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軸柱橋述要（西安灞、浐、豐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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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無圖，不無難解，異日當另為一文，附圖釋于後，載入此刊，以供參考。
此外蘇、常一帶之橋，有于圓拱下加反圓拱者，上下相聯若管狀，最為特别。
而力學上之解釋，亦極穩固。
在國内橋梁中，可謂别開生面者矣。
瓣拱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二期《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中之湧金橋，一般用者絕少。
以北平門券結構推之，似瓣拱僅限于橋之表面，其内仍為普通圓券。
弧拱橋系圓拱弧線之一部分。
現存代表作品當推趙縣之永濟橋。
橋為隋巨匠李春建，其開間之巨與年代古遠，為國内現存諸橋冠，詳見梁思成先生所著《趙縣大石橋》一文，茲不複贅。
抛物線拱之橋，見于山西。
尖拱橋亦多存于北方（圖版8［乙］），長江以南，用者較稀。
橢圓形拱偶見于蘇州（圖版9［甲］），疑其導源于圓拱，非蓄意為之也。
圖版7［乙］ 浙江五洩山橋 圖版8［甲］ 江蘇吳縣寶帶橋 圖版8［乙］ 陝西三原縣橋 圖版9［甲］ 江蘇蘇州市某橋（自《CivilEngineering》轉載） 拱橋之結構，有于拱之兩側或二拱之間，為節省材料與減輕橋之重量，另辟小拱一處或二處。
實例曾見于趙縣大石橋、小石橋，及浙江餘杭之苕溪橋（圖版9［乙］）。
以已知之例證之，似其法未受西方之影響也。
拱石之間絡以鐵鼓，使鄰接之石，接合嚴密者，最為普通。
但亦有于拱石上琢石榫，犬牙相銜，如江西廬山之栖賢寺橋。
橋上兩側多護以欄楯。
其建亭或橋屋，商廛其上（圖版8［乙］、圖版9［乙］、圖版10［甲］），則同化于木橋之式樣無疑也。
圖版9［乙］ 浙江餘杭縣苕溪橋 圖版10［甲］ 浙江仙霞關橋 繩橋 “繩橋”之制，大都因山溪深谷奔流急湍，不可立橋柱、橋墩者，乃懸長绠為渡，今猶盛用于陝、川、黔、滇及西康諸省。
其簡單者，以木筒貫藤索或竹索。
人過則縛以筒，遊索往來，相牽為渡（圖版10［乙］）。
次如四川灌縣之竹索橋，立木架四座于溪間，更于中流累石墩一處，其開間大者約達二百尺。
結巨索數行于架及墩上，懸橋于索，鋪闆其上，複利用兩側之索兼為欄楯（圖版11［甲］）。
此外記載結構法最詳者，當推《圖書集成》所載四川汶川縣之鈴繩橋：“其法用細竹為心，外裹以篾絲，長四十八丈，索用三股合為一股，一尺五寸為圓（嘉慶《大清一統志》，謂：繩圍一尺五寸）闆寬八尺，左、右各四繩木，挂為欄以翼之。
挂底橫木以扶底，底繩用一十四繩，上鋪密闆，可渡牛馬。
東、西兩頭各五十步，平立兩大木柱為架，長可六丈，名将軍柱，橋繩俱由架上鋪過，使不下墜。
東、西建層樓，樓之下各有立柱、轉柱；立柱以系繩，轉柱以絞繩。
”蓋竹索非鐵可比，橋過長者必于兩端立木架承之，再輔以立柱、轉柱等，俱為舊時結構、施工不可缺遺之要素。
亦有将兩端之屋分為上、下二層者，下系竹索，上累巨石壓之（圖版11［乙］）。
再次為鐵索橋，冶鐵索十餘條或二三十條，懸于兩山岩石間，用木絞使直，鋪闆其上，如西康之泸定（圖版12［甲］），滇之元江（圖版12［乙］），黔之盤江，皆為人所習知。
盤江橋系明代朱家民建，其概略見田雯《黔書》：“冶鐵為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闆……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卧于兩涯水次，鎮以巨石，柱以強幹，層壘而加，參差以出，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尺有四，則又選圍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
