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子家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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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或曰玄學（Metaphgiscs），見諸行事則成迷信。
五行論在中國造毒極大，一切信仰及方技都受他影響。
但我們現在也不用笑他了，十九世紀總不是一個頂迷信的時代罷？德儒海格爾以其心學之言盈天下，三四十年前，幾乎統一了歐美大學之哲學講席。
但這位大玄學家發軌的一篇著作是用各種的理性證據——就是五德終始一流的——去斷定太陽系行星隻能有七，不能有六，不能有八。
然他這本大著出版未一年，海王星之發現宣布了！至于辨氏Dialektik，還不是近代的陰陽論嗎？至若我們隻瞧不起我們二千年前的同國人，未免太寬于數十年前的德國哲學家了。
丙，托于管晏的政論 管晏政論在我們現在及見的戰國書中并無記之者（《呂覽》隻有引管子言行處，沒有可以證明其為引今見《管子》書處），但《淮南》、《史記》均詳記之。
我對于《管子》書試作的設定是：《管子》書是由戰國晚年漢初年的齊人雜著拼合起來的。
《晏子》書也不是晏子時代的東西，也是戰國末漢初的齊人著作。
此義在下文殊方之治術一篇及下一章《戰國子家書成分分析》中論之。
丁，齊儒學 這本是一個漢代學術史的題目，不在戰國時期之内，但若此地不提明此事，将不能認清齊國對戰國所醞釀漢代所造成之文化的貢獻，故略說幾句。
儒者的正統在戰國初漢均在魯國，但齊國自有他的儒學，骨子裡隻是陰陽五行，又合着一些放言侈論。
這個齊學在漢初的勢力很大，武帝時竟奪魯國之席而為儒學之最盛者，政治上最得意的公孫弘，思想上最開風氣的董仲舒，都屬于齊學一派。
公羊氏《春秋》，齊《詩》，田氏《易》，伏氏《書》，都是太常博士中最顯之學。
魯學小言詹詹，齊學大言炎炎了。
現在我們在西漢之殘文遺籍中，還可以看出這個分别。
戊，齊文辭 戰國文辭，齊楚最盛，各有其他的地方色彩，此事待後一篇中論之（《論戰國雜詩體》一章中）。
魯 魯是西周初年周在東方文明故域中開辟一個殖民地。
西周之故域既亡于戎，南國又亡于楚，而“周禮盡在魯矣”。
魯國人揖讓之禮甚講究，而行事甚乖戾（太史公語），于是拿詩書禮樂做法寶的儒家出自魯國，是再自然沒有的事情。
蓋人文既高，儀節尤備，文書所存獨多，又是個二等的國家，雖想好功矜伐而不能。
故齊楚之富，秦晉之強，有時很足為師，儒之學發展之阻力，若魯則恰成發展這一行的最好環境。
“儒是魯學”這句話，大約沒有疑問罷？且儒學一由魯國散到别處便馬上變樣子。
孔門弟子中最特别的是“堂堂乎張”和不仕而俠之漆雕開，這兩個人後來皆成顯學。
然上兩個人是陳人，下兩個人是蔡人。
孔門中又有個子遊，他的後學頗有接近老學的嫌疑，又不是魯人（吳人）。
宰我不知何許人，子貢是衛人，本然都不是魯國願儒的樣子，也就物以類聚跑到齊國，一個得意，一個被殺了。
這都是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出地方環境之限制人。
墨子魯人（孫诒讓等均如此考定），習孔子之書，業儒者之業（《淮南·要略》），然他的個性及主張，絕對不是适應于魯國環境的，他自己雖然應當是魯國及儒者之環境逼出來的一個造反者，但他總要到外方去行道，所以他自己的行迹，便也在以愚著聞的宋人國中多了。
宋 宋也是一個文化極高的國家，且曆史的綿遠沒有一個可以同他比：前邊有幾百年的殷代，後來又和八百年之周差不多同長久。
當桓襄之盛，大有殷商中興之勢，直到亡國還要稱霸一回。
齊人之誇，魯人之拘，宋人之愚，在戰國都極著名。
諸子談到愚人每每是宋人，如《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适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孟子》“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韓非子》宋人守株待兔。
此等例不勝其舉，而《韓非子》尤其談到愚人便說是宋人。
大約宋人富于宗教性，心術質直，文化既古且高，民俗卻還淳樸，所以學者倍出，思想疏通緻遠而不流于浮華。
墨家以宋為重鎮，自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晉及周鄭 晉國在原來本不是一個重文貴儒提倡學術的國家，“晉所以伯，師武臣之力也”。
但晉國接近周鄭，周鄭在周既東之後，雖然國家衰弱，終是一個文化中心，所以晉國在文化上受周鄭的影響多（《左傳》中不少此例）。
待晉分為三之後，并不保存早年單純軍國的樣子了，趙之邯鄲且與齊之臨淄争奢侈，韓魏地當中原，尤其出來了很多學者，上繼東周之緒，下開名法諸家之盛，這一帶地方出來的學者，大略如下： 太史儋 著所謂《老子》五千言（考詳後）。
關尹不知何許人，然既為周秦界上之關尹，則亦此一帶之人。
申不害、韓非 刑名學者。
管、晏、申、韓各書皆談治道者，而齊晉兩派絕異。
惠施、鄧析、公孫龍 皆以名理為衛之辯士。
據《荀子》，惠施、鄧析，一流人；據《漢·志》，則今本《鄧析子》乃申韓一派。
魏牟 放縱論者。
慎到 稷下辯士。
今存《慎子》不可考其由來，但《莊子》中《齊物論》一篇為慎到著十二論之一，說後詳。
南國 “南國”和”楚”兩個名辭斷不混的。
“南國”包陳、蔡、許、鄧、息、申一帶楚北夏南之地，其地在西周晚季文物殷盛（詳說論《周頌》篇），在春秋時已經好多部分入楚，在戰國時全入楚境之内了。
現在論列戰國事自然要把南國這個名詞放寬些，以括楚吳新興之人衆。
但我們終不要忘楚之人文是受自上文所舉固有之南國的。
勝國之人文，新族之朝氣，混合起來，自然可出些異樣的東西。
現在我們所可見自春秋末年這一帶地方思想的風氣，大略有下列幾個頭緒： 厭世達觀者 如孔子适陳、蔡一帶所遇之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等。
獨行之士 許行等。
這一帶地方又是墨家的一個重鎮，且這一帶的墨學者在後來以偏于名辯著聞。
