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顧颉剛論古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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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詞一而謂全不同”。

    反正彼此都沒有龜甲鐘鼎做證據,誰也莫奈得誰何。

    這種方法,恰似天主教對付外道。

    外道出來,第一步是不睬。

    不睬不能,第二步便是加以誅絕,把這書們加入“禁書錄”上。

    再不能,第三步便是揚起臉來說,“這些物事恰是我們教中的”。

    當年如此對付希臘哲學,近世如此對付科學。

    天主教刑了蓋理律,而近中天文學、算學在教士中甚發達。

     我這一篇半笑話基于一個假設,就是把當年這般物事分為二流,可否?我想大略可以得,因為在一個有細密文化久年遺訓的社會之下,隻有兩個大端:一是于這遺訓加以承認而損益之,一是于遺訓加以否認。

    一般的可把歐洲千年來的物事(直至19世紀末為止)分為教會的趨向與反教會的趨向。

     何以必須造這一篇半笑話?我想,由這一篇半笑話可以去解古書上若幹的難點。

    例如《論語》一部書,自然是一個“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幾百年“累層地”造成的。

    如“鳳鳥不至”一節,顯然是與緯書并起的話。

    但所說堯舜禹諸端,尚多是抽象以寄其理想之詞,不如孟子為舜象做一篇越人讓兄陳平盜嫂合劇。

    大約總應該在孟子以前,也應該是後來一切不同的有事迹的人王堯舜禹論之初步。

    且看《論語》裡的堯舜禹,都帶些初步道宗的思想。

    堯是“無能名”,舜是“無為”。

    禹較兩樣些,“禹無間然”一段也頗類墨家思想之初步。

    然卑居處,薄食服,也未嘗違于道宗思想。

    至于有天下而不與,卻是與舜同樣的了。

    凡這些點兒,都有些暗示我們:堯、舜一類的觀念起源應該在鄰于道宗一類的思想,而不該在鄰于儒宗一類的思想。

     堯、舜等傳說之起,在道理上必不能和禹傳說之起同源,此點颉剛言之詳且盡。

    我想禹與墨家的關系,或者可以如下:禹本是一個南方民族的神道,一如颉剛說。

    大約宗教的傳布,從文化較高的傳入文化較低的民族中,雖然也多,然有時從文化較低的傳到文化較高的,反而較易。

    例如耶稣教之入希臘羅馬;佛教之由北印民族入希臘文化殖民地,由西域入中國;回教之由亞剌伯入波斯(此點恐不盡由武力征服之力)。

    大約一個文化的社會總有些不自然的根基,發達之後,每每成一種矯揉的狀态,若幹人性上初基的要求,不能滿足或表現。

    故文化越繁豐,其中越有一種潛流,頗容易感受外來的風氣,或自産的一種與上層文化不合的趨向。

    佛教之能在中國流行,也半由于中國的禮教、道士、黃巾等,不能滿足人性的各面,故不如禮教、道士、黃巾等局促之佛教,帶着迷信與神秘性,一至中國,雖其文化最上層之皇帝,亦有覺得中國之無質,應求之于印度之真文。

