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文為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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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師道《後山詩話》雲：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說韓愈（退之）以文為詩，原不始于陳師道，釋惠洪《冷齋夜話》二雲：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澤，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
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瞻，然終不是詩。
”吉甫曰：“詩正當如是。
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
” “以文為詩”一語似乎比“押韻之文”一語更清楚些，所以這裡先引了《後山詩話》。
這個詩文分界的問題，是宋人提出的，也是宋人讨論的最詳盡。
劉克莊、嚴羽的意見可為代表。
劉說： 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仿佛風人之萬一，餘竊惑焉。
或古詩出于情性，發必善；今詩出于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
（《後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六，《韓隐君詩序》） 又說：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
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
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緻，或負材力，或呈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
（同上九十四，《竹溪詩序》） 嚴也說：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
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為也；蓋于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
（《滄浪詩話·詩辨》） 他們都是以風詩為正宗的。
到了明代的李夢陽，他更進一步，主張五言古詩以漢、魏、六朝為宗，七言古詩以樂府及盛唐為宗，近體全以盛唐為宗。
他給詩立了定格，建了正統。
他的詩的影響不過一時，但他的詩格論的影響不是一時的；後來雖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卻并沒有能夠搖動他的基礎。
它的基礎是在“吟詠情性”（《詩大序》）“溫柔敦厚”（《禮記·經解》）那些話和“選體”的五言詩上頭。
為什麼到了宋代才有詩文分界的問題呢？這有很長的曆史。
原來古代隻有詩和史的分别（見聞一多先生《歌與詩》），古代所謂“文”，包括這兩者而言。
此外有“辭”、“言”、“語”。
“辭”如春秋的辭令，戰國的說辭。
“語”如《論語》《國語》。
“言”呢，諸子大都是記言之作。
但這些都沒有明劃的分界。
詩與史相混，從《雅》《頌》可見。
詩、史、辭和言、語相混，從《老子》《莊子》等書内不時夾雜着韻語可見。
至于漢代稱為《楚辭》的屈、宋諸作，不用說更近于詩了。
漢代是個賦的時代；那時所謂“文”或“文章”便指賦而言。
漢代又是個樂府時代；假如賦可以說是霸主，樂府便是附庸了。
樂府是詩，賦也可以說是詩，班固《兩都賦序》第一句便說，“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劉歆《七略》也将詩賦合為一目。
賦出于《楚辭》和《荀子》的《賦篇》，性質多近于詩的《雅》《頌》；以頌美朝廷，描寫事物為主。
抒情的不多。
晉以後的發展，才漸漸專向抒情一路，到六朝為極盛。
按現在說，漢賦裡可以說是散文比詩多。
所謂骈體實在是賦的支與流裔，而骈體按我們說，也是散文的一部分。
這可見出賦的散文性是多麼大。
賦是詩與散文的混合物，那麼，漢人所謂“文”或“文章”，也是詩與散文的混合物了。
樂府以叙事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
它發展到漢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詩。
可是純粹的抒情的五言詩，是成立在魏、晉間的阮籍的手裡；他的意境卻幾乎全是《楚辭》的影響。
魏、晉、六朝是骈體文和五言詩的時代；但這時代還隻有“文”“筆”的分别，沒有“詩”“文”的分别。
“有韻者文”，“無韻者筆”，是當時的“常言”（《文心雕龍·總術篇》）。
賦和詩都是“文”，和漢人意見其實一樣。
另一義卻便不同：有對偶、諧聲的抒情作品是“文”，骈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是“筆”（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
這個說法還得将詩和賦都包括在“文”裡，不過加上骈體的一部分罷了。
這時代也将“詩”“筆”對稱，所謂“筆”還隻指骈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一部分抒情的骈體不在内，和後來“詩”“文”的分别是不同的。
唐代的詩有了劃時代的發展，所以當時人特别強調“詩”“筆”的分别；
說韓愈（退之）以文為詩，原不始于陳師道，釋惠洪《冷齋夜話》二雲：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澤，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
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瞻，然終不是詩。
”吉甫曰：“詩正當如是。
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
” “以文為詩”一語似乎比“押韻之文”一語更清楚些，所以這裡先引了《後山詩話》。
這個詩文分界的問題，是宋人提出的，也是宋人讨論的最詳盡。
劉克莊、嚴羽的意見可為代表。
劉說： 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仿佛風人之萬一，餘竊惑焉。
或古詩出于情性，發必善；今詩出于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
（《後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六，《韓隐君詩序》） 又說：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
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
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緻，或負材力，或呈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
（同上九十四，《竹溪詩序》） 嚴也說：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
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為也；蓋于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
（《滄浪詩話·詩辨》） 他們都是以風詩為正宗的。
到了明代的李夢陽，他更進一步，主張五言古詩以漢、魏、六朝為宗，七言古詩以樂府及盛唐為宗，近體全以盛唐為宗。
他給詩立了定格，建了正統。
他的詩的影響不過一時，但他的詩格論的影響不是一時的；後來雖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卻并沒有能夠搖動他的基礎。
它的基礎是在“吟詠情性”（《詩大序》）“溫柔敦厚”（《禮記·經解》）那些話和“選體”的五言詩上頭。
為什麼到了宋代才有詩文分界的問題呢？這有很長的曆史。
原來古代隻有詩和史的分别（見聞一多先生《歌與詩》），古代所謂“文”，包括這兩者而言。
此外有“辭”、“言”、“語”。
“辭”如春秋的辭令，戰國的說辭。
“語”如《論語》《國語》。
“言”呢，諸子大都是記言之作。
但這些都沒有明劃的分界。
詩與史相混，從《雅》《頌》可見。
詩、史、辭和言、語相混，從《老子》《莊子》等書内不時夾雜着韻語可見。
至于漢代稱為《楚辭》的屈、宋諸作，不用說更近于詩了。
漢代是個賦的時代；那時所謂“文”或“文章”便指賦而言。
漢代又是個樂府時代；假如賦可以說是霸主，樂府便是附庸了。
樂府是詩，賦也可以說是詩，班固《兩都賦序》第一句便說，“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劉歆《七略》也将詩賦合為一目。
賦出于《楚辭》和《荀子》的《賦篇》，性質多近于詩的《雅》《頌》；以頌美朝廷，描寫事物為主。
抒情的不多。
晉以後的發展，才漸漸專向抒情一路，到六朝為極盛。
按現在說，漢賦裡可以說是散文比詩多。
所謂骈體實在是賦的支與流裔，而骈體按我們說，也是散文的一部分。
這可見出賦的散文性是多麼大。
賦是詩與散文的混合物，那麼，漢人所謂“文”或“文章”，也是詩與散文的混合物了。
樂府以叙事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
它發展到漢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詩。
可是純粹的抒情的五言詩，是成立在魏、晉間的阮籍的手裡；他的意境卻幾乎全是《楚辭》的影響。
魏、晉、六朝是骈體文和五言詩的時代；但這時代還隻有“文”“筆”的分别，沒有“詩”“文”的分别。
“有韻者文”，“無韻者筆”，是當時的“常言”（《文心雕龍·總術篇》）。
賦和詩都是“文”，和漢人意見其實一樣。
另一義卻便不同：有對偶、諧聲的抒情作品是“文”，骈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是“筆”（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
這個說法還得将詩和賦都包括在“文”裡，不過加上骈體的一部分罷了。
這時代也将“詩”“筆”對稱，所謂“筆”還隻指骈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一部分抒情的骈體不在内，和後來“詩”“文”的分别是不同的。
唐代的詩有了劃時代的發展，所以當時人特别強調“詩”“筆”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