果下文所證所謂苦縣之老子為老萊子，則此一聞人亦是此區域之人。
秦國 秦國若幹風氣似晉之初年，并無學術思想可言，不知《商君書》一件東西是秦國自生的政論，如管晏政論之為齊學一樣？或者是六國人代拟的呢？ 中國之由分立進為一統，在政治上固由秦國之戰功，然在文化上則全是另一個局面，大約說來如下： 齊以宗教及玄學統一中國（漢武帝時始成就）。
魯以倫理及禮制統一中國（漢武帝時始成就）。
三晉一帶以官術統一中國（秦漢皆申韓者）。
戰國之亂，激出些獨行的思想家；戰國之侈，培養了些作清談的清客。
但其中能在後世普及者，隻有上列幾項。
七 論墨家之反儒學 在論戰國墨家反儒學之先，要問戰國儒家究竟是怎個樣子。
這題目是很難答的，因為現存的早年儒家書，如《荀子》、《禮記》，很難分那些是晚周，那些是初漢，《史記》一部書中的儒家史材料也吃這個虧。
隻有《孟子》一部書純粹，然孟子又是一個“辯士”，書中儒家史料真少。
在這些情形之下，戰國儒家之分合，韓非所謂八派之差異，竟是不能考的問題。
但他家攻擊儒者的話中，反要存些史料，雖然敵人之口不可靠，但攻擊人者無的放矢，非特無補，反而自尋無趣；所以《墨子》、《莊子》等書中非儒的話，總有着落，是很耐人尋思的。
關于戰國儒者事，有三件事可以說幾句： 一、儒者确曾制禮作樂，雖不全是一個宗教的組織，卻也是自成組織，自有法守。
三年之喪并非古制，實是儒者之制，而儒者私居演禮習樂，到太史公時還在魯國曆曆見之。
這樣的組織，正是開墨子創教的先河，而是和戰國時一切辯士之諸子全不同的。
二、儒者在魯國根深蒂固，竟成通國的宗教。
儒者一至他國，則因其地而變，在魯卻能保持較純淨的正統，至漢而多傳經容禮之士。
所以在魯之儒始終為專名，一切散在列國之号為儒者，其中實無所不有，幾乎使人疑儒乃一切子家之通名。
三、儒者之禮雲樂雲，弄到普及之後，隻成了個樣子主義mannerism，全沒有精神，有時竟像詐僞。
荀卿在那裡罵賤儒，罵自己的同類，也不免罵他們隻講樣子，不管事作。
《莊子·外物篇》中第一段形容得尤其好： 儒以《詩》、《禮》發冢。
（王先謙雲：“求詩禮發古冢”。
此解非是。
下文雲，大儒胪傳，小儒述《詩》，猶雲以《詩》、《禮》之态發冢。
郭注雲：“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迹不足恃也。
”此解亦謂以《詩》、《禮》發冢，非謂求《詩）、《禮》發冢）大儒胪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生不布施，死何食珠為。
’”接其鬓，壓其，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别其頰，無傷口中珠！ 這是極端刻畫的形容，但禮雲樂雲而性無所忍，勢至弄出這些怪樣子來的。
墨子出于禮雲樂雲之儒者環境中，不安而革命，所以墨家所用之具全與儒同，墨家所标之義全與儒異。
儒者稱《詩》、《書》，墨者亦稱《詩》、《書》；儒者道《春秋》，墨者亦道《春秋》（但非止魯《春秋》）；儒者談先王，談堯舜，墨者亦談先王談堯舜；儒者以禹為大，墨者以禹為至；儒墨用具之相同遠在戰國諸子中任何兩家之上。
然墨者标義則全是向儒者痛下針砭，今作比較表如下： 就上表看，墨者持義無不與儒歧别。
其實邏輯說去，儒墨之别常是一個度的問題：例如儒者亦主張任賢使能者，但更有親親之義在上頭；儒者亦非主張不愛人，如魏牟楊朱者，但謂愛有差等；儒者亦非主戰陣，如縱橫家者，但還主張義戰；儒者亦非無神無鬼論者，但也不主張有鬼。
樂葬兩事是儒墨行事争論的最大焦點，但儒者亦放鄭聲，亦言“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然而持中者與極端論者總是不能合的，兩個絕相反的極端論者，精神上還有多少的同情；極端論與持中者既不同道，又不同情，故相争每每最烈。
儒者以為凡事皆有差等，皆有分際，故無可無不可。
在高賢尚不免于妥協之過，在下流則全成僞君子而已。
這樣的不絕對主張，正是儒者不能成宗教的主因；雖有些自造的禮法制度，但信仰無主，不吸收下層的衆民，故隻能随人君為抑揚，不有希世取榮之公孫弘，儒者安得那樣快當的成正統啊！ 八 《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汪容甫《老子考異》一文所論精澈，茲全錄之如下： 《史記·孔子世家》雲：“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适周問禮，蓋見老子雲。
”《老莊申韓列傳》雲：“孔子适周，問禮于老子。
”按，老子言行今見于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
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聽變，其謹于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下殇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彼引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抄》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
其疑一也。
《本傳》雲：“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
”又雲：“周守藏室之史也。
”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篇》），王官之符，或流播于四方，列國之産，惟晉悼嘗仕于周，其他固無聞焉。
況楚之于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
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業，羁旅無所置其身。
其疑二也。
《本傳》又雲：“老子，隐君子也。
”身為王官，不可謂隐。
其疑三也。
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
