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文為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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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有“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的句子，杜牧有“杜詩韓筆愁來讀”（讀《杜韓詩集》）的句子，可見唐一代都隻注意這一個分别。
杜牧稱韓愈的散體為“筆”，似乎隻看作著述，不以“文”論。
韓愈和他的弟子們卻稱那種散體為“古文”；韓創作那種散體古文，想取骈體而代之，也是劃時代。
他的努力是将散體從“筆”升格到“文”裡去，所以稱為“古文”；他所謂“文”，似乎将詩、賦、骈體、散體，都包括在内，一面卻有意揚棄了“筆”的名稱。
唐人連韓愈和他的追随者在内，都還沒有想到詩文的對立上去。
宋代古文大盛，散體成了正宗。
骈體不論是抒情的應用的，也都附在散體裡，統于“文”這一個名稱之下。
王應麟《困學紀聞》有評應用文（骈體居大多數）的，所以别出。
王雖分評，卻都稱為“文”；這個“文”的涵義，正是韓愈的理想的實現。
這樣，“筆”既并入“文”裡，“文筆”“詩筆”的分别，自然不切用了，于是詩文的分别便應運代興。
詩文的分别看來似乎容易，似乎隻消說“有韻者詩，無韻者文”就成了。
可是不然。
宋人便将賦放在文裡，《困學紀聞》“評文”前卷裡有評辭賦的話，王應麟卻不收在那“評詩”一卷裡。
宋人将詩從文裡分出，卻留着辭賦，似乎自己找麻煩，但一看當時“文體”的賦（如蘇轼《赤壁賦》等）的發展，便知道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成立了詩文對立的局勢，而二者的分别又不在韻腳的有無上，所以有許多争議；篇首所引，是代表的例子。
争議雖多，共同的傾向卻很顯明，那就是風詩正宗。
蘇轼和朱熹都緻慨于唐詩的變古，以為古人的“高風”“遠韻”從唐代已經衰歇不存（蘇《書黃子思詩集後》，朱《答鞏仲至書》第四、第五）。
這正是風詩正宗的意思。
蘇轼自己便是個變古的人，也說出這樣的話，可見這主張不是少數人或一時代的私見，它是有來曆的。
《詩大序》說詩是“吟詠情性”的，《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是“詩教”。
這裡面雖含着政教的意味，史的意味，但《三百篇》中風詩及準風詩的《小雅》既占了大多數，宋代又是經學解放的時代，當時人不管注疏裡史的解釋，隻将自己讀風詩的印象去印證那兩句話，而以含蓄蘊藉的抒情詩為正宗，也是自然的。
再說還有選體詩作他們有力的例子。
選體詩的意境是繼承《楚辭》的抒情的傳統的。
東晉時老、莊的哲學雖然一度侵入詩裡，但因為隻是抄襲陳言，别無新義，不久就“告退”了（《文心雕龍·明詩》）。
抒情詩的傳統這樣建立起來，足為“吟詠情性”和“溫柔敦厚”兩句話張目。
不過選體詩變為唐詩，到了宋代，一個新傳統又建立起來了。
這裡發展了一類“沉着痛快”之作，或抒情，或描寫，或叙事，或議論，不盡合于那兩句古話，可是事實上是有許多人愛作有許多人愛讀的詩。
舊傳統壓不倒新傳統，隻能和它并存着。
好古的人至多隻能說舊的是“正”，新的是“變”，像蘇轼便是的；或者說新的比舊的次些，像朱熹便是的，但不能不承認那些“沉着痛快”之作也是詩。
再說蘇轼雖然向慕那“高風”“遠韻”，他自己卻還在開辟着“變”的路；這大約是所謂“窮則變”，也是不得不然。
劉克莊也還是走的“變”的路。
嚴羽是走“正”路了，但是不成家數。
他說“近代諸公”的詩不是詩，卻将“沉着痛快”的詩和“優遊不迫”（即“溫柔敦厚”）的詩并列為詩的兩大類，可見也不能完全脫離時代的影響。
沈括（存中）說韓愈的詩隻是“押韻之文”，不是詩；陳師道說韓“以文為詩”，不是詩的本色。
陳的意思和後來的朱熹大約差不多，沈說卻比較激切，所以引起全然相反的意見。
劉克莊說和沈說一樣。
原來宋以前詩文的界劃本不分明，也不求分明，沈、陳、劉，以當時的觀念去評量前代，是不公道的。
