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子家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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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
《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
注，商容，纣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
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
實則三人不相蒙也。
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尤誤後人。
“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将《老子列傳》中之主人分為三人，而以著五千文者為史儋，孔子問禮者為老聃，家于苦縣者為老萊子。
此種分析誠未必盡是，然實是近代考證學最秀美之著作。
若試決其當否，宜先審其推論所本之事實，出自何處。
一、容甫不取《莊子》，以為“寓言十九，固自揭之”。
按，今本《莊子》，實向秀郭象所定之本（見《晉書·本傳》），西晉前之莊子面目，今已不可得見，郭氏于此書之流行本，大為删刈。
《經典釋文》卷一引之曰：“故郭子雲，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關奕意修之首，危言遊凫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
”子玄非考訂家，其所删削，全憑自己之理會可知也。
莊子之成分既雜，今本面目之成立又甚後，（說詳下文釋《莊子》節）則《莊子》一書本難引為史料。
蓋如是後人增益者，固不足據，如誠是自己所為，則“寓言十九，固自己揭之”也。
《莊子》書中雖有與容甫說相反者，誠未足破之。
二、容甫引用《列子》文，《列子》固較《莊子》為可信耶？《列子》八篇之今本，亦成于魏晉時，不可謂其全僞，以其中收容有若幹舊材料也。
不可謂其不僞，以其編制潤色增益出自後人也。
《列子》書中所記人事，每每偶一複核，頓見其謬者；今證老子時代，多取于此，誠未可以為定論。
然有一事足證汪說者，《史記》記老子七代孫假仕漢文朝，假定父子一世平均相差三十五年不為不多，老子猶不應上于周安王。
安王元年，上距孔子之生猶百餘年。
且魏為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曆前403），上距孔子之卒（西曆前479）七十六年，若老子長于孔子者，老子之子焉得如此之後？又《莊子·天下篇》（《天下篇》之非寓言，當無異論），關尹、老聃并舉，關尹在前，老聃在後。
關尹生年無可詳考，然周故籍以及後人附會，無以之為在諸子中甚早者；關尹如此，老子可知。
《史記》記老子隻四事：一、為周守藏史；二、孔子問禮；三、至關見關尹；四、子宗仕魏。
此四事除問禮一事外，無不與儋合（儋為周史，儋入關見秦獻公，儋如有子，以時代論恰可仕于魏）。
容甫所分析宜若不誤也。
五千言所談者，大略兩端：一、道術；二、權謀。
此兩端實亦一事，道術即是權謀之擴充，權謀亦即道術之實用。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雲雲者，固是道術之辭，亦即權謀之用。
五千言之意，最洞澈世故人情，世當戰國，人識古今，全無主觀之論，皆成深刻之言。
“将欲取之，必故與之”；即荀息滅虢之策，陰謀之甚者也。
“夫惟弗吾，是以不去”；即所謂“精華既竭，蹇裳去之”者之廉也。
故《韓非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所釋者，誠《老子》之本旨，談道術乃其作用之背景，陰謀術數乃其處世之路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實帝王之術。