（《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列子·說符篇》同。
）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于本書。
《六國表》：“鄭殺其相驷子陽。
”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殁凡八十二年。
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為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亦從可知矣。
《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
”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
《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隐》引《世本）作闵公，其事迹不見于《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
桓公子亦稱文公，司馬遷稱其予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為縱，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
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類。
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
《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
（《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雲：朱字子居，非也。
）《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
又雲：“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
”又雲：“其死也，無瘗埋之資。
”又雲：“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尋其祖矣。
段幹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朱為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
《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主，言治天下如運諸掌。
”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
《本傳》雲：“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
”抱樸子以為散關，又以為函谷關。
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适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為是。
函谷之置，舊無明文。
當孔子之世，二崤猶在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
惟賈誼《新書·過秦篇》雲：“秦孝公據崤函之固。
”則是舊有其地矣。
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
”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将公孫瘗。
”然則是關之置，在獻公之世矣。
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為周守藏室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在者是也。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将封于段幹（《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将段幹子請予秦南陽以和。
《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将使段幹崇割地而講。
《六國表》，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
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則為儋之子無疑。
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
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
《本傳》雲：“或曰，儋即老子。
”其言韪矣。
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于太傅禮衛将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雲貧而樂者，與隐君子之文正合。
老萊之為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裡也。
而老聃之為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态心與淫志”。
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為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為常枞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間。