況且韓愈的詩，本于《雅》《頌》和樂府，也不是憑空而來；按宋代說，固可以算他“以文為詩”，按唐代說，他的詩之為詩，原是不成問題的。
宋人的風詩正宗論卻大大的影響了元、明兩代，一面也是這兩代散體古文的發展使詩文的分界更見穩定的緣故。
李夢陽的各體詩定格說正是時勢使然。
但姑不論他的剽竊的作
杜牧稱韓愈的散體為“筆”，似乎隻看作著述，不以“文”論。
韓愈和他的弟子們卻稱那種散體為“古文”；韓創作那種散體古文，想取骈體而代之，也是劃時代。
他的努力是将散體從“筆”升格到“文”裡去，所以稱為“古文”；他所謂“文”，似乎将詩、賦、骈體、散體，都包括在内，一面卻有意揚棄了“筆”的名稱。
唐人連韓愈和他的追随者在内，都還沒有想到詩文的對立上去。
宋代古文大盛，散體成了正宗。
骈體不論是抒情的應用的，也都附在散體裡，統于“文”這一個名稱之下。
王應麟《困學紀聞》有評應用文（骈體居大多數）的，所以别出。
王雖分評，卻都稱為“文”；這個“文”的涵義，正是韓愈的理想的實現。
這樣，“筆”既并入“文”裡，“文筆”“詩筆”的分别，自然不切用了，于是詩文的分别便應運代興。
詩文的分别看來似乎容易，似乎隻消說“有韻者詩，無韻者文”就成了。
可是不然。
宋人便将賦放在文裡，《困學紀聞》“評文”前卷裡有評辭賦的話，王應麟卻不收在那“評詩”一卷裡。
宋人将詩從文裡分出，卻留着辭賦，似乎自己找麻煩，但一看當時“文體”的賦（如蘇轼《赤壁賦》等）的發展，便知道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成立了詩文對立的局勢，而二者的分别又不在韻腳的有無上，所以有許多争議；篇首所引，是代表的例子。
争議雖多，共同的傾向卻很顯明，那就是風詩正宗。
蘇轼和朱熹都緻慨于唐詩的變古，以為古人的“高風”“遠韻”從唐代已經衰歇不存（蘇《書黃子思詩集後》，朱《答鞏仲至書》第四、第五）。
這正是風詩正宗的意思。
蘇轼自己便是個變古的人，也說出這樣的話，可見這主張不是少數人或一時代的私見，它是有來曆的。
《詩大序》說詩是“吟詠情性”的，《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是“詩教”。
這裡面雖含着政教的意味，史的意味，但《三百篇》中風詩及準風詩的《小雅》既占了大多數，宋代又是經學解放的時代，當時人不管注疏裡史的解釋，隻将自己讀風詩的印象去印證那兩句話，而以含蓄蘊藉的抒情詩為正宗，也是自然的。
再說還有選體詩作他們有力的例子。
選體詩的意境是繼承《楚辭》的抒情的傳統的。
東晉時老、莊的哲學雖然一度侵入詩裡，但因為隻是抄襲陳言，别無新義，不久就“告退”了（《文心雕龍·明詩》）。
抒情詩的傳統這樣建立起來，足為“吟詠情性”和“溫柔敦厚”兩句話張目。
不過選體詩變為唐詩，到了宋代，一個新傳統又建立起來了。
這裡發展了一類“沉着痛快”之作，或抒情，或描寫，或叙事，或議論，不盡合于那兩句古話，可是事實上是有許多人愛作有許多人愛讀的詩。
舊傳統壓不倒新傳統，隻能和它并存着。
好古的人至多隻能說舊的是“正”，新的是“變”，像蘇轼便是的；或者說新的比舊的次些，像朱熹便是的，但不能不承認那些“沉着痛快”之作也是詩。
再說蘇轼雖然向慕那“高風”“遠韻”，他自己卻還在開辟着“變”的路；這大約是所謂“窮則變”，也是不得不然。
劉克莊也還是走的“變”的路。
嚴羽是走“正”路了，但是不成家數。
他說“近代諸公”的詩不是詩，卻将“沉着痛快”的詩和“優遊不迫”（即“溫柔敦厚”）的詩并列為詩的兩大類，可見也不能完全脫離時代的影響。
沈括（存中）說韓愈的詩隻是“押韻之文”，不是詩；陳師道說韓“以文為詩”，不是詩的本色。
陳的意思和後來的朱熹大約差不多，沈說卻比較激切，所以引起全然相反的意見。
劉克莊說和沈說一樣。
原來宋以前詩文的界劃本不分明，也不求分明，沈、陳、劉，以當時的觀念去評量前代，是不公道的。
況且韓愈的詩，本于《雅》《頌》和樂府，也不是憑空而來；按宋代說，固可以算他“以文為詩”，按唐代說，他的詩之為詩，原是不成問題的。
宋人的風詩正宗論卻大大的影響了元、明兩代，一面也是這兩代散體古文的發展使詩文的分界更見穩定的緣故。
李夢陽的各體詩定格說正是時勢使然。
但姑不論他的剽竊的作