“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亦禦下之方。
至于柔弱勝剛強，無事取天下，則戰國所托黃帝、殷甲、伊尹、太公皆如此旨。
并競之世，以此取敵；并事一朝，以此自得。
其言若抽象，若怪谲，其實乃皆人事之歸納，處世之方策。
《解老》以人間世釋之，《喻老》以故事釋之，皆最善釋老者。
王輔嗣敷衍旨要，固已不及；若後之侈為玄談，曼衍以成長論，乃真無當于《老子》用世之學者矣。
《史記》稱漢文帝好黃老刑名，今觀文帝行事，政持大體，令不擾民，節用節禮，除名除華，居平勃之上，以無用為用，介強藩之中，以柔弱克之，此非庸人多厚福，乃是帷幄有深謀也。
洛陽賈生，雖為斯公再傳弟子，習于刑名，然年少氣盛，侈言高論，以正朔服色動文帝，文帝安用此擾為？窦太後問轅固生《老子》何如，轅雲：“此家人言耳。
”可見漢人于《老子》以為處世之論而已，初與侈談道體者大不同，尤與神仙不相涉也。
又漢初為老學者曰黃老，黃者或雲黃帝，或雲黃生（例如夏曾佑說）。
黃生漢人，不宜居老之上。
而《漢志》列黃帝者四目，兵家舉黃帝風後力牧者，又若與道家混。
是黃老之黃，乃指黃帝，不必有異論。
五千文中，固自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無為之論，權謀術數之方，在戰國時代誠可合為一勢者矣。
綜上所說，約之如下：五千文非玄談者，乃世事深刻歸納。
在戰國時代，全非顯學。
孔子孟子固未提及，即下至戰國末，荀子非十二子，老氏關尹不與；韓非斥顯學，絕五蠹，道家黃老不之及；僅僅《莊子·天下篇》一及之，然所舉關尹之言乃若論道，所稱老聃之言隻是論事。
《莊子·天下篇》之年代，蓋差前乎荀卿，而入漢後或遭潤色者（說别詳）。
是戰國末漢初之老學，應以《韓子·解》、《喻》兩篇者為正；文帝之治為其用之效，合陰謀，括兵家，為其域之廣。
留侯黃石之傳說，河上公之神話，皆就“守如處女，出如脫兔”之義敷衍之，進為人君治世之衡，退以其說為帝王師，斯乃漢初之黃、老面目。
史儋以其職業多識前言往行，處六百年之宗主國，丁世變之極殷（戰國初年實中國之大變，顧亭林曾論之），其制五千言固為情理之甚可能者。
今人所謂“老奸巨猾”者，自始即号老矣。
申、韓刑名之學，本與老氏無沖突處，一談其節，一振其綱，固可以刑名為用，以黃、老為體矣。
此老氏學最初之面目也。
“老學既黃”（戲為此詞），初無須大變老氏旨也，蓋以陰謀運籌帷幄之中，以權略術數決勝千裡之外，人主之取老氏者本以此，則既黃而兵家權略皆人之，亦固其所。
然黃帝實戰國末漢初一最大神道，儒道方士神仙兵家法家皆托焉，太史公足迹所至，皆聞其神話之迹焉。
（見《五帝本紀·贊》）則既黃而雜亦自然之勢矣。
老學一變而雜神仙方士，神仙方士初與老氏絕不相涉也（白居易詩“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神仙方士起于燕齊海上，太史公記之如此，本與鄒魯之儒學無涉，周鄭三晉之道論（老子），官術（申韓），不相幹。
然神仙方術之說來自海濱，無世可紀，不得不比附顯學以自重于當時。
戰國末顯學儒墨也（見《韓非子》），故秦始皇好神仙方士，乃東遊，竟至鄒峄山，聚諸生而議之。
其後怒求神仙者之不成功，大坑術士，而扶蘇谏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
”坑術士竟成坑儒，則當時術士自附于顯學之儒可知。
儒者在戰國時，曾西流三晉，南行楚吳；入漢而微，僅齊魯之故壘不失。
文景時顯學為黃老，于是神仙方士又附黃老，而修道養性長壽成丹各說皆與老子文成姻緣，《淮南》一書，示當時此種流勢者不少。
故神仙方士之入于道，時代為之，與本旨之自然演化無涉也。
武帝正儒者之統，行陰陽之教，老學遂微。
漢初數十年之顯學，雖式微于上，民間稱号終不可怠。
且權柄刑名之論，深于世故者好取之，馭下者最便之，故宣帝猶賢黃老刑名，而薄儒術。
後世治國者縱慣以儒術為号，實每每陰用黃、老、申、韓焉。
