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軸柱橋述要（西安灞、浐、豐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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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醴陵縣橋
圖版4［甲］ 北京頤和園荇橋
（四）鐵柱橋
木、鐵混合之橋，屬于“梁式之橋”者甚鮮。
有之，則惟江西浮梁縣之鐵柱橋一例。
據《浮梁縣志》，橋在浮梁東五十裡臧灣。
宋時，裡人臧洪範鐵柱十二，架木為橋，至宋末毀于兵燹。
為此式惟一之記載。
（五）浮橋 橋之結構，遇河面過寬，及河身過深，或河流漲落不定者，非尋常木、石之柱架與石墩所能濟事，遂有“浮橋”之産生。
據《詩經·大雅》：“親迎于渭，造梁于舟”；及《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針奔晉，造舟于河”；知周禮已有其法。
唯“浮橋”之構造，秦、漢以前者，無由追索。
自漢以後，據文獻所載，大都聯舟鋪闆，以舟代柱或墩，故亦稱為“浮航”，或“浮桁”。
又複系舟于纜，防為洪流所沖蕩（圖版4［乙］），如《晉書·五行志》：“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六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為纜之記載最早者。
纜之制，據《元和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裡，隋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初造，以鐵鎖維舟，鈎連南北，夾路對起四樓。
”及唐開元間（公元713—741年）重建之蒲津橋，與明正德間（公元1506—1521年）重修桂林永濟橋等，皆用鐵索為之。
亦有用竹索或草纜者，見張仲素《河橋竹索賦》，及《宋史》謝德權傳：“鹹陽浮橋壞，轉運使宋大初命德權規劃，乃築土實岸，聚石為倉，用河中鐵牛之制，纜以竹索”；與《皇朝輿地通考》所述甘肅狄道州永甯橋“明初……造舟十二，維以鐵纜、草纜各二”，是已。
其鐵牛一物系用以鎮纜，或以石鼈，或以鐵錨，其制不一。
而橋與岸之間再以筏與闆聯之。
建柱水中固以楗筏，随水漲落，使與兩岸低昂相續。
水面廣者，又于中流建中濟石。
兩岸複立木柱、鐵柱、鐵牛、鐵山、石囷、石獅、石浮圖之屬以系纜，更以石堤護之。
如《晉書·成都王穎傳》：“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系橋，名曰：石鼈。
”《水經注》卷五·河水條：“趙建武中，造浮橋于津（延津）上，采石為中濟石。
”唐張說《蒲津橋贊》：“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鍛為連鎖，熔為伏牛，鎖以持航，牛以系纜。
”唐仲友《修中津橋記》：“為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錠。
橋不及岸十五尋，為六筏，維以柱二十，固以楗筏，随潮與橋岸低昂，續以闆四，鍛鐵為四鎖以固橋。
紐竹為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挾橋，其四以為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系筏，系鎖以石囷四，系纜以石獅十有一，石浮圖二。
”包裕《永濟橋記》：“造舟五十，鑄鐵柱四，各長丈八尺，埋峙岸浒，半入地中，鑄鐵纜二，各長百丈餘，橫亘舟上，索舟于纜，索纜于柱，鎮鐵錨于水以固舟，甃石塊于堤以固岸。
”及《圖書集成》蒲州河橋條：“唐開元十二年鑄八牛，東、西岸各四牛，以鐵人策之，其牛并鐵柱入地丈餘，前後鐵柱三十六，鐵山四，夾兩岸以維浮梁。
”其例甚多，不能畢舉。
大抵古代之橋，河面寬者木柱、石墩之術俱窮，故浮橋之數量頗衆，其記載亦豐。
自漢以來，重要之橋每于兩端樹桓表，設津吏司啟閉、察奸宄。
而唐代浮橋巨者，類以國工修之。
若《舊唐書·職官志》謂：“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大陽、河陽，雒則孝義”是也。
後世雖易舟為石墩，而墩之形狀，銳前殺後，似脫胎于舟。
甚至如閩省之橋，其墩縷琢往往若舟式（圖版5［甲］），其未能忘情舊習，尤為明證。
圖版4［乙］ 廣西桂林漓江浮橋 圖版5［甲］ 福建漳州橋 （六）飛橋 飛橋之結構不用柱及墩，而自兩岸施挑梁層疊相次。
至中，以橫梁及闆聯為一體。
挑梁之配列有兩種。
一為水平形，即前述木、石混合橋之托木（圖版3［乙］），置于橋墩上者，其出跳不能過長，故僅用于橋之開間小者。
一為斜列狀，外端稍高，其性質在挑梁與斜撐之間，宜于開間較大之橋。
本文所謂“飛橋”，大都屬于後者。
據《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歲，兩岸壘石作其陛，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丈，并大材，以闆橫次之，施鈎欄，甚嚴飾。
”又《秦州記》：“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公元405—418年），乞佛于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成。
