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子家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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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
”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貴輕重，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于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
諸侯由是歸齊。
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輕重權衡《管子》書中言之極詳，現在不舉例。
《管子》書中義，谲中有正，變中有常，言大而誇，極多絕不切實用者，如《輕重戊》一段，思将天下買得大亂，而齊取之；齊雖富，焉能這樣？這固全是齊人的風氣。
然其要旨皆歸于開富源以成民德，治民對鄰，皆取一種适宜的經濟政策。
《晏子》書文采甚高，陳義除貶孔丘外，皆與儒家義無相左處。
齊人好谏，好以諷辭為谏，晏子實淳于髡所慕而為其隐語諷辭者（見《史記》），齊人後來且以三百篇為谏書。
三晉論 齊雖那樣富，“泱泱乎大國風”，但其人所見頗鄙，大有據菑萊而小天下之意。
孟子每言齊人所見不廣，妄以自己所有為天下先，如雲，“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若晉則以密迩東西周之故，可比齊人多知道天下之大，曆史之長，又以曆為百餘年中國伯主，新舊獻典，必更有些制作，故三晉政論當不如齊國之陋，然又未免于論術多而論政少，或竟以術為政。
關于刑名之學之所起，《淮南·要略》說得很好： 申子者，韓昭侯之佐。
韓、晉之别國也。
地激民險，而介于大國之間。
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缪，百官背亂，莫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此言亦見《韓子·定法篇》，《韓子》書不出一人手，不知此言是誰抄誰者。
） 申子刑名之學用于秦晉，用于漢世，此種官術自其小者言之，不過是些行政之規，持柄之要。
申子書今雖不可見，然司馬子長以為“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
大約還沒有很多的政治通論。
不過由綜核名實發軌，自然可成一種溥廣的政論。
所以韓子之學，雖許多出于名實之外；然“引繩墨，切事情”，亦即名實之推廣；不必因狹廣分申、韓為二，兩人亦皆是韓地的地道出産。
申子書今佚，然故書所傳申子昭侯事，頗有可引以證其作用者。
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
昭侯曰：“所為學于子者，欲以治國也。
今将聽子之谒，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聽乎？”申子乃辭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
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
”昭侯曰：“吾聞明王愛一颦一笑，颦有為颦，笑有為笑。
今袴豈特颦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上兩事見《韓子》、《說苑》等，文從《通鑒》所引。
） 《韓非子》的雜篇章多是些申申子之意者，但韓非政論之最精要處在《五蠹》、《顯學》兩篇，這是一個有本有末的政論，不可僅把他看做是主張放棄儒墨文學俠士者。
《顯學》已抄在前篇，《五蠹》文長，不錄。
《商君書》純是申韓一派中物，《靳令篇》言“六虱”，即《韓子》中“五蠹”之論。
商君決不會著書，此書當是三晉人士，因商君之令而為之論。
《韓非子》說家有其書，則托于商君之著書，戰國末年已甚流行，《韓非子》議論從其出者不少。
我們現在可以申韓商君為一派，而以為其與齊學絕不同者，《韓非子》書中有顯證。
（《定法》第四十三）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
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論之衣食孰急于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法者，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師也。
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 （同篇下文又雲）二子之于法術，皆未盡善也。
（《難二》第三十七）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
”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于刑。
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
”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于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
