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軸柱橋述要（西安灞、浐、豐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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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
我國橋梁之種類就今日已知者，依其外觀及結構性質，可别為三類，曰：“梁式之橋”，曰：“拱橋”，曰：“繩橋”。
梁式之橋 “梁式之橋”在國内最為普通，其發達之期似亦較早。
唯秦以前典籍謂“橋”為“梁”，或“徒杠”，無橋之稱。
據《說文》：“梁，水橋也。
徒，步行也。
杠，橫木也。
”疑其始架木水上，橫亘如梁，若今鄉曲之獨木橋，僅供步行之用，故有是名（圖版1［甲］）。
後世之橋種類雖繁，然除“拱橋”、“繩橋”二種外，要皆自此簡單之木梁發達而成。
逮《史記》秦本紀載：“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橋”，乃“橋”字見于記載之始。
惜原文簡略，不審其為“徒杠”？抑其寬度足以濟車馬，如《孟子》所雲之“輿梁”？以《說文》“橋，水梁也”釋之，似其結構方法亦屬于“梁式之橋”。
圖版1［甲］ 浙江溪口橋 如前所述，“梁式之橋”，其出發點較為簡單。
然後世人文演進，橋之需要益繁。
每以材料之異同，與河身廣狹深淺，不一其度，緻橋之式樣随宜變化，日臻複雜。
其種類可得論舉者，大體可區為六種。
（一）木橋 “梁式之橋”最初殆為木構。
但木梁之長為材料強度所支配，不能過大。
故河面寬者勢必增加橋之間數，以補其缺點。
各間之間在未用石墩以前，殆結舟為“浮梁”，或立柱為架，以承受梁之兩端，使各間之梁銜接為一。
除“浮梁”另于下節叙述外，橋柱之種類，因構材不同，又有木柱、石柱二種之别。
以結構演進之順序言，橋之用木柱者，施工集料較為簡便，其發生時期亦應較早。
其次乃并用木、石二種之柱；然後始有純粹之石柱橋。
故疑《史記·蘇秦傳》所述“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乃指木柱之橋言也。
自是以後，文獻所載，曆代相沿，至于近世，猶未全廢。
如《唐三典》謂“天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及《舊唐書》、《新唐書》李昭德傳：“利涉橋歲為洛水沖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累石代柱。
”與《西安府志》載“廣濟橋，明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知縣王九臯重建。
造木橋長亘裡許，為百空，高三丈餘，闊二丈”，皆其最著者。
橋之兩側，飾勾欄者最為普通。
或更施榱棟，覆以亭或橋屋，形如閣道，往往見于宋、元人畫中（圖版1［乙］）。
亦有橋上設商廛，如南宋杭州豐樂橋，建樓其上，為朝士會飲之地。
流風所被，遂至“飛橋”、“拱橋”、“繩橋”等，亦類有橋屋，不能不謂為木橋之影響也。
惟現存實物屬此式者，多以木、石混合為之，其純粹用木柱、木梁而兼有橋屋者，為數較少矣。
圖版1［乙］ 故宮藏宋李嵩《水殿納涼圖》 （二）石橋 “梁式之橋”以石締構者，自石梁以下部分，有石柱與石墩二種不同之方式。
石柱之制，見《關中記》：“秦渭橋……北首，疊石水中，謂之石柱橋”；及《唐六典》：“天下……石柱之橋四，雒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
疑其式樣，系模仿木柱之橋，故稱石柱，而不雲石墩。
今山西太原晉祠聖母殿前之“魚沼飛梁”橋，即屬此式。
石墩之法，據《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徛”。
郭璞注曰：“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彴也”。
邢昺疏引《廣雅》，謂：“彴，步橋也”。
似其初山溪小澗，布石水中，以為步渡，尚無石梁之設。
今其法猶往往見于四川各處，殆即“彴”之遺制。
而雅州雅江橋（圖版2［甲］），盛鵝卵石于篾簍中以代墩，其性質位于彴與石墩之間，足為石墩發達過程中之參考。
至于石墩之使用，《水經注·穀水條》載洛陽建春門石橋銘文：“陽嘉四年（公元135年）乙酉壬申……使中谒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
”所雲“敦”，是否即“墩”之誤植，無由辯證。
其正式見于記載者，當以《元和志》：“洛陽天津橋建于隋大業間，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腳”為最先。
其後武後時，李昭德重修洛陽利涉橋，亦累石代柱，複銳其前以分水勢，遂開今日“分水金剛牆”之先河。
而宋太祖建隆間（公元960—962年），向拱治西京天津橋，甃巨石為腳，以鐵鼓絡石縱縫，太祖至降诏褒美，具見《宋史·河渠志》。
唯鐵鼓之法，前乎此者，曾見于隋李春所建趙縣大石橋，似非創于向拱。
但是橋無墩，其用于橋墩，或自拱始，未可知也。
故李、向二氏，于橋墩結構法之改善，厥功頗偉，不愧為巋然巨匠。
自此以後，石墩之法，遍用于“梁式之橋”與“拱橋”，而石柱用者漸稀，幾什不一睹矣。