”知南北朝時，“飛橋”已盛行于西北一帶。
其後宋仁宗明道中（公元1032—1033年），夏竦知青州，用牢城廢卒言，仿其法為橋。
慶曆間，陳希亮複效其制，建之宿州。
見《渑水燕談錄》：“青州城四面皆山，中貫洋水，限為二城。
先時跨水植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鬥，率常壞橋，州以為患。
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巧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至今五十餘年不壞。
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其事又見《宋史·陳希亮傳》：“希亮知宿州，州跨汴為梁，水與橋争，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诏賜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橋。
”今豫、皖一帶，是否尚存其法，雖屬不明。
而甘肅、青海及西康、雲南一帶，猶沿用之。
圖版5［乙］所示西康之飛橋，兩岸壘石為腳，以大木縱橫相壓，幾如《沙州志》所述，最足珍異。
圖版6［甲］，亦複類似，唯開間稍小。
圖版6［乙］與圖版7［甲］，皆施橋屋其上，又樹枋楔于橋兩端；或以斜撐補挑梁載重力之不足；似均受内地木橋之影響也。
圖版5［乙］ 西康木裡土司橋 圖版6［甲］ 青海西甯縣紮麻隆附近橋 圖版6［乙］ 甘青道中享堂橋 圖版7［甲］ 雲南墨江橋 拱橋 我國“拱橋”之産生，文獻與實物俱無佐證，是否受外來影響，今尚不明。
據《水經注》卷十六·谷水條：“其水又東，左合七裡澗，澗有石梁，即旅人橋。
橋去洛陽宮六七裡，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題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
”殆為“拱橋”最初之記載。
惟近歲洛陽發見周末韓君墓，墓門有石拱，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第一号《韓君墓發見略記》。
而旅順附近南山裡與朝鮮樂浪諸漢墓之羨門，皆有圓拱。
頗疑拱之用幹橋梁，或更早于晉太康七裡澗橋，未可知也。
“拱橋”之構材，用石者最多，磚甓者次之。
其種類依拱之形式，有五邊形拱、圓拱、瓣拱、平拱、尖拱、橢圓形拱、抛物線拱數種。
五邊形者（圖版7［乙］），似于石梁之下兩端再加斜撐，遂成此狀。
其性質位于“梁式之橋”與“拱橋”二者之間，與宋式城門類似。
疑為未有圓拱以前之構造法，而遺留于後日者。
圓拱之橋國内較為普通，其最長者當推明代周忱所建蘇州寶帶橋（圖版8［甲］，多至五十餘甕。
惟實例所示，圓拱之下用分水金剛牆與否，殊不一律。
北平官式建築圓拱橋之做法，見中國營造學社刊行之《營造算法》第九章《橋座做法》。
惜
有之，則惟江西浮梁縣之鐵柱橋一例。
據《浮梁縣志》，橋在浮梁東五十裡臧灣。
宋時，裡人臧洪範鐵柱十二，架木為橋，至宋末毀于兵燹。
為此式惟一之記載。
（五）浮橋 橋之結構，遇河面過寬，及河身過深，或河流漲落不定者，非尋常木、石之柱架與石墩所能濟事，遂有“浮橋”之産生。
據《詩經·大雅》：“親迎于渭，造梁于舟”；及《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針奔晉，造舟于河”；知周禮已有其法。
唯“浮橋”之構造，秦、漢以前者，無由追索。
自漢以後，據文獻所載，大都聯舟鋪闆，以舟代柱或墩，故亦稱為“浮航”，或“浮桁”。
又複系舟于纜，防為洪流所沖蕩（圖版4［乙］），如《晉書·五行志》：“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六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為纜之記載最早者。
纜之制，據《元和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裡，隋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初造，以鐵鎖維舟，鈎連南北，夾路對起四樓。
”及唐開元間（公元713—741年）重建之蒲津橋，與明正德間（公元1506—1521年）重修桂林永濟橋等，皆用鐵索為之。
亦有用竹索或草纜者，見張仲素《河橋竹索賦》，及《宋史》謝德權傳：“鹹陽浮橋壞，轉運使宋大初命德權規劃，乃築土實岸，聚石為倉，用河中鐵牛之制，纜以竹索”；與《皇朝輿地通考》所述甘肅狄道州永甯橋“明初……造舟十二，維以鐵纜、草纜各二”，是已。
其鐵牛一物系用以鎮纜，或以石鼈，或以鐵錨，其制不一。
而橋與岸之間再以筏與闆聯之。
建柱水中固以楗筏，随水漲落，使與兩岸低昂相續。
水面廣者，又于中流建中濟石。
兩岸複立木柱、鐵柱、鐵牛、鐵山、石囷、石獅、石浮圖之屬以系纜，更以石堤護之。
如《晉書·成都王穎傳》：“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系橋，名曰：石鼈。
”《水經注》卷五·河水條：“趙建武中，造浮橋于津（延津）上，采石為中濟石。
”唐張說《蒲津橋贊》：“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鍛為連鎖，熔為伏牛，鎖以持航，牛以系纜。