又百家廢後，自在民間離合，陰陽五行既已旁礴當世，道與各家不免借之為體，試觀《七略》、《漢志》論次諸子，無家不成雜家，非命之墨猶須順四時而行（陰陽家說），其他可知矣。
在此種民間混合中，老子之号自居一位，至于漢末而有黃巾道士，斯誠與漢初老學全不相涉也。
東漢以來，儒術凝結，端異者又清澈之思，王充仲長統論言于前，王弼、鐘會注書于後，于是老氏之論複興。
然魏、晉之老乃莊老，與漢初黃、老絕不同。
治國者黃、老之事，玄談者莊、老之事。
老、莊之别，《天下篇》自言之，老乃世事洞明，而以深刻之方術馭之者；莊乃人情練達，終于感其無可奈何，遂“糊裡糊塗以不了了之”者。
魏、晉間人，大若看破世間紅塵，與時俯仰，通其狂惑（如阮嗣宗），故亦卮言曼行，“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此皆莊書所稱。
若老子則有積極要求，潛藏雖有之，卻并非“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者。
幹令升《晉紀·總論》雲：“學者以莊老為宗而绌六經”，不言老莊。
太史公以莊釋老，遂取莊書中不甚要各篇，當時儒道相绌之詞，特标舉之。
甚不知莊生自有其旨。
魏晉人又以老釋莊，而五千言文用世之意，于以微焉。
例如何平叔者，安知陳、張、蕭、曹之術乎？乃亦侈為清談，超機神而自比于猶龍，志存吳、蜀，忘卻肘腋之患，适得子房之反，運籌千裡之外，決敗帷幄之中矣。
此種清談決非《老子》之效用也。
老學之流變既如上述，若晉人葛洪神仙之說，魏人寇嫌之符箓之術，皆黃巾道士之支與裔，與老子絕無涉者。
老萊子一人，孔子弟子列傳既引之，大約漢世乃及戰國所稱孔子問禮之事每以老萊子當之，以老聃當之者，其别說也。
孔子事迹後人附會極多，今惟折衷于《論語》，差為近情。
《論語》未談孔子問禮事，然記孔子适南時所受一切揶揄之言，如長沮、桀溺、荷丈人、接輿等等，而鳳兮之歎流傳尤多。
孔子至楚乃後來傳說，無可考證，若厄陳、蔡則系史實。
苦為陳邑，孔子卒時陳亡于楚，則老萊子固可為孔子适陳、蔡時所遇之隐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陳亡而為楚人厲，之與萊在聲音上同紐，或亦方言之異也。
老萊子責孔子以“去汝躬矜與汝容知”之說，容有論事，則老萊亦楚狂一流之人；不然，亦當是憑借此類故事而生之傳說，初無涉乎問禮。
及老聃（或史儋）之學浸浸與顯學之儒角逐，孔老時代相差不甚遠，從老氏以绌儒學者，乃依舊聞而造新說，遂有問禮之論，此固是後人作化胡經之故智。
六朝人可将老聃、釋迦合，戰國末漢初人獨不可将仲尼、老聃合乎？《論語》、《孟子》、《荀子》及《曲禮》、《檀弓》諸篇，戰國儒家史今存之材料也，其中固無一言及此，惟《曾子問》三言之。
今觀《曾子·檀弓問》所記，皆禮之曲節，陰陽避忌之言，傳曾掌故之語，誠不足當問禮之大事。
明堂《戴記》中，除《曲禮》數篇尚存若幹戰國材料外，幾乎皆是漢博士著作或編輯，前人固已言其端矣。
（太史公、班孟堅、盧植明指《王制》為漢文時博士作，甚顯之《中庸》，亦載“今天下車同軌”及“載華嶽而不重”之言。
） 附記：韓文公已開始不信問禮事，《原道》雲：“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雲爾。
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
”然《史記》一書雜老學，非專為儒者。
儋、聃為一人，儋、聃亦為一語之方言變異。
王船山曰：“老聃亦曰太史儋，儋、聃音蓋相近。
”畢沅曰：“古聸、儋字通。
《說文解字》有聃雲：‘耳曼也。
’又有聸字雲：‘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國。
’《大荒北經》、《呂覽》聸耳字并作儋。
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聸耳字皆作耽。
《說文解字》有耽字雲：‘耳大垂也。
’蓋三字聲義相同，故并借用之。
”此确論也。