圖版2［甲］ 四川雅州雅江橋（自鮑希曼《中國風景》轉載） 柱與墩上架石梁之法，自漢、晉以來亦已盛行。
如《初學記》載：“漢作灞橋，以石為梁”；與《水經注·穀水條》：“洛陽建春門石梁，治石工密”，其例不遑枚數。
今此式之橋因結構簡單，随處皆可發現（圖版2［乙］）。
其最巨者，當推宋蔡襄所建之泉州洛陽橋（圖版3［甲］），長三百六十餘丈，為國内首屈一指。
石梁之上更施橋屋者，應屬于木、石混合一類，另于下節述之。
圖版2［乙］ 四川漢州橋 圖版3［甲］ 福建泉州洛陽橋 （三）木、石混合橋 前節所述，秦、漢之際，已有石柱、石梁之橋，在我國橋梁史中，不可不謂為劃期之進展。
然石橋結構比較繁重，物力、人工俱難期其普及，于是随事實要求，又産生木、石混合之橋。
其最先見于紀錄者，為一橋之内混用木、石二種之柱。
如《關中記》載：“渭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
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
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謂之石柱橋。
董卓入關焚此橋。
”足征橋之石柱僅限于北首一處，其餘梁、柱仍為木構，故有董卓之焚。
今四川灌縣之竹索橋，即混用木柱與石墩于一橋之内。
其次則為石梁之上加木構之橋屋，如漢之灞橋以石為梁，見前述《初學記》。
而《漢書·王莽傳》載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灞橋焚，自東往西，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
莽惡之，更名長存橋。
則此石構橋身之上，必更有木造之結構或橋屋，故焚燒盡一晝夜，史籍以災稱也。
然此式之橋，除适用、美觀及經濟諸點外，亦有利用橋屋重量，以抵抗洪濤之沖擊者。
如《閩部疏》謂：“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坳細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棟，都極壯麗。
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奔，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即其一例。
他若易普通石柱為石軸式之柱，其上架木梁，鋪闆，築土，覆石，便車馬往來者，則有本文所述之普濟、灞、浐、豐四橋。
而川、黔、湘、閩諸省，多于山溪絕澗，結石為墩，施托木數層，架木梁其上（圖版3［乙］），頗類下述之飛橋。
或更于木梁上構築橋屋，宛如古之閣道，為狀甚美。
而簡單者，如頤和園之荇橋，僅覆亭其上（圖版4［甲］）。
其餘因地因材，随宜演變，式樣極多，在各種梁橋中，其支裔當推為最衆矣。
圖版3［乙］ 湖
梁式之橋 “梁式之橋”在國内最為普通，其發達之期似亦較早。
唯秦以前典籍謂“橋”為“梁”，或“徒杠”，無橋之稱。
據《說文》：“梁，水橋也。
徒，步行也。
杠，橫木也。
”疑其始架木水上，橫亘如梁，若今鄉曲之獨木橋，僅供步行之用，故有是名（圖版1［甲］）。
後世之橋種類雖繁，然除“拱橋”、“繩橋”二種外，要皆自此簡單之木梁發達而成。
逮《史記》秦本紀載：“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橋”，乃“橋”字見于記載之始。
惜原文簡略，不審其為“徒杠”？抑其寬度足以濟車馬，如《孟子》所雲之“輿梁”？以《說文》“橋，水梁也”釋之，似其結構方法亦屬于“梁式之橋”。
圖版1［甲］ 浙江溪口橋 如前所述，“梁式之橋”，其出發點較為簡單。
然後世人文演進，橋之需要益繁。
每以材料之異同，與河身廣狹深淺，不一其度，緻橋之式樣随宜變化，日臻複雜。
其種類可得論舉者，大體可區為六種。
（一）木橋 “梁式之橋”最初殆為木構。
但木梁之長為材料強度所支配，不能過大。
故河面寬者勢必增加橋之間數，以補其缺點。
各間之間在未用石墩以前，殆結舟為“浮梁”，或立柱為架，以承受梁之兩端，使各間之梁銜接為一。
除“浮梁”另于下節叙述外，橋柱之種類，因構材不同，又有木柱、石柱二種之别。
以結構演進之順序言，橋之用木柱者，施工集料較為簡便，其發生時期亦應較早。
其次乃并用木、石二種之柱；然後始有純粹之石柱橋。
故疑《史記·蘇秦傳》所述“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乃指木柱之橋言也。
自是以後，文獻所載，曆代相沿，至于近世，猶未全廢。
如《唐三典》謂“天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及《舊唐書》、《新唐書》李昭德傳：“利涉橋歲為洛水沖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累石代柱。
”與《西安府志》載“廣濟橋，明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知縣王九臯重建。
造木橋長亘裡許，為百空，高三丈餘，闊二丈”，皆其最著者。
橋之兩側，飾勾欄者最為普通。
或更施榱棟，覆以亭或橋屋，形如閣道，往往見于宋、元人畫中（圖版1［乙］）。
亦有橋上設商廛，如南宋杭州豐樂橋，建樓其上，為朝士會飲之地。