”唐仲友《修中津橋記》：“為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錠。
橋不及岸十五尋，為六筏，維以柱二十，固以楗筏，随潮與橋岸低昂，續以闆四，鍛鐵為四鎖以固橋。
紐竹為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挾橋，其四以為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系筏，系鎖以石囷四，系纜以石獅十有一，石浮圖二。
”包裕《永濟橋記》：“造舟五十，鑄鐵柱四，各長丈八尺，埋峙岸浒，半入地中，鑄鐵纜二，各長百丈餘，橫亘舟上，索舟于纜，索纜于柱，鎮鐵錨于水以固舟，甃石塊于堤以固岸。
”及《圖書集成》蒲州河橋條：“唐開元十二年鑄八牛，東、西岸各四牛，以鐵人策之，其牛并鐵柱入地丈餘，前後鐵柱三十六，鐵山四，夾兩岸以維浮梁。
”其例甚多，不能畢舉。
大抵古代之橋，河面寬者木柱、石墩之術俱窮，故浮橋之數量頗衆，其記載亦豐。
自漢以來，重要之橋每于兩端樹桓表，設津吏司啟閉、察奸宄。
而唐代浮橋巨者，類以國工修之。
若《舊唐書·職官志》謂：“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大陽、河陽，雒則孝義”是也。
後世雖易舟為石墩，而墩之形狀，銳前殺後，似脫胎于舟。
甚至如閩省之橋，其墩縷琢往往若舟式（圖版5［甲］），其未能忘情舊習，尤為明證。
圖版4［乙］ 廣西桂林漓江浮橋 圖版5［甲］ 福建漳州橋 （六）飛橋 飛橋之結構不用柱及墩，而自兩岸施挑梁層疊相次。
至中，以橫梁及闆聯為一體。
挑梁之配列有兩種。
一為水平形，即前述木、石混合橋之托木（圖版3［乙］），置于橋墩上者，其出跳不能過長，故僅用于橋之開間小者。
一為斜列狀，外端稍高，其性質在挑梁與斜撐之間，宜于開間較大之橋。
本文所謂“飛橋”，大都屬于後者。
據《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歲，兩岸壘石作其陛，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丈，并大材，以闆橫次之，施鈎欄，甚嚴飾。
”又《秦州記》：“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公元405—418年），乞佛于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成。
”知南北朝時，“飛橋”已盛行于西北一帶。
其後宋仁宗明道中（公元1032—1033年），夏竦知青州，用牢城廢卒言，仿其法為橋。
慶曆間，陳希亮複效其制，建之宿州。
見《渑水燕談錄》：“青州城四面皆山，中貫洋水，限為二城。
先時跨水植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鬥，率常壞橋，州以為患。
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巧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至今五十餘年不壞。
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其事又見《宋史·陳希亮傳》：“希亮知宿州，州跨汴為梁，水與橋争，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诏賜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橋。
”今豫、皖一帶，是否尚存其法，雖屬不明。
而甘肅、青海及西康、雲南一帶，猶沿用之。
圖版5［乙］所示西康之飛橋，兩岸壘石為腳，以大木縱橫相壓，幾如《沙州志》所述，最足珍異。
圖版6［甲］，亦複類似，唯開間稍小。
圖版6［乙］與圖版7［甲］，皆施橋屋其上，又樹枋楔于橋兩端；或以斜撐補挑梁載重力之不足；似均受内地木橋之影響也。
圖版5［乙］ 西康木裡土司橋 圖版6［甲］ 青海西甯縣紮麻隆附近橋 圖版6［乙］ 甘青道中享堂橋 圖版7［甲］ 雲南墨江橋 拱橋 我國“拱橋”之産生，文獻與實物俱無佐證，是否受外來影響，今尚不明。
據《水經注》卷十六·谷水條：“其水又東，左合七裡澗，澗有石梁，即旅人橋。
橋去洛陽宮六七裡，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題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
”殆為“拱橋”最初之記載。
惟近歲洛陽發見周末韓君墓，墓門有石拱，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第一号《韓君墓發見略記》。
而旅順附近南山裡與朝鮮樂浪諸漢墓之羨門，皆有圓拱。
頗疑拱之用幹橋梁，或更早于晉太康七裡澗橋，未可知也。
“拱橋”之構材，用石者最多，磚甓者次之。
其種類依拱之形式，有五邊形拱、圓拱、瓣拱、平拱、尖拱、橢圓形拱、抛物線拱數種。
五邊形者（圖版7［乙］），似于石梁之下兩端再加斜撐，遂成此狀。
其性質位于“梁式之橋”與“拱橋”二者之間，與宋式城門類似。
疑為未有圓拱以前之構造法，而遺留于後日者。
圓拱之橋國内較為普通，其最長者當推明代周忱所建蘇州寶帶橋（圖版8［甲］，多至五十餘甕。
惟實例所示，圓拱之下用分水金剛牆與否，殊不一律。
北平官式建築圓拱橋之做法，見中國營造學社刊行之《營造算法》第九章《橋座做法》。
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