    又明末天主教入中國,不多時間,竟沿行于上級士大夫間,甚至皇帝受了洗(永曆皇帝);滿洲時代,耶稣會士竟快成玄晔的國師。

    要不是與政治問題混了,後來的發展必大。

    道光後基督教之流行,也很被了外國經濟侵略武力侵略之害。

    假如天主耶稣無保護之強國,其銷路必廣于現在。

    我們誠然不能拿後來的局面想到春秋初年,但也難保其當年不有類似的情形。

    這一種禹的傳說,在頭一步傳到中國來,自然還是個神道。

    但演進之後,必然向别的方面走。

    大約墨家這一派信仰,在一般的社會文化之培養上,恐不及儒家,《墨子》雖然也道《詩》、《書》,但這究竟不是專務雅言。

    這些墨家,抓到一個禹來作人格的标榜,難道有點類似佛教入中國,本國内自生宗派的意思嗎?儒家不以孔名,直到梁漱溟才有孔家教;而墨家卻以墨名。

    這其中或者是暗示墨子造作,孔丘沒有造作,又《墨經》中傳有些物理學、幾何學、工程學、文法學、名學的物事。

    這或者由于當年儒家所吸收的人多半是些中上社會,隻能談人文的故事,雅言詩書執禮。

    為墨家所吸收的,或者偏于中下社會,其中有些工匠技家,故不由得包含着這些不是閑吃飯的物事下來,并非墨家思想和這些物事有何等相幹。

    大約晚周的子家最名顯的,都是些遊談之士,大則登卿相,小則為清客,不論其為是儒家或道家,孟轲或莊周。

    儒家是吸收不到最下層人的,頂下也是到士為止。

    道家也是leisured階級之清談。

    但如許行等等卻很可以到了下層社會。

    墨家卻非行到下層社會不為功。

    又墨家獨盛于宋,而戰國子家說到傻子總是宋人,這也可注意。

    或者宋人當時富于宗教性,非如周鄭人之有Sophistry鄒魯人之有Conventional? 至于漢朝思想趨勢中,我有兩個意思要說。

    一、由今文到緯書是自然之結果。

    今文把孔子擡到那樣,舍成神道以外更無别法。

    由《易經》到緯書不容一發。

    今文家把他們的物事更民間化些,更可以共喻而普及,自然流為緯學。

    信今文必信孔子之超人入神;信孔子如此加以合俗,必有祯祥之思想。

    二、由今文及動出古文,是思想的進步。

    造僞經在現在看來是大惡,然當時人借此寄其思,誠恐不覺其惡,因為古時著作人觀念之明白決不如後人重也。

    但能其思想較近,不能以其造僞故而泯其為進步。

    古文材料雖僞,而意思每比今文合理性。

     不及詳叙,姑寫為下列兩表: 四 殷周間的故事 十年前,我以子貢為纣申冤一句話,想起桀、纣傳說之不可信,因疑心桀、纣是照着幽王的模型造的,有褒姒故有妲己等等。

    這因是少時一種怪想。

    後來到英國,見英國爵雖五等而非一源,因而疑心中國之五等爵也有參差,有下列涉想(德國爵亦非一源): 公 公不是爵名,恐即與“君”字同義。

    三公周召宋公及王畿世卿都稱公,而列國諸侯除稱其爵外亦稱公。

    公想是泛稱人主之名,特稍尊耳。

    猶英語之Lord一稱,自稱上帝以至于世族無爵者之妻或仆稱其夫或主。

    如德國語之Herr亦自上帝稱到一切庶人。

    宋是殷後,王号滅猶自與周封之諸侯不同,故但有泛稱而無諸侯之号。

    其所以列位于會盟間次于伯而先于其他一切諸侯者,正因其為殷後,不因其稱公。

    如若傳說,一切諸侯自稱公為僭,則《魯頌》“乃命周公,俾侯于東”,豈非大大不通? 子 遍檢《春秋》之子爵,全無姬姓(除吳)。

    姬姓不封子;而封子爵者,凡有可考,立國皆在周前,或介戎狄,不與中國同列。

    莒子、郯子、邾子、杞子,古國也。

    潞子、骊子,不與中國之列者也。

    楚子,一向獨立之大國也。

    吳子雖姬姓,而建國亦在周前。

    見殷有箕子微子,我遂疑子是殷爵,所謂子自是王子,同姓之号,及後來漸成諸侯之号,乃至一切異姓亦如此稱。

    我疑凡号子者大多是殷封之國,亦有蠻夷私效之。

    要均與周室無關系(吳子楚子解見後)。

     這恰如老爺等名詞之降級,明朝稱閣學部院曰老爺,到清朝末年雖縣知事亦不安于此而稱大老爺。

     至于侯,我們應該先去弄侯字古來究如何寫法,如何講法。

    殷亦有鬼侯、鄂侯、崇侯;鬼、鄂、崇,皆遠方之邑,或者所謂侯者如古德意志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之邊侯(Markgraf)。