流風所被，遂至“飛橋”、“拱橋”、“繩橋”等，亦類有橋屋，不能不謂為木橋之影響也。
惟現存實物屬此式者，多以木、石混合為之，其純粹用木柱、木梁而兼有橋屋者，為數較少矣。
圖版1［乙］ 故宮藏宋李嵩《水殿納涼圖》 （二）石橋 “梁式之橋”以石締構者，自石梁以下部分，有石柱與石墩二種不同之方式。
石柱之制，見《關中記》：“秦渭橋……北首，疊石水中，謂之石柱橋”；及《唐六典》：“天下……石柱之橋四，雒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
疑其式樣，系模仿木柱之橋，故稱石柱，而不雲石墩。
今山西太原晉祠聖母殿前之“魚沼飛梁”橋，即屬此式。
石墩之法，據《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徛”。
郭璞注曰：“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彴也”。
邢昺疏引《廣雅》，謂：“彴，步橋也”。
似其初山溪小澗，布石水中，以為步渡，尚無石梁之設。
今其法猶往往見于四川各處，殆即“彴”之遺制。
而雅州雅江橋（圖版2［甲］），盛鵝卵石于篾簍中以代墩，其性質位于彴與石墩之間，足為石墩發達過程中之參考。
至于石墩之使用，《水經注·穀水條》載洛陽建春門石橋銘文：“陽嘉四年（公元135年）乙酉壬申……使中谒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
”所雲“敦”，是否即“墩”之誤植，無由辯證。
其正式見于記載者，當以《元和志》：“洛陽天津橋建于隋大業間，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腳”為最先。
其後武後時，李昭德重修洛陽利涉橋，亦累石代柱，複銳其前以分水勢，遂開今日“分水金剛牆”之先河。
而宋太祖建隆間（公元960—962年），向拱治西京天津橋，甃巨石為腳，以鐵鼓絡石縱縫，太祖至降诏褒美，具見《宋史·河渠志》。
唯鐵鼓之法，前乎此者，曾見于隋李春所建趙縣大石橋，似非創于向拱。
但是橋無墩，其用于橋墩，或自拱始，未可知也。
故李、向二氏，于橋墩結構法之改善，厥功頗偉，不愧為巋然巨匠。
自此以後，石墩之法，遍用于“梁式之橋”與“拱橋”，而石柱用者漸稀，幾什不一睹矣。
圖版2［甲］ 四川雅州雅江橋（自鮑希曼《中國風景》轉載） 柱與墩上架石梁之法，自漢、晉以來亦已盛行。
如《初學記》載：“漢作灞橋，以石為梁”；與《水經注·穀水條》：“洛陽建春門石梁，治石工密”，其例不遑枚數。
今此式之橋因結構簡單，随處皆可發現（圖版2［乙］）。
其最巨者，當推宋蔡襄所建之泉州洛陽橋（圖版3［甲］），長三百六十餘丈，為國内首屈一指。
石梁之上更施橋屋者，應屬于木、石混合一類，另于下節述之。
圖版2［乙］ 四川漢州橋 圖版3［甲］ 福建泉州洛陽橋 （三）木、石混合橋 前節所述，秦、漢之際，已有石柱、石梁之橋，在我國橋梁史中，不可不謂為劃期之進展。
然石橋結構比較繁重，物力、人工俱難期其普及，于是随事實要求，又産生木、石混合之橋。
其最先見于紀錄者，為一橋之内混用木、石二種之柱。
如《關中記》載：“渭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
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
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謂之石柱橋。
董卓入關焚此橋。
”足征橋之石柱僅限于北首一處，其餘梁、柱仍為木構，故有董卓之焚。
今四川灌縣之竹索橋，即混用木柱與石墩于一橋之内。
其次則為石梁之上加木構之橋屋，如漢之灞橋以石為梁，見前述《初學記》。
而《漢書·王莽傳》載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灞橋焚，自東往西，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
莽惡之，更名長存橋。
則此石構橋身之上，必更有木造之結構或橋屋，故焚燒盡一晝夜，史籍以災稱也。
然此式之橋，除适用、美觀及經濟諸點外，亦有利用橋屋重量，以抵抗洪濤之沖擊者。
如《閩部疏》謂：“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坳細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棟，都極壯麗。
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奔，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即其一例。
他若易普通石柱為石軸式之柱，其上架木梁，鋪闆，築土，覆石，便車馬往來者，則有本文所述之普濟、灞、浐、豐四橋。
而川、黔、湘、閩諸省，多于山溪絕澗，結石為墩，施托木數層，架木梁其上（圖版3［乙］），頗類下述之飛橋。
或更于木梁上構築橋屋，宛如古之閣道，為狀甚美。
而簡單者，如頤和園之荇橋，僅覆亭其上（圖版4［甲］）。
其餘因地因材，随宜演變，式樣極多，在各種梁橋中，其支裔當推為最衆矣。
圖版3［乙］ 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