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
商常容枞音近而誤。
《淮南·主術訓》，表商容之間，注同。
《缪
五行論在中國造毒極大，一切信仰及方技都受他影響。
但我們現在也不用笑他了，十九世紀總不是一個頂迷信的時代罷？德儒海格爾以其心學之言盈天下，三四十年前，幾乎統一了歐美大學之哲學講席。
但這位大玄學家發軌的一篇著作是用各種的理性證據——就是五德終始一流的——去斷定太陽系行星隻能有七，不能有六，不能有八。
然他這本大著出版未一年，海王星之發現宣布了！至于辨氏Dialektik，還不是近代的陰陽論嗎？至若我們隻瞧不起我們二千年前的同國人，未免太寬于數十年前的德國哲學家了。
丙，托于管晏的政論 管晏政論在我們現在及見的戰國書中并無記之者（《呂覽》隻有引管子言行處，沒有可以證明其為引今見《管子》書處），但《淮南》、《史記》均詳記之。
我對于《管子》書試作的設定是：《管子》書是由戰國晚年漢初年的齊人雜著拼合起來的。
《晏子》書也不是晏子時代的東西，也是戰國末漢初的齊人著作。
此義在下文殊方之治術一篇及下一章《戰國子家書成分分析》中論之。
丁，齊儒學 這本是一個漢代學術史的題目，不在戰國時期之内，但若此地不提明此事，将不能認清齊國對戰國所醞釀漢代所造成之文化的貢獻，故略說幾句。
儒者的正統在戰國初漢均在魯國，但齊國自有他的儒學，骨子裡隻是陰陽五行，又合着一些放言侈論。
這個齊學在漢初的勢力很大，武帝時竟奪魯國之席而為儒學之最盛者，政治上最得意的公孫弘，思想上最開風氣的董仲舒，都屬于齊學一派。
公羊氏《春秋》，齊《詩》，田氏《易》，伏氏《書》，都是太常博士中最顯之學。
魯學小言詹詹，齊學大言炎炎了。
現在我們在西漢之殘文遺籍中，還可以看出這個分别。
戊，齊文辭 戰國文辭，齊楚最盛，各有其他的地方色彩，此事待後一篇中論之（《論戰國雜詩體》一章中）。
魯 魯是西周初年周在東方文明故域中開辟一個殖民地。
西周之故域既亡于戎，南國又亡于楚，而“周禮盡在魯矣”。
魯國人揖讓之禮甚講究，而行事甚乖戾（太史公語），于是拿詩書禮樂做法寶的儒家出自魯國，是再自然沒有的事情。
蓋人文既高，儀節尤備，文書所存獨多，又是個二等的國家，雖想好功矜伐而不能。
故齊楚之富，秦晉之強，有時很足為師，儒之學發展之阻力，若魯則恰成發展這一行的最好環境。
“儒是魯學”這句話，大約沒有疑問罷？且儒學一由魯國散到别處便馬上變樣子。
孔門弟子中最特别的是“堂堂乎張”和不仕而俠之漆雕開，這兩個人後來皆成顯學。
然上兩個人是陳人，下兩個人是蔡人。
孔門中又有個子遊，他的後學頗有接近老學的嫌疑，又不是魯人（吳人）。
宰我不知何許人，子貢是衛人，本然都不是魯國願儒的樣子，也就物以類聚跑到齊國，一個得意，一個被殺了。
這都是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出地方環境之限制人。
墨子魯人（孫诒讓等均如此考定），習孔子之書，業儒者之業（《淮南·要略》），然他的個性及主張，絕對不是适應于魯國環境的，他自己雖然應當是魯國及儒者之環境逼出來的一個造反者，但他總要到外方去行道，所以他自己的行迹，便也在以愚著聞的宋人國中多了。
宋 宋也是一個文化極高的國家，且曆史的綿遠沒有一個可以同他比：前邊有幾百年的殷代，後來又和八百年之周差不多同長久。
當桓襄之盛，大有殷商中興之勢，直到亡國還要稱霸一回。
齊人之誇，魯人之拘，宋人之愚，在戰國都極著名。
諸子談到愚人每每是宋人，如《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适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孟子》“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韓非子》宋人守株待兔。
此等例不勝其舉，而《韓非子》尤其談到愚人便說是宋人。
大約宋人富于宗教性，心術質直，文化既古且高，民俗卻還淳樸，所以學者倍出，思想疏通緻遠而不流于浮華。
墨家以宋為重鎮，自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晉及周鄭 晉國在原來本不是一個重文貴儒提倡學術的國家，“晉所以伯，師武臣之力也”。
但晉國接近周鄭，周鄭在周既東之後，雖然國家衰弱，終是一個文化中心，所以晉國在文化上受周鄭的影響多（《左傳》中不少此例）。
待晉分為三之後，并不保存早年單純軍國的樣子了，趙之邯鄲且與齊之臨淄争奢侈，韓魏地當中原，尤其出來了很多學者，上繼東周之緒，下開名法諸家之盛，這一帶地方出來的學者，大略如下： 太史儋 著所謂《老子》五千言（考詳後）。
關尹不知何許人，然既為周秦界上之關尹，則亦此一帶之人。
申不害、韓非 刑名學者。
管、晏、申、韓各書皆談治道者，而齊晉兩派絕異。
惠施、鄧析、公孫龍 皆以名理為衛之辯士。
據《荀子》，惠施、鄧析，一流人；據《漢·志》，則今本《鄧析子》乃申韓一派。
魏牟 放縱論者。
慎到 稷下辯士。
今存《慎子》不可考其由來，但《莊子》中《齊物論》一篇為慎到著十二論之一，說後詳。
南國 “南國”和”楚”兩個名辭斷不混的。
“南國”包陳、蔡、許、鄧、息、申一帶楚北夏南之地，其地在西周晚季文物殷盛（詳說論《周頌》篇），在春秋時已經好多部分入楚，在戰國時全入楚境之内了。
現在論列戰國事自然要把南國這個名詞放寬些，以括楚吳新興之人衆。
但我們終不要忘楚之人文是受自上文所舉固有之南國的。
勝國之人文，新族之朝氣，混合起來，自然可出些異樣的東西。
現在我們所可見自春秋末年這一帶地方思想的風氣，大略有下列幾個頭緒： 厭世達觀者 如孔子适陳、蔡一帶所遇之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等。
獨行之士 許行等。
這一帶地方又是墨家的一個重鎮，且這一帶的墨學者在後來以偏于名辯著聞。
果下文所證所謂苦縣之老子為老萊子，則此一聞人亦是此區域之人。
秦國 秦國若幹風氣似晉之初年，并無學術思想可言，不知《商君書》一件東西是秦國自生的政論，如管晏政論之為齊學一樣？或者是六國人代拟的呢？ 中國之由分立進為一統，在政治上固由秦國之戰功，然在文化上則全是另一個局面，大約說來如下： 齊以宗教及玄學統一中國（漢武帝時始成就）。