”其餘橋之小者，若無崖石可憑借，則夾岸疊石為駁岸，再建屋其上，以資鎮壓。
而最小者，僅系鐵索于石柱，或并欄楯無之（圖版16［甲］）。
橋上亦有覆橋屋如木橋形狀，見趙翼所著之《粵滇雜記》，惟為數較少耳。
圖版10［乙］ 四川繩橋 圖版11［甲］ 四川灌縣竹索橋 圖版11［乙］ 某竹索橋兩端之橋屋（自《CivilEngineering》轉載） 圖版12［甲］ 西康泸定橋 圖版12［乙］ 雲南元江橋 我國繩橋之起原今尚不明。
據《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烏秅國條：“烏秅國王，治烏秅城。
……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雲。
”顔師古注：“縣繩而度也。
縣，古‘懸’字耳。
”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惠生使西域，“從缽盧國向烏場國，鐵鎖為橋，懸虛為渡”；及《水經注》卷一·河水條，“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縣過河，河兩岸相去鹹八十步……餘征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橋相引。
……”故知兩漢、南北朝時，此制已行于西域與印度之北部。
在地理上，西域、天竺皆與我川、滇、康、藏諸地較為接近，雖不審為孰創孰因，然二者間，具有連帶之關系，殆無疑義。
上述我國橋梁之分類，系就今日已知者言之，補苴正，尚有所待，決非短期内所能解決。
此外橋之結構，因地理、氣候、材料及其他條件之不同，往往有不宜于甲地，而轉适于乙地者，其例亦複不少。
如石柱之制，自橋墩發達後用者漸鮮。
但我國舊式橋洞，開間較小，而墩之體積頗巨，緻墩之附近，停留泥沙之機會亦多。
待橋洞為泥沙淤積日高，宣洩不暢，一遇洪濤，則橋身首當其沖，未有不岌岌可危。
以較石柱，所費工料既钜，而其功用複互有短長，不能一概而論。
本文所述之灞、浐、豐三橋，即為适應上述要求而産生者也。
灞、浐、豐三橋，系以石柱代橋墩。
柱圓形，每行六柱，中心相去約為直徑一倍半。
其空間足分洪濤沖擊之力，而柱身以石軸四具疊累而成，施工采料，尤為簡便。
據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楊名飏《灞橋圖說》，其制仿自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梁化鳳所建西安西南四十裡之普濟橋（圖版13）。
梁氏陝西西安人，清初以軍功跻身方鎮，見《清史稿》本傳及《碑傳集》諸書。
唯其建橋事迹為平生勳績所掩，阙而未載。
其後康熙中，陝撫貝和諾建灞橋，三載即圮。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陝撫明山複造石墩橋于灞上，為空三十有六，架木梁其上，五載後亦圮。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陝官民集議重修，而慮橋之易壞。
時距梁氏修建普濟橋已百有六十餘載，其橋見在，因師其式，重建灞、浐二橋。
《圖說》稱其：“石盤作底，石軸作柱，水不搏激，而沙不停留，至今鞏固。
”蓋指柱小且圓，不阻水，不停沙言也。
今案普濟橋雖經後世修治，于一部分石軸柱之外側，護以石墩，然灞、浐二橋，自建立迄今，已屆百載，其橋洞未見淤塞，而軸柱亦無傾頹現象，則《圖說》所雲，似有所本。
其事在橋墩發達以後，将及千載，竟不為常法所蔽，而另辟塗徑自成一格。
故為介紹于後，供留心我國舊式橋梁結構者之參考焉。
圖版13 西安普濟橋 二、灞橋 灞橋在西安東北二十裡，跨灞水上。