儋、聃既為一字之兩書，孔子又安得于卒後百餘年從在秦獻公十一年入關之太史儋問禮乎？總而言之，果著五千文者有人可指當為史儋，果孔子适南又受揶揄，當為老萊子也。
上說或嫌頭緒不甚清晰，茲更約述之。
一、《老子》五千言之作者為太史儋，儋既為老聃，後于孔子。
此合汪、畢說。
二、儋、聃雖一人，而老萊則另一人，萊、厲或即一語之轉。
三、孔子無問禮事，《曾子問》不可據。
問禮說起于漢初年儒老之争。
四、始有孔子受老萊子揶揄之傳說，後将老子代老萊。
假定如此。
五、《老子》書在戰國非顯學，入漢然後風靡一世。
六、老、莊根本有别，《韓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乃得《老子》書早年面目者。
《莊子》書最雜，須先分析篇章然後可述說指歸，待于下篇中詳辨之。
九 齊晉兩派政論 一種政論之生不能離了他的地方人民性，是從古到今再顯明沒有的事情。
例如放任經濟論之起于英，十八世紀自由論之起于法，國家論及國家社會論起于德，所謂“拜金主義”者之極盛于美，都使我們覺得有那樣土田，才生那樣草木。
中國在春秋戰國間東西各部既通而未融，既混而未一，則各地政論之起，當因地域發生很不同的傾向，是自然的事。
戰國時風氣最相反的莫如齊秦，一以富著，一以強稱，一則寬博，一則褊狹，一則上下靡樂，一則人民勇于公戰，一則天下賢士皆歸之，一則自孝公以來即燔滅詩書（見《韓非子·和氏篇》）。
齊則上下行商賈之利，秦則一個純粹的軍國家，齊之不能變為秦，猶秦之難于變為齊。
秦能滅齊而不能變其俗，秦地到了漢朝，為天下之都，一切之奢侈皆移于關中，而近秦之巴蜀，山鐵之富甲于世間，然後其俗少變，然關西猶以出将著聞。
（時諺：“關東多相，關西多将。
”）在這樣的差異之下，齊晉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亦即各有其政論是應該的。
但秦在缪公一度廣大之後，連着幾代不振作，即孝公令中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甯”者。
及獻孝兩世，然後又有大志于中國，而關東賢士，因秦地自然之俗而利導之，如衛鞅。
不有關東賢士，無以啟秦地之質，不有秦地之質，亦無以成關東賢士之用。
此樣政治之施用在秦，而作此樣政論者則由三晉。
晉在初年亦全是一個軍國家，和東方諸侯不同，和秦國曆代姻戚，邊疆密迩，同俗之處想必甚多。
即如晉國最大之趙孟，本是秦之同宗，晉之大夫出奔，每至于秦。
晉在後來既強大，且富庶，漸失其早年軍國的實在。
既分為三之後，隻有趙國沿保持早年的武力；韓魏地富中國，無土可啟（魏始有上郡，後割于秦，遂失邊境），有中土之侈靡可學，遂為弱國。
在不能開富不能啟土範圍之内，想把國家弄得強且固，于是造成一種官術論，即所謂中子之學，而最能實行這些官術論者，仍然是秦。
所以戰國時的政治論，略去小者不言，大别有東西兩派。
齊為東派，書之存于後者有《管子》、《晏子》。
這個政論的重要題目是：如何用富而使人民安樂，如何行權而由政府得利，如何以富庶緻民之道德，如何以富庶戒士卒之勇敢，如何富而不侈，如何庶而不淫。
《管子》書中論政全是以經濟為政治論，《晏子》書論政全是以杜大國淫侈為政體論。
返觀韓魏官術之論，及其行于秦國之迹，則全不是這些話，富國之術，隻談到使民務本事，而痛抑商賈之操縱，執法立信，信賞必罰，“罰九賞一”，“燔滅詩書”，重督責而絕五蠹（《商君書》作“六虱”）。
蓋既富之國，應用其富，而經濟政策為先（齊）；既衰之國，應強其政，而刑名之用為大（韓魏）；新興之國，應成一種力大而易使之民俗，以為兼并之資，而所謂商君之法者以興。
這便是《管子》、《晏子》書對于《商君》、《韓非》書絕然不同的原因。
管晏商韓四部書都很駁雜，須待下篇論諸子分析時詳說，此處但舉齊學晉論幾個重要分素。
齊學 《管子》書沒有一個字能是管子寫的，最早不過是戰國中年的著作，其中恐怕有好些是漢朝的東西。
今姑以太史公所見幾篇為例，《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之旨要，太史公約之雲：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财，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
