左氏傳》在劉歆制成定本前之曆史。
此一端非常重要。
《左傳》決不是一時而生，諒亦不是由劉歆一手而造。
我此時有下一個設想：假定漢初有一部《國語》，又名《左氏春秋》，其傳那個斷爛朝報者實不能得其解，其間遂有一種聯想，以為《春秋》與《國語》有關系，此為第一步。
不必兩書有真正之銀丁扣，然後可使當時人以為有關系，有此傳說，亦可動當時人。
太史公恐怕就是受這個觀念支配而去于《史記》中用其材料的，這個假設小，康崔諸君那個假設太大。
公羊學後來越來越盛，武帝時幾乎成了國學。
反動之下，這傳說亦越進化，于是漸漸的多人為《國語》造新解，而到劉向、劉歆手中，遂成此《左氏傳》之巨觀。
古文學必不是劉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個很長的淵源。
且此古文學之思想亦甚自然。
今文在當時成了斷獄法，成了教條，成了谶緯陰陽，則古文之較客觀者起來作反動，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進化。
（十二）《左傳》并不于材料上是單元。
《國語》存本可看出，《國語》實在是記些語。
《左傳》中許多并不是語，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
如呂相絕秦語文章既不同，而事實又和《左傳》所記矛盾。
必是當年作者把《國語》大部分采來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别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們要把它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傳》、《國語》文字之比較。
《左傳》、《國語》的文字很有些分别，且去仔細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處。
（十四）東漢左氏傳說之演進。
左氏能勝了公羊，恐怕也有點适者生存的意思。
今文之陋而誇，實不能滿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書》之面目。
現在我隻寫下這些點。
其實如是自己作起功來，所有之假設必然時時改變。
今文古文之争，給我們很多的道路和提醒。
但自莊孔劉宋到崔适，都不是些極客觀的人物，我們必須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們自己提醒的道路。
現在看《詩》，恐怕要但看白文，訓诂可參考而本事切不可問。
大約本事靠得住的如碩人之說莊姜是百分難得的；而極不通者一望皆是。
如君子偕老為刺衛宣姜，真正豈有此理。
此明明是稱贊人而惜其運命不濟，故曰“子之不淑”，猶雲“子之不幸”。
但論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詩》的作年，恐怕要分開一篇一篇的考過，因為現在的“定本”，樣子不知道經過多少次的改變，而字句之中經流傳而成改變，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
《頌》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論固已不必再讨論。
玄同先生的議論，恐怕也還有點奉今文家法罷？果如魏默深的說法，則宋以泓之敗績為武成，說“深入其阻，裒荊之旅”，即令自己不腼厚臉皮，又如何傳得到後人？且殷武之武，如為抽象詞，則哀公亦可當之，正不能定。
如為具體詞，自号武王是湯号。
且以文章而論，《商頌》的地位顯然介于鄒魯之間，《周頌》自是這文體的初步，《魯頌》已大豐盈了。
假如作《商頌》之人反在作《魯頌》者之後，必然這個人先有摹古的心習，如宇文時代制诰仿《大诰》，石鼓仿《小雅》，然後便也。
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這樣心習。
那麼，《商頌》果真是哀公的東西，則《魯頌》非僖公時物了。
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靜庵先生的話，“時代較近易于摹拟”，這話頗有意思，并不必如玄同先生以為臆測。
或者摹拟兩個字用得不妙。
然由《周頌》到《商頌》，由《商頌》到《魯頌》，文體上詞言上是很順叙，反轉則甚費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遺傳的農歌；以傳來傳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極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順理成章。
這類時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風》否也未可知。
因為此類農歌，總是由此地傳彼地。
《鸱鸮》想也是一個農歌；為鳥說話，在中國詩歌中有獨無偶。
《東山》想系徂東征戍者之詞，其為随周公東征否則未可知。
但《豳風》的東西大約都是周的物事，因為就是《七月》裡也有好些句與《二南》、《小雅》同。
《大雅》、《小雅》十年前疑為是大京調、小京調。
風雅本是相對名詞，今人意雲雅而曰風雅，實不詞（杜詩“别裁僞體親風雅”），今不及詳論矣。
《破斧》恐是東征罷敝，國人自解之言如是。
後人追叙，恐無如此之實地風光。
《破斧》如出後人，甚無所謂。
下列諸疑拟釋之如下： 如雲是周公時物，何以周诰如彼難解，此則如此易解？答，诰是官話，這官話是限于小範圍的，在後來的語言上影響可以很小。
詩是民間通俗的話，很可以為後來通用語言之所自出。
如蒙古白話上谕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卻不然，亦複一例。
且官書寫成之後，便是定本，不由口傳。
詩是由口中相傳的，其陳古的文句随時可以改換，故顯得流暢。
但難使字句有改換，其來源卻不以這字句的改換而改換。
周公東征時稱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極倦，而船不久停，故隻有付郵。
尾十多張，待于上海發。
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讀中國書後，所發議論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弟 斯年 颉剛案：傅孟真先生此書，從1924年1月寫起，寫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還沒有完。
他歸國後，我屢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寫給我；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到今一年餘，還不曾給我一個字。
現在《周刊》需稿，即以此書付印。
未完之稿，隻得過後再催了。
書中看不清的草書字甚多，恐有誤抄，亦俟他日校正。
一九二八、一、二 （原載1928年1月23日、31日《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