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
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奸尚不盡。
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
此非所以為治也。
”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
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
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
”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
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複遺其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于小人，而生桓公之恥于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于小人，而亦遺義之恥于君子矣。
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
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
此亂之本也，豈可以雪恥哉？” 按，上段必是當時流行《晏子谏書》中一節，下段必是當時流行《管子》書中一節，所謂“因禍以為福，轉敗以為功”者，為韓子學者皆不取此等齊人政論。
今本管、韓書中皆多引用《老子》文句處，《管子》在漢志中列入道家，而太史公以為申韓皆原于道德之義。
按：此非戰國末年事，此是漢初年編輯此類篇章者加入之采色，待下篇論諸子文籍分析時詳說。
十 梁朝與稷下 戰國時五光十色的學風，要有培植的所在，猶之乎奇花異樹要有他們的田園。
歐洲十七八世紀的異文異說，靠諸侯朝廷及世族之家的培養；19世紀的異文異說，靠社社富足能養些著文賣書的人。
戰國時諸子，自也有他們的生業，他們正是依諸侯大族為活的。
而最能培植這些風氣的地方，一是梁朝，一是稷下。
這正同于路易王李失路丞柏下之巴黎，伏裡疊利二世之柏林，加特林後之彼得斯堡。
梁朝之盛，在于文侯之世。
（《史記·魏世家》）文侯之師田子方……文侯受子貢經藝，客段幹木，過其闾，未嘗不轼也。
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
《漢志·儒家》有《魏文侯》六篇，早已佚。
然《樂記》、《呂覽》、《說苑》、《新序》引魏文侯事語甚多，蓋文侯實是戰國時最以禮賢下士重師崇儒著聞者。
《漢志·儒家·魏文侯》六篇後又有《李克》七篇，班法雲：“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子夏說教西河，是儒學西行一大關鍵。
禽滑厘相傳即于此受業。
文侯朝中又有吳起，亦儒者曾參弟子。
文侯卒，武侯立。
文侯武侯時魏甚強。
武侯卒，公孫緩與惠侯争立，幾乎亡國。
惠王初年，魏尚強，陵厲韓趙，後乃削于齊楚，尤大困于秦，去安邑而徙大梁。
《史記·魏世家》：“惠王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币，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
”惠侯卒（惠王之稱王乃追谥，見《史記》），襄王立，更削于秦。
卒，哀王立。
哀王卒，昭王立，魏尤削于秦。
昭王卒，安釐王立。
是時魏以“一萬乘之國……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
然以信陵君之用，存邯鄲，卻秦軍，又“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内，走蒙骜”。
自秦獻孝東向以臨諸侯之後，關東諸侯無此盛事。
《韓非子·有度篇》以齊桓楚莊魏安釐之伯合稱，魏安釐王必也是一個好文學者，不然他家中不會有許多書。
（《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
蓋魏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
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
《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
《國語》三篇，言楚晉事。
《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
《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蔔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
《瑣語》十一篇，諸國蔔夢妖怪相書也。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
《繳書》二篇，論戈射法。
《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
《圖詩》一篇，書贊之屬也。