故其稱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
《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
注，商容，纣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
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
實則三人不相蒙也。
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尤誤後人。
“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将《老子列傳》中之主人分為三人，而以著五千文者為史儋，孔子問禮者為老聃，家于苦縣者為老萊子。
此種分析誠未必盡是，然實是近代考證學最秀美之著作。
若試決其當否，宜先審其推論所本之事實，出自何處。
一、容甫不取《莊子》，以為“寓言十九，固自揭之”。
按，今本《莊子》，實向秀郭象所定之本（見《晉書·本傳》），西晉前之莊子面目，今已不可得見，郭氏于此書之流行本，大為删刈。
《經典釋文》卷一引之曰：“故郭子雲，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關奕意修之首，危言遊凫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
”子玄非考訂家，其所删削，全憑自己之理會可知也。
莊子之成分既雜，今本面目之成立又甚後，（說詳下文釋《莊子》節）則《莊子》一書本難引為史料。
蓋如是後人增益者，固不足據，如誠是自己所為，則“寓言十九，固自己揭之”也。
《莊子》書中雖有與容甫說相反者，誠未足破之。
二、容甫引用《列子》文，《列子》固較《莊子》為可信耶？《列子》八篇之今本，亦成于魏晉時，不可謂其全僞，以其中收容有若幹舊材料也。
不可謂其不僞，以其編制潤色增益出自後人也。
《列子》書中所記人事，每每偶一複核，頓見其謬者；今證老子時代，多取于此，誠未可以為定論。
然有一事足證汪說者，《史記》記老子七代孫假仕漢文朝，假定父子一世平均相差三十五年不為不多，老子猶不應上于周安王。
安王元年，上距孔子之生猶百餘年。
且魏為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曆前403），上距孔子之卒（西曆前479）七十六年，若老子長于孔子者，老子之子焉得如此之後？又《莊子·天下篇》（《天下篇》之非寓言，當無異論），關尹、老聃并舉，關尹在前，老聃在後。
關尹生年無可詳考，然周故籍以及後人附會，無以之為在諸子中甚早者；關尹如此，老子可知。
《史記》記老子隻四事：一、為周守藏史；二、孔子問禮；三、至關見關尹；四、子宗仕魏。
此四事除問禮一事外，無不與儋合（儋為周史，儋入關見秦獻公，儋如有子，以時代論恰可仕于魏）。
容甫所分析宜若不誤也。
五千言所談者，大略兩端：一、道術；二、權謀。
此兩端實亦一事，道術即是權謀之擴充，權謀亦即道術之實用。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雲雲者，固是道術之辭，亦即權謀之用。
五千言之意，最洞澈世故人情，世當戰國，人識古今，全無主觀之論，皆成深刻之言。
“将欲取之，必故與之”；即荀息滅虢之策，陰謀之甚者也。
“夫惟弗吾，是以不去”；即所謂“精華既竭，蹇裳去之”者之廉也。
故《韓非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所釋者，誠《老子》之本旨，談道術乃其作用之背景，陰謀術數乃其處世之路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實帝王之術。
“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亦禦下之方。