自漢以來，為潼關至西安驿路要津。
橋之曆史，據《初學記》、《漢書》、《元和志》、《雍錄》、《長安志》、《西安府志》、《嘉慶一統志》及《灞橋圖說》諸書所載，橋創于漢，以石為梁，其
此外蘇、常一帶之橋，有于圓拱下加反圓拱者，上下相聯若管狀，最為特别。
而力學上之解釋，亦極穩固。
在國内橋梁中，可謂别開生面者矣。
瓣拱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二期《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中之湧金橋，一般用者絕少。
以北平門券結構推之，似瓣拱僅限于橋之表面，其内仍為普通圓券。
弧拱橋系圓拱弧線之一部分。
現存代表作品當推趙縣之永濟橋。
橋為隋巨匠李春建，其開間之巨與年代古遠，為國内現存諸橋冠，詳見梁思成先生所著《趙縣大石橋》一文，茲不複贅。
抛物線拱之橋，見于山西。
尖拱橋亦多存于北方（圖版8［乙］），長江以南，用者較稀。
橢圓形拱偶見于蘇州（圖版9［甲］），疑其導源于圓拱，非蓄意為之也。
圖版7［乙］ 浙江五洩山橋 圖版8［甲］ 江蘇吳縣寶帶橋 圖版8［乙］ 陝西三原縣橋 圖版9［甲］ 江蘇蘇州市某橋（自《CivilEngineering》轉載） 拱橋之結構，有于拱之兩側或二拱之間，為節省材料與減輕橋之重量，另辟小拱一處或二處。
實例曾見于趙縣大石橋、小石橋，及浙江餘杭之苕溪橋（圖版9［乙］）。
以已知之例證之，似其法未受西方之影響也。
拱石之間絡以鐵鼓，使鄰接之石，接合嚴密者，最為普通。
但亦有于拱石上琢石榫，犬牙相銜，如江西廬山之栖賢寺橋。
橋上兩側多護以欄楯。
其建亭或橋屋，商廛其上（圖版8［乙］、圖版9［乙］、圖版10［甲］），則同化于木橋之式樣無疑也。
圖版9［乙］ 浙江餘杭縣苕溪橋 圖版10［甲］ 浙江仙霞關橋 繩橋 “繩橋”之制，大都因山溪深谷奔流急湍，不可立橋柱、橋墩者，乃懸長绠為渡，今猶盛用于陝、川、黔、滇及西康諸省。
其簡單者，以木筒貫藤索或竹索。
人過則縛以筒，遊索往來，相牽為渡（圖版10［乙］）。
次如四川灌縣之竹索橋，立木架四座于溪間，更于中流累石墩一處，其開間大者約達二百尺。
結巨索數行于架及墩上，懸橋于索，鋪闆其上，複利用兩側之索兼為欄楯（圖版11［甲］）。
此外記載結構法最詳者，當推《圖書集成》所載四川汶川縣之鈴繩橋：“其法用細竹為心，外裹以篾絲，長四十八丈，索用三股合為一股，一尺五寸為圓（嘉慶《大清一統志》，謂：繩圍一尺五寸）闆寬八尺，左、右各四繩木，挂為欄以翼之。
挂底橫木以扶底，底繩用一十四繩，上鋪密闆，可渡牛馬。
東、西兩頭各五十步，平立兩大木柱為架，長可六丈，名将軍柱，橋繩俱由架上鋪過，使不下墜。
東、西建層樓，樓之下各有立柱、轉柱；立柱以系繩，轉柱以絞繩。
”蓋竹索非鐵可比，橋過長者必于兩端立木架承之，再輔以立柱、轉柱等，俱為舊時結構、施工不可缺遺之要素。
亦有将兩端之屋分為上、下二層者，下系竹索，上累巨石壓之（圖版11［乙］）。
再次為鐵索橋，冶鐵索十餘條或二三十條，懸于兩山岩石間，用木絞使直，鋪闆其上，如西康之泸定（圖版12［甲］），滇之元江（圖版12［乙］），黔之盤江，皆為人所習知。
盤江橋系明代朱家民建，其概略見田雯《黔書》：“冶鐵為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闆……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卧于兩涯水次，鎮以巨石，柱以強幹，層壘而加，參差以出，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尺有四，則又選圍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
”其餘橋之小者，若無崖石可憑借，則夾岸疊石為駁岸，再建屋其上，以資鎮壓。
而最小者，僅系鐵索于石柱，或并欄楯無之（圖版16［甲］）。