    在殷不特不見得侯大于子,而且微子箕子容或大于鬼侯鄂侯。

    周定後,不用子封人而一律用侯。

    以“新鬼大,故鬼小”之義,及“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之理,侯遂跑到子上。

     同姓侯甚多,凡姬姓的非侯即伯。

    其異姓之侯,如齊本是大國,另論;如陳是姻戚,如薛也是周“先封”,都是些與周有關系的。

     伯 這一件最奇。

    伯本與霸同字,應該很大。

    且受伯封者,如燕伯,召公之國也。

    如曹伯,“文之昭也”。

    如鄭伯,平王依以東遷者也。

    如秦伯,周室留守,助平王東遷者也。

    然而爵均小于侯,豈不可怪?我疑心伯之後于侯,不是由于伯之名後于侯,而是由于封伯爵者多在後;或者伯竟是一個大名,愈後封而号愈濫,遂得大名,特以後封不能在前耳。

     男 苦想隻想到一個許男,或者由來是諸侯之諸侯? 以上的話隻是憑空想,自然不能都對;但五等爵決非一源,且甚參差耳。

     太伯入荊蠻,我疑心是倫常之變。

    倫常之變,本是周室“拿手好戲”,太王一下,周公一下,平王又一下。

    因太伯不得已而走,或者先跑到太王之大仇殷室,殷室封他為子爵,由他到邊疆啟土,所以武王伐纣時特别提出這件事,“唯四方之多罪捕逃是崇是用”。

    言如此之痛,正因有他之伯祖父在也(《牧誓》亦正不可信,此地姑為此戲想耳)。

    吳既不在周列,周亦莫奈他何,遂于中國封虞。

    吳仍其子爵,至于壽夢。

    吳民必非中國種,隻是君室為太伯虞仲後耳。

    虞仲應即是吳仲。

     齊太公的故事,《史記》先舉三說而不能斷。

    我疑心齊本是東方大國,本與殷為敵,而于周有半本家之雅(厥初生民,時惟姜嫄),又有親戚(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故連周而共敵殷。

    《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當是有湯前已有了北韓遼東,久與齊逼。

    不然,箕子以敗喪之餘,更焉能越三千裡而王朝鮮;明朝鮮本殷地,用兵力所不及,遂不臣也。

    齊于周諸侯中受履略大,名号最隆——尚父文王師一切傳說,必别有故。

    且《孟子》、《史記》均認齊太公本齊人,後來即其地而君之。

    且《史記》記太公世家,太公後好幾世,直到西周中晚,還是用殷法為名,不同周俗,可見齊自另一回事,與周之關系疏稀。

    《檀弓》所謂太公五世返葬于周,為無稽之談也(如果真有這回事,更是以死骨為質的把戲)。

    齊周夾攻殷,殷乃不支,及殷被戡定,周莫奈齊何,但能忙于加大名,而周公自命其子蔔鄰焉。

     世傳纣惡,每每是纣之善。

    纣能以能愛亡其國,以多力亡其國,以多好亡其國,誠哉一位戲劇上之英雄,雖Siegfried何足道哉。

    我想殷周之際事可作一出戲,纣是一大英雄,而民疲不能盡為所用,纣想一削“列聖恥”,讨自亶父以下的叛虜,然自己多好而縱情,其民老矣,其臣迂者如比幹,鮮廉寡恥如微子,箕子則為清談,諸侯望包藏陰謀,将欲借周自取天下,遂與周合而夾攻,纣乃以大英雄之本領與運命争;終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壯烈之死。

    周之方面,毫無良德,父子不相容,然狠而有計算,一群的北虜自有北虜的品德。

    齊本想不到周能聯一切西戎南蠻,《牧誓》一舉而定王号。

    及齊失望,尚想武王老後必有機會,遂更交周,不料後來周公定難神速,齊未及變。

    周公知破他心,遂以伯禽營少昊之墟。

    至于箕子,于亡國之後,尚以清談歸新朝,一如王夷甫。

    而微子既如谯周之勸降,又覺纣死他有益耳。

     這篇笑話,自然不是辯古史,自然事實不會如此。

    然遺傳的殷周故事,隆周貶纣到那樣官樣文章地步,也不見得比這笑話較近事實。

     越想越覺世人貶纣之話正是頌纣之言。

    人們的觀念真不同,僞孔《五子之歌》上說,“内作色荒。

    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此正是歐洲所謂Prince之界說,而東晉人以為“有一必亡”。

    内作色荒是聖文,外作禽荒是神武,甘酒嗜音是享受文化,峻宇雕牆是提倡藝術,有何不可,但患力不足耳。

     周之号稱出于後稷,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