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大凡七十五篇。
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
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
漆書皆科鬥字。
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劄。
文既殘缺，不複诠次。
燒策之餘，尚有如許多書，恐怕當時諸侯不是人人這樣好學罷？魏地入秦，大梁為墟（見《史記·魏世家贊》），曆經楚漢，王侯易主，而梁朝在漢之盛猶以多文學賢士聞，梁地風氣所流者遠矣。
齊以其富更可以緻天下賢士，炫于諸侯。
《史記·孟荀列傳》：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千世主，豈可勝道哉？……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緻天下賢士也。
……田骈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又《田完世家》：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
（按，言複盛必其前曾盛，然《史記》無明文，不知是在威王時或在姜氏朝？） 戰國中期方術文學之士聞名于後者，幾乎皆是客遊梁朝稷下之人（試以《漢志·諸子略》各家名稱較之），可見這樣朝廷與這樣風氣的關系。
荀卿時，齊已一度亡于燕，尚修列大夫之缺，梁安釐王亦在四戰之世，還都如此。
十一 獨行之士（存目） 十二 堅白異同之辨（存目） （以上兩章非倉卒所能寫就，待後補之） 十三 祥之重興與五行說之盛 中國古來和一切古國家一樣，都是最重巫蔔的。
即如安陽殷墟出土蔔辭數量之多，可知當時無事不蔔。
到了周世史官所職，仍以蔔事為先。
春秋戰國時人民的理性大發達，蔔事大廢，而一切怪力亂神之說為學者所擯棄。
乃戰國晚年齊國又以他的民間迷信及他的哲學化的迷信——五行論——漸漸普遍中國，這些東西便是漢朝學問思想的一個開端。
當時的明理之儒，對這些東西很憤恨的。
《史記·荀子列傳》：“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祥。
”《荀子》書中有《非相》等篇，痛論這些物事。
《非十二子篇》中排五行論，正是對這種風氣而發，不過把造作五行論的罪加在子思孟轲身上，大約是冤枉他們倆了。
陰陽之教，五行之論，消息之說，封禅之事，雖由秦皇漢武之培植而更盛，然秦皇漢武也隻是取當時民間的流行物而好尚之，不是有所創造。
《漢·志》中所錄關于這一類的東西極多，不過現在都不存在，所以這一派在漢之極盛雖是一件顯然的事實，而這些齊學之原由，除《史記》論鄒衍的一段外，竟無材料可考，我們隻知道他是戰國末年已成就的一種大風氣罷了。
十四 所謂“雜家” 《漢·志》列雜家一門，其叙論曰：“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按，雜而曰家，本不詞；但《呂覽》既創此體，而《淮南》述之，東方朔等著論又全無一家之歸，則兼儒墨合名法而成一家書之現象，在戰國晚年已成一段史實。
《呂氏春秋》一書，即所謂八覽、六論、十二紀之集合者，在思想上全沒有一點創作，體裁乃是後來人類書故事集之祖。
現在戰國子家流傳者，千不得一，而《呂覽》取材之淵源，還有好些可以找到的。
這樣著書法在諸子的精神上是一種腐化，因為儒家果然可兼，名法果然可合，諸子果無不可貫的話，則諸子固已“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了。
稷下諸子不名一家，而各自著其書，義極相反；“府主”并存而不混之，故諸子各盡其長。
這個陽翟大賈的賓客，竟為呂氏做這麼一部赝書，故異說各存其短。
此體至《淮南》而更盛，而《淮南書》之矛盾乃愈多。
因呂氏究竟不融化，尚不成一種系統論，孔墨并被稱者，以其皆能得衆，皆為後世榮之，德容所以并論者，以其兼為世主大人所樂聽，此尚是超乎諸子之局外，立于世主大人之地位，而欣賞諸子者。
若《淮南》書，則諸子局外之人，亦強入諸子之内，不複立于欣賞辯說之客者地位，而更求熔化得成一系統論。
《呂覽》這部書在著書體裁上是個創作，蓋前于《呂覽》者，隻聞著篇不聞著成系統之一書。
雖慎子著《十二論》以《齊物》為始，仿佛像是一個系統論，但慎子殘文見于《莊子》等書者甚少，我們無以見他的《十二論》究竟原始要終系統到什麼地步。
自呂氏而後，漢朝人著文，乃造系統，于是篇的觀念進而為書的觀念。
《淮南》之書，子長之史，皆從此一線之體裁。
《呂氏》、《淮南》兩書，自身都沒有什麼内含價值，然因其為“類書”，保存了不少的早年材料，所以現在至可貴。
猶之乎《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禦覽》等書，自身都是無價值的，其價值在其保存材料。
《永樂大典》的編制法，尤其不像一部書，然古書為他保存了不少。
十五 預述周漢子家銜接之義 周、漢諸子是一氣，不能以秦為斷，是一件再明顯沒有的事實。
蓋入秦而實行的政策如焚書，入漢而盛行的風氣，如齊學之陰陽五行，如老子學，如黃帝各論，如神仙，如諸子的淆雜，無不在戰國晚年看到一個端緒。
而戰國各種風氣到了漢朝，差不多還都有後世，如儒墨，如名法，如辯士之好尚，乃至縱橫，應該是随分裂之歇息而止的了，卻反不然，直到武帝朝主父偃尚為縱橫長短之術。
蓋諸子學風氣之轉移在漢武帝時，武帝前雖漢家天下已七八十年，仍是由戰國風流而漸變，武帝以後，乃純入一新局面。
果然以秦為斷，在諸子學，在文籍學，乃至在文詞學，都講不通的。