魯以倫理及禮制統一中國（漢武帝時始成就）。
三晉一帶以官術統一中國（秦漢皆申韓者）。
戰國之亂，激出些獨行的思想家；戰國之侈，培養了些作清談的清客。
但其中能在後世普及者，隻有上列幾項。
七 論墨家之反儒學 在論戰國墨家反儒學之先，要問戰國儒家究竟是怎個樣子。
這題目是很難答的，因為現存的早年儒家書，如《荀子》、《禮記》，很難分那些是晚周，那些是初漢，《史記》一部書中的儒家史材料也吃這個虧。
隻有《孟子》一部書純粹，然孟子又是一個“辯士”，書中儒家史料真少。
在這些情形之下，戰國儒家之分合，韓非所謂八派之差異，竟是不能考的問題。
但他家攻擊儒者的話中，反要存些史料，雖然敵人之口不可靠，但攻擊人者無的放矢，非特無補，反而自尋無趣；所以《墨子》、《莊子》等書中非儒的話，總有着落，是很耐人尋思的。
關于戰國儒者事，有三件事可以說幾句： 一、儒者确曾制禮作樂，雖不全是一個宗教的組織，卻也是自成組織，自有法守。
三年之喪并非古制，實是儒者之制，而儒者私居演禮習樂，到太史公時還在魯國曆曆見之。
這樣的組織，正是開墨子創教的先河，而是和戰國時一切辯士之諸子全不同的。
二、儒者在魯國根深蒂固，竟成通國的宗教。
儒者一至他國，則因其地而變，在魯卻能保持較純淨的正統，至漢而多傳經容禮之士。
所以在魯之儒始終為專名，一切散在列國之号為儒者，其中實無所不有，幾乎使人疑儒乃一切子家之通名。
三、儒者之禮雲樂雲，弄到普及之後，隻成了個樣子主義mannerism，全沒有精神，有時竟像詐僞。
荀卿在那裡罵賤儒，罵自己的同類，也不免罵他們隻講樣子，不管事作。
《莊子·外物篇》中第一段形容得尤其好： 儒以《詩》、《禮》發冢。
（王先謙雲：“求詩禮發古冢”。
此解非是。
下文雲，大儒胪傳，小儒述《詩》，猶雲以《詩》、《禮》之态發冢。
郭注雲：“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迹不足恃也。
”此解亦謂以《詩》、《禮》發冢，非謂求《詩）、《禮》發冢）大儒胪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生不布施，死何食珠為。
’”接其鬓，壓其，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别其頰，無傷口中珠！ 這是極端刻畫的形容，但禮雲樂雲而性無所忍，勢至弄出這些怪樣子來的。
墨子出于禮雲樂雲之儒者環境中，不安而革命，所以墨家所用之具全與儒同，墨家所标之義全與儒異。
儒者稱《詩》、《書》，墨者亦稱《詩》、《書》；儒者道《春秋》，墨者亦道《春秋》（但非止魯《春秋》）；儒者談先王，談堯舜，墨者亦談先王談堯舜；儒者以禹為大，墨者以禹為至；儒墨用具之相同遠在戰國諸子中任何兩家之上。
然墨者标義則全是向儒者痛下針砭，今作比較表如下： 就上表看，墨者持義無不與儒歧别。
其實邏輯說去，儒墨之别常是一個度的問題：例如儒者亦主張任賢使能者，但更有親親之義在上頭；儒者亦非主張不愛人，如魏牟楊朱者，但謂愛有差等；儒者亦非主戰陣，如縱橫家者，但還主張義戰；儒者亦非無神無鬼論者，但也不主張有鬼。
樂葬兩事是儒墨行事争論的最大焦點，但儒者亦放鄭聲，亦言“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然而持中者與極端論者總是不能合的，兩個絕相反的極端論者，精神上還有多少的同情；極端論與持中者既不同道，又不同情，故相争每每最烈。
儒者以為凡事皆有差等，皆有分際，故無可無不可。
在高賢尚不免于妥協之過，在下流則全成僞君子而已。
這樣的不絕對主張，正是儒者不能成宗教的主因；雖有些自造的禮法制度，但信仰無主，不吸收下層的衆民，故隻能随人君為抑揚，不有希世取榮之公孫弘，儒者安得那樣快當的成正統啊！ 八 《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汪容甫《老子考異》一文所論精澈，茲全錄之如下： 《史記·孔子世家》雲：“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适周問禮，蓋見老子雲。
”《老莊申韓列傳》雲：“孔子适周，問禮于老子。
”按，老子言行今見于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
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聽變，其謹于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下殇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彼引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抄》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
其疑一也。
《本傳》雲：“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
”又雲：“周守藏室之史也。
”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篇》），王官之符，或流播于四方，列國之産，惟晉悼嘗仕于周，其他固無聞焉。
況楚之于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
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業，羁旅無所置其身。
其疑二也。
《本傳》又雲：“老子，隐君子也。
”身為王官，不可謂隐。
其疑三也。
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
（《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列子·說符篇》同。
）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于本書。
《六國表》：“鄭殺其相驷子陽。
”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殁凡八十二年。