橋上亦有覆橋屋如木橋形狀，見趙翼所著之《粵滇雜記》，惟為數較少耳。
圖版10［乙］ 四川繩橋 圖版11［甲］ 四川灌縣竹索橋 圖版11［乙］ 某竹索橋兩端之橋屋（自《CivilEngineering》轉載） 圖版12［甲］ 西康泸定橋 圖版12［乙］ 雲南元江橋 我國繩橋之起原今尚不明。
據《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烏秅國條：“烏秅國王，治烏秅城。
……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雲。
”顔師古注：“縣繩而度也。
縣，古‘懸’字耳。
”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惠生使西域，“從缽盧國向烏場國，鐵鎖為橋，懸虛為渡”；及《水經注》卷一·河水條，“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縣過河，河兩岸相去鹹八十步……餘征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橋相引。
……”故知兩漢、南北朝時，此制已行于西域與印度之北部。
在地理上，西域、天竺皆與我川、滇、康、藏諸地較為接近，雖不審為孰創孰因，然二者間，具有連帶之關系，殆無疑義。
上述我國橋梁之分類，系就今日已知者言之，補苴正，尚有所待，決非短期内所能解決。
此外橋之結構，因地理、氣候、材料及其他條件之不同，往往有不宜于甲地，而轉适于乙地者，其例亦複不少。
如石柱之制，自橋墩發達後用者漸鮮。
但我國舊式橋洞，開間較小，而墩之體積頗巨，緻墩之附近，停留泥沙之機會亦多。
待橋洞為泥沙淤積日高，宣洩不暢，一遇洪濤，則橋身首當其沖，未有不岌岌可危。
以較石柱，所費工料既钜，而其功用複互有短長，不能一概而論。
本文所述之灞、浐、豐三橋，即為适應上述要求而産生者也。
灞、浐、豐三橋，系以石柱代橋墩。
柱圓形，每行六柱，中心相去約為直徑一倍半。
其空間足分洪濤沖擊之力，而柱身以石軸四具疊累而成，施工采料，尤為簡便。
據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楊名飏《灞橋圖說》，其制仿自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梁化鳳所建西安西南四十裡之普濟橋（圖版13）。
梁氏陝西西安人，清初以軍功跻身方鎮，見《清史稿》本傳及《碑傳集》諸書。
唯其建橋事迹為平生勳績所掩，阙而未載。
其後康熙中，陝撫貝和諾建灞橋，三載即圮。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陝撫明山複造石墩橋于灞上，為空三十有六，架木梁其上，五載後亦圮。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陝官民集議重修，而慮橋之易壞。
時距梁氏修建普濟橋已百有六十餘載，其橋見在，因師其式，重建灞、浐二橋。
《圖說》稱其：“石盤作底，石軸作柱，水不搏激，而沙不停留，至今鞏固。
”蓋指柱小且圓，不阻水，不停沙言也。
今案普濟橋雖經後世修治，于一部分石軸柱之外側，護以石墩，然灞、浐二橋，自建立迄今，已屆百載，其橋洞未見淤塞，而軸柱亦無傾頹現象，則《圖說》所雲，似有所本。
其事在橋墩發達以後，将及千載，竟不為常法所蔽，而另辟塗徑自成一格。
故為介紹于後，供留心我國舊式橋梁結構者之參考焉。
圖版13 西安普濟橋 二、灞橋 灞橋在西安東北二十裡，跨灞水上。
自漢以來，為潼關至西安驿路要津。
橋之曆史，據《初學記》、《漢書》、《元和志》、《雍錄》、《長安志》、《西安府志》、《嘉慶一統志》及《灞橋圖說》諸書所載，橋創于漢，以石為梁，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