不過做文學史的講義時，不能不遷就時代，所以此論以戰國為限者，隻為編書之方便，并非史實之真相。
附記：此篇必須與下篇《戰國諸子文籍分析》參看，方得持論之義。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
”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貴輕重，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于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
諸侯由是歸齊。
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輕重權衡《管子》書中言之極詳，現在不舉例。
《管子》書中義，谲中有正，變中有常，言大而誇，極多絕不切實用者，如《輕重戊》一段，思将天下買得大亂，而齊取之；齊雖富，焉能這樣？這固全是齊人的風氣。
然其要旨皆歸于開富源以成民德，治民對鄰，皆取一種适宜的經濟政策。
《晏子》書文采甚高，陳義除貶孔丘外，皆與儒家義無相左處。
齊人好谏，好以諷辭為谏，晏子實淳于髡所慕而為其隐語諷辭者（見《史記》），齊人後來且以三百篇為谏書。
三晉論 齊雖那樣富，“泱泱乎大國風”，但其人所見頗鄙，大有據菑萊而小天下之意。
孟子每言齊人所見不廣，妄以自己所有為天下先，如雲，“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若晉則以密迩東西周之故，可比齊人多知道天下之大，曆史之長，又以曆為百餘年中國伯主，新舊獻典，必更有些制作，故三晉政論當不如齊國之陋，然又未免于論術多而論政少，或竟以術為政。
關于刑名之學之所起，《淮南·要略》說得很好： 申子者，韓昭侯之佐。
韓、晉之别國也。
地激民險，而介于大國之間。
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缪，百官背亂，莫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此言亦見《韓子·定法篇》，《韓子》書不出一人手，不知此言是誰抄誰者。
） 申子刑名之學用于秦晉，用于漢世，此種官術自其小者言之，不過是些行政之規，持柄之要。
申子書今雖不可見，然司馬子長以為“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
大約還沒有很多的政治通論。
不過由綜核名實發軌，自然可成一種溥廣的政論。
所以韓子之學，雖許多出于名實之外；然“引繩墨，切事情”，亦即名實之推廣；不必因狹廣分申、韓為二，兩人亦皆是韓地的地道出産。
申子書今佚，然故書所傳申子昭侯事，頗有可引以證其作用者。
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
昭侯曰：“所為學于子者，欲以治國也。
今将聽子之谒，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聽乎？”申子乃辭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
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
”昭侯曰：“吾聞明王愛一颦一笑，颦有為颦，笑有為笑。
今袴豈特颦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上兩事見《韓子》、《說苑》等，文從《通鑒》所引。
） 《韓非子》的雜篇章多是些申申子之意者，但韓非政論之最精要處在《五蠹》、《顯學》兩篇，這是一個有本有末的政論，不可僅把他看做是主張放棄儒墨文學俠士者。
《顯學》已抄在前篇，《五蠹》文長，不錄。
《商君書》純是申韓一派中物，《靳令篇》言“六虱”，即《韓子》中“五蠹”之論。
商君決不會著書，此書當是三晉人士，因商君之令而為之論。
《韓非子》說家有其書，則托于商君之著書，戰國末年已甚流行，《韓非子》議論從其出者不少。
我們現在可以申韓商君為一派，而以為其與齊學絕不同者，《韓非子》書中有顯證。
（《定法》第四十三）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
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論之衣食孰急于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法者，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師也。
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 （同篇下文又雲）二子之于法術，皆未盡善也。
（《難二》第三十七）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
”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于刑。
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
”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于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
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