至于柔弱勝剛強，無事取天下，則戰國所托黃帝、殷甲、伊尹、太公皆如此旨。
并競之世，以此取敵；并事一朝，以此自得。
其言若抽象，若怪谲，其實乃皆人事之歸納，處世之方策。
《解老》以人間世釋之，《喻老》以故事釋之，皆最善釋老者。
王輔嗣敷衍旨要，固已不及；若後之侈為玄談，曼衍以成長論，乃真無當于《老子》用世之學者矣。
《史記》稱漢文帝好黃老刑名，今觀文帝行事，政持大體，令不擾民，節用節禮，除名除華，居平勃之上，以無用為用，介強藩之中，以柔弱克之，此非庸人多厚福，乃是帷幄有深謀也。
洛陽賈生，雖為斯公再傳弟子，習于刑名，然年少氣盛，侈言高論，以正朔服色動文帝，文帝安用此擾為？窦太後問轅固生《老子》何如，轅雲：“此家人言耳。
”可見漢人于《老子》以為處世之論而已，初與侈談道體者大不同，尤與神仙不相涉也。
又漢初為老學者曰黃老，黃者或雲黃帝，或雲黃生（例如夏曾佑說）。
黃生漢人，不宜居老之上。
而《漢志》列黃帝者四目，兵家舉黃帝風後力牧者，又若與道家混。
是黃老之黃，乃指黃帝，不必有異論。
五千文中，固自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無為之論，權謀術數之方，在戰國時代誠可合為一勢者矣。
綜上所說，約之如下：五千文非玄談者，乃世事深刻歸納。
在戰國時代，全非顯學。
孔子孟子固未提及，即下至戰國末，荀子非十二子，老氏關尹不與；韓非斥顯學，絕五蠹，道家黃老不之及；僅僅《莊子·天下篇》一及之，然所舉關尹之言乃若論道，所稱老聃之言隻是論事。
《莊子·天下篇》之年代，蓋差前乎荀卿，而入漢後或遭潤色者（說别詳）。
是戰國末漢初之老學，應以《韓子·解》、《喻》兩篇者為正；文帝之治為其用之效，合陰謀，括兵家，為其域之廣。
留侯黃石之傳說，河上公之神話，皆就“守如處女，出如脫兔”之義敷衍之，進為人君治世之衡，退以其說為帝王師，斯乃漢初之黃、老面目。
史儋以其職業多識前言往行，處六百年之宗主國，丁世變之極殷（戰國初年實中國之大變，顧亭林曾論之），其制五千言固為情理之甚可能者。
今人所謂“老奸巨猾”者，自始即号老矣。
申、韓刑名之學，本與老氏無沖突處，一談其節，一振其綱，固可以刑名為用，以黃、老為體矣。
此老氏學最初之面目也。
“老學既黃”（戲為此詞），初無須大變老氏旨也，蓋以陰謀運籌帷幄之中，以權略術數決勝千裡之外，人主之取老氏者本以此，則既黃而兵家權略皆人之，亦固其所。
然黃帝實戰國末漢初一最大神道，儒道方士神仙兵家法家皆托焉，太史公足迹所至，皆聞其神話之迹焉。
（見《五帝本紀·贊》）則既黃而雜亦自然之勢矣。
老學一變而雜神仙方士，神仙方士初與老氏絕不相涉也（白居易詩“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神仙方士起于燕齊海上，太史公記之如此，本與鄒魯之儒學無涉，周鄭三晉之道論（老子），官術（申韓），不相幹。
然神仙方術之說來自海濱，無世可紀，不得不比附顯學以自重于當時。
戰國末顯學儒墨也（見《韓非子》），故秦始皇好神仙方士，乃東遊，竟至鄒峄山，聚諸生而議之。
其後怒求神仙者之不成功，大坑術士，而扶蘇谏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
”坑術士竟成坑儒，則當時術士自附于顯學之儒可知。
儒者在戰國時，曾西流三晉，南行楚吳；入漢而微，僅齊魯之故壘不失。
文景時顯學為黃老，于是神仙方士又附黃老，而修道養性長壽成丹各說皆與老子文成姻緣，《淮南》一書，示當時此種流勢者不少。
故神仙方士之入于道，時代為之，與本旨之自然演化無涉也。
武帝正儒者之統，行陰陽之教，老學遂微。
漢初數十年之顯學，雖式微于上，民間稱号終不可怠。
且權柄刑名之論，深于世故者好取之，馭下者最便之，故宣帝猶賢黃老刑名，而薄儒術。
後世治國者縱慣以儒術為号，實每每陰用黃、老、申、韓焉。
又百家廢後，自在民間離合，陰陽五行既已旁礴當世，道與各家不免借之為體，試觀《七略》、《漢志》論次諸子，無家不成雜家，非命之墨猶須順四時而行（陰陽家說），其他可知矣。
在此種民間混合中，老子之号自居一位，至于漢末而有黃巾道士，斯誠與漢初老學全不相涉也。