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為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亦從可知矣。
《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
”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
《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隐》引《世本）作闵公，其事迹不見于《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
桓公子亦稱文公，司馬遷稱其予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為縱，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
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類。
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
《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
（《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雲：朱字子居，非也。
）《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
又雲：“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
”又雲：“其死也，無瘗埋之資。
”又雲：“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尋其祖矣。
段幹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朱為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
《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主，言治天下如運諸掌。
”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
《本傳》雲：“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
”抱樸子以為散關，又以為函谷關。
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适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為是。
函谷之置，舊無明文。
當孔子之世，二崤猶在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
惟賈誼《新書·過秦篇》雲：“秦孝公據崤函之固。
”則是舊有其地矣。
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
”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将公孫瘗。
”然則是關之置，在獻公之世矣。
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為周守藏室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在者是也。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将封于段幹（《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将段幹子請予秦南陽以和。
《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将使段幹崇割地而講。
《六國表》，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
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則為儋之子無疑。
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
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
《本傳》雲：“或曰，儋即老子。
”其言韪矣。
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于太傅禮衛将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雲貧而樂者，與隐君子之文正合。
老萊之為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裡也。
而老聃之為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态心與淫志”。
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為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為常枞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間。
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
商常容枞音近而誤。
《淮南·主術訓》，表商容之間，注同。
《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