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奸尚不盡。
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
此非所以為治也。
”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
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
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
”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
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複遺其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于小人，而生桓公之恥于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于小人，而亦遺義之恥于君子矣。
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
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
此亂之本也，豈可以雪恥哉？” 按，上段必是當時流行《晏子谏書》中一節，下段必是當時流行《管子》書中一節，所謂“因禍以為福，轉敗以為功”者，為韓子學者皆不取此等齊人政論。
今本管、韓書中皆多引用《老子》文句處，《管子》在漢志中列入道家，而太史公以為申韓皆原于道德之義。
按：此非戰國末年事，此是漢初年編輯此類篇章者加入之采色，待下篇論諸子文籍分析時詳說。
十 梁朝與稷下 戰國時五光十色的學風，要有培植的所在，猶之乎奇花異樹要有他們的田園。
歐洲十七八世紀的異文異說，靠諸侯朝廷及世族之家的培養；19世紀的異文異說，靠社社富足能養些著文賣書的人。
戰國時諸子，自也有他們的生業，他們正是依諸侯大族為活的。
而最能培植這些風氣的地方，一是梁朝，一是稷下。
這正同于路易王李失路丞柏下之巴黎，伏裡疊利二世之柏林，加特林後之彼得斯堡。
梁朝之盛，在于文侯之世。
（《史記·魏世家》）文侯之師田子方……文侯受子貢經藝，客段幹木，過其闾，未嘗不轼也。
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
《漢志·儒家》有《魏文侯》六篇，早已佚。
然《樂記》、《呂覽》、《說苑》、《新序》引魏文侯事語甚多，蓋文侯實是戰國時最以禮賢下士重師崇儒著聞者。
《漢志·儒家·魏文侯》六篇後又有《李克》七篇，班法雲：“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子夏說教西河，是儒學西行一大關鍵。
禽滑厘相傳即于此受業。
文侯朝中又有吳起，亦儒者曾參弟子。
文侯卒，武侯立。
文侯武侯時魏甚強。
武侯卒，公孫緩與惠侯争立，幾乎亡國。
惠王初年，魏尚強，陵厲韓趙，後乃削于齊楚，尤大困于秦，去安邑而徙大梁。
《史記·魏世家》：“惠王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币，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
”惠侯卒（惠王之稱王乃追谥，見《史記》），襄王立，更削于秦。
卒，哀王立。
哀王卒，昭王立，魏尤削于秦。
昭王卒，安釐王立。
是時魏以“一萬乘之國……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
然以信陵君之用，存邯鄲，卻秦軍，又“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内，走蒙骜”。
自秦獻孝東向以臨諸侯之後，關東諸侯無此盛事。
《韓非子·有度篇》以齊桓楚莊魏安釐之伯合稱，魏安釐王必也是一個好文學者，不然他家中不會有許多書。
（《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
蓋魏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
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
《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
《國語》三篇，言楚晉事。
《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
《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蔔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
《瑣語》十一篇，諸國蔔夢妖怪相書也。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
《繳書》二篇，論戈射法。
《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
《圖詩》一篇，書贊之屬也。
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大凡七十五篇。
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