東漢以來，儒術凝結，端異者又清澈之思，王充仲長統論言于前，王弼、鐘會注書于後，于是老氏之論複興。
然魏、晉之老乃莊老，與漢初黃、老絕不同。
治國者黃、老之事，玄談者莊、老之事。
老、莊之别，《天下篇》自言之，老乃世事洞明，而以深刻之方術馭之者；莊乃人情練達，終于感其無可奈何，遂“糊裡糊塗以不了了之”者。
魏、晉間人，大若看破世間紅塵，與時俯仰，通其狂惑（如阮嗣宗），故亦卮言曼行，“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此皆莊書所稱。
若老子則有積極要求，潛藏雖有之，卻并非“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者。
幹令升《晉紀·總論》雲：“學者以莊老為宗而绌六經”，不言老莊。
太史公以莊釋老，遂取莊書中不甚要各篇，當時儒道相绌之詞，特标舉之。
甚不知莊生自有其旨。
魏晉人又以老釋莊，而五千言文用世之意，于以微焉。
例如何平叔者，安知陳、張、蕭、曹之術乎？乃亦侈為清談，超機神而自比于猶龍，志存吳、蜀，忘卻肘腋之患，适得子房之反，運籌千裡之外，決敗帷幄之中矣。
此種清談決非《老子》之效用也。
老學之流變既如上述，若晉人葛洪神仙之說，魏人寇嫌之符箓之術，皆黃巾道士之支與裔，與老子絕無涉者。
老萊子一人，孔子弟子列傳既引之，大約漢世乃及戰國所稱孔子問禮之事每以老萊子當之，以老聃當之者，其别說也。
孔子事迹後人附會極多，今惟折衷于《論語》，差為近情。
《論語》未談孔子問禮事，然記孔子适南時所受一切揶揄之言，如長沮、桀溺、荷丈人、接輿等等，而鳳兮之歎流傳尤多。
孔子至楚乃後來傳說，無可考證，若厄陳、蔡則系史實。
苦為陳邑，孔子卒時陳亡于楚，則老萊子固可為孔子适陳、蔡時所遇之隐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陳亡而為楚人厲，之與萊在聲音上同紐，或亦方言之異也。
老萊子責孔子以“去汝躬矜與汝容知”之說，容有論事，則老萊亦楚狂一流之人；不然，亦當是憑借此類故事而生之傳說，初無涉乎問禮。
及老聃（或史儋）之學浸浸與顯學之儒角逐，孔老時代相差不甚遠，從老氏以绌儒學者，乃依舊聞而造新說，遂有問禮之論，此固是後人作化胡經之故智。
六朝人可将老聃、釋迦合，戰國末漢初人獨不可将仲尼、老聃合乎？《論語》、《孟子》、《荀子》及《曲禮》、《檀弓》諸篇，戰國儒家史今存之材料也，其中固無一言及此，惟《曾子問》三言之。
今觀《曾子·檀弓問》所記，皆禮之曲節，陰陽避忌之言，傳曾掌故之語，誠不足當問禮之大事。
明堂《戴記》中，除《曲禮》數篇尚存若幹戰國材料外，幾乎皆是漢博士著作或編輯，前人固已言其端矣。
（太史公、班孟堅、盧植明指《王制》為漢文時博士作，甚顯之《中庸》，亦載“今天下車同軌”及“載華嶽而不重”之言。
） 附記：韓文公已開始不信問禮事，《原道》雲：“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雲爾。
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
”然《史記》一書雜老學，非專為儒者。
儋、聃為一人，儋、聃亦為一語之方言變異。
王船山曰：“老聃亦曰太史儋，儋、聃音蓋相近。
”畢沅曰：“古聸、儋字通。
《說文解字》有聃雲：‘耳曼也。
’又有聸字雲：‘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國。
’《大荒北經》、《呂覽》聸耳字并作儋。
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聸耳字皆作耽。
《說文解字》有耽字雲：‘耳大垂也。
’蓋三字聲義相同，故并借用之。
”此确論也。
儋、聃既為一字之兩書，孔子又安得于卒後百餘年從在秦獻公十一年入關之太史儋問禮乎？總而言之，果著五千文者有人可指當為史儋，果孔子适南又受揶揄，當為老萊子也。
上說或嫌頭緒不甚清晰，茲更約述之。
一、《老子》五千言之作者為太史儋，儋既為老聃，後于孔子。
此合汪、畢說。