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
漆書皆科鬥字。
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劄。
文既殘缺，不複诠次。
燒策之餘，尚有如許多書，恐怕當時諸侯不是人人這樣好學罷？魏地入秦，大梁為墟（見《史記·魏世家贊》），曆經楚漢，王侯易主，而梁朝在漢之盛猶以多文學賢士聞，梁地風氣所流者遠矣。
齊以其富更可以緻天下賢士，炫于諸侯。
《史記·孟荀列傳》：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千世主，豈可勝道哉？……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緻天下賢士也。
……田骈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又《田完世家》：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
（按，言複盛必其前曾盛，然《史記》無明文，不知是在威王時或在姜氏朝？） 戰國中期方術文學之士聞名于後者，幾乎皆是客遊梁朝稷下之人（試以《漢志·諸子略》各家名稱較之），可見這樣朝廷與這樣風氣的關系。
荀卿時，齊已一度亡于燕，尚修列大夫之缺，梁安釐王亦在四戰之世，還都如此。
十一 獨行之士（存目） 十二 堅白異同之辨（存目） （以上兩章非倉卒所能寫就，待後補之） 十三 祥之重興與五行說之盛 中國古來和一切古國家一樣，都是最重巫蔔的。
即如安陽殷墟出土蔔辭數量之多，可知當時無事不蔔。
到了周世史官所職，仍以蔔事為先。
春秋戰國時人民的理性大發達，蔔事大廢，而一切怪力亂神之說為學者所擯棄。
乃戰國晚年齊國又以他的民間迷信及他的哲學化的迷信——五行論——漸漸普遍中國，這些東西便是漢朝學問思想的一個開端。
當時的明理之儒，對這些東西很憤恨的。
《史記·荀子列傳》：“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祥。
”《荀子》書中有《非相》等篇，痛論這些物事。
《非十二子篇》中排五行論，正是對這種風氣而發，不過把造作五行論的罪加在子思孟轲身上，大約是冤枉他們倆了。
陰陽之教，五行之論，消息之說，封禅之事，雖由秦皇漢武之培植而更盛，然秦皇漢武也隻是取當時民間的流行物而好尚之，不是有所創造。
《漢·志》中所錄關于這一類的東西極多，不過現在都不存在，所以這一派在漢之極盛雖是一件顯然的事實，而這些齊學之原由，除《史記》論鄒衍的一段外，竟無材料可考，我們隻知道他是戰國末年已成就的一種大風氣罷了。
十四 所謂“雜家” 《漢·志》列雜家一門，其叙論曰：“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按，雜而曰家，本不詞；但《呂覽》既創此體，而《淮南》述之，東方朔等著論又全無一家之歸，則兼儒墨合名法而成一家書之現象，在戰國晚年已成一段史實。
《呂氏春秋》一書，即所謂八覽、六論、十二紀之集合者，在思想上全沒有一點創作，體裁乃是後來人類書故事集之祖。
現在戰國子家流傳者，千不得一，而《呂覽》取材之淵源，還有好些可以找到的。
這樣著書法在諸子的精神上是一種腐化，因為儒家果然可兼，名法果然可合，諸子果無不可貫的話，則諸子固已“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了。
稷下諸子不名一家，而各自著其書，義極相反；“府主”并存而不混之，故諸子各盡其長。
這個陽翟大賈的賓客，竟為呂氏做這麼一部赝書，故異說各存其短。
此體至《淮南》而更盛，而《淮南書》之矛盾乃愈多。
因呂氏究竟不融化，尚不成一種系統論，孔墨并被稱者，以其皆能得衆，皆為後世榮之，德容所以并論者，以其兼為世主大人所樂聽，此尚是超乎諸子之局外，立于世主大人之地位，而欣賞諸子者。
若《淮南》書，則諸子局外之人，亦強入諸子之内，不複立于欣賞辯說之客者地位，而更求熔化得成一系統論。
《呂覽》這部書在著書體裁上是個創作，蓋前于《呂覽》者，隻聞著篇不聞著成系統之一書。
雖慎子著《十二論》以《齊物》為始，仿佛像是一個系統論，但慎子殘文見于《莊子》等書者甚少，我們無以見他的《十二論》究竟原始要終系統到什麼地步。
自呂氏而後，漢朝人著文，乃造系統，于是篇的觀念進而為書的觀念。
《淮南》之書，子長之史，皆從此一線之體裁。
《呂氏》、《淮南》兩書，自身都沒有什麼内含價值，然因其為“類書”，保存了不少的早年材料，所以現在至可貴。
猶之乎《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禦覽》等書，自身都是無價值的，其價值在其保存材料。
《永樂大典》的編制法，尤其不像一部書，然古書為他保存了不少。
十五 預述周漢子家銜接之義 周、漢諸子是一氣，不能以秦為斷，是一件再明顯沒有的事實。
蓋入秦而實行的政策如焚書，入漢而盛行的風氣，如齊學之陰陽五行，如老子學，如黃帝各論，如神仙，如諸子的淆雜，無不在戰國晚年看到一個端緒。
而戰國各種風氣到了漢朝，差不多還都有後世，如儒墨，如名法，如辯士之好尚，乃至縱橫，應該是随分裂之歇息而止的了，卻反不然，直到武帝朝主父偃尚為縱橫長短之術。
蓋諸子學風氣之轉移在漢武帝時，武帝前雖漢家天下已七八十年，仍是由戰國風流而漸變，武帝以後，乃純入一新局面。
果然以秦為斷，在諸子學，在文籍學，乃至在文詞學，都講不通的。
不過做文學史的講義時，不能不遷就時代，所以此論以戰國為限者，隻為編書之方便，并非史實之真相。
附記：此篇必須與下篇《戰國諸子文籍分析》參看，方得持論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