二、儋、聃雖一人，而老萊則另一人，萊、厲或即一語之轉。
三、孔子無問禮事，《曾子問》不可據。
問禮說起于漢初年儒老之争。
四、始有孔子受老萊子揶揄之傳說，後将老子代老萊。
假定如此。
五、《老子》書在戰國非顯學，入漢然後風靡一世。
六、老、莊根本有别，《韓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乃得《老子》書早年面目者。
《莊子》書最雜，須先分析篇章然後可述說指歸，待于下篇中詳辨之。
九 齊晉兩派政論 一種政論之生不能離了他的地方人民性，是從古到今再顯明沒有的事情。
例如放任經濟論之起于英，十八世紀自由論之起于法，國家論及國家社會論起于德，所謂“拜金主義”者之極盛于美，都使我們覺得有那樣土田，才生那樣草木。
中國在春秋戰國間東西各部既通而未融，既混而未一，則各地政論之起，當因地域發生很不同的傾向，是自然的事。
戰國時風氣最相反的莫如齊秦，一以富著，一以強稱，一則寬博，一則褊狹，一則上下靡樂，一則人民勇于公戰，一則天下賢士皆歸之，一則自孝公以來即燔滅詩書（見《韓非子·和氏篇》）。
齊則上下行商賈之利，秦則一個純粹的軍國家，齊之不能變為秦，猶秦之難于變為齊。
秦能滅齊而不能變其俗，秦地到了漢朝，為天下之都，一切之奢侈皆移于關中，而近秦之巴蜀，山鐵之富甲于世間，然後其俗少變，然關西猶以出将著聞。
（時諺：“關東多相，關西多将。
”）在這樣的差異之下，齊晉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亦即各有其政論是應該的。
但秦在缪公一度廣大之後，連着幾代不振作，即孝公令中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甯”者。
及獻孝兩世，然後又有大志于中國，而關東賢士，因秦地自然之俗而利導之，如衛鞅。
不有關東賢士，無以啟秦地之質，不有秦地之質，亦無以成關東賢士之用。
此樣政治之施用在秦，而作此樣政論者則由三晉。
晉在初年亦全是一個軍國家，和東方諸侯不同，和秦國曆代姻戚，邊疆密迩，同俗之處想必甚多。
即如晉國最大之趙孟，本是秦之同宗，晉之大夫出奔，每至于秦。
晉在後來既強大，且富庶，漸失其早年軍國的實在。
既分為三之後，隻有趙國沿保持早年的武力；韓魏地富中國，無土可啟（魏始有上郡，後割于秦，遂失邊境），有中土之侈靡可學，遂為弱國。
在不能開富不能啟土範圍之内，想把國家弄得強且固，于是造成一種官術論，即所謂中子之學，而最能實行這些官術論者，仍然是秦。
所以戰國時的政治論，略去小者不言，大别有東西兩派。
齊為東派，書之存于後者有《管子》、《晏子》。
這個政論的重要題目是：如何用富而使人民安樂，如何行權而由政府得利，如何以富庶緻民之道德，如何以富庶戒士卒之勇敢，如何富而不侈，如何庶而不淫。
《管子》書中論政全是以經濟為政治論，《晏子》書論政全是以杜大國淫侈為政體論。
返觀韓魏官術之論，及其行于秦國之迹，則全不是這些話，富國之術，隻談到使民務本事，而痛抑商賈之操縱，執法立信，信賞必罰，“罰九賞一”，“燔滅詩書”，重督責而絕五蠹（《商君書》作“六虱”）。
蓋既富之國，應用其富，而經濟政策為先（齊）；既衰之國，應強其政，而刑名之用為大（韓魏）；新興之國，應成一種力大而易使之民俗，以為兼并之資，而所謂商君之法者以興。
這便是《管子》、《晏子》書對于《商君》、《韓非》書絕然不同的原因。
管晏商韓四部書都很駁雜，須待下篇論諸子分析時詳說，此處但舉齊學晉論幾個重要分素。
齊學 《管子》書沒有一個字能是管子寫的，最早不過是戰國中年的著作，其中恐怕有好些是漢朝的東西。
今姑以太史公所見幾篇為例，《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之旨要，太史公約之雲：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